揭祕對百團大戰的評價為何大起大落？

1940年8月，八路軍在華北敵後（不含山東）對日軍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破襲戰役。戰役開始後，投入的部隊迅速增加到105個團，故被稱為「百團大戰」。這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所進行的一次最大的戰役，它使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軍遭到了空前沉重的打擊，取得了輝煌戰果。

然而，多年來這樣一次曾受到國內外反法西斯陣線讚譽的百團大戰，竟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爭議最多的軍事戰役之一，對它的評價亦大起大落。其歷史教訓是很值得總結的，對此作進一步探討，澄清有關是非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對「百團大戰」評價的大起大落

對於百團大戰的爭議，並非一開始就有，其變化過程大致為：在戰役進行時及其後一段時間，較為普遍的是讚揚和肯定。從延安整風後期至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華北座談會上，對百團大戰的看法起了較大的變化，華北座談會上對彭德懷的批評就開始過火。到了建國後的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評價出現了質的變化，已經上綱為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問題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對百團大戰的評價重新進人了一個正常的討論時期。

引發爭議的問題及其原因是複雜的。

就戰役本身提出的問題，撮其要者，其一是涉及到組織紀律性的問題，即組織這次戰役事先是否經過中央批准；其二是涉及到對當時的形勢估計是香錯誤，從而也就引出組織百團大戰帶來了嚴重不良後果，以及有無必要組織這次戰役的問題；其三是涉及到百團大戰是否違揹我軍的戰略方針問題，其四是涉及到戰役指揮上的得失問題。

然而，造成對這一戰役評論上的大起大落，乃至發生質的變化，則是由於政治風雲的變幻，隨著這一戰役主要發起者和指揮者彭德懷政治上的沉浮，對百團大戰評價也就褒貶不一。由於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精神遭到踐踏，留給我們的歷史教訓是慘重的。

對於華北敵後抗戰，毛澤東早年是充分予以肯定的。例如，1945年春彭德懷向毛擇東彙報時說，華北抗戰基本上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毛澤東說：是執行了正確路線，而不是什麼基本上。的確，憑心而論，除了抗戰初期出現過一些小的彎路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軍隊在華北所創造的自建軍以來最大的局面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當然也有彭德懷的一份貢獻。而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卻新帳老帳一起算，他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來彭和他31年的關係形容為三七開，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當然，彭和許多人一樣，一生中也不可能不做錯事，不犯一點錯誤。比如，1958年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反教條主義，錯誤地整劉伯承元帥和粟裕、蕭克等將領，彭作為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有責任的。但是，毛澤東實際上是將此事劃在「三分合作」裡面的，反而將彭在華北敵後抗日的工作劃在「七分不合作」的範圍內了。他說：王明右傾投降路線危害了兩年多，「那時候，新四軍在項英手上，八路軍在彭德懷手上，"；指責彭在抗戰時搞「獨立王國」，說彭對他除有些時候外，「整個八年抗戰是不合作的」。毛澤東定下的調子，在當時黨內民主遭到破壞，已形成「一言堂」的情況下，就為廬山會議算歷史舊帳，否定彭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功績以及批判彭發動百團大戰重新開了綠燈。這時，林彪也當著毛澤東的面煽風點火，說：「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意即反對毛主席的遊擊戰方針），毛當時立即就批評：「當時打大戰的觀念轉不過來。」於是，廬山會議上羣起而攻之，百團大戰就成為彭的重要罪狀之一，如打百團大戰是無組織無紀律，是在抗戰戰略方針上反對毛主席，等等。在廬山會議後的幾年，有的黨史讀物由於沒有迴避掉彭德懷的名字，就被定為「毒草」,更不要說客觀評價百團大戰了。到了「文革」期間，更上綱到什麼「階級投降主義」、「為了維護蔣介石的統治」、「引起蔣介石搞了皖南事變」等等，荒誕無稽的惡毒攻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史學研究領域也如沐春風，關於百團大戰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僅推翻了對百團大戰的種種歪曲誣衊和不實之詞，而且在史料的發掘和研究的深度上有了新的進展。人們在完全正常的學術研究的氣氛中，繼續討論著百團大戰中的問題，諸如到底是「得大於失」，還是「失大於得」，乃至該不該舉行這樣的戰役等等。這也說明，關於百團大戰這樁歷史公案中的一些原則問題，仍有進一步討論和澄清的必要。

　聶榮臻說：要下功夫孤立敵人的「點」，不讓它通過「線」擴大成「面」；劉伯承、鄧小平說：要打破「囚籠」政策，面向交通戰

發動百團大戰的決策背景，還得從1939年談起。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日軍便逐步把作戰重點轉向華北敵後根據地。為了便於將有限而分散的兵力集中起來快速機動，1939年春夏，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就指出：敵人由於兵力不足，只能據守一些城鎮和修築大批碉堡，控制若干個「點」，然後通過控制交通要道，把「點」連成「線」，再由「線」擴展到控制「面」，把整個「面」掌握起來。我們對付敵人「點」、「線，" .「面」的結合，就是要下功夫孤立它的「點」，不讓它通過「線」擴大成「面」，它就無計可施了。1939年秋，新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加緊在佔領區內修路築堡，企圖用「點」（據點、碉堡）和「線」（鐵路、公路）的連接，將我大塊抗日根據地分割成小塊，嚴密加以封鎖，然後分頭喫掉。多田駿所推行的這種「囚籠政策」確實也給我軍民帶來日益增加的困難，尤其是晉冀豫抗日根據地首當其衝。因此，活動在晉冀豫的八路軍一二九師將對敵鬥爭的中心轉向全面開展對交通的破擊。劉伯承師長曾作過這樣的比喻：敵人要用鐵路作柱，公路作鏈，據點作鎖，造成一個「囚籠」，想把我們軍民裝進去，凌遲處死。我們對付敵人的陰謀就是要進行交通破擊戰，他修我破。為此，一二九師制定了主力軍、地方軍和廣大人民羣眾相結合，展開交通鬥爭，反擊日寇「囚籠政策」的具體方針。經鄧小平政委建議，師部還提出了「面向交通戰」的口號，我軍實行交通戰的方針更加深人人心。

從1939年冬起至1940年夏，一二九師在晉冀豫區發動的大規模交通破襲戰役有四次之多。其中，1940年5月對白晉鐵路（從太谷的白圭鎮至晉城）的破襲，是百團大戰開始之前我軍發動的一次影響最大的交通破襲戰，它使這條正在修築的、分割我太行和太嶽兩區聯繫的部分線路遭到嚴重破壞，並大大延緩了其修路計劃。八路軍總部曾兩次致電一二九師予以嘉獎。在1940年，該師同敵人進行過1400餘次戰鬥，其中交通戰次數約佔60 %，從而為全華北進一步開展交通破擊、打破敵人的封鎖提供了寶貴經驗。

朱德、彭德懷與各位將領早就醞釀並取得共識：打一場交通大破襲戰

根據華北敵情，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以下簡稱前總）對開展敵後交通鬥爭非常關切，經常要求華北各根據地總結破路的經驗，並指出：交通戰已成為華北敵我戰略上以及整個反「掃蕩」戰的重要部分，是長期的艱巨的鬥爭。從1939年冬至次年春，朱德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曾兩次醞釀過對日軍實施一次大規模的總破襲戰，而且作出過相應的部署，只是由於國民黨頑固派在華北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使計劃暫時擱置起來。1940年4月下旬，朱德離開華北前總返回延安，前方的工作由彭德懷主持，左權副參謀長協助。隨後，彭德懷和左權曾同一二九師和晉察冀軍區的領導繼續醞釀組織大破襲戰役問題，得到了劉伯承、鄧小平、聶榮臻等的一致贊同，並確定把大破襲的重點放在正太鐵路線上。這條鐵路橫穿太行山脈，沿線有天險娘子關和華北的重要燃料基地陽泉、井隆煤礦，又是敵人連接冀晉兩省的交通命脈，敵人守備雖然相當嚴密，但兵力配置較為分散，只要我軍部署得當，集中優勢兵力實施突然打擊，完全可能重創日寇，並使鐵路遭到嚴重破壞，並能使我各戰略區的聯繫得到改善。大破襲戰的決策就這樣基本確定下來了。

到了6月間，出現了日軍向西調動的跡象，並傳聞日軍將於8月進攻西安。7月上旬，中共中央連續發出《為抗戰三週年紀念對時局宣言》和《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指出當時時局中空前的投降危險，為了爭取時局好轉，必須繼續擴大與鞏固人民軍隊，而「擴大的方向是敵人佔領區域」。八路軍首長認真研究了中央兩個文件的指示精神，決心儘快組織對以正太路為重點的大破襲戰役，並再次就近徵求了部隊領導的意見。劉伯承。鄧小平聽了前總對戰役的設想之後。欣然贊同，並立即研究了戰役的籌備工作。至此。發動華北大破襲戰的決策正式形成。

7月22日，前總下達了《關於破擊正太路戰役的預備命令》。並同時上報中央軍委。17天之後。8月8日前總又下達了《戰役行動命令》，進行戰設部署與分工。並規定8月20日為發動攻擊的日期。這一文件也同時上報了軍委。

　這一重大作戰部署上報以後，延安未作出反應，責任不在彭德懷

前總發動百團大戰是否存在違反組織紀津的問題？

多年來流行過種種說法，有的指責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如「文革」中說彭德懷是背著中央和毛主席擅自發動百團大戰的。從查到的歷史檔案證明。前總7月22日下達的戰役傾備命令原文的抬頭就寫著「聶、賀、關、劉、鄧並報軍委」。而且，從查到的發至延安的電報收文原件看，當天即已抄呈毛澤東、王稼祥、朱德、洛甫等10餘位領導人，這就證明電報井未翻發漏送。此後，前總的戰役行動命令。以至戰役發起後每天編髮的戰報。也都用電報同時上報了中央軍委。因此，率先不請示報告之說是根本不存在的。

有些論者指出。戰役發動之前確實報告過軍委的，但是上報之後不等軍委正式批准就發動戰役。這終究是組織紀律上的缺點錯誤。

我認為這也不能歸咎於彭德懷。

因為，第一次上報軍委的時間是7月22日，如果是象彭德懷在「文革」俘遭隔離審查期間所誤記的那樣，提前於7月下旬就發動了戰役。那當然是不對的：因為軍委接到電報後需要有研究時間。但事實上，戰役開始時間並未提前，晉察冀軍區。一二0師、一二九師三個參戰集團是同時於8月20日晚8時發起攻擊的。這個時間是8月8日前總的《戰役行動命令》中作出的規定。這就是說。從第一次上報軍委至戰役開始，將近有一個月時間。延安未作任何指示，這是很反常的。眾所周知，毛譯東的工作作風一貫雷厲風行，勤於政事，經常徹夜不眠親自審批文件起草指示電報。怎麼會忽略這樣一件重要事情呢？

這裡不妨舉一個例子：就在百團大戰還未結束時，中原局書記劉少奇於11月底在蘇北曹甸地區組織了一次旨在消滅韓德勤。徹底解決蘇北問題的戰役。在戰役發起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接到報告後。迅速回電錶示了不同意見。此後延安與蘇北之間來往磋商的電報相當頻繁。這仗最後還是按劉的意見打了並因久攻不下而撤出戰鬥。以這兩次相隔不久的戰役來比較。何以軍委對華北的戰役事先就不表態呢？如果定要作什麼分析的話，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蘇北戰役是反頑戰役。政策性強。而百團大戰是打日寇。戰略區的負貴人有權部署，軍委不表態就是沒有不同意見。

結論是：前總在組織紀律上是沒有錯誤的。

　發動戰役的決策主要方面是正確的

有的觀點認為，發動百團大故的決策依據不足，從後果看也沒有達到瑣期目的。因此沒有必要舉行這一故役。而首先是對形勢估計有誤。日軍要進攻西北之說純屬遙言。

其實，發動百團大戰的主要依側只有兩個方面，其一是要打破敵人的「囚籠政策」，鞏固華北抗日根據地；其二是要打亂敵人的戰略部署和誘降陰謀，制止國內出現的妥協投降傾內。爭取時局好轉。關於打破敵人的「囚籠政策」，是八路軍領導人最早、最直接的感受。所以早在1940年春天就己基本確定下來要打這一場戰役。聶榮臻在回憶錄中也明確指出：「就是這一次，商定了對正太路進行大規模破襲戰的問題」。這就證明，打破「囚籠政策」，是發動這次戰役決策的最直接的背景和最主要的依據。

關於後一個依據，即全國抗日形勢出現嚴重危機問題，當時中共中央指出的「空前的投降危險」並非危言聳聽。5月以來，日空軍連續三個月對重慶施行猛烈轟炸、宜昌失守（6月12日）、法國戰敗投降（6月22日）、英國屈服於日本的壓力開始封鎖滇緬路（7月18日），國際軍援物資的運輸通道被切斷，這一連串事態使蔣介石頗為恐慌。六七月間，日本侵華派遣軍的代表與重慶政府的代表在香港、澳門進行的「和談」進入緊鑼密鼓階段，並就舉行蔣介石、汪精衛、板垣徵四郎（日本侵略軍總參謀長）三人會談一事達成了初步一致的意見，隨後，日蔣雙方還為板垣赴長沙與蔣商談「停戰」問題交換了備忘錄。後來，日本方面是這樣評論這一段日蔣關係歷史的：「這樣，在1940年6月中旬以後約一個月的期間，曾經是事變行將解決，日中兩國最接近的一剎那。」「中共察覺到日中進行和談的危機，突然發動了『百團大戰』。」（以上引自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著《中國事變陸軍作戰》）這些事實，難道還不足以說明當時妥協投降傾向已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嗎？

以上所述的兩個方面，是戰役決策的兩個基本點，是決策的主要依據。至於敵人進攻西安的傳聞，沒有成為事實。前總下達戰役預備命令時雖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但也只是從屬於制止投降、力爭時局好轉這一方針的，並非是發動戰役的主要依據。而且，這一情報是來源於延安和重慶（直至9月中央發出的指示中仍在強調），前總在命令中談到形勢時也只是說有這種可能而已。

由此可見，前總組織大破襲戰役的決策依據是正確的，其主要方面是符合實際的。

　　輝煌的戰績，巨大的影響

1940年8月20日晚，震驚中外的華北大破襲戰拉開了序幕。按照前總的部署，三個參戰集團在任務上作了分工。在重點交通線正太路上，晉察冀軍區負責東段（平定縣以東）；一二九師負責西段，一二O師以部分兵力直接配合。在這一重點方向上，前總命令中規定應不少於22個團，其他各線的破襲則由上述三個作戰集團自行組織兵力同時進行，以配合正太線的作戰。其中包括北寧線、津浦路北段、平漢線北段、同蒲路北段、德石路、白晉路、臨屯公路、汾離公路等。由於對正太路以外的各線作戰任務，前總授權由各集團自行部署，因此計劃中的兵力總數當然要大大超過22個團了。這一點，前總的命令中講得很清楚，有的批評說原定22或23個團，一下子變成了百團大戰，這種理解顯然是不全面的，

百團大戰第一階段（8月20日至9月10日）主要是對正太鐵路及其他交通線實行總破襲戰。由於我軍行動突然而迅速，作戰英勇頑強，敵人倉促應戰，損失慘重。正太路的各項設施遭到嚴重破壞，尤其是西段陷於癱瘓，其他交通線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我軍還一度攻克了娘子關和井徑煤礦，徹底破壞了一部分礦井設施。戰役第二階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主要任務是繼續擴大對交通破襲的戰果，重點是襲擊交通線兩側的敵人及摧毀深人根據地內的日偽據點，取得了重大戰績。這階段中也一度不適當地發動了對幾個縣城及堅固據點的強攻，或久攻不下，或得而復失，給我軍造成一些損失。

經過兩個階段的作戰，使敵人遭到沉重的打擊。從10月6日起，日寇調集重兵先後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的報復，我太行區、太嶽區、晉察冀邊區和晉西北根據地隨即展開了英勇的反「掃蕩」作戰，最後至晉西北反「掃蕩」結束，前後歷時三個多月。百團大戰是抗戰以來發動的一次規模最大的抗日戰役，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八路軍和決死隊共作戰1824次，斃、傷日軍2萬零6百餘人，偽軍5100餘人，日偽軍被俘1800人，投誠與反正1900人；破壞鐵路474公里，攻奪據點293處；繳獲各種火炮53門，輕重機槍224挺，長短槍5759支，擊毀敵機6架，坦克和裝甲車18輛，火車頭34輛，車廂449節，破壞公路1500餘公里和大小橋樑、隧道、車站、煤礦、倉庫等近300處；解放縣城40餘座（最後鞏固26座）。當然，我軍也做出了重大的犧牲。據統計，我軍陣亡5495人，負傷者約1. 1萬人，失蹤746人，還有幾千人次在戰場中毒。由於敵人在報復「掃蕩」中實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使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也遭受了嚴重損失。

百團大戰的巨大勝利，在海內外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實行全面抗戰路線的威力。連日寇也驚嘆：所到之處，空室清野，不見居民蹤影，但他們卻在積極幫助八路軍；日軍的作戰動向，都統統報告給八路軍，而日軍對八路軍的情況，卻兩眼漆黑。這是瘋狂一時的日本侵略軍無可奈何的供狀。

當時，八路軍的輝煌戰績和軍民一致的感人事蹟，曾被蔣管區和海外的報刊電臺廣為報道，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政治影響和威望。百團大戰的勝利極大地振奮了人心，使籠罩在大後方的悲觀情緒、失敗情緒和絕望情緒也大為減輕。

當時國民黨當局對百團大戰態度的變化，也頗能說明一些問題。9月4日，蔣介石向朱德、彭德懷發出了嘉獎電.衛立煌在8月26日、28日兩次致電朱德，對八路軍的英勇作戰「至深佩慰」，盛讚：「貴部發動百團大戰，不惟予敵寇以致命之打擊。且予友軍以精神上之鼓舞.」從9月6日至25日的20天中，衛立煌採取了積極行動，命令所部從南線向同蒲路南段之敵進攻。配合八路軍對日作戰。這是從第一次反共高潮結束以來，國共兩軍首次出現的團結抗敵的良好勢頭。可惜。這種局部性的配合作戰行動也因蔣介石的幹預而中止了。蔣介石發現百團大戰的影響非同小可，不久就由喜變憂。不但停止了軍事上的配合，而且於10月20日嚴令國民黨戰時新聞檢查局，以後絕對禁止各種報刊登載『百團大戰」這一名詞及有關新聞，同時他還加緊了在華中反共的步伐。

毛澤東對百團大戰感到興奮，提出還應組織類似的戰役

林彪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指責彭憾懷說：『百團大戰是大戰現念。」意思很清造。說彭德懷是反對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方針的。這裡。需要回答的是。」大仗」就一次也不能打嗎？

我認為，從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中肩負的偉大歷史資任來看，發動這次戰役是完全必要的。在百團大戰之前，八路軍經過三年的廣泛遊擊故爭。已逐步成為華北敵後的抗日主力軍。華北解放以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敵後抗日戰場；迅猛發展的敵後抗日形勢說明。人民遊擊戰爭在擾戰中的地位和作川十分龜要。然而，由於國民黨當局一貫歪曲和貶低中共領導的遊擊戰爭，由於在故爭問題上傳統觀唸的影響，大後方人民和海內外各界人士對於人民遊擊戰爭的特殊地位並不甚瞭解，甚至存有某些偏見。在這樣的情況下。八路軍抓住適當時扭發動百團大戰，就不僅僅是個單純的軍事問題了。它的政治意義、歷史意義以至對人民的教育意義都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八路軍以實際行勸打破了國民竟當局散佈的共產黨「遊而不擊』」的欺騙宣傳。使全國各界都受到了極大鼓舞。對共產黨八路軍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直至今日，包括某些站在臺灣當局立場的歷史學家。也不能不承認百團大戰是一次予敵重創的重大戰役，是對抗戰作出了較大貢獻與犧牲的。

第二，人路軍在華北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不久，就組織了打擊日寇的百團大戰，這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是為抗日才反摩擦的。這種『擊敵和友」的實際行動。與國民黨的積極反共形成了鮮明對比。不似有利於爭取廣大的中間勢力和國民競軍隊中的愛國官兵。而且有利於制約國民竟當局對抗日的動搖。

第三，百團大戰本身也有力地證明瞭人民遊擊故爭在抗戰中的戰略地位和重大作用。如果沒有幾年遊擊戰爭的發展基礎。就不可能有組織百團大故的能力，另方面。人民軍隊也不能長期停留在遊擊戰爭的水平上，而應當在實故中加強自身建設。不斷提高軍政素質。積百力童。提高部隊的運動戰和攻堅戰的能力。以適應未來對敵進行戰略反攻的要求，毛澤東《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待久戰>等著作中講得很清楚：由於抗日戰爭是長期而殘酷的，遊擊戰只有向運動戰發展才能適應這樣的戰爭。也才能解決戰爭的命運。

第四，從總體上講，發動百團大戰並不違背中央制定的『草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在抗戰進入第四年的情況下，戰爭形勢有了新的發展，有利條件下運動戰已經不應當成為種忌諱了，我們從三年來八路軍作戰的些數字來比較，在發動百團大故之前。八路軍在華北共作戰9600餘次。消滅日偽軍（包括斃，傷，俘和投誠）22。67萬餘人（日軍佔13 . 06萬餘人）。基本上都是遊擊戰爭取得的戰績。百團大戰雖然戰績輝煌。但遠遠不能與上述遊擊戰爭的總成果相比較。再者。從百團大戰的性質看。它只是一次規模比較大的遊擊戰爭性質的戰役進攻。它投入兵力雖多，但不是集中在一個戰場上，而是跨了幾個省區，分佈在眾多的點線上遍地開花。其中，有相對集中兵力的運動戰，但更多的仍然是採取隱蔽突襲、破路攻堡、伏擊援敵等遊擊戰術，雖然也組織過幾次不適當的對堅固據點的攻堅，但不屬於全局性的問題。如果硬說百團大戰是搞戰略進攻，是不客觀的。1940年9月11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曾指出：不要說百團大戰是大規模的戰役進攻，現在還只是遊擊性的反攻。他實際上是強調了百團大戰的遊擊戰爭性質。

毛澤東是敵後遊擊戰戰略方針的主要倡導者和中共中央軍委的主要負責人，他在百團大戰期間和戰役結束後從來沒有批評過這次戰役，相反，他給彭德懷發電時還說：「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 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還向前方各戰略區發出指示：「應仿照華北百團大戰先例，在山東及華中組織一次至幾次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對敵進攻行動，在華北則應擴大百團戰役行動到那些尚未遭受打擊的敵人方面去。」這說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當時對百團大戰是持完全肯定態度的。

百團大戰是「引火燒身」，還是為戰勝必然要到來的嚴重困難準備了條件

長期以來，有一種較為普遍的看法，即百團大戰過早地暴露了我軍的實力，引起了敵人的重視，從而導致了日軍對解放區實行更殘酷的「三光政策」和更瘋狂的「掃蕩」，造成了1941年至1942年我抗日根據地急劇縮小的空前困難的局面。

這種看法有一定的根據，但引出的結論則有失於偏頗。

首先，百團大戰沉重地打擊敵人，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戰績。借用經濟學的辭彙來說，這叫「有形資產」。然而，百團大戰獲得的「無形資產」也是極其寶貴的，這就是華北解放區軍民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鍛煉，八路軍戰鬥力的大大提高。

進入相持階段後，華北八路軍在戰爭中得到了迅速發展。1938年底發展到15萬餘人，1939年底增加到27萬人，至1940年百團大戰時發展到近40萬人，成為華北敵後抗戰的主力軍。連日本軍方也承認：1939年和1940年「為中共擴大勢力的高峯期」。然而，由於部隊中新成分大量增加，與抗日形勢的發展要求就有些不相適應。經過百團大戰，在複雜的戰役準備和戰役實施過程中，各級指揮員都普遍增長了經驗，提高了組織指揮能力。部隊在持續的戰鬥中經受了嚴峻的鍛煉與考驗，政治、軍事素質有了明顯提高，由於在戰役中繳獲多，部隊的武器裝備也得到了改善。地方黨、政、羣各級組織在保證、配合戰役過程中也相應地得到了鞏固與提高。百團大戰之後，人民戰爭的作戰形式又有了新的發展（如地道戰、地雷戰等），集軍事、政治、羣眾、敵工等各項任務於一身的敵後武工隊也迅速發展起來。雖然經過百團大戰部隊在數量上有些減少，但質量是明顯提高了。所有這一切，就為華北敵後軍民克服即將到來的嚴重困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應當指出，1941、1942年抗日根據地嚴重困難局面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根本上說，是相持階段到來，日本侵略者把戰略重心轉向華北敵後，鞏固佔領區這一方針的延續，這也是它堅持貫徹「滿州獨立」，分割華北的既定國策及實施南進戰略的需要。華北資源豐富（特別是日本極缺的煤炭資源），是日本侵略者實行「以戰養戰」的沃土，而且其地理位置介於東北與華中之間，東可控制渤海灣，南可揮師中原取華中，西可圖大西北，在國際上，也是北對蘇聯、南對英、美的戰略要地，因此，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對華北局勢予以忽視的。日軍對華北不斷實施掃蕩和1940年後對其佔領實施愈來愈殘酷的「治安肅正」，也證明瞭這一點。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百團大戰引起了敵人的重視，這也是華北敵後鬥爭進人更艱苦階段的直接原因之一，但正如上述，這不是根本原因。而且，彭德懷9月25日在北方局高幹會上的報告中，已正確估計到百團大戰勝利的影響可能會使華北的鬥爭更趨於嚴重。他說，「這雖然將增加我們的困難，但可減輕敵人對我大後方的壓力，減少投降的危機。今天的小犧牲，可以免掉將來大的困難」。他還告誡大家「要防止驕傲輕敵」。這一番話表達出一位高級指揮員的預見性、民族正氣和全局觀點，深為感人。1944年4月，毛澤東在總結相持階段以來抗戰的情況時曾指出：「幾年內，我黨開闢了一個廣大的解放區戰場，以至於能夠停止日寇主力向國民黨戰場作戰略進攻至五年半之久，將日軍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圍，挽救了國民黨戰場的危機，支持了長期的抗戰。」彭德懷上述講話和毛澤東這番話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充分說明瞭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在抗戰中的重大作用。百團大戰確實是「刺激」了敵人，但刺激也好，不刺激也好，敵人是不會對中國人民發善心的，殘酷的「掃蕩」、「蠶食」、「囚籠政策」、「三光政策」照樣會加到華北軍民的頭上。當然，對敵人的「刺激」也要講點策略，還應有預防手段，這是另一回事。

總之，應當理直氣壯地充分肯定百團大戰。關於這次戰役，並不存在該打不該打的問題，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打得更好，這方面是有一些教訓應當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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