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說：「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影響者，復其首也。」

蔡元培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復為第一。」

胡適說：「嚴復是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李克強總理也曾說：「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記住嚴復。」

嚴復一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54年出生至1879年自英國回國服務，屬於青年探索學習時期。第二階段從1879年至1900年，嚴復除了短期在福州船政學堂教書外(1879-1880)，主要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擔任教席。也是在這個時期，嚴復經歷了宦海浮沉，投身翻譯事業，終而躍居中國知識界的""第一流之人物""，可謂嚴復一生髮展的關鍵時期。第三階段從1900年至1921年，他在京滬等地從事各種文教工作，至晚年退隱家鄉。

嚴譯八大名著

嚴復所翻譯過的西方著作眾多。最為大家所熟悉的是他於1897年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天演論》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原著對英國的影響。當時正值清朝末年，甲午海戰的慘敗，再次將中華民族推到了危亡的關頭，有識之士們都害怕自己被國家淘汰。然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如同一記當頭棒喝，喚醒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一些青年甚至因讀此書而發奮立志，如胡洪騂讀了《天演論》後就改名適之，後乾脆直接叫「胡適」了。

在此後的十多年裡，嚴復更是潛心翻譯西方的社會科學著作，又先後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約翰·穆勒的《群已權界論》和《名學》、甄克斯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學淺說》等，它們與《天演論》一起，被稱之為「嚴譯八大名著」。其中又以《天演論》、《原富》、《法意》和《名學》最著名，影響最大。嚴復的這些譯著，比較系統地向中國知識界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世界觀、方法論、政治制度以及自然科學方面的新成就，從而對中國近代社會起了廣泛的影響和啟蒙作用，開闢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個新紀元。　

翻譯理論——信、達、雅

嚴復是啟蒙思想家，又通曉英語和西方各國國情，翻譯的這些著作都是經過他精心選擇的，差不多每一本都是西方資產階級早期思想學說的奠基之作，有著明確的政治目的。同時，他又是一位古文家，這些譯著都是用桐城古文翻譯的，加上他精心的技術處理和特殊的文章風格，使他的譯著文筆優美，語言古雅，在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史上獨樹一幟，得到文學界的一致公認。胡適認為，「嚴復譯的書……在原文本有文學的價值，他的譯本在古文學史也應該佔一個很高的地位。」。

嚴復在翻譯理論上的最大貢獻是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他在《天演論·譯例言》中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

這裡所說的「信」，指的是譯文要忠實於原著，要準確地傳達出原作的精神。所謂「達」，指達旨，即譯文既能保持原著風貌，又適合中國的閱讀習慣，通順暢達。所謂「雅」，謂譯著語言要馴雅，既簡明扼要，又生動形象，富有文學色彩。嚴復還強調，三者之間相輔相成，互相依存，互為因果，缺一不可。儘管就連嚴復都說這三點是譯文之大難事，很少有人能始終如一地做到這一點，但此說一出，立即得到翻譯界的一致公認，並將它奉為翻譯界的金科玉律。時至今日，信、達、雅依然是大多數譯者心中所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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