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前完成結婚、生小孩的人生大事，是許多職場女性重要的挑戰。

當兩個人薪水只夠剛好支應生活開銷，談到結婚、生小孩、買房子及小孩教育，每一點都讓人嘆氣。

不過，路是人走出來的。今年31歲的陳玉翎剛當上母親，喜悅寫在臉上。為人妻、為人母的願望，都在她的計劃中實現。因為想住在台北市、又不想被高房價綁架，她與先生同住在娘家。這是在有限資源下，陳玉翎找到的折衷做法。她認為，對婚姻、小孩的夢想，不應該被經濟壓力啃噬，透過某種「有計畫的妥協」，一樣可以達到圓滿。

我一直很清楚自己要什麼、要過什麼樣的生活。大學推甄進入中文系，就是希望進媒體業工作；大學時交往的男朋友是現在的先生，兩人也按照我的計劃，在28歲結婚，30歲生下第一個小孩。

兩人生活，比一個人划算

我先生家在桃園楊梅，但是我們工作都在台北，所以婚後要住哪裡，婚前一開始就討論過。

我知道在台北買房子、維持我原本在士林的居住環境，以我們目前的所得是很困難的，既然沒有辦法，就先不要買，但也不必因此就被房子卡住，而不敢結婚、生小孩。

決定要住在娘家，其實是經過一年的思考。婚後第一年，我們在娘家附近租了小套房當做新居。下班後，因為離娘家很近，還是每天回去吃飯。但這樣其實很累，因為假設8點下班，回家吃飯、休息一下，再回到租屋處也很晚了。我沒有勉強先生非得怎麼樣不可，只是一年後，他也認為既然要生小孩，我媽媽願意幫忙帶，不如住回娘家，省下每月1萬多的房租，也不用每天兩邊跑。

很多人覺得，我想做的事就去做，似乎沒有考慮後果，媽媽也說我「憨膽」（台語），沒房子、也沒賺很多錢，有欠考量，但結婚、生小孩，我都是有計畫的完成。結婚是因為交往很久了，結了婚，才代表兩個人真的在一起。而且兩個人的經濟比一個人划算，吃自助餐，兩個人只要120元，一個人可能就要75元，一起吃比分開吃划算。

家庭，是工作、理財的動力

對我來說，有家庭當後盾，是我想過的生活，這是件我一定要做的事，也會讓我對外更有力量。

當初我爸媽結婚時，身上只有3,000元，兩碗魯肉飯加上一塊豆干可以吃一餐。我相信，既然他們可以，我也可以。倒也不是說非得像爸媽那樣省錢，而是我有多少資源，我就過怎樣的生活，小孩不一定非穿GAP不可，夜市的衣服一樣好穿。

我把財務交給先生管理，因為他在銀行擔任理財專員。我們每個月固定存入收入的二分之一，而且隨時有一筆大約6個月薪水的緊急備用金；其他超出的錢，才拿來自由花用。

所以，儘管對婚姻、家庭，我沒有想太多就踏進去，但我很有信心，因為我知道目標在哪裡，錢只要努力，一定可以賺得到。

現在，我唯一擔心的，是如果我無法如想像般在工作中繼續成長，那該如何有轉換到新領域的能力。假使一開始薪水比較少也沒關係，只要是我有興趣、想學習的工作，我會讓老闆看到自己的價值。畢竟，有溫暖家庭做我的後盾，就是我最大的前進動力！

35世代剪影

陳玉翎，1981年次

暨南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畢業

《動腦》雜誌襄理

已婚，育有一子

在台北與娘家父母同住

搶救35歲，先要有這４個覺悟

2009年5月，日本NHK電視台在「日本的明天」系列專題中，播了一部紀錄片《搶救35歲的明天──來自未來的建言》。節目播出後，引起觀眾廣大的回響與討論，收視率高達10.6％，超越很多黃金檔趨勢劇。

‧工作10年，薪水成長幅度緩慢

‧擁有滿手證照，卻找不到好工作

‧看樣子40歲才能結婚

‧結婚後要靠夫妻雙薪，家庭才能存活

‧房貸要揹到70歲

‧生了一個小孩，不敢再生第二胎

節目中公布了NHK與三菱總合研究所共同合作，以35歲世代為對象的萬人問卷調查結果，上述幾個現象就是內容之一。以這份調查為主軸，NHK與三菱總合研究所同年又推出《搶救35歲》一書，想像20年後經濟持續低迷，因為人口減少，導致個人稅金及社會保險負擔加重的生活，再度在日本掀起話題。

只是，一本明明是探討日本35歲世代的書，為什麼內容對台灣同一世代的人而言，感覺竟然如此貼近？那是因為，台灣也面臨了相同的問題。

就在去年12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林宗弘等人推出《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一書，真實呈現台灣年輕人當前的處境，一樣也點出台灣社會在20年內即將面對的各種危機，如工作貧窮、貧富差距與人口萎縮等。

在台灣，以每5年算一個世代的話，截至2011年止，30～34歲的人口數高居各世代之冠，足足有202萬人；35～39歲的人口數則有184萬人，數目也高居第3。這群人是未來社會的活力與核心，卻也肩負了前所未有的責任與壓力。

這兩本書不約而同地指出，35歲世代目前正面臨了4大問題。

1. 文憑貶值，高學歷≠高薪

在台灣，大學已經擴張到人人都有機會入學的地步，連帶使得文憑嚴重貶值，高學歷已無法和高薪劃上等號。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數據顯示，2010年台灣的大學畢業生第一份工作平均起薪大約是2.6萬元，研究所畢業生也只有3.1萬元，想和上一代一樣，靠努力讀書就能在社會向上流動，幾乎不可能。

2. 工作窮忙，「薪情」沉重

自2001年至2011年11月止，台灣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的經常性薪資只成長了2,200多元，等於沒有加薪。

至於日本的35歲世代，從1997年至2007年間，男性年所得足足少了200多萬日圓，10年間出現了急速低所得化的現象。愈來愈多的「窮忙族」出現，意味再怎麼工作也無法輕鬆度日。

3. 正職工作減，非典型就業增

從1987年至2007年的20年間，日本以男性為主的正職員工在企業受聘的比例中，從83％掉到了76％，衰退達7％，企業傾向雇用派遣或部份工時的員工，亦即所謂的「非典型就業」員工。

在台灣，非典型就業者佔全體就業者的比例雖然沒有日本來得高，大約6.92％，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勞動市場的非典型工作者人數已明顯增加。

非正職員工的工作經常處於不穩定狀態，隨時都可能被裁員。當然，他們的薪資也無法與正職員工相比，而且一旦兼職，就很難回到正職，對工作與未來的不安全感，持續擴大。

4. 不敢生小孩，負擔反而更大

因為經濟、社會因素的各種考量，日本與台灣的生育率長期偏低，2010年，台灣婦女總生育率更驟降到0.895人，成為全世界最低。

少子化的後果在於人口嚴重老化，年輕人的負擔會愈來愈重。2010年，台灣平均7個青壯年人要扶養1個老人，如果出生率沒有成長，到2025年，可能3個青壯年要扶養1個老人；2060年時，幾乎每個青壯年都要扶養1個老人了。

上述4大問題，反映在生活與工作上，是衍生成更多的問題：經濟能力無法跟爸媽相比；中年未婚，還跟爸媽住；想往高處爬的工作夢想破滅；不斷轉行再轉行；找不到工作，做不了喜歡的行業；離鄉、返家，都因為沒工作……。

最令人洩氣的一件事是：往後10年，經濟不可能「有感」復甦，未來該怎麼辦？

林宗弘以日本為例，憂心的指出，35歲世代在經濟起飛的年代成長，享受父母打拼的成果，然而，「這個看似最幸福的一代，卻可能面對社會結構中各種惡化的經濟與人口趨勢。」

名人怎麼看》蔣勳：35而立，就是回來做自己

30歲到35歲，我自己回想起這一段，也覺得好特別。

1976年底，我回到台灣，當時還不滿29歲。我可以去大學教書，但關於藝術的課很少。要當專任教師，必須再教些非藝術的課程，像中國通史、國父思想，我想說完蛋了，怎麼可以接受這樣的工作？所以寧可在好幾個大學跑來跑去兼課，但教我喜歡的東西。

這有點「邊緣」的角色，讓我變得更大膽。比如我曾帶著淡江大學建築系學生做飆車調查，要他們訪問飆車族。剛開始學生覺得很難，因為在體制中順利走上來的人，忽然要跟體制外的人對話，但等到他們報告時，我卻覺得很感動，因為他們看到了不同經驗下成長的另一群人。

我用這種既像在體制內、又像在體制外的方式教學，帶著學生關心的不是將來怎麼做個成功的建築師，而是怎麼思考人跟空間的關係。

30歲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麼進入體制，而是我在體制與非體制之間，能不能拔河得更久。

夢想與體制之間的平衡

當時的我們一無所有，社會也沒有安排好位置要我們坐在上面。一無所有帶來的狂喜是一切從零開始，所以不怕失去。這反而是種生命力，讓我們敢大膽地有各種「非分之想」。

夢想跟體制，就像天平的兩端，怎麼樣讓它微妙平衡，是我在這一代身上看到的兩難。這幾年我常到竹科上課，有點在扮演讓天平搖動的角色。我知道大家要的是體制，但我又要告訴大家，當你在體制內愈成功、愈順利，生命力愈容易被削減。

這是個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5歲時，我受邀去東海大學當美術系的創系主任，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擇。因為是創系，我很開心，但7年後我決定辭職，因為我忽然發現自己已經在體制裡。我的思考是：不能不進去體制，但生命力不能被削減到沒有。

這幾年我出版《孤獨六講》，沒想到是很多30歲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獨，本來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講“solitude”這個字，「孤獨」是因為「唯一」，裡面有自負的含意。個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

也因為這樣，你問我對「35而立」的詮釋是什麼？我覺得是回來做自己。35歲以後還不知道做自己是怎麼一回事，會很辛苦，你的榜樣永遠是別人。

兩種態度，找回生命力

首先，競爭最好的對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對手比，但長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賽，因為跑到最後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卻要跑出體能的極限。所謂成功，最後一定是在自己喜歡的領域中不斷長跑，像嚴長壽、郭台銘，都是跟自己競賽，不是跟別人比。他們是完成自己。

其次，我們一方面尊重體制，可是體制內每一個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後會造成體制的萎縮，它會愈來愈沒有創意。

週休二日你在做什麼？這兩天是讓你回來做自己，是累積生命力的開始。前幾年電影《練習曲》影響很大，有個科技公司的員工跟老闆說要辭職去環島，因為「有些事情現在不做，以後會後悔」。老闆問：「你需要幾天？」他說17天。老闆說，好，放你17天假。回來以後，他表現更好。我想企業中是容許這些對話的，體制中並不是沒有彈性。

我不擔心制度，卻擔心人在制度中的「無感性」，所以，還要找回你的感覺。你有多久沒聞過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這家咖啡跟別家不同，寧可繞路去買？有句話說「人不可無癖」，有幾樣怪癖，人會比較快樂，這表示你有所愛，有所選。

記得，不一定要打破體制，但要知道體制不是永遠。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在體制中也不會保證你的安全，而且會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