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複雜局勢 中國需有大國定力
媒體稱我國面對複雜局勢需大國定力2012年09月20日10:03人民論壇雜誌
人民論壇政論雙週刊總第379期封面
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
釣魚島波濤洶湧，黃巖島暗潮湧動。在美國高調重返亞太的大背景下，日本、菲律賓等不斷挑起事端。一時間，中國周邊局勢充斥著劍拔弩張的氣氛。
在中國快速起飛的關鍵時期，應對領土安全帶來的嚴峻挑戰，需要大國之定力，不因複雜局面而迷失方向、不因對方挑釁而失去理智，負責、理性地運用各種外交策略，贏得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大國定力需要大國心態。當今中國正在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並成為全球經濟名副其實的強勁引擎。但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權力與利益分配的變化，他國並不必然給予鮮花與掌聲，相反，更多地可能是懷疑、挑剔、指責、甚至是限制。作為理性、成熟的大國，中國應有理、有利、有節地回應挑釁，既要表達出足夠的耐心與善意，儘可能地去溝通，去化解他人的「焦慮」；又要敢於展現強硬立場，維護國家核心利益。
大國定力呼喚戰略智慧。當前，中國變了，世界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變了。中國更加良好、有效和成功地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過程，不單是各種各樣領土糾紛和主權爭議的問題，也是我們整個對外關係的戰略性籌劃、運作和執行力不斷建設和發展的問題。中國今天迫切需要一項真正的「大戰略」。這個「大戰略」是讓中國國民世界眼光與時俱進的觀念戰略，是讓中國當局應對周邊挑戰遊刃有餘的外交戰略，更是讓中國在中長期的國際競爭中真正贏得主動的長遠戰略。
大國定力離不開公眾的定力。在黃巖島事件中，在釣魚島問題上，民間的一些情緒化聲音容易讓人「熱血沸騰」。但國家之間處理外交關係，靠鬥氣鬥狠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逞匹夫之勇，圖的是一時之快，最終的結果常不是幫忙而是添亂。越是在敏感時刻、敏感問題上，越要保持冷靜、理智。鬥智鬥勇不鬥氣，這既是對國家和民族負責，也是作為一個大國國民應有的格局和心態。
縱觀歷史，任何大國的崛起與超越，都必然歷經洗禮。中國崛起的過程，同樣也註定是一個大國遭受磨難、考驗和挑戰的過程。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未來可能還有不可預知的麻煩發生，只要我們擁有中國之定力，就一定能夠集成智慧，超越障礙，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真正復興。當前局勢與外交對策2012年09月20日10:05 人民論壇雜誌馬振崗
我國國際環境嚴重「惡化」了嗎？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特別是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之後，世界局勢一直處於錯綜複雜的變化之中，國際關係經歷著深刻的變革與調整。主要原因是，隨著全球化、多極化和信息化的持續發展，美國等守成大國與中國等新生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守成大國長期享有的絕對優勢逐漸消逝，出現了他們所謂的「不平衡」。中國崛起之迅猛，國際地位和影響提升之顯著，均出乎西方世界的預料，引發他們對中國崛起的疑慮、緊張和擔憂。為了維護傳統優勢地位，牽制、遏制和防範中國的持續發展，成為美國等國全球戰略調整的主要考慮和目標。
近年來，美國高調推行所謂亞太地區「戰略再平衡」，加大對亞太的外交和軍事投入，竭力製造和宣傳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不擇手段地挑撥亞洲國家同我國關係，策動一系列麻煩事件，以期攪亂中國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周邊環境。美西方輿論別有用心地散佈中國具有「控制亞太」的擴張企圖，對外更加「強硬」和「粗暴」，對周圍國家構成「威脅」，為美國調整亞太戰略製造藉口，並極力渲染中國外交處於「孤立」等。面對各種新挑戰，國內也有人認為我國國際環境嚴重「惡化」，甚至質疑我國的對外原則和外交政策。
如何看待我國國際環境，不僅涉及有效應對外交挑戰的問題，而且關乎我國發展的總體戰略，需要全面準確地加以評估。
形勢雖非一片光明，也絕非黑雲壓城
判斷國家的國際環境，不能僅看一時一事，而需要全面觀察和綜合分析。這幾年，主要緣於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和相關行為，朝鮮半島以及南海、東海地區風波不斷，事端頻生，確實對我國周邊的和平與穩定造成不小衝擊，給我國外交增添一些新的複雜因素。但總體來看，這些仍是局部問題，我國包括周邊在內的國際環境全局依然良好。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歷史上，我國至少有三個時期處在相當惡劣的國際環境中。一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採取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安全上包圍的敵對政策。我國還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抗美援朝，與美國及其追隨者打了一場熱戰。那時的國際處境確實艱難。二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北有蘇聯在我國邊境陳兵百萬，南有美國侵越戰爭炮火，西南邊和東邊也不斷聽到反華叫囂，可以說四周都面臨著安全威脅。三是1989年中期之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借國際棋局大變之機，掀起一陣猖獗反華浪潮，對我國實行全面「制裁」，企圖「以壓促變」，頗有「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意味。至少有兩次，中國都面臨被原子彈打擊的風險。在那樣兇險的情況下，我們都冷靜估判形勢，堅定而沉著地應對挑戰，最終都扭轉了局面，成功地擺脫逆境，更加自信地向前發展。我國目前國際環境雖也出現一些挑戰，但與那些時期的嚴峻局勢相比，則有天壤之別。
從我國外交的大國、周邊、發展中國家、多邊四大領域來看，更是成績昭著，影響深遠，顯示出我國擁有有利的發展環境。儘管挑戰增多，但基本上仍是機遇大於挑戰。
我國與世界各國的雙邊關係健康穩定，處於良好發展態勢。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持續強勁發展，政治和戰略關係不斷深化，各個領域的互利合作日益擴大，展現出更密切、更廣闊的合作前景。中歐關係穩中有進，雙方互利合作基礎堅實，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歐洲對我國認識加深，發展與華合作的積極性明顯增強。我國與巴西、印度、南非等發展中大國歷史經歷與發展任務相似，彼此共同語言多，發展務實合作的願望強烈。經過「金磚國家」四次峯會，相互瞭解和交流加深，增進了之間的互利共贏合作。
中美關係歷來具有複雜的兩面性，合作與摩擦並存。目前受到美國大選政治的負面影響，雙方一些矛盾和分歧被人為地擴散，噪音較多，嚴重損害雙方戰略互信的建立和兩國關係氣氛。但客觀現實是，現在兩國無論各種交往的層次和頻率，還是實質合作的廣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美各有自身利益的訴求，但雙方利益日趨交融，領域廣闊、規模龐大、利害關聯的合作，對兩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合則兩利，鬥則共損」。儘管有些消極因素在「發酵「，合作依然是中美關係的主導方面。兩國正在探索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之前景，表明「中美衝突」並非必然趨勢，更不是雙方的抉擇。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週年。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指導下，兩國關係得到長足發展。作為近鄰和亞洲兩個重要國家，中日發展長期友好關係，既有利於兩國人民，也有助於亞洲和平、穩定與發展。但日本少數右翼分子不斷在歷史和領土等問題上製造事端，挑動民族情緒，嚴重損害中日關係和兩國人民的感情。今年他們更藉助美國戰略東移之勢，在釣魚島問題上屢屢挑釁，蠢蠢欲動，企圖造成日本佔有的事實，釀成目前中日關係的緊張局面。必須看到，如果中日為此形成全面衝突或對抗，對兩國都沒有什麼好處。
我國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方針，與周邊各國互利友好合作關係不斷取得進展，成效卓著。在真誠友好、團結合作、相互支持、共同發展方針指導下，我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保持著傳統密切關係，中非合作論壇、中阿(拉伯)合作論壇等地區合作機制發揮著積極作用與影響。
在國際事務中，我國堅持原則，秉持公道，伸張正義，力主各國平等，反對干涉內政，為維護世界和地區的和平穩定，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在處理熱點問題、應對各種全球性危機、促進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中，作出積極貢獻，受到普遍好評。
應該說，世界存在著廣泛的不平衡，各種各樣矛盾很多，各國觀點和利益不盡一致，相互關係中發生這種或那種問題是正常的。作為一個蓬勃發展中的大國，中國崛起必然影響到世界各方，甚至觸及一些國家方方面面的利益，引發一些爭議。這也屬於正常現象。我們思想上應有所準備，管控好出現的矛盾，積極妥善應對。
僅僅依據釣魚島、南沙羣島發生的局部事件，或者美國調整戰略採取的一些行動，就斷言中國國際環境惡化，是站不住腳的。為此感到緊張不安，也是大可不必的。處在這樣一個深刻變化中的世界，對中國挑戰增大，矛盾增多，很自然。我國國際環境不可能總是一片光明，也很難形成黑雲壓城局勢。
外交政策既要與時俱進，更要固守根本
我國外交政策是基於國家政治性質、民族優良傳統、中國根本利益、國際關係原則和世界形勢變化等綜合元素髮展形成的，是我國外交實踐經驗與教訓的積累，凝聚著幾代領導人和眾多外交人員的智慧和心血。和平外交和獨立自主是中國外交長期堅持的兩大基本要素。外交政策的主要內涵都是經受過實踐的反覆檢驗，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外交政策也要與時俱進，根據變化的國內外形勢及時調整創新。但變革不能脫離開原則，而要守住根本。
進入以改革開放為主要特色的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根據國際形勢變遷和國內發展實際，科學把握時代的特徵，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外交思想，對我國外交政策和策略進行了創造性重大調整，確立了中國新時期的國際戰略和外交路線、政策與方針，指導我國外交創造出嶄新的局面。
在此基礎上，我國根據形勢變化和時代要求，充分考慮世界人民的意願，提出了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國際關係民主化，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睦鄰友好的地區合作觀等一系列新思想。在外交實踐中，我國也對一些具體方針進行了適時的必要調整，如參與國際維和等。
但我國外交的根本性原則關乎我國的性質、國際關係準則和我國及世界人民利益，必須堅持下去，是不能輕易改變的。
首先是和平外交政策。這一政策是國家性質和我國發展利益所決定的，是與我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相適應的基本國策。和平外交政策有極其豐富的內涵，包括維護世界和平，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熱點問題，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不對任何國家進行侵略或軍事威脅，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中國永不稱霸、永不搞擴張等等。
我國在實際行動中一直貫徹這些原則。以解決領土糾紛為例，中國是世界上陸地鄰國最多和海上鄰國眾多的國家，存在著眾多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在14個陸地鄰國中，中國通過和平談判方式，成功地解決了與12個國家的邊界問題，並與印度達成維持邊境和平的協議。在暫時未能解決的領土問題上，中國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積極主張。我國始終堅持這一方針，從未主動挑起事端。所有這些都雄辯地表明中國維護和平與穩定的誠意。
第二是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莊重宣佈，「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獨立自主，首先是堅決維護自己國家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絕不允許外國干涉中國的內政。二是一切從本國國情出發，完全自主決定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模式和政策。三是國際上保持獨立的地位，不與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奉行真正的不結盟政策，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四是對一切國際事務，都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五是處理國家關係和國際問題時，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異同劃線，顧全大局而不為一時一事所左右。六是堅持自己的原則和立場，不畏強暴，不屈服任何國家的壓力。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我國在國際舞臺上存身立業的根本，是我國區別傳統強國的標誌，也是我國大國形象的品牌。認真領會和把握這些原則，對我們處理當今國際事務和國家關係具有重要指導價值。
不能專心致志謀發展就有可能錯失歷史機遇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升。但我國實際上是處於將強未強的時期，現代化水平還不夠高，具體實力還不夠大，離真正現代化目標尚有不小距離。全面發展依然是我國的主要任務，全國人民仍需繼續集中精力艱苦奮鬥相當長時期。如在此關鍵時刻過高估計我國力量，心生旁鶩，不能專心致志謀發展，就有可能錯失歷史機遇，影響關乎子孫萬代的振興大業。
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崛起，必然會引起世界上一些人失落、嫉妒、疑慮和恐懼，千方百計進行遏制和防範。中國越發展，他們越著急，在這些方面下得功夫越大。諸如設置障礙，限制排擠，製造輿論，詆毀形象，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美國搞亞太「戰略再平衡」，就是「平衡」中國，牽制我國的發展與影響。
坦率說，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改變不了中國人民發展自己的意志，阻遏不住中國崛起的勢頭。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成敗關鍵在於我國自己。
中國發展一是需要國內穩定團結，二是國際和平環境。美國人說他們陷於中東10年，給了中國崛起的機會。現在美國「重返亞太」，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設法攪亂中國的地緣環境，把中國拖進沒完沒了的鄰國糾葛中，打亂中國的發展規劃和部署。多年來，在我國的努力下，釣魚島、南沙羣島等問題雖存在爭議但基本維持平靜，既沒有改變「主權屬我」的事實，也沒有妨礙我國與有關國家關係的發展。經過美國這麼一攪，頓時成了眾目關注的熱點，也牽引了不少中國人的精力。
古人曰：「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隅，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任何時候我們都要牢牢記住發展這個戰略大局，任何時候我們都要認真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係，對各種人為的外來挑戰，我們都需堅定與鎮定，而不是焦躁與浮躁。在事關我國領土主權問題上，態度一定要堅定，處理時則要鎮定，沉著地做我們應做的事。
在當年國際形勢風雲突變，我國國際處境嚴峻的關鍵時刻，鄧小平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今天重溫這一教導，很有必要。
(作者為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國委員會會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原所長、前駐英大使)周邊外交威脅衝突2012年09月20日10:08 人民論壇雜誌人民論壇見習記者劉廣為整理
中國--美國：美國重返亞太攪局
事件經過：近年來，隨著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出爐，美國在軍事、經濟、政治、外交上多管齊下，力圖打造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核心地位。在美國「重返亞太」的過程中，不斷崛起的中國是美國不得不正視的存在。無論是中日釣魚島爭端，還是中國與一些東盟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摩擦，都對美國「重返亞太」戰略起到借力或者槓桿作用。
雙方矛盾焦點：亞太地區核心地位歸屬
中方態度：8月4日，針對美國發言人帕特里克·文特瑞爾的中國正加劇南海問題升級的聲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示，這是「罔顧事實，混淆是非，發出了嚴重錯誤信號，無助於有關各方維護南海乃至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努力。選擇南海問題作為突破口，我認為這是不明智的。」「美國高調宣佈重返亞太，無非是為了其在該地區的主導權力和美國自身的利益問題。以老大哥的姿態回歸，且與亞太盟國結成利益關係，我認為這隻會加劇南海地區的不安定。」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中國--菲律賓：黃巖島事件
事件經過：2012年4月10日，12艘中國漁船在中國黃巖島潟湖內正常作業時，被一艘菲律賓軍艦幹擾，菲軍艦一度企圖抓扣被其堵在潟湖內的中國漁民，所幸被趕來的中國兩艘海監船阻止。隨後，中國漁政310船趕往事發地黃巖島海域維權，菲方亦派多艘艦船增援，雙方形成持續對峙的局面。
雙方矛盾焦點：黃巖島的歸屬
中方態度：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表示，黃巖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對黃巖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敦促菲方不要製造新的事端，希望菲方不要用小動作擴大黃巖島事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菲律賓方面對黃巖島採取的任何行動都是非法和無效的，改變不了黃巖島屬於中國的事實。外交部邊海司司長鄧中華約見菲律賓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蔡福烔，就菲方要求將黃巖島領土主權歸屬提交國際仲裁向菲方提出嚴正交涉。
中國--越南：大陸架的分歧
事件經過：6月底，中海油宣佈對中國南海9個油田區塊進行對外招標。此時，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和美國埃克森美孚公司正在這些區塊從事油氣勘探。兩家公司是從控制著這些區塊的越南政府手中獲得的勘探許可。對此，越南政府和越南國家石油公司表示，中海油的招標應當立即取消，因為這威脅到越南主權，上述招標區塊位於越南大陸架的延伸地帶。
雙方矛盾焦點：中海油南海招標地區主權歸屬
中方態度：中方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中國企業公佈南海油氣招標區塊是正常的企業行為，符合有關的中國法律和國際慣例。對於在南海存在的分歧和爭議，中方的立場沒有變化，將繼續致力於通過談判協商妥善解決，包括積極推進共同開發和合作。關於妥善處理中越之間的海上爭議，兩國有許多共識。我們希望越方遵守這些共識，不採取使爭議複雜化、擴大化的行動，立即停止在有關海域的油氣侵權活動。
中國--日本：釣魚島事件
事件經過：2012年7月7日，日本首相宣佈擬將釣魚島國有化；8月15日，中國保釣人士衝過日本攔截，成功登上釣魚島，並插上五星紅旗，之後被日方扣押；8月18日，日本右翼分子組成「慰靈團」赴釣魚島，已有部分人員成功登島。9月11日，日本政府與釣魚島的所謂的「擁有者」慄原家族正式簽署了島嶼的「買賣合同」，購買金額為20.5億日元。由此，日本政府對釣魚島所謂的「國有化」正式宣告成立。
雙方矛盾焦點：釣魚島的歸屬問題
中方態度：2012年9月9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同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的交談中表明中方立場：日方採取任何方式「購島」都是非法的、無效的，中方堅決反對。9月1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外交學院向師生髮表講話時表示，中國政府和人民比任何人都珍惜來之不易的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即使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也是錚錚鐵骨。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在主權和領土問題上，中國政府和人民絕不會退讓半步。亞太未來態勢與可能情境2012年09月20日10:21 人民論壇雜誌陳向陽
「兩大集羣角力、第三方遊移」
判斷國際或地區格局如何，需要看各方之間的關係組合，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亞太各方之間的關係組合或「排列組合」呈現為兩大集羣(不同於冷戰時期的「陣營」)相互競爭，以及遊離於兩大集羣之間的第三方。
兩大集羣之一是美日同盟，其中美國是主導國，日本是僕從國。美日均將該同盟視為各自亞太戰略的核心或「基軸」，儘管雙方存在著主從矛盾或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包括眼前圍繞調整駐日本沖繩的美軍部署，雙方鬧得不可開交，但相互利用與相互倚重仍是美日關係的主要方面。美國需要該同盟以維持乃至強化其在亞太的軍事存在，需要利用日本應對中國崛起，需要藉助該同盟為其「重返亞太」服務；日本則需要該同盟以抗衡中國和維持其東亞影響力。因此雙方都主張繼續強化美日同盟，並就防範「朝鮮威脅」、制約中國崛起、共同主導亞太舊秩序(特別是亞太海洋秩序)、構築亞太反導系統等進行緊密合作。除了美日同盟，該集羣還包括美國在亞太的聯盟體系及其物色的「新夥伴」，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與泰國是美國的另外四個亞太盟國。
兩大集羣之二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俄關係屬於「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新型大國關係」，該關係雖然並非美日同盟的對立面，但由於兩國均與日本存在島嶼爭端，均對美國「主導」亞太事務的企圖保持警惕，故而在不少方面與美日同盟針鋒相對，構成了亞太外交「大棋局」中的另一個獨立集羣。隨著普京於2012年3月高票當選並再度出任俄羅斯總統，「新普京時代」的中俄關係迎來新的「戰略機遇期」，加之俄更加重視參與亞太事務，中俄就亞太特別是東北亞形勢進行「對錶」協調也就顯得更加重要。
上述兩大「集羣」圍繞亞太政治、經濟與安全事務展開「競合」博弈，美日同盟是既有的「主導」力量，中俄戰略協作關係則是新興的「變革」力量。中俄一致要求對亞太舊秩序革故鼎新，而東盟、印度，以及某種程度上的韓國與澳大利亞等，則構成了在兩大集羣之間搖擺不定、遊移不斷的「第三方」。第三方相對獨立，不願意在兩大集羣之間「選邊站」，而是企圖左右逢源、腳踩兩隻船。
未來「六種情境」
展望未來，亞太新格局與新秩序複雜演變，其前景存在著多種可能性，按照當下比較時髦的「情境推演」方法加以分析，大概有以下「六種情境」：
一是美國繼續主導，這也是美國所極力謀求的，包括通過軍事同盟、「價值觀聯盟」、新的經濟集團如TPP、夥伴關係網路等，圍堵孤立主要競爭者中國，延續美國的亞太主導權，但這種可能性只會越來越小。
二是「中國領導」，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亞太尤其是東亞經濟的重心，如果再把軍事安全與軟實力的「短板」補上，有朝一日由中國來領導亞太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問題是困難太大，而中國也沒有這一奢望。
三是「中美共治」或G2，問題是美國的盟國不樂意，再說美國對中國也並不「放心」。
四是「中美協調」或C2，這是由中國提出來的，包括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機制等，中國始終希望能與美國在亞太良性互動、積極共處。
五是延續現在的「中美鄰」三方「二元分離結構」，即鄰國繼續腳踩兩條船，在經濟上利用中國，在安全上藉助美國(以防範中國)。
六是「中美鄰」三方良性互動，如前所敘，亞太並非是光由中國與美國就能說了算的，而是還存在著大量的「第三方」力量。和平、發展、穩定、包容的亞太新秩序應是本地區的大勢所趨與人心所向，其有賴於「中美鄰」三方相向而行、拒絕冷戰、不搞對抗、協同構建。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長、研究員)成熟的大國是理性的2012年09月20日10:20 人民論壇雜誌成熟的大國是理性的
——鬥智鬥勇不鬥氣
金燦榮
遇到國際爭端，我們要避免受害者心態，陰謀論心態也要少一點，這兩種心態都是弱勢心態的表現。當前，國際形勢較為複雜，我們要實事求是，準確地把握形勢，對應的方針應該是鬥智鬥勇不鬥氣。
國家確立了一些基本的方針，比如和平發展、韜光養晦等外交方針，應該堅定不移地堅持這些方針，不能因為國內外的議論，不能因為某些國際爭端，就改變甚至放棄這些方針。這就是大國定力。
保持大國定力心態上的障礙
中國與世界的新現實使得中國的崛起格外引人注目，國際國內的心態都在出現微妙的變化。對國內民眾來說，他們的心態變得比較糾結：一部分人的自信心開始膨脹，認為中國是時候放棄韜光養晦，大膽對世界說「不」。特別是當中國利益受損的時候，我們應該堅定地加以回擊；而多數人則認為中國仍然落後，發展很不平衡，將經濟成果轉換為民眾福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而在外交上需要繼續忍耐低調。
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心態同樣複雜：一方面，他們對中國的發展奇蹟感到驚訝，對中國承擔責任的期待明顯增多；另一方面，他們又對中國的巨大成就和文化特質感到恐懼，對中國的未來走向充滿不確定感。
不僅國際國內看待中國的心態發生了變化，中外對中國的定位差距也非常明顯。中國的自我定位是：大國中唯一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面臨繁重發展任務的發展中國家；具有一定世界影響的東亞地區大國。在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背景下，中國尤其強調自己的發展中國家身份，強調繼續埋頭幹好自己的事情。與之相比，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定位則有所不同。儘管他們在各自表述上有所差異，但共同的特點都是質疑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份，認為中國在很多方面已然是發達國家，甚至是世界第二強國、準超級大國。比如G2、「中美國」等概念不斷被製造出來，就是要對中國的國家身份進行重新定位。
國外對中國的這種認知態度，顯然對我們保持大國定力帶來了一定的障礙。尤其是，在中國態勢好、定位低的情況下，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政策行為更加敏感，甚至出現了某種「人格分裂」。什麼原因呢？原因是，在外部世界看來，力量增長就意味著責任承擔。他們認為，伴隨著國家實力的大幅提高，中國必須在全球經濟平衡、維持地區穩定、防止核擴散等一系列問題承擔責任。按照他們的標準，中國顯然還不夠「負責」，甚至是在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來逃避責任。可是，外部世界很少思考另一個問題，即責任承擔也意味著權力上升。他們天然地認為中國應該承擔責任，但又不願意接受由此帶來的權力變化。因此，一旦中國因承擔一定責任而地位上升和表現自信時，他們就很不舒服，大談中國傲慢。而對這種被動接受外來責任標準的買單行為，中國當然會時刻保持警惕。這就不可避免地加大了中國進行政策協調的難度，影響到中外關係的良性互動，進而導致中國外部環境的複雜化。
實力和問題並存的未來中國
未來中國的總體實力仍將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在經濟層面，中國正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這一歷史進程中，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仍是中國壓倒性的戰略任務。由於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充足，中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必須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隨著創新型國家戰略的實施，戰略性產業將得到大力扶持，中國的科技實力和自主創新能力將會有實質性提升。這不僅有利於大幅提高中國經濟的內涵和質量，而且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長期處於國際產業鏈條低端，只能提供簡單加工和貼牌生產的格局，進而建立起中國在世界資源配置和分工體系中的優勢地位。
在軍事層面，複雜、多元的安全威脅決定著未來十年仍是中國國防現代化的快速增長期。首先，儘管近年來兩岸關係有所緩和，兩岸博弈由主權之爭回歸到治權之爭，但臺灣問題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存在，並隨著島內政治生態的演變和外部勢力的持續幹預而存在激化、異變的可能；「藏獨」、「東突」等分裂主義勢力正處於猖獗活躍期，構成對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威脅。其次，中國面臨的外部安全環境趨於複雜，在傳統大國對華軍事防範力度持續增加的同時，非傳統安全威脅也顯著上升。這些都意味著中國的國家安全任務將進一步加重，中國將在積極防禦的總體戰略指導下加強武器裝備、科技水平和軍隊素質，國防能力建設會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中國未來能力的增長同時也體現在軟實力層面。中國所開啟的人類史無前例的工業化進程，不僅實現了經濟持續的高速增長和社會生活的根本性改觀，而且為整個世界帶來了機遇和福祉，而這一切是在超短時期且沒有向國外輸出戰爭和轉移矛盾的前提下實現的。中國發展所遵循的基本經驗、政策思路對後發國家如何確定國內優先議程並處理外部經驗和本土關懷的關係提供了重要啟示，在回應諸如戰爭與和平、文明衝突、環境保護等當今世界面臨的根本性挑戰方面也具有獨特的影響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崛起同時也是政治軟實力的崛起。
當然，未來十年也是中國內部矛盾最為突出、發展環境日益複雜的時期。首先，國家財富的迅速增長並沒有自動帶來整個社會系統的全面進步。相反，長期以來的經濟優先主義導致了貧富差距、社會失衡、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問題。如何防止這些問題進一步惡化而導致社會矛盾的「共振」及集中爆發考驗著決策者的政治智慧。
其次，隨著中國從魅力型領導到技術專家治國的過渡，領導者的個人威望和意識形態整合能力都面臨新的挑戰，能否以新的共識加強黨內團結是一個不可迴避的重大問題。如果再考慮到西方對華「分化促變」的壓力、權貴利益集團的不斷固化，以及民眾持續的政治參與要求，中國在政治整合和社會穩定上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
再次，三十多年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化導致了社會力量的顯著成長，這在激發社會活力和彰顯個性獨立的同時也帶來了國家決策環境的複雜化。政府越來越需要在慎重理性決策與回應民族主義情緒之間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現重大的戰略性失誤。因此，可以說，中國內部治理所面臨的問題之複雜、挑戰之嚴峻不亞於世界上任何國家。
實力和問題的並存意味著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國是一個具有雙重特性的國家，既將自己定位為發展中國家，又在具體事務中與發達國家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既經歷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物質財富的迅速積累，又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內部挑戰和國際風險；既需要回應民眾對公正和平等的基本訴求，建立更加和諧的國內社會，又需要消除外部社會對中國的戰略疑慮，維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這就決定了中國外交也具有複雜的兩面性。
如何保持大國定力
首先，要樹立理性、成熟的大國心態。當今中國正在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從「羣眾演員」發展為「配角」、「最佳配角」，然後是「主角」，未來很可能是「核心主角」。當西方國家的經濟低迷徘徊、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籠罩全球的時候，中國經濟卻連續保持高速增長，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的名副其實的最強勁引擎。當「中國製造」穿越邊境線潮水般湧向世界各國時，當「中國模式」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所津津樂道時，當「和諧中國」成為世界外交「朝聖」新站點時，當中國「夢工廠」成為世界投資者的樂園時，「中國」 成為世界的焦點是不爭的事實。
成熟的大國是理性的，會堅持自己的原則，不會隨波逐流，懂得「知己」才能更好地「知彼」、我好世界才能更好的道理。心態決定認識，認識影響行動。目前，中國的國民心態處在一個調整適應期，此時樹立大國心態十分必要。
什麼是大國心態呢？至少應從如下方面理解：比如，大國心態應該是更趨樂觀、自信，更具責任心，能夠更客觀、更理性地看待中國與世界，坦然面對勝負，體現出與大國地位相稱的寬廣胸懷，讓世界看到中國人的團結、理性、智慧與勇氣，讓世界看到中國的開放、包容、自信與自強。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努力想辦法擺脫「百年國恥」情結，而不是在自卑和自信兩端之間搖擺，應該具有一個大國應有的平常心。
又如，大國心態要有憂患意識、風險意識和挑戰意識。大國心態不是高傲自大，而是能夠認識到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改進和完善自我，時時刻刻有如履薄冰、如坐火山之巔的感覺，這樣才能既不會被捧殺、也不會被棒殺。大國心態有成熟的國民心智，有抵禦風險、風浪與挑戰的能力，處順境而思逆境之困，享太平而憂亂世之虞。
再如，大國心態應該主動擔當，同情弱小，倡導公平、正義，為人民謀福祉，為世界開太平。不因國力強盛而欺凌小國，也不因順應潮流而隨波逐流，不因融入世界體系而對西方過於崇拜，要有自己獨立的聲音、鮮明的特色、正確的定位。
其次，要平衡好四組關係。一是平衡好內外事務的關係。大國責任包含國際責任和國內責任兩個方面，顧此失彼最終將會此彼皆失。與外部事務相比，人們總是更關心自己身邊的事情、自己切身的利益和眼前的視野。「住房」、「就業」、「醫療」、「反腐敗」等民生話題，國內社會、經濟領域的發展，公平、正義等問題更容易引起普通民眾的注意。持有「中國自己還很窮卻在國際上出手闊綽」、「幫別人還不如幫自己」這樣一些認識的人還不在少數，他們對中國在國際上慷慨解囊的行為還不能充分理解，對國際上需要中國主動積極介入的事務還缺乏理性的認識。所以，協調好國內與國際的微妙關係，培養民眾的國際視野，加深其對海外利益的理解，贏得廣泛支持，對中國來說顯得尤為重要，它會提供給中國履行國際責任、體現負責任形象的源源動力。
二是平衡好與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關係。中國始終堅持發展中國家的自我定位，代表著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重大問題上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有著一致的立場。同時，中國與發達國家也有著廣泛的合作交流和利益空間，特別是在經濟貿易、應對全球問題、發展現有國際機制等問題上有著共同利益，在推動解決地區衝突、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上也持有相近的基本立場。中國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保持平衡，既肯定自己的立場，也不否定對方，增進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對話，和而不同，求同存異，成為溝通聯繫的紐帶。
三是平衡好發展對外經濟合作與建構對外國家形象的關係。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對能源的需求越來越大，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也在加強。對此，西方世界感到了一種莫須有的威脅，同時這也給「新殖民主義」提供了口實。事實上，開展友好外交關係是中國一貫的原則，「不為所取，但為所予」是中國外交的一個傳統。但是，西方媒體卻嗅到了不同的味道——中國只是為經濟利益而來。其實，這是一種莫大的誤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總是本著互利共贏的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從不強人所難；是己所欲，也慎施於人。要改變西方的誤解，就需要多進行文化交流、民間交往，多做說明推介、信息宣傳、軍事展示等工作，參與國際多邊合作，保持國民在外形象，多渠道、廣範圍、分層級地建構大國外部形象，友善他國，樹立簡單、清新、和善、異於傳統強權的新興大國形象。
四是平衡好外交上「剛」與「柔」的關係。實際上，外交本身就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政治，講究方法和技巧，不能逞匹夫之勇，要留有迴旋餘地，以笑臉示人。所以，在戰略層面中國仍將保持具有防禦姿態的韜光養晦戰略，以「柔」性為主，「柔中有剛」，為國內問題的優先解決創造條件；在戰術層面則需保持積極有為的姿態，以維護不斷拓展的國家利益和承擔起相應的國際責任，「剛」性服人，「剛中有柔」。總之，剛柔並濟、平衡好兩者的關係會更好地體現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優美身姿。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大國外交需要「軟硬兼施」2012年09月20日10:17 人民論壇雜誌周方銀
2009年以來，中國周邊地區的挑戰也有所發展，中國的周邊形勢變得頗為嚴峻。目前存在一種「機會窗口」的觀點。某些周邊國家認為，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中國遲早會取得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對於某些自認與中國有矛盾的國家來說，從長期看，時間的發展對他們的談判地位是不利的。但從中短期來說，中國在真正崛起以前有一個相對脆弱的時期，這個脆弱期可能為5到10年。在「相對脆弱期」對中國發難，可能是最好的時機，錯過這個時機，則不利於「維護」其利益。這樣一種認識，也會導致中國周邊的一些問題在這個時期較為集中地爆發。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越猛，甚至這種情況會變得越嚴重。同時，美國剛剛宣佈重返亞太不久，這也是一個時機。在美國對重返亞太依然處於高調的時期，那些站在美國一邊的國家，即使其行為有些出格，美國也不好公開表示對其行為不支持。從這個角度來說，當前也是這些國家考驗美國的時機，在正常情況下，這些國家會對這樣的時機加以利用。
此外，對我們來說，特別值得思考的是，對於中國周邊存在的問題，如果中國採取不同的政策方式加以應對，對周邊挑戰的性質、頻率、規模的變化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周邊挑戰是在中國與周邊國家政策互動的過程中變化、發展的，中國不同的政策選擇，對這一互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是頗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於，中國採取溫和的手段不斷地甚至更大程度地繼續向外部世界釋放善意，是否足以應對周邊的挑戰，是否能夠減少周邊的麻煩？從歷史經驗以及國際政治的現實來看，對此的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
大國對外執行高度剋制的、溫和的外交政策，往往有一個效果越變越差的過程。導致其效果變差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長期對和平意願的廣泛深入有效的宣示，會使大國戰略威懾力逐漸降低；二是當周邊國家認識到「大國的和平意願是真實的」之後，他們認為大國有很強的不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傾向，這時，可能會產生通過機會主義行為獲取利益的動機。其在行為上的表現，是對大國的騷擾或利益蠶食變得更加頻繁。如果大國對這些侵擾和利益蠶食行為不作出明確回應，如果這些行為沒有受到應有懲罰，這些行為就可能逐步升級、加劇，甚至達到明目張膽的程度。
如果一個大國簡單地放棄溫和的外交政策，轉而從總體上執行強硬的外交政策，也會帶來另一方面的弊端。強硬政策的主要弊端在於，它會使安全領域的競爭激化，產生一些並不希望發生的衝突，或使一些次要的衝突升級，導致難以預料的後果。對外無差別地執行強硬政策，會把一些國家不必要地推到自身的對立面，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時候，造成戰略上的孤立。
從根本上說，這涉及的是外交中軟硬兩手如何合理配置的問題。從政策層面來說，過度強硬和過度溫和都不可取，而且，政策僅僅是長期無彈性地偏於強硬或偏於溫和都會產生一定問題。從長期來說，我們的外交政策應該是剛柔相濟，不同的手段相互配合。其中，堅定的政策更適於維護自身已有的利益，溫和的政策更適於拓展與其他國家的利益合作空間。在這方面，我們需要通過一段時期連續一致的政策操作，讓外界對中國外交的行為模式形成較為清晰的預期，從而在長期內對其他國家的政策產生引導作用。維護核心利益亟待外交「大戰略」2012年09月20日10:25 人民論壇雜誌朱 鋒
在一個「全球化」、「民主化」和「再國家化」同時激蕩的東亞，中國的核心利益正面臨著冷戰結束以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如果說主權、制度、安全、發展以及國內穩定構成了中國的核心利益，那麼，今天這個時代，中國的核心利益確實正在遭受近20年來前所未有的重大衝擊。
正確理解中國核心利益受到挑戰的主客觀原因
這一新的歷史過程的出現是必然和正常的。國際關係中國家的崛起，猶如社會體系中人的成長，當中國開始表現突出、進步明顯而又活力充沛時，一個不斷吸引全球眼球的中國、一個成績優異但又內在問題成堆的中國，不管我們如何將善意寫在臉上、合作的誠意落實在行動上，由於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權力和利益分配的變化，以及由此而必然帶來的心態與情緒的變化，其他的國家並不必然給與中國鮮花、鼓勵和掌聲，相反，更多的是懷疑、挑剔、指責、非難，甚至是限制。
特別是中國崛起所處的國際環境，仍然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所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國崛起所存在的國際體系的基礎，依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權力結構和財富結構；中國崛起所面對的國際社會，更是以「西方經驗」為核心的價值與規範系統。中國崛起的過程，其本質不僅是一個中國的國家實力興起和壯大的過程，更是一個中國需要在這樣一個三維的「國際空間」中被認同、接納和融合的過程。更準確地來說，中國的崛起，是中國的實力、價值、文化、體制和行為等方方面面都難以避免地要完成的一個新的「社會化」過程，是中國重新牢固地樹立在國際體系中結構性的地位、榮譽，並贏得相應尊重和話語權的過程。無論是從國際關係理論還是從國際關係歷史來看，大國崛起之所以常常引起戰爭，就是因為崛起的大國無法改變自己，或者只是單純地相信實力原則可以迅速地招致國際權力再分配的決定性變化，或者是主導性的國家根本不「包容」崛起中的大國而準備「扼殺」挑戰者。權力對抗的升級常常導致戰爭。
對於中國崛起所帶來的這種對外關係的新變化，我們要有清醒和準確的認識；對於中國崛起進程中「外在因素」的複雜化，我們更要有健康和積極的把握。歷史上「大國崛起」的失敗案例，常常要麼是將崛起的過程簡化為單純的實力增長的過程，並迫不及待地對外「逞強」、急於想要通過自己簡單的實力地位的上升而要求相應的國際待遇；或者因為將崛起過程中必然受到的各種限制、甚至「打壓」，轉變成整個國家和民族對既有體系、秩序和環境的「不滿」和「仇恨」。結果是急於通過戰爭這種極端方式來改變現狀。
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決不能成為中國人積聚對外在世界的「憤懣」和「仇恨」的過程。正如孟子所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中國崛起的過程，是一個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必定遭受磨難、考驗和挑戰的過程，國人需要坦然面對。
從主觀因素來說，中國崛起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作為國際體系中的「後來者」從「邊緣」向「核心」行軍的過程。這一過程中，中國如何「改變自己」、「進步自己」、「完善自己」是中國能夠實現可持續崛起的根本保障。《詩經·大雅》所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的未來，不是簡單地埋怨、擔心，甚至憎恨其他國家如何給中國「設限」。作為國際關係中的「後來者」，急於擺脫各種「限制」是正常的，但中國擺脫所遭受的各種限制的最好方法，始終是「健身強體」和「勇於革新」。
既有治理模式已越來越不適應已發生巨變的中國，面對各種內在挑戰、壓力、甚至危機，中國需要能夠維持高效、公平和可持續地崛起。要想更好地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需要政府與民眾同心協力，重新將中國推入體制改革和創新的模式。否則，一個總是忙於在國內「維穩」的國家，是無法長期在國際競爭中有效地「維權」的國家。
維護核心利益需要中國有「大戰略」
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對外關係的複雜化是正常的，即便局部區域出現衝突和對峙上升的不利局面，也不是什麼「邁不過去的檻」。由於中國政府一貫堅持「和平崛起」的對外方針，對外關係的複雜化並不必然等同於中國外交形勢的惡化。相反，今天的國際大環境，依然有利於中國在「和平崛起」的進程中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依然有利於中國在和世界的合作與交融中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變了，世界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變了。中國人認識和把握世界的觀念、價值、心態需要變，中國處理與世界關係的戰略、政策和手段需要變，支撐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想法和做法更要變。因此，中國更加良好、有效和成功地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過程，不單單是面對一個越來越苛刻和「盯著我們」的人越來越多的社會環境的問題，也不是有了各種各樣領土糾紛和主權爭議就簡單地論「戰」還是「和」的問題，而是我們整個對外關係的戰略性籌劃、運作和執行力不斷建設和發展的問題，是中國自身加強制度建設、觀念建設和能力建設的問題。中國今天迫切需要一項真正的「大戰略」。
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妨礙中國思考、制定和執行「大戰略」的根本原因，一是中國朝野在如何認識「外在世界」和應對「外在世界」的手段選擇上，已經處於分裂。二是在如何調和各種意見分歧和掂量手段選擇的差異時，中國政府常常難以作出有決心的取捨。三是「外交」和「內宣」常常是「兩張皮」。「外交」不僅無法協調「內宣」，甚至常常被「內宣」所綁架。結果是，在面對各種紛繁複雜的外交問題時，國內的媒體、輿論和民意與國家現實的外交需要嚴重脫節。
中國迫切需要「大戰略」。這一戰略至少可以有助於建立起對中國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起碼的社會共識，建立起對於中國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的清晰、準確和科學的認識，更需要建立對於中國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手段、步驟與方法的客觀認識。例如，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中國一直強調的「和平崛起」究竟是什麼關係？一種錯誤的認識是，在南海和東海問題上，為了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必要時就應該採取軍事行動。因此，不少人認為，「和平崛起」的戰略目標限制了中國今天對維護主權利益的手段選擇，轉而主張放棄「和平崛起」的提法。這種看法事實上是一種誤解。「和平崛起」是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和平崛起」不是一味地拒絕合法地使用武力，而是強調中國並不謀求通過武力的方式實現中國在國際體系中自身結構性地位的變化。在國際關係中，大國崛起的最重要的衡量標誌，不是簡單的實力提升，而是在國際體系中的結構性地位。堅持「和平崛起」與中國在維護核心利益時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武力，事實上是並行不悖的。
問題是，在什麼情況下必須使用武力？這一問題在中國媒體和輿論中的討論非常模糊。許多人認為，只要涉及主權等核心利益原則，就等同於合法使用武力。這一看法的幼稚就在於對外關係並不能簡化為「原則」。否則，外交就是簡單的「原則-行動」的過程。但是，今天的時代，外交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可能性的藝術」，即儘可能地通過合作和對話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和途徑，即便要使用武力，也只是在外交途徑已經「窮盡」時不得已而為之的行動。更重要的是，不是原則問題就一定產生武力的授權，而是外交才會真正讓有決心的維護核心利益行動變得可能，並具備現實的條件。
今天，中國所迫切需要的「大戰略」，恰恰首先就是能夠讓中國民眾的國際意識和世界眼光與時俱進的觀念戰略，是中國能夠在各種複雜和嚴峻的國際挑戰面前遊刃有餘、儘可能地擴大國家對外行為應該具有的「社會資源」和儘可能減少「維權」成本的外交戰略，更是中國在中長期的國際競爭中能夠儘可能地贏得尊重、贏得信任、贏得朋友、進而真正贏得利益的長遠戰略。
總之，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對今天的中國來說，首先是一個觀念創新的過程，其次是一個我們自身制度創新的過程，第三才是我們自己真正的能力創新的過程。在中國崛起到今天這麼一個更加複雜和嚴峻的對外關係新時期，中國自身如何面對壓力、及時調整和革新、並不斷讓今天依然還處於「青年時代」的中國更好地成長，我們任重道遠。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國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核心利益：美日教訓與中國路徑2012年09月20日10:24 人民論壇雜誌梁雲祥
美日如何追求核心國家利益
從歷史上某些重要國家的發展來看，其核心國家利益在不同時期不盡相同。例如，19世紀之前的美國只是一個美洲國家，其國家利益基本上僅侷限於美洲地區，為了自身的發展和減少外來強權的競爭而將排斥歐洲國家對美洲地區的影響作為自己國家的核心利益，因此提出了「門羅主義」，即「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這一主張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對歐洲列強在美洲地區的影響力起到了制約作用，對美國後來的崛起提供了可能性。而進入20世紀之後，美國逐漸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國家，因此其利益也幾乎遍佈全球每個角落。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上不管哪裡有問題幾乎都能夠找到美國的影子，同時遏制共產主義並推廣自己的價值觀開始被視為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之一，與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對抗、競爭與遏制先後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並至今仍然在發揮著作用。
近代之前，日本本來只是東亞地區的一個邊緣性國家，而且自身也在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因此當時的日本自然談不上在海外有什麼利益。但是，19世紀中期經過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逐漸對外開放並成為一個新興的列強國家，其對國家利益的追求和野心也不斷膨脹，先後提出了所謂「主權線」和「利益線」之說，前者即國家之疆土是也，後者即同國家疆土的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也就是說，日本不僅接受了來自於西方的領土和主權的概念，界定了自己的主權範圍，而且將臨近本國的地區視為自己的所謂核心利益區，將整個朝鮮半島和中國的「滿蒙」地區視為其「利益線」。正是在這種所謂核心利益的驅動下，日本對中國開始進行侵略，直接導致了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及後來的全面侵華戰爭。當然，日本對所謂「利益線」的劃定和佔有最終導致了日本的徹底失敗，其國家利益並沒有得以實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將建成一個經濟強國作為其國家發展目標，為此，「對內維持其超強的生產能力，對外維持世界自由貿易體制以及維護其海上交通線」就成為戰後日本所追求的核心國家利益之一。
不論美國還是日本，對所謂自己認定的核心國家利益的追求至今仍未停息，不過從其歷史軌跡來看，一個國家的核心利益一般情況下不能與國際社會的總體利益或其周邊大部分國家的利益相衝突，否則這樣的國家利益將難以實現。
當前如何理解核心國家利益
自從16世紀初由義大利政治家馬基雅維利在其著作《君主論》中首次提出「國家利益」的概念之後，追求利益逐漸成為當時歐洲國家從事一切政治行為與對外政策的主要目的。17世紀早期至中期的「三十年戰爭」中，法國宰相黎塞留更是提出「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政治主張，帶領法國打敗了當時在歐洲佔據統治地位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天主教會，開創了以主權國家為國際關係基本行為體的近代國際關係，因此國家成了國際關係的主角，國家利益逐漸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一個核心概念，追求國家利益成了國家對外政策中天經地義的事情。
然而，究竟什麼是國家利益，或者說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國家利益，其實並不是很容易界定。因為人們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情況下對利益本身會有不同的認識和理解，何況利益也可以區分為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眼前利益雖然也是利益，但是卻有可能損害到長遠利益，從而最終有損一國的國家利益。因此，在這裡我們只能大致地對國家利益作出一個界定，即：國家利益是指為能夠滿足國家生存、發展及維護其尊嚴與提高其威望所需要的一切對該國有利的事態。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本國價值體系與固有生活方式，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維護和提高國家威望等內容，都屬於國家利益，這些內容大致又可以分別歸納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等。當然，在歷史上，也曾有一些國家將對外擴張、維持均勢或者爭奪優勢等內容也作為國家利益來看待。
在各種各樣的國家利益中，為了強調其中的某些更為重大的利益，又出現了所謂「核心國家利益」的概念，即各項利益中相對更為重要而必須特別加以關注的利益。同樣，各個國家對核心國家利益的認識和理解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情況下也會有所不同，這與一個國家在某個時期對周邊環境以及自身地位的理解有關，不過一般情況下對一個國家及其政權的生存有可能構成重大威脅或能夠為該國帶來巨大收益的事態纔有可能被視為核心國家利益。
增加對內對外的吸引力而非威脅感和恐懼感，是實現核心國家利益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徑
那麼，應該如何認識和理解中國的核心利益呢？在我國國務院新聞辦2011年9月6日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提出和闡述了中國的六大核心利益，即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其中，國家主權與國家安全問題一般不會成為大的問題，中國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且長期以來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一個仍然以和平與發展為世界主題的國際環境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大國的中國已經不太可能會遭遇大規模的侵略，雖然也會存在某些非傳統意義上的安全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一般不會對國家及其政權本身構成重大威脅。在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方面卻顯得問題比較突出，比如圍繞東海、南海島嶼及其海域的領土爭端以及在陸地周邊同某些國家的領土爭端，存在臺獨、藏獨、疆獨等威脅國家統一的因素等等。在政治制度與社會大局穩定以及保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這兩方面的核心利益問題上，同樣也存在一些問題，即國內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以及影響社會穩定的一些社會性因素，以及經濟是否能夠轉變發展模式和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面對這些重大的核心國家利益，我們當然需要認真考慮如何去捍衛或者實現這些國家利益。在一個仍然以國家為基本行為體的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實力仍然是實現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國應該適度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即根據自己的國力承受能力，具備一定的對外威懾力，但是如何避免為此而引發所謂「安全困境」和實際軍事衝突是一個必須考慮周全的問題；積極展開睦鄰友好外交，即在周邊國家中通過建立各種互惠關係來消除中國崛起過程中對外的威脅感，並且逐步為國際社會和周邊國家提供儘可能多的公共產品，而且可能在一些外交爭端問題上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合理的妥協；遵守國際法律秩序，即明確有關國際規則並逐步習慣通過以國際司法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和實現自己的利益；在國內治理方面應該設法從制度上努力消除腐敗現象和縮小社會貧富差距，改善民生，逐步穩妥推進民主政治，增強政權的合法性，提高民眾對國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和責任感。總之，不論對內對外，除去繼續適度增強硬性實力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增強我國的軟性實力，即對內對外的吸引力而非威脅感和恐懼感，這也是實現核心國家利益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徑。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和平崛起屢被誤讀的深層原因2012年09月20日10:22 人民論壇雜誌王明進
近來，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實行戰略重心轉移，遏制中國的態勢十分明顯。中國周邊一些國家也試圖乘機挑戰中國的海洋權益，在中國維護海洋主權的堅定決心面前碰壁之後，這些國家又到處叫屈，甚至提出中國威脅論的新變種「中國海洋擴張論」。美日最近又進行以奪島為目標的軍事演習，假想敵就是中國。中國國內也有人擔心和平崛起會成為中國維護自身權益的「緊箍咒」。那麼，應該如何理解中國和平崛起被誤讀的現實，如何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呢？
和平崛起屢被誤讀
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進展，經濟發展的騰飛之勢，使西方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探討如何應對崛起之後的中國，而討論的結果卻是各式各樣的「中國威脅論」。為回應國外對中國發展的種種猜疑，2003年中國提出了和平崛起的觀點，後來又使用了和平發展的概念，表明了中國決心走一條不同於以往大國爭霸的崛起之路。和平崛起概念的提出，有效地回應了中國威脅論，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理解。但是，不可否認，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認中國和平發展的善意，國外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各種誤讀仍然存在。
有人認為，大國的崛起必然導致戰爭。大國追求的目標是權力或者安全，而一國權力或安全的增加，必然導致其他國家權力和安全相應地減少，從而構成對其他國家的挑戰，進而引起衝突。隨著自己實力的增長，大國的擴張意識也在增長，除了霸權國家之外，沒有一個大國是安於現狀的，只要有足夠的實力，就一定會向外擴張或者稱霸，只有成為霸權國家，它才會感到安全有了徹底保障。中國也不會例外。
有人認為，國際關係體系是一個靠均勢來維持的動態平衡系統，大國之間力量的消長將造成國際關係結構的破裂，導致舊的國際力量均勢失衡。大國的崛起總是導致國際秩序重組，並不止一次地引發戰爭。中國無可否認是一個大國，它的崛起對國際關係體系的影響當然也是相當巨大的。
有人認為，中國與西方世界不同的身份也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文明衝突論者」認為冷戰結束之後，世界上的衝突可能在不同的文明之間展開，其中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可能形成對西方文明的挑戰。「民主和平論者」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之間能夠實現和平，由於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要中國接受國際社會的基本制度是非常困難的，這種來自身份的矛盾將構成一種新的結構性衝突，崛起的中國有可能以非和平的方式衝擊國際社會。
有人認為，歷史上中國是「中央帝國」，文化中含有擴張的因子，中國的崛起有可能是恢復華夷秩序，重新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地緣政治格局。歷史上中央帝國的文化優越感和近代遭受世界列強欺侮的經歷，都會使中國難以安於現狀。
當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懷有一些自利的機會主義想法，認為中國提倡和平崛起恰恰是侵佔中國權益的良機，成則佔得實利，不成則可以攻擊中國為擴張主義。
建立在征服與爭霸意識上的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種種誤讀，似乎正在成為遏制中國、挑釁中國的具體行動，從而惡化了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
誤讀中國的深層原因
國際上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種種誤讀，有著深刻的歷史和文化背景。
首先，西方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誤讀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自身的歷史經驗。自歐洲建立了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國際體系以來，大國從來都是伴隨著戰爭的硝煙崛起的。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奧匈帝國等國家的崛起，都伴隨著大量的戰爭。美國的崛起恰恰得益於兩次世界大戰，沒有戰爭，就沒有美國的崛起。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爭霸的歷史，正如陳獨秀先生說：「無一字非鮮血所書。」
其次，西方文化的外向性和對「力」的崇拜影響了他們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認識。西方文化具有強烈的外向性，充滿了冒險和進取精神，強調對自然的征服和對外界的探索。西方文化突出個人和強調競爭，培養了人們對「力」的崇拜意識。西方經典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把「權力」作為最核心的概念，就體現了這一意識的深刻影響。因此，民族國家興起以後，這種對「力」的崇拜就演變成了武力競爭和擴張意識，國家之間戰爭不斷，而其最終表現就是圍繞國際霸權的爭奪。
第三，西方人傳統的思維方式和宗教上的一元論造就了西方對中國某種身份上的排斥。西方人認識世界的方法是二分法的類屬性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方法認為A就是A，B就是B，相互之間不能轉化，認為整個世界就是一個由相互獨立的不同類屬構成。在每一種結構中都存在正反兩個對立面，對立面之間的關係是矛盾、對立和衝突，只有當一方佔據了主導地位，消滅了另一方，這種內在的非調和性矛盾才能得以解決。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宗教的一元論結合起來，則為西方國家對不同文明的征服提供了合理藉口。宗教上的一元論否認其他宗教存在的合法性，因此，頻繁的宗教戰爭和對異教徒的殘酷迫害，是西方文明史的另一寫照。這種思維方式已經形成了西方認識世界、認識國家之間關係的定式，國家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征服與被征服被認為是國際關係的常態。從歷史上的「黃禍論」到今天的「中國威脅論」，都有這種身份排斥的成分。
第四，對歷史上東亞朝貢體系和當代中國認知上的時空錯位是誤讀中國和平崛起的又一原因。中國周邊大部分國家都曾受到近代殖民體系的殘害，對不平等的國際體系深惡痛絕。而古代東亞也存在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不平等的朝貢體系，中國的崛起自然會引起中國建立某種朝貢體系的擔心。實際上，朝貢體系下中央帝國僅僅滿足於萬國來朝的「名分」，而各周邊國家則得到貿易之實利，且朝貢關係並不是征服關係。在厚往薄來的原則下，中原帝國往往承擔沉重的經濟負擔，朝貢體系因而和實行政治上欺壓和經濟上盤剝的西方殖民體繫有巨大差異。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在國際上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平等互利是中國開展國際交往的基本原則之一，並宣佈永不稱霸。朝貢體系既不符合當前中國的國家利益，也有違中國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以殖民體系來類比古代東亞的朝貢體系，認為當代中國仍然追求恢復中華帝國的榮耀，無疑是認識上的時空錯位。
國際上對和平崛起的誤讀顯然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和文化背景。以西方國家的爭霸史、西方文化背景、西方殖民體系和古代封建皇權來看待中國和平崛起，只能得出錯誤的結論。
超越爭霸，共享繁榮
孔子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面對外國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誤讀，面對因這種誤讀而產生的恐懼，面對因恐懼而產生的對中國的遏制和各種挑釁，街頭政治只能宣洩一時之憤。
我們首先應該明白，和平崛起是我們自己的事，是我們自己的選擇。影響中國崛起的關鍵是中國自身的發展和強大。只有自己發展起來了，自己強大起來了，解決好了自己的問題，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才能經受得住國際上的任何風浪，也纔有資格選擇和平崛起。
我們還要明白，和平崛起是時代的要求，也是基於我們的文化自信。全球化時代各國獲取資源不再通過戰爭的方式，核武器時代人類文明經受不起變更國際體系的戰爭。中華文化內斂、中庸和包容的品格，能夠使中國與霸權國家共存、與不太完美的國際體系並存、與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國家共存。中國的文化積澱使中國的崛起有可能擺脫西方大國爭霸的傳統邏輯，使一國的崛起不再是另一國的衰亡，國際關係不再是一種零和遊戲，從而超越叢林法則、霸權輪替的國際關係傳統路徑。
當然，和平崛起意味著中國不擴張、不爭霸，不以戰爭的手段謀求自己的發展，並不意味著害怕戰爭而不去捍衛國家自身的利益。若視和平崛起的戰略宣示為中國維護自身權益包括海洋權益的「緊箍咒」而肆意侵犯中國的權益，遲早要喫大虧。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重溫小平智慧 破解「成長煩惱」2012年09月20日10:27 人民論壇雜誌吳建民
發展中國家崛起的大潮為中國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回顧自我黨十六大以來我國的十年歷程，第一個鮮明的特點是中國的大發展。中國的GDP從2001年的1.15萬億美元，增長到了2011年的7.2萬億美元。十年內增長了近7倍。這麼快的增長速度，使全世界驚嘆不已，刮目相看。
放眼全球，中國過去十年的大發展，絕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裏，有一大批新興大國在崛起。儘管有的國家增長速度沒有中國那麼快，但進步是巨大的。印度2001年GDP為4775億美元，2011年為1.6萬億美元；巴西2001年GDP為5998億美元，2011年為2.49萬億美元；南非2001年GDP為1132億美元，2011年為4420億美元；俄羅斯2001年GDP為3099億美元，2011年為1.85萬億美元；土耳其2001年GDP為1476億美元，2011年為7780億美元。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展中心的材料，經濟增長速度超過發達國家的一倍的發展中國家，上個世紀90年代僅有13國，到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就猛增到了83國。這個數字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一批發展中國家在崛起，正在形成一股洶湧澎湃的歷史潮流。這是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的產物，也是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這股時代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中國家崛起的大潮，為中國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中國「成長的煩惱」
第二個特點是，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我們在國際上遇到的各種麻煩也在增多。如何看待和應對這些麻煩，這是我們中國人必須回答的問題。
首先，必須看到，這些麻煩的出現是中國發展、進步帶來的產物。中國的大發展，使得國際力量對比，特別是本地區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急劇變化。拿日本來說，日本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走上了崛起之路，在此後的一個多世紀裏，日本一直是亞洲最強的國家。1968年，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在這一位置上穩坐了42年。但是，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我在與日本人士的接觸中，深感這一變化對他們的衝擊是巨大的。他們懂得，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一旦中國超過日本，以後日本再要趕上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變化會帶來不安、焦慮乃至恐懼，這是人之常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我們處在對方的位置上，也難免會有一些複雜的心情。
美國「重返亞洲」，提出在2020年前將有60%的海軍力量部署在太平洋地區，推行所謂的「再平衡」政策。顯然，這與中國的崛起不是毫無關聯的。
國家和人一樣，你倒退會有問題，停滯有問題，前進也會有問題。我們所面臨的各種麻煩，從本質上看，是由於中國前進所帶來的麻煩，也是所謂「成長的煩惱」。
還需要看到，中國所面臨的各種麻煩，與時代的變化也密切相關。今天，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是從戰爭與革命的時代演變而來的。戰爭與革命的時代過去不久，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是一個新事物。人的思想總是落後於實際的，時代變了，但很多人的思想還停留在過去，仍然用冷戰思維來看待中國的發展。這種舊觀念，不是短期內能夠消除的。
解決國際爭端，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
西漢的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 道亦不變。」這番話道出了一個真理：處理任何問題，必須考慮大環境的變化，時代的變化。天變，道亦變。
小平同志在這方面給我們做了榜樣。1984年，小平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指出：「解決國際爭端，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話不長，但寓意極為深刻，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新情況，是指時代變了，這是國際關係中最大的變化。
新問題，是指港澳回歸、釣魚島問題以及南海諸島問題。
新辦法，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決港澳回歸的辦法是「一國兩制」；解決釣魚島和南海諸島問題的辦法是「主權歸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鄧小平提出的上述思想值得我們今天的中國人認真學習和領會。他老人家在處理上述問題時，首先把握了世界的大勢。20世紀，人類進行了大廝殺、大搏鬥，經歷了眾多的戰爭與革命。解決國際爭端，多少世紀以來，戰爭都是解決問題的最後手段。外交談判談不攏，就打，一打，解決一切問題。鄧小平是打了一輩子仗的人，他比誰都更懂得戰爭。然而，今天時代變了。和平、發展、合作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誰要逆這個潮流而動，誰就會碰得頭破血流。在21世紀的今天，誰要舉起戰爭的旗幟，誰就會失去人心，走向孤立和衰落；誰舉起和平的旗幟，誰就會贏得人心，走向發展與繁榮。
美國所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不正是雄辯地證明瞭上述道理嗎！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軍事力量無比強大。美國糾集了「北約」一些國家去打阿富汗、伊拉克這兩個窮國和小國。從軍事力量對比看，美國等西方國家與阿富汗和伊拉克，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打了十多年，什麼結果呢？美國不僅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且還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孫中山先生說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關於釣魚島和南海諸島問題，鄧小平提出的十二字方針，字字千鈞。「主權歸我」，因為大量歷史資料證明，這些島嶼是屬於中國的。為什麼這些島嶼今天要麼成為有主權爭議的島嶼，要麼實際上被其他國家所控制？這是歷史造成的。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必須要有耐心，要創造解決問題的條件，急是沒有用的。急不僅沒有用，而且會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我們摔大跟頭，倒大黴，往往都是因為條件不具備，硬要上，硬要去解決帶來的結果。
我們三十多年的大發展成就巨大，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今天不少中國人十分浮躁，急功近利，急於求成。這樣做所帶來的苦果，已經陸陸續續表現出來。難道我們還要把這種浮躁情緒帶到國際問題上去嗎？鄧小平講擱置爭議，就是說不要急，不能浮躁。
鄧小平提出的共同開發是一個大思路。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要想通過戰爭來解決國際爭端已經過時了。如何才能解決這些爭端呢？鄧小平的思路就是要尋找利益匯合點，發展共同利益，求得一個互利共贏的結果。有領土爭議的島嶼往往都與那裡存在著豐富的自然資源有關。跨國公司，包括中國的跨國公司，可以去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與當地合作，開發資源，大家獲益。為什麼在有爭議的島嶼不可以這樣做呢？完全可以通過談判，談出一個投資和分成的比例，大家受益，皆大歡喜。這樣做的好處，是把潛在的衝突化解了，能夠實現共同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圍繞釣魚島和南海諸島爭議的升溫，國際上、包括在有關當事國國內，也出現了共同開發的呼聲。這說明，大家都在思考。零和博弈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相互依存的時代已經到來。 這樣的時代裏，盲目地訴諸武力，會使大家都成為輸家，有百害而無一利。
總之，回顧鄧小平當年為我們確定的方針，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方針今天仍然是完全適用的。「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按照鄧小平所確定的方針去做，我們就一定能夠化解面臨的各種各樣的麻煩，迎來和平與共同繁榮的明天。
(作者為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外交學院原院長)謹防有害思維誤導國人2012年09月20日10:09 人民論壇雜誌張清敏
「領土問題沒有談判只有戰爭」是種基於歷史慣性的不自信反應
在認識和分析形勢的時候既不能盲目樂觀，無所作為，但也要有理性的自信，不意氣用事，要以特有的定力把握好穩中求進的方向，不讓外部幹擾打亂包括中國軍事現代化在內的前進的步伐。美國「重返」東亞，重視中國，實際上是對中國崛起不得不作出的被動反應，是其在力量相對衰弱的背景下採取的戰術上的攻勢以彌補戰略上的不足，這樣的戰略絕不可能持續太久。如果說中國外交上曾經總是根據大國對華政策作出被動反應的話，那麼當下美國對亞太的政策應該是少有的一次對中國變化的被動反應。原本是美國擔心我們，我們有理由表現出充分的自信，對美國戰略過度反應，亂了陣腳，就成為一種不自信的表現。
南海問題無疑是近年來影響中國周邊環境的最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國人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團結和愛國熱情，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意見和主張。這些主張既可看出人們對解決中國周邊問題的能力表現出的巨大信心，也反映了基於歷史慣性的高度不自信。不可否認，近期南海問題的凸顯與美國「重返」東亞有直接的關係。但還應看到，當下東亞的海上領土爭端具有一定的共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傳統的地緣政治和力量對比的變化，海洋經濟在相關國家經濟中地位和作用的上升，國際海洋法公約關於大陸架原則的生效，以及相關國家國內社會轉型和政治變化外溢所造成的影響等。在分析形勢的時候，採取簡單的黑白兩分法來解讀不同國家的政策，或者簡單地把事情都歸因於美國，理論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內外因辯證關係的原則，實踐上則高估了美國的作用，低估了我們自己影響和把握形勢發展的能力，這是自信心不足的又一種表現，從長遠來看不利於選擇恰當有效、對我有利的因應對策。
在涉及海疆邊界問題上，有一種認為「領土問題沒有談判只有戰爭」的意見尤其值得思考。這種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認識相當流行，誤導了不少國人，影響了不少人對國家現行政策的看法，害莫大焉。中國與陸上的14個鄰國中的12個國家的邊界問題已經得到解決，這些無一不是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的。從戰爭是解決邊界的唯一途徑的說法中可以看到中國近代百年恥辱所遺留的悲情陰影，也可以看到對歷史的無知，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
堅持穩中求進的定力，纔是理性的自信
我們國力上升了，理應更加自信。但是，我們在享受超越日本的快感的時候，不願去體會同樣的變化給對方所帶來的不安、焦慮乃至恐懼。一方面表現的相當自信，另一方面在思考和選擇對日之策時，卻沒有大國和強國心態，仍然念念不忘我們任人宰割時候所採取的無奈之舉和弱國之策，這又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比如，早期我們面對西方和日本的入侵，無能為力，抵制洋貨曾經是別無選擇的因應手段，因為那時的中國只是一個洋貨的進口國。如今我們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和世界工廠，卻有人在中日關係惡化的時候動輒提出抵制日貨，沒有想到這種做法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後果。至於那些提出打砸在華的日本產品之說，不僅違反中國法律，更是「讓日本人偷著樂的事」，因為在中國市場的大多日本產品是在中國生產的，毀掉的是日本商品，損失的是我們自己。諸如此類的觀點和認識包括了太多的歷史悲情和慣性。
中國國力上升，社會進步了，過去能夠解決的麻煩，現在一樣能解決；過去有些無力解決或者無暇解決的難題，現在則日漸具備瞭解決的實力。我們有理由更加自信，但是這種自信應是理性的自信。所謂理性的自信，就是要以符合當今中國身份和地位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有大國風度和國際視野；相信中國對世界的影響能力，又顧忌別人對中國崛起的擔憂；擺脫歷史的慣性，跳出傳統的從與大國或西方國家關係角度考慮中國外交的藩籬。中國外交史告訴我們，領土喪失，國際環境的惡化等看似是外部問題，根源往往在於國內不整和國力的衰弱，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也在自己。在面臨複雜的國內外形勢時，不為外部雜音噪音所擾，堅持穩中求進的定力，纔是理性的自信。「韜光養晦」戰略可適當調整了2012年09月20日10:15 人民論壇雜誌任衛東
從外交實踐看，韜光養晦主要就是遇事隱忍，強調妥協退讓，擱置爭議，迴避矛盾，不當出頭鳥，不與別人硬碰硬。在冷戰後即中國實行韜光養晦後20年的時間裡，美國雖然從未放棄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但的確沒有將對外戰略的主要矛頭指向中國。這種局面的形成可以說是韜光養晦的成功，但其中也另有原因。
首先，冷戰結束此後的20年，美國全球地緣戰略的重點不在中國。第一個十年的重點是東歐，第二個十年的重點是中亞和中東。其次，美國一度迷信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必然帶來政治民主化，幻想中國自動接受西方政治制度，接受美國霸權和國際壟斷資本的操作和控制，從而實現和平演變。但是，這兩個因素目前都已不存在。事實證明，中國政治制度並沒有按照西方的公式演繹，而且隨著中國力量的增長，中國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獨特發展道路的決心越發堅定，西方政治同盟軍在中國的政治空間越來越狹小。再加上中國增長對美國經濟霸主地位形成的客觀挑戰，美國在基本完成前兩個戰略步驟的基礎上，順理成章並充滿緊迫感地將主要矛頭指向中國。
作為一種戰術，韜光養晦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但作為戰略方針，韜光養晦也可能會導致我們在戰略思想上喪失主動，因此可作適當調整。必須認識到，有些矛盾是繞不過去的，無法永遠迴避。當然，針鋒相對絕不意味著輕浮張揚和莽撞行事，而是要勇於在戰略思想上保持主動，樹立克敵制勝的信心，而這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膽識。
和平發展與準備鬥爭
作為新興國家，中國可以也願意做到不通過發動侵略戰爭去爭奪霸權，但問題是，現有的霸權國家就一定不會用發動戰爭的方式去打斷新興國家的發展進程嗎？霸權國家用戰爭方式消滅對手，維護霸權的鮮活事例在這和平發展的30多年中我們看得還不夠多嗎？上世紀70年代大規模戰爭之所以沒有降臨到中國頭上不是因為我們誤判了戰爭的危險性，而主要是因為我們做了充足的戰爭準備，從而足以遏制戰爭。
現在，中國已成為美國全球霸權戰略的主要對象，而且與周邊國家領土主權矛盾日益尖銳，現實軍事壓力與日俱增。這充分說明，我們不應一廂情願地去改變國際鬥爭的歷史規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和平發展當然可以繼續講，但切不可因此而自我麻痹。目前，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在世界範圍普遍存在，各種矛盾普遍表現出尖銳化趨勢，霸權國家通過發動新的戰爭來解決危機，強化霸權的可能完全不能排除。所以，從根本上講，還是要立足於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融入接軌與獨立自主
中國與現行國際體繫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這是事關外交的根本性問題。中國當然不能在經濟上閉關自守，在政治上固步自封，但參與國際交流絕不意味著放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獨立性。在以霸權主義為主要特徵的現行國際體系中，不接受美國霸權，不接受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就不可能徹底融入。
我們需要注意以下這些客觀現實：在現行國際體系中，許多融入得遠比我們徹底的國家卻長期貧困落後難以發展，其中一些轉而努力爭取擺脫現行體系的束縛以探索新的發展道路；一些國家頑強抵禦霸權主義的政治壓力、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危機在現行國際體系的核心地帶持續發酵；美國的歐洲盟國加速推進一體化從而尋求擺脫盟國霸權並加劇與美國的地緣政治爭奪。這表明，國際體系的種種內在矛盾開始集中爆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指導思想不應是融入、接軌，而是在對外開放和廣泛參與國際交流，開展國際合作的同時，鞏固和加強中國獨立自主的能力和地位，就世界發展的基本趨勢和重大問題提出主張，樹立旗幟，積極塑造國際格局，為中國在未來多極化、多元化、多樣化、多中心化的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奠定精神和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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