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批一批的中國人接受了進化論；一批一批的傳統士人在洗了腦子之後轉化爲或多或少具有近代意識的知識分子。“好戰者言兵，好貨者言商，好新器新理者言農工，好名法者言新律”，就其歷史意義而言，這種場面，要比千軍萬馬的廝殺更加驚心動魄。

李鴻章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說過：“時至今日，地球諸國通行無阻，實爲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就這句話所包含的時代內容而言，可以看作是積兩次失敗之痛，中國社會反思的結果。因此，在以後的幾十年裏，談時務、講維新的人們，雖然行輩不同，但多以此立論，發抒千言萬語，以表達自己層出迭起的改革主張。然而，在那個時候，不願意變的人更多。所以，一方面是沉重的壓力：變局迫來，逼使認識深化；認識的深化又推動改革越出舊界。另一方面是沉重的阻力：新舊嬗遞的每一步，都會遇到被利益和道德召喚來的憤怒的衛道者。近代中國就在這種矛盾中拖泥帶水地趔趄而行。

甲午一戰，變局急轉而爲“世變之亟”。於是，出現了公車上書——強學會——康有爲歷次上皇帝書——保國會——百日維新。這一連串事件，前後相接，構成了一場社會變動。它把中國的出路寄託在因勢以變之中，其鋒芒已經觸動了靈光圈裏的“成法”。無疑，這已經不止近代化一小步了。隨之而來的，是變與不變的矛盾空前激化，發展爲一場帶血的鬥爭。

變的哲學

變與不變，是對時代推來的問題作出的兩種相反回答。兩者都出自中國社會的現實，並各自反映了這種現實的一部分。但是，對現實的論證需要藉助歷史；對具體的論證需要藉助一般；而爲了說服多數，則需要藉助權威。因此，爲了闡明變和不變，雙方都從歷久彌香的儒家經籍中搬來了依據。

《歷史在此轉向》，鄧文初編，東方出版社2018年出版。

經過兩千多年衍化沉積之後的孔學，已經是一種豐富性和龐雜性俱見的意識形態了。其中，既有《易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那樣的樸素辯證法，也有董仲舒摻和進去的“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那樣的凝固獨斷論。變與不變，古已有之。這種古老而又永遠新鮮的矛盾，曾經不止一次地爲後來的社會提供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取所需的便利。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近代中國人又一次拾起了這些東西：藉助於傳統的範疇，從現實中產生的爭論，被譯成了思辨語言的交鋒。但近代畢竟有近代的特點。最能表現這一點的，是倡變的人們引來了那麼多的西洋思辨，硬生生地楔入其中。於是，飽含時代內容的矛盾被塗上了一層哲學的色彩。形而下的東西獲得了一個形而上的外殼。

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七上皇帝書以及戊戌奏稿，梁啓超的《變法通義》，譚嗣同的《仁學》，嚴復的《天演論》和其他文章，集中起來，就是那個時候維新派論變的哲學。綜其要旨，可以歸納爲六個方面：

（一）變化是天地之間可以用常識和經驗來說明的普遍過程。

康有爲說：“變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晝而無夜，有寒而無暑，天以善變而能久。火山流金，滄海成田，歷陽成湖，地以善變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壯老，形體顏色氣貌，無一不變，無刻不變。《傳》曰：‘逝者如斯’，故孔子系《易》，以變易爲義。又曰‘時爲義大’，時者，寒暑裘葛，後天而奉天時，此先聖大聲疾呼以仁后王者耶？”這段話出自《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序》，是專門寫給皇帝看的。雖說多取譬於自然，但卻是能夠引出變法正題的楔子。因此，除了康有爲之外，其他的維新言論家也常常喜歡用自然來證社會，作爲起講的前提。

（二）“變亦變，不變亦變。”

梁啓超說：“要而論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這段話裏使用了多個“變”字，分別標誌着兩種含義：一是指萬國梯航以來的近代中國客觀歷史進程；二是指時人們對這種過程的主觀認識和態度。“變亦變”，就是主觀同客觀相一致。在這樣的情況下，變革會成爲一個自覺的主動過程，並且像日本一樣帶來民族自強的結果。“不變亦變”，則是指主觀同客觀背離。變革成爲一個假他人之手強行發生的被動過程。波蘭和印度就是這樣走向亡國滅種的。“吉凶之故，去就之間，其何擇焉？”這是兩種不同的民族前途，中國人可以選擇，然而選擇時間已經不多了。

1925年《中國名人錄 (第三版)》收錄的梁啓超像

（三）“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

這段話出自康有爲《上清帝第六書》，代表了維新派的共識。最後兩句，批評了慘淡經營 30年的洋務運動，同時，又說明瞭近代社會演變過程中的質、量、度。洋務運動帶來的小變並不是壞東西，但那不過是一種量變。“購船置械，可謂之變器，不可謂之變事；設郵使，開礦務，可謂之變事，而不可謂之變政。”這一類變化，雖有圖強的意願，然而觸及的僅僅是局部的東西，“於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在列強環伺之下，其“屢見敗衄，莫克振救”，已爲世人所易見。與這種“小變”不同的，是全變。“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以日本爲樣板，則全變乃是鑿破封建政治體制同資本主義政治體制之間的度，由此達彼的質變。全變和小變的區別，劃出了維新運動與洋務運動之間的歷史界限。

（四）“開創之勢”與“列國並立之勢”。

這是康有爲對於“變局”的感悟和詮釋。他說：“今之爲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從“一統垂裳之勢”到“列國並立之勢”，說明中國所處的世界環境已經全非舊時景象了。這一變化，不僅使人知道了“大地八十萬裏，中國有其一；列國五十餘，中國居其一”的事實，而且使中西交往的過程成爲諸歐“破吾數千年久閉的重關，驚吾久睡之大夢，入吾之門，登吾之堂，處吾之室”的過程。因此，“列國並立”一語，不會不使中國人悚然想起春秋戰國發生過的那種無情兼併。在這種情況下，“守成之勢”只能意味着弱昧亂亡。“吾既自居於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於亂亡，安能怨人之取侮？”這兩個問號，正是“以開創之勢治天下”的時代依據。開創，是對於守成的否定。在這裏，康有爲似乎已經揭示了近代中國變形了的歷史邏輯，即：社會的變革，其動力主要不是來自內部運動，而是外部壓力催逼的結果。

（五）“世變”與“運會”。

嚴復受過西方思辨哲學的訓練。所以，比之康有爲、梁啓超，他對“世變”的論述更富有哲理性。“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爲力。”變法是由時勢促成的。但時勢的背後是“運會”。這個詞所刻畫的東西，雖然不是感官直接可以觸知的，卻在更加深刻的層次上觸及了社會發展的樞機。“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爲力。”這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力量。但感知與認識了“運會”的人能夠獲得一種歷史主動性。“彼聖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逆睹其流極。唯知其所由趨，故後天而奉天時，唯逆睹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嚴復的“運會”實際上已經捕捉到一點社會發展規律的意思了。但從“莫知其所由然”一語又可以看出，他並不能說明這種規律的本身。不過，這是無足深怪的。

嚴復譯作《天演論》

（六）“沖決網羅”。

這個命題出自譚嗣同的《仁學》，代表了維新變法時期最勇敢的言論。他所說“網羅”包括利祿、俗學（考據、詞章）、全球羣學、君主、倫常、天、全球羣教、佛法九種。其範圍又超出了康有爲的“全變”。錢穆曾通解《仁學》說：“復生所謂以心力解劫運者，仁即心力也。心力之表見曰通，其所以害夫通者則曰禮，曰名。蓋通必基於平等，而禮與名皆所以害其平等之物也。禮與名之尤大者則曰三綱五常，曰君臣、父子、夫婦；而君臣一綱尤握其機樞。心力之不得其通而失於長養遂達，則變而爲柔、靜、儉，鬱而爲機心，積而爲病體，久而成劫運，其禍皆起於不仁。求返於仁而強其心力，其首務在於沖決網羅，而君統之僞學尤所先，而不幸爲之君者猶非吾中國之人，徒以淫殺慘奪而得爲之。斯所以變法必待乎革命，必俟乎君統破而後僞學衰，僞學衰而後綱常之教不立，綱常之教不立而後人得平等，以自竭其心力而復乎仁。然後乃可以爭存於天下，而挽乎劫運。”

可見，“沖決網羅”的本義，有出乎改良入乎革命的趨勢。在戊戌維新的諸君子中，譚嗣同的思想遠遠走在時代的前面。但是，他最終又是死於變法事業的。梁啓超後來說，方政變之初，“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餘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在他捨生赴死的選擇中，既有信念的感召，也有君恩的感召。由此而產生的矛盾，是一種複雜的歷史矛盾。

譚嗣同像

維新派論變，有兩個特點。

一是“變”與“新”相連。康有爲說： “法《易》之變通，觀《春秋》之改制，百王之變法，日日爲新，治道其在是矣。”“日日維新”取義於《禮記·大學》所說的“日新，日日新”。按照譚嗣同的解釋，就是“革去故，鼎取新”。因此，“日新”不僅是布新，同時又是除舊。“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於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這正是維新運動的“變”與洋務運動的“變”根本區別之所在。

但是，比之布新，除舊更難。因爲它會打破大大小小的舊飯碗，從而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招來。利益是沒有理性的，但它與歷史的惰性合流之後，又會成爲護舊的力量。親身經歷過百日維新的人們記敘說：1898年5月，“梁啓超等聯合舉人百餘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取士之制。書達於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達於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集輦彀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啓超等此舉，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謠言，幾被毆擊”。7月，“下詔書，將天下淫祠悉改爲學堂，於是奸僧惡巫，鹹懷諮怨，北京及各省之大寺，其僧人最有大力，厚於貨賄，能通權貴，於是交通內監，行浸潤之譖於西后，謂皇上已從西教”。8月，“候補京堂岑春煊上書請大裁冗員，皇上允其所請，特將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及廣東、湖北、雲南巡撫，河東總督，各省糧道等官裁撤。此詔一下，於是前者尸位素祿闒冗無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惶惶，更有與維新諸臣不兩立之勢”。其間，往往還有爲利益牽動的下層民衆：

京都管理街道，有工部街道廳。管理溝渠河道司官，順天府，大宛兩縣，步軍統領衙門。前三門外，又有都察院管理街道城防司汛等官，可謂嚴且備矣。究其實，無一人過問焉，以至任人踐踏，糞土載道，穢污山積，風即揚塵，雨即泥濘，春夏之交，變成瘟疫，而居其中者，奔走往來宴如也。洋人目之爲豬圈，外省比之爲廁屋。然每年碎修經費，所出不貲，及勒索商民，訛詐鋪戶，款又甚巨，奈皆衆人分肥，無一文到工者。歲修之項，工部分其半，該管又分其半；巡查打掃之費，步軍統領衙門營城司防內外分之，訛詐勒索，工部不與焉。近日有人條奏，上盡悉其詳，乃命該管各衙門即行查勘估修，以壯觀瞻，並大清門、正陽門外，菜蔬雞魚攤肆，一概逐令於城根擺設，以示體恤。於是官吏閭民，皆稱不便，官吏慫恿百姓，聯名呈懇體恤。

這種情況，使得變法與反變法之爭註定要衝破君子動口不動手的界限。比之洋務派遇到的荊棘團，維新派面對的則是怨毒凝集成的殺機。因此，梁啓超在事後非常感慨地說：“除舊弊之一事，最易犯衆忌而觸衆怒，故全軀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爲之。”

二是“變”與歷史進化論相結合。在中國傳統思想裏變是以循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士大夫們相信五德轉移、三緯相承；老百姓則稱之爲“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種古老而又懵懂的循環論，首先是被維新派的兩本書打破的。一本是嚴復譯述的《天演論》。在那裏，中國人第一次完完整整地知道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公理”：

不變一言，決非天運。而悠久成物之理，轉在變動不居之中。是當前之所見，經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萬年三萬年而革亦可也。特據前事推將來，爲變方長，未知所極而已。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爲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爲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於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謀相劑者焉。夫而後獨免於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觀之，若是物特爲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謂天擇。天擇者，擇於自然，雖擇而莫之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實天下之至爭也。斯賓塞爾曰：“天擇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爭存矣，而天又從其爭之後而擇之，一爭一擇，而變化之事出矣。

這種學理是十三經裏沒有的，但對於近代中國人所面臨的變局卻提供了一種易爲局中人接受的解釋。於是，西方的自然觀在東來之後成了中國人獨特的社會觀。

另一本是康有爲撰作的《孔子改制考》。它第一次把進化論引入社會歷史，借用今文學家樂談的“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之義，別開生面地說明瞭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堯、舜爲民主，爲太平世，爲人道之至，儒者舉以爲極者也。……孔子撥亂昇平，託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託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這裏說的是孔子託古改制，但康有爲在孔子身上寄託的卻是議院、選舉、民權、平等一系列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例如，“世卿之制，自古爲然，蓋由封建來者也。孔子患列侯之爭，封建可削，世卿安得不譏。讀《王制》選士、造士、俊士之法，則世卿之製爲孔子所削，而選舉之製爲孔子所創，昭昭然矣。選舉者，孔子之制也”。

這一附會帶有明顯的主觀性和強辯性，但卻爲現實的變法事業造出了一種歷史根據。藉助於這種根據，何邵公以來的三世說，在維新派言論家手裏分別成了對應於君主專制、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的東西。外來的進化論使傳統的儒術有了全新的意義，而傳統的儒術又使外來的進化論取得了中國的形式。這兩個“第一次”指明，維新派的“變”同西方的進化論是一開始就聯爲一體的。這種從未有過的變的觀念，呼喚着一種從未有過的社會制度。同時，它還帶來了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一場革命，從而改變了最難改變的東西：世界觀。孫寶瑄1898年12月16日在日記中說：

昨讀《天演論·導言四》，嚴又陵案語有云：島國僻地，物競較狹，暫爲最宜外種闖入，新競更起。往往歲月之後，舊種漸湮，新種迭盛。如俄羅斯蟋蟀，舊種長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克滅舊種，今轉難得。蘇格蘭舊有畫眉善鳴，忽有班畫眉，不悉何來，不善鳴而蕃生，克善鳴者，日以益稀。澳洲土蜂無針，自窩蜂有針者入境，無針者不數年滅。餘爲之掩卷動色曰：誠如斯言，大地之上，我黃種及黑種、紅種其危哉！

一批一批的中國人接受了進化論；一批一批的傳統士人在洗了腦子之後轉化爲或多或少具有近代意識的知識分子。“好戰者言兵，好貨者言商，好新器新理者言農工，好名法者言新律”，就其歷史意義而言，這種場面，要比千軍萬馬的廝殺更加驚心動魄。

（本文摘選自《歷史在此轉向》，鄧文初編，東方出版社2018年出版。經編者授權刊發。編輯：一行，圖片源於網絡。原標題：變與不變的哲學。未完待續，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