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貨幣的借貸。就經濟主體來講，金融實現的是資源的跨時配置。就整個經濟體來講，金融是在空間上配置資源。金融工具是貨幣的道具，貨幣是實物的道具。金融以錢來推動經濟。

銀行是整個金融體系的基礎。無論是市場主導型的金融體系，還是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銀行不僅是商業組織，它還是是整個金融體系的基礎設施。因為，貨幣是銀行提供的，支付結算體系是銀行提供的，各式各樣花裏胡哨的金融遊戲，最終都要到銀行體系裏了結，到銀行體系結算，將錢存在銀行賬戶裏。說銀行是整個金融體系的本，不過分。

區分傳統金融和現代金融。

如果找一個節點，用貨幣金融史上，銀行貨幣取代金屬貨幣，以及其背後的貨幣金融制度變遷為分界，可以把金融分為傳統金融和現代金融。

拿銀行的業務為例，在金屬貨幣流通時期，銀行以及銀行這一類的機構，諸如錢莊、票號等，都是自己有錢了，才能向外發放貸款。我們稱這類金融業務為傳統金融。傳統金融活動的規模，以存量資金為前提，傳統金融的作用是「有錢用在刀刃上」，引導資源合理配置。

在銀行貨幣流通時期，銀行的債務憑證就是貨幣，銀行可以主動負債，可以「憑空」發放貸款，然後形成存款。由於銀行自身資產負債表的變化，銀行可以通過信貸形式（或債務形式）向市場提供流通和支付手段，銀行的貸款業務創造了存款貨幣，我們稱這類業務為現代金融。現代金融活動的規模，理論上以社會信用需求量為前提，金融的作用，除了引導資源合理配置外，還可促進資源的有效發掘與利用，促進經濟增長。

傳統金融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體系，而現代金融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傳統金融運行的門檻較低，有錢便可放貸，人人可為之。而現代金融的門檻較高，現代金融背後，是體系化的規則、契約、制度、文化等等。是法律、規則、契約以及市場文化，支撐著現代金融。

改革開放已經走過四十年。如果說這四十年，有什麼重大變化，放在數千年中華文明史上來考量，就是現代金融。這玩意兒我們老祖宗的歷史上沒有。

有文字記載，中國就有借貸。《周禮》上就有記載。幾千年來，借貸在中國歷史上綿延不斷，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漢時，已經有專門從事借貸的機構。但那些都是傳統金融的範疇。最早出現在中國宋代的紙幣，顯然也不是銀行貨幣。民國時期南京國民政府，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迅速建立起來的現代金融體系，尚未成型便被抗戰和解放戰爭吞沒，除製造了人類歷史駭人聽聞的通貨膨脹外，很快便隨著新中國的成立，銷聲匿跡了。不算數。新中國成立後，銀行只是出納機關，財政的附庸。

真正的現代金融，在中國，起始於改革開放。

現代金融的起源，在西方，大概在17世紀。人家是400年的發展史，我們是40年。所以，不應對中國當前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治理，有過多的抱怨。當然，也不要對我們的金融在國際市場上的表現，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比如人民幣國際化、某某國際化什麼的。否則，面對一個泥足巨人，希望它經風受雨，是不負責任的。

插個話。一般來講，財政和金融，各有各的路數，不宜放在一起比較的。但在中國是個例外。國有金融制度安排，使國有金融成為政府的錢袋子。金融和財政一起，是政府的兩個錢袋子，左口袋和右口袋，當然可以調劑使用，也可以混著使用。哪個口袋用著方便，就順便多用一些，也是人之常情。

想想前幾天，有關部門的有關人士，關於財政與金融關係的爭論，著實是太認真了些。按捺不住。其實他們的前輩，那些高明的領導，早就釋然了。他們甚至在國外同行面前吹噓貨幣銀行的奧祕，得意其內，忘形於外，似在目前。

也難怪他們得意。在改革開放初期，現代金融是出了大力的。功不可沒。

改革開放初期，銀行系統的資源配置能力迅速上升。如果用1979年國內信貸為基數，到1991年，12年間，銀行機構的信貸餘額增長了20多倍，平均每年遞增22.37%。同期GDP名義值平均每年增速為17.3%（按不變價為9.67%）。而同期財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速約11%。按名義值計，同期銀行信貸每年增速，超過名義GDP的5個百分點。而同期財政收入每年增速，低於名義GDP的6個百分點。

如果算絕對值，用年度財政收入與年度信貸增量比較。1979年，財政收入為1068億，當年信貸增長為192億，金融增量佔財政收入的比例為18%。到1995年，財政收入為6200億，而同期信貸增量為10600億，金融增量佔財政收入的比例為171%。年度信貸增量超過同期財政收入，是一個重要的經濟特徵，中國的經濟學家好像沒有關注到這一點。其實，這是一個很過分的數字，世界上主要國家，在經濟正常的年分裏，似乎沒有國家信貸增量超過同期財政收入的情況。印象中，日本在經濟成長期，金融增量佔財政收入的比例，最高達到80%左右，而美國，這一數字最高值在50%左右。

我們知道，銀行的錢是「憑空」來的，俗稱央行印票子。印多了就會發生通貨膨脹，這是客觀規律。改革開放開始後的前15年，雖然在1985、1988、1994發生了幾次明顯的通貨膨脹，但總體上，物價形勢可控，且較快地平復下來。印了這麼多的票子，沒有發生惡性通貨膨脹，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是我國改革的初始條件中，與其他類似國家（前蘇聯東歐國家）不同，改革初期，我國經濟處於一種低貨幣化的狀態。比如，俄羅斯1990年時M2/GDP為100%，我國1978年時這一數字為25%。這一特殊國情的政策含義是，貨幣超額發行而無過大通貨膨脹壓力。二是改革開放釋放的生產力，GDP快速增長，迅速吸納了市場上多餘的貨幣。

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量超過財政收入的情況，從1990年開始，一直到1999年才扭轉過來，大約10年時間。此後，個別年份（2003年、2009年）外，財政收入維持了大於銀行信貸增量的較為正常的狀態。大家可以觀察，如果後續再有信貸增量大於當年財政收入的情況，接下來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的概率，很大。

客觀地講，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特別是市場化的早期，相對充裕的貨幣供給，對於發現市場機會、促成市場交易達成，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因為那個時候的市場面對著更大的不確定性，更不完備的合同，不完善的法律和執法等，缺少中介，沒有第三者，在這種情況下，貨幣的及時出現，面對面即時結清，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有利於人們果斷抓住瞬息萬變的市場機會。缺少貨幣，就沒有辦法去活躍經過文革洗劫早已千瘡百孔的市場。所以說，改革初期人民銀行以信用貸款方式向專業銀行投放基礎貨幣，專業銀行以執行信貸計劃的方式向國有企業發放信用貸款，再以國有企業採購和發放工資渠道流向社會。相對充裕的貨幣供給，客觀上起到了活躍市場、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作用。

在這個過程中，金融業實現了大發展。用M2/GDP衡量，1990年為81.92%，1995年接近100%，2010年達到180.78%，2015年為205.75%。貨幣供應（金融資產）擴張速度，遠遠快於GDP增長速度。四十年來，特別是近二十多年來，業務量的快速擴張以及剛性保護的利差收入，金融業表現搶眼。金融業玩兒的很嗨，金融成為大家仰慕的焦點。稍有實力的央企，都有金融板塊；不少領導家的孩子，都在金融從業。

近兩年來，這種狀態有轉變的跡象。

社會輿論喧鬧一時，說是互聯網金融和支付寶等將替代銀行。馬雲曾經講，「銀行不改變，支付寶就改變銀行。」那是他不懂事。他不知道，支付寶等寄生在銀行機構、以及以銀行為主體的現代金融基礎設施之上。宿主沒有了，寄生者還能活嗎？

反問一下。如果技術應用能夠提高效率，銀行等金融機構會比任何機構都有優勢和能力，將先進的技術裝配到它們的業務條線上去。希望技術進步取代銀行等金融機構，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金融越來越多的暮氣，老大不堪之勢，不是也不可能是互聯網帶來的。

金融的核心是契約、規則、制度，是法制。

簡單地講，金融就是一個人將自己的東西借給了另一個人，後者承諾將來償還。只有在前者預期到後者能夠到期償還本息的情況下，這筆業務才能發生。如何讓有錢人能夠確信借款人能夠到期還本付息呢？熟人社會需要經驗，更大的範圍則需要法律和制度保障。

現代金融的奧祕，有一部分是，初始放貸人可能沒有錢，但它們還是可以通過現代金融制度，通過貸款創造出存款（銀行貨幣）來。顯然，限制它們「無中生有」的能力，更需要強有力的法律和完善的制度。

現代金融的便利性，基於各種場景下，債權債務關係形成的各種合約（金融工具），能夠在市場上轉讓交易。這些需要更為複雜的法律和制度架構。

沒有周全的制度、鐵一般的紀律、必須執行的契約、嚴格的執法，就不會有現代金融。

但是，中國在金融方面的法律和治理，與其龐大的金融體量，似乎對不上。舉個例子，倫敦金融城的從業人員中，從事會計師、律師、評估師等中介支持性服務的人員，佔倫敦金融城從業人員總量的23%左右。而北京金融街這一比例是3%左右。倫敦金融城管理的金融機構資產總量約為8萬億英鎊，北京金融街管理的金融機構資產近100萬億人民幣，北京略大於倫敦。同樣的體量，相關領域從業人員數量上的巨大差距，正好說明，我們的金融市場上秩序的維繫，依靠法律和契約的程度，遠遠低於國際水準。是什麼替代了法律和契約治理，在維繫我們龐大的金融市場秩序呢？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政策和行政權威。發生了糾紛和爭議了怎麼辦？在英國主要依靠仲裁和法院，而在中國可能主要依靠上級領導或主管部門開會解決。誰官大誰說了算，誰能把話講得更圓誰便有可能獲得更多的支持，這大概是我們這裡糾紛解決通行的規則。

這是有歷史傳統的。

彭慕蘭在《大分流》中，涉及到東西之間的金融分岔處。在應對戰爭需要的財政需求解決方面，南宋政府通過發行紙幣解決，而西方國家卻在尋求不斷改進債券發行。這二者之間的根本區別是，紙幣不用償還、回收，而債券需要還本付息。紙幣依靠政府的行政權威，簡便易行。債券雖然同樣依靠政府的信用，但它還要受到法律和市場紀律的約束，複雜且大家不易買賬。相信在中國古代皇帝眼裡，能直接伸手拿到世上有的他們想要的東西，向民間借債這種丟份兒且麻煩的事，他們連想都不會想的。中世紀後期，歐洲和中國各自的金融技術，造就了不同的金融制度與市場文化。在此後的幾百年裏，一個發生了工業革命，走向現代化，另一個在傳統裏繼續打轉轉兒。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現代金融體系的建設與發展過程中，金融法制建設也是可圈可點。

改革初期的金融法制建設，以急用先行為特點。1983年國務院發布《關於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決定》，確立中央銀行制度。隨後《銀行管理暫行條例》、《保險企業管理暫行條例》、《企業債券管理條例》、《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證券公司管理暫行辦法》、《外匯管理暫行條例》、《儲蓄管理條例》、《境外金融機構管理辦法》、《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等相繼出臺。

為適應建立現代金融體系的需要，1995年相繼通過了《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票據法》、《擔保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1998年通過了《證券法》， 2001年通過了《信託法》。這一時期國務院也陸續制定發布了《外匯管理條例》、《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和《人民幣管理條例》等。

2003年人大常委會修訂了《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通過《銀行業監督管理法》。《證券投資基金法》、《反洗錢法》先後頒布，一些前期公佈的法律如《保險法》《票據法》《證券法》《外匯管理條例》等先後修改。後來又於2013年出臺了《徵信業管理條例》，2014年出臺了《存款保險條例》。

如果說中國的金融立法已經能夠撐起現代金融體系的框架，不知道業界是否認可。事實是，近幾年金融立法的步伐好似慢了下來。一些基本的金融行為，至今仍缺乏法律規範。比如《放貸人條例》，一波多折，多少年過去了，至今仍沒有出臺。什麼原因，不清楚。

我們是否需要耐心？

作為學生，我們有現成的發達國家的經驗可以參考，有捷徑可走。但是，一個大國，要用幾十年的時間走過別人幾百年裏走過的路程，難度可想而知。在金融立法的成績光環下，也露出一些小問題。比如，沿用部門立法習慣，金融立法也是行政部門主導，與市場需求有一定的距離。金融法律比較寬泛和粗線條，執法機構權力過大，對金融機構保護過多，對投資者和消費者利益的關注和保護不夠。金融法律體系不夠完備，一些新的現象和一些老的問題沒有適用法律。

總要有權威，提供秩序，以維持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當基於法律的制度缺位時，基於行政力量的秩序提供者，政策，以及政策背後的行政權威，自然替代了法律和制度。

政策與制度比較，一是政策可因時因地而宜，政策易變，設想一種遊戲，規則經常變，這樣的遊戲還會有人玩嗎?沒效率。二是政策易被有權者機會主義行事，籍政策之名行偷竊之實，不公平。三是政策替代法律和制度，只能是權宜之計，長久下去，是非常危險的。

我國金融業快速發展壯大，是在政府主導下，政府信用背書下實現的。政府主導金融發展，國際上有成功案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自己也有不少成功案例。比如1999-2006年處置銀行不良資產的安排。1999年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成立時，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實行政策性剝離，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政策性接收。到2004-2005年期間，採取的方式是國有銀行政策性剝離，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接收、自負盈虧。後來實行國有銀行商業化剝離，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購買、自負盈虧。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實現市場化。為後來十餘年銀行以及金融市場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

行政手段和政策是有必要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需要清醒地認識到，行政資源和政策資源的運用，是為推動更加深入徹底的市場化爭取空間，是權宜之計。否則，現代金融市場和金融活動，如果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政策資源，依靠個人經驗、知識、判斷和管理，江郎才盡、力不從心，早晚的事。

觀一葉而知秋。這段時間，像無還本續貸、地方政府債風險權重從20%調降至0等舉措，如果等不來後續的制度改進，就很能讓市場樂觀面對。

改革四十年，金融方面也是人物輩出。俗話講，法行人從法，法敗法從人。當前建立和完善各項金融法律和制度，還是得靠人。像朱鎔基總理當年那些金融前輩，不少還是值得景仰的。

驀然回首，無可名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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