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衆號“英國教育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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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證據顯示留學生更有可能使用論文代寫服務，但學者表示這一問題反映出了全球高等教育所存在的更廣泛的問題。

　　隨着世界各地的大學加大力度來打擊論文代寫，瞭解哪一類學生更有可能花錢請別人幫其完成作業變得越來越重要。

　　論文代寫氾濫

　　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有多達七分之一的畢業生可能涉嫌合同作弊（contract cheating ），即包括代寫和代考等在內的作弊行爲。合同作弊被定義爲由外部代理人或第三方生產的作品，並以學生的原始作品爲依據提交。中文翻譯中尤指“代寫和代考”等作弊行爲。

　　此外，由於西方大學越來越依賴於國際學生，不斷出現的證據指向了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留學生相比起本土學生更有可能打破規則。

　　一些論文代寫服務專門針對於留學生。2013年，新西蘭一家名爲Assignments4U的專爲說中文的學生所提供的論文代寫服務被曝光後，這個問題成爲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第二年，澳大利亞16所學校的數百名學生被發現曾經使用過合同作弊網站MyMaster來代寫他們的論文，甚至幫他們完成網上測驗。該網站採用中文頁面，並專門針對於中國留學生。

　　根據《泰晤士報》2016年對100多所英國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從整體上的作弊和抄襲行爲來看，非歐盟留學生被抓到作弊的可能性是歐盟學生的四倍還要多。同年，《華爾街日報》通過對14所美國頂尖大學的數據分析發現，留學生被發現涉嫌作弊的可能性是美國學生的五倍。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imesHigher Education）對全球230名學者進行的一項自選調查爲此項爭議增添了新的證據。在被問及留學生或本土學生，誰更有可能使用合同作弊服務時，51%的學者稱兩類學生的使用風險是一樣的；但42%的學者表示留學生更有可能使用論文代寫服務，相比之下，僅有8%的學者表示本土學生可能是最大的威脅。

　　如《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的調查結果所顯示的那樣，許多學者將留學生看做是合同作弊的主要問題，這並不是說本土學生使用論文代寫服務就不是一個大問題，任何涉嫌作弊的學生都不應該被忽略。

　　使用代寫的原因

　　有趣的是，業內專家指出了一系列可能導致留學生選擇作弊的問題：對一些人來說，英語是第二語言；在一些案例中，學生想要獲得成功的壓力源於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被投入在教育上；此外還包括對西方學術規範的不熟悉，以及長久以來的說教式教育文化的經歷使得學生把背誦別人的話視作爲對他人尊重的表現，而抄襲不是。

　　新出現的學術證據證實了其中的一些假設。2018年對澳大利亞的八所大學共計1萬4千名學生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與那些以英語爲母語的學生相比，那些母語不是英語的學生更有可能在考試中作弊。2015年，英國的一項關於哪些學生更有可能購買論文的調查中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南澳大學商學院（Universityof South Australia Business School）學術誠信中心主任、澳大利亞研究報告作者之一的特蕾西·佈雷塔格(Tracey Bretag)表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發現僅與語言有關，而不針對任何國家或文化遺產。她說：“我們的研究發現，以英語爲第二語言的本土學生也存在嚴重的問題。當然，最重要的是，至少在澳大利亞的背景下，我們80%的二語學習者是留學生。”

　　對於佈雷塔格博士來說，問題在於，在招收更多留學生的過程中——並向他們收取高昂的學費——入學的語言要求則變得太低了。

　　西方大學最常用的英語語言能力的官方評估標準是雅思（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ELTS）成績，該考試採用了對學生的語言能力進行1到9評分的機制。大學通常所要求的最低雅思分數是6分，而英國政府所要求的最低分爲5.5分，但是以英語爲母語的人能得到9分。布萊塔格博士表示：“對於學術寫作所需的語言處理能力來說，6分是不夠的。”

　　圖說：關於抄襲的看法 來源：《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對於230名學者的調查

　　圖中左邊的柱狀圖表示關於“你覺得誰最有可能涉嫌合同作弊？”的數據；柱狀圖數據從左至右依次爲留學生、兩類學生都可能、本土學生；

　　圖中右邊的柱狀圖表示關於“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越來越多的合同作弊部分應歸咎於大學的入學標準？”的數據；柱狀圖數據從左至右依次爲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既不認同也不反對、同意/非常同意。

　　準備不充分的留學生

　　在2018年的一篇論文中，紐約大學第二語言教育學的副教授Danijela Trenkic發現即使學生取得了雅思6.5到7的成績，這些英國留學生的英語詞彙量平均不到本土學生詞彙量的一半。此外，留學生閱讀和處理英語信息的速度是本土學生的一半，並且他們僅理解了極少量的閱讀信息，書面總結所讀內容的能力也很差。

　　根據佈雷塔格博士的說法，儘管這些學生在進入大學的時候認爲他們已經爲嚴格的學術學習做好了準備，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準備好。

　　她說：“我們使得他們註定失敗，因爲我們知道他們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更多的培訓……但他們沒有時間接受任何現成的非強制性的支持。除此之外，最關鍵的是，我們還有一些專門針對那些脆弱學生的不道德且精於營銷的論文代寫服務。”她表示，爲了不讓父母失望——父母們努力工作將孩子送出國深造——導致學生們轉而選擇了合同作弊。

　　英國上議院自由民主黨教育問題發言人斯托裏勳爵(Lord Storey)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爲許多學生正是出於此種原因才求助於論文代寫。斯托裏勳爵將留學生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歸結於“文化學習差異，因爲不同國家的教育是不同的。例如：亞洲學生學習的方法和英國學生、美國學生學習的方法是不同的。”

　　悉尼麥考瑞大學（MacquarieUniversity）語言學系講師Louise Kakti 發表於2018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了對於留學生和合同作弊的“特別關注”，論文談到學生使用論文代寫是“愈發企業化和商業化的大學文化”的副作用。

　　Kakti 博士告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大學現在正在激烈競爭留學生市場的份額。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對於留學生的入學條件正在變得不那麼嚴格，並越來越不周密、漏洞百出，尤其是在學生的學習適應能力方面。”

　　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的調查中，當被問及越來越多的合同作弊是否應部分歸咎於大學的入學標準時，43%的受訪者表示同意。只有四分之一（26%）的人表示不同意，而三分之一（32%）的受訪者沒有做出選擇。

　　一位澳大利亞的受訪者表示，留學生更有可能求助於論文代寫，“因爲我們向他們保證了他們的英語水平足以應付我們的課程，但通常情況下，他們並沒有足夠的能力——這不是他們的錯，而是我們的錯。留學生的購買能力已經被用來替代恰當的、可持續的政府資金。當購買力已經以我們無法控制的方式被使用時，我們對此不應感到意外。”

　　然而，新南威爾士大學悉尼藝術與傳媒學院（UNSW Sydney’s School of the Arts & Media）副院長（教育）凱斯 埃利斯(Cath Ellis)警告稱，認爲留學生更有可能陷入合同作弊的看法可能歸因於教員更容易發現那些以英語爲第二語言的學生的作弊行爲。她說：“這些學生可能無法掩蓋他們的行爲。換句話說，這實際上是一種偏見。”

　　大學回應

　　那些，大學對此應該如何迴應呢？把矛頭指向留學生的後果可能只會更加孤立留學生並將他們推向論文代寫，這種方式的不良後果在今年早些時候利物浦大學被迫向針對留學生羣體發郵件聲明何爲抄襲的舉動而道歉中得以體現。

　　許多解決方法在學生中得以應用：愛爾蘭最近表示將效仿新西蘭將論文代寫設定爲非法，同時Turnitin公司也在上週發起了原作調查（Authorship Investigation），該軟件聲稱能夠用機器學習算法和刑偵語言分析來檢測學生是否確實是所提交的論文的原作者。

　　一些學者建議通過更多的考試而非論文來進行評估，而另一些學者則提倡通過更多地使用vivas或其他包含與學者直接互動的方式來進行考覈。

　　對於南澳大學的佈雷塔格博士來說，涉及到留學生的最重要的解決方式是提高語言相關的入學要求。

　　她說：“但是，對於那些招收留學生的學校需要設定嚴格的標準，並確保我們的雅思考試中心以及其他中心不存在腐敗現象。我和一些幾乎不會說英語的學生交流過，他們也給我看了他們的證書，上面顯示他們的語言分數爲6.5分。”

　　Kakti 博士則建議在留學生進入正規的預備課程前，引入監考式“診斷”考試。而Ellis博士說，學校需要提供給那些發現自己在語言和學術文化上有欠缺的學生以更好的支持。

　　然而，佈雷塔格博士和Kakti 博士說，沒有政府對於大學的資助，僅依靠留學生的學費，大學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

　　佈雷塔格博士說“[留學生的合同作弊行爲]是高等教育中一個更廣泛問題的表現。這是一個壓力系統。指責學校在資金利用方面的成效不足，指責導師在教學或嚴查作弊方面做得不夠好都不是好辦法，當然也不能指責學生，尤其是指責第二語言學習者作弊。這是一個系統的問題，除非我們着眼於大局，否則我們所做的僅僅只是給那些對改變現狀無能爲力的少部分人貼上創可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