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和偉哥發明者的學生有一次談話，對方很誠懇地說，在影響人類私生活的藥物中，偉哥只能甘居第二，而排名第一的，毫無疑問是口服避孕藥，是這種藥片兒使得性脫離了生育，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愉悅。

剛剛出版的《魔丸的誕生》這本書中談到，避孕藥的影響卻遠不止於性。那藥片兒不僅是工具，也是一種符號——它改變了半個世紀以來的女性角色，改變了現代女性的家庭、事業的選擇。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說：「女性除非獲得自由選擇生育的權力，否則就不可能真正解放。」

口服避孕藥賦予了女性這種權利。

自避孕藥出現後，家庭規模得以縮小；平民階層的受教育水平得以提升；女性第一次徹底擁有了控制自己孩子數量的權利，不需要考慮身邊的男人……

《經濟學人》也因此將其列為 20 世紀最偉大的科技幾百年，是的，比核反應堆和相對論更偉大。

然而，在中國，避孕藥被視為洪水猛獸，只有2%的女性在使用這種藥物避孕，與此對應的是，這裡每年的人流手術量高達 1300 萬。

住在精神病院的避孕藥之父

與那位獲得了諾貝爾獎的偉哥的那位發明者不同，發明避孕藥的那個男人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為自己的研究尋找資金、尋找參加臨床試驗的女性。

在畢生追求的那種「控制生育」的藥物得到 FDA 正式承認 7 年後，他因胃癌去世。

他是格雷戈里·平克斯，俄裔猶太人。

今天，人們把平克斯稱作哺乳動物排卵研究的奠基人，而在他活躍的那個年代，研究兔子的交配與排卵，稱量母鼠子宮這類工作並不是體面事，更遑論這種工作時常因為對生命這件神授事物的挑戰而備受非議。

平克斯在他哈佛的實驗室，嘗試了讓兔子的胚胎在體外受精然後植入母兔子宮中長大，正在嘗試把兔子的受精卵放入試管中，使得它們在試管中長大，實現真正的試管嬰兒。

平克斯的工作引起了很多主流媒體的關注，《泰晤士報》在評論中說，「如果那些生物學家所言不虛的話，愛將與為人父母毫無關係」——這話在今天聽上去沒問題，然而在當時，將性愛與生育分開，必將導致的是性愛只與歡愉有關，這已經無疑是對這項研究的隱晦批評了。

更直接的批評者則認為，如果嬰兒可以在試管中產生，「那將摧毀女性」。根據這些批評者，懷孕不僅讓女人變得美麗，還能改善其神經系統。最終，這些評論與喧囂的效果是悲劇性的，哈佛大學決定停掉平克斯的資助，他的各種求職申請都石沉大海，最終只能依靠一位老友的幫助，在克拉克大學拿到了一個薪水微薄的職位。

在克拉克大學所在的伍斯特，平克斯的實驗室曾是一個老舊的地下室，附近的煤倉飄來的塵土經常污染他的試驗品。

在簡陋的實驗室，平克斯找到了他的最佳合作者，剛剛從中國來到美國的年輕人張民覺，後者很高興有一個實驗室肯接受自己，並提供住處——一張搭在實驗室一角的睡床。張民覺不會抱怨實驗條件的艱苦，反而會會自豪地宣布，一次非常重要的實驗中使用的兔子受精卵是他用廚房冰箱儲存的。

事實上，那些年，平克斯的家人同樣從一家廉價公寓搬到另一家廉價公寓，甚至有差不多六個月的時間，一家人居住在精神病院的一個房間里。

每一分經費都發揮了充分的作用，然而，這點兒錢仍然完全不夠完成平克斯的夢想，他不斷去申請來自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生育控制經費，來自教會的反墮胎經費，來自製藥廠商的投資……

在那個簡陋的實驗室中，這位科學家發現黃體酮可以抑制兔子排卵，正當他需要大量的錢去購買兔子和試劑進行進一步研究時，兩個女人找到了他，她們能搞到錢。

反淫穢法與女權運動

根據 1873 年通過的，旨在凈化社會風氣和防止某些疾病傳播的《反淫穢法》，以公共郵政散播「任何淫穢、淫蕩、下流或猥褻的書籍、傳單、圖片、報紙、信件、寫作、印刷品或任何其他不雅刊物」都是非法的。

很不幸的是，避孕相關的出版物與葯具也列在《反淫穢法》的禁止目錄中，於是，根據那條法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傳播避孕的葯具是非法的，女性大多數時候只能偷偷地使用秘密途徑流傳的或真或假的方法進行避孕。

《魔丸的誕生》一書記載了口服避孕藥在當時保守的社會環境中，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們是如何克服重重障礙，讓這個後來被稱作20世紀最偉大的科技發明的藥物問世。

1923 年，一位女士帶著塞得滿滿的八個大箱子橫渡太平洋，從美國到歐洲，箱子里是精美衣物，衣服夾層中密密麻麻藏著包裝得更精美的一千個避孕膜，「夠避孕診所用上一年的」。這個故事裡的女士是凱瑟琳·德克斯特·麥考米克，首位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學士學位的女畢業生，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也是後來平克斯的資助人之一。

1932 年，美國海關關員沒收了寄給一個女人的一箱來自日本的試驗性避孕膜，這次沒收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訴訟，最終美國州立法院裁定：只要是醫生，用公共信函傳播關於避孕的信息或者寄送避孕用品，即為合法。這個故事裡的收件人是瑪格麗特·桑格，一位傳奇式的社會改革家、女權主義者，以及全美有史以來最直截了當的性歡愉提倡者。

出生於一個有 11 個孩子的家庭的女孩桑格曾在紐約開設了美國的第一個計劃生育診所，幾天後，診所被關停。34 歲那年，因創辦的《叛逆婦女》雜誌觸犯了《反淫穢法》，桑格被迫流亡歐洲。

從歐洲回國後，桑格骨子裡的激進主義日益複雜精妙，她開始明白，這場運動如果聚焦於性愛樂趣，將永遠得不到支持，但如果聚焦於健康，也許還有一線希望。桑格開始試圖說服醫生、科學家和企業領袖參與她的鬥爭，她開設避孕診所，關注於那些飽受生育之苦的女性，「養育三四個孩子跟養育7個孩子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她經常提到自己不斷收到的那些生孩子生到絕望的女性的來信——她們在糟糕的環境下因為生育過多子女而體力不支，或是因為使用原始的避孕方法而受感染，甚至死在墮胎的手術台上。桑格在給朋友的信中提到：「可憐的的、臉色蒼白的、悲慘的人妻，男人們打她們，她們在拳打腳踢下畏縮，但仍要抱起那個髒兮兮的嬰兒，又回去為他服務。」

桑格與麥考米克相遇時，兩個女人都已經意識到了一點，避孕這件事情，不僅僅讓女性可以更自由地追求性的愉悅，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把女性的人生從懷孕這件繁雜的工作中解放出來。當時的人們說，是桑格使得「避孕」成了美國的流行詞，但桑格自己卻對此很不滿意。

在當時的避孕方法中，無論是安全期還是避孕套的使用，都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男性的配合，桑格寫下的自己在紐約貧民窟的經歷說：只要隨時滿足性慾，男人們根本不介意有六七個孩子，而女人是真正承擔後果的一方，懷孕的是她們，撫養孩子的也是她們。

1950 年，會見平克斯時，桑格已經 71 歲了，她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夠尋找到一種藥丸，「一個女人可以每天早上搭配她的橙汁，或是在刷牙時順手服下而不需要徵求她枕畔那個男人的意見」。

第一個生產避孕藥的西爾藥廠為開處方的醫生們準備的經典禮物是一個精緻的鍍金塑料鎮紙，鎮紙前面是個赤裸而豐滿的立體女人，她的頭向上仰起，雙手正從一副沉重的枷鎖中掙脫出來，鎮紙的後面印著：「無拘無束」——這是第一種全面調節女性周期性機能的藥物，在此以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作為其象徵：掙脫桎梏的安德羅墨達。

美國計劃生育委員會

對於避孕，桑格精心地對「生育控制」進行了包裝，她把自己在尋找的這種藥丸描述成一種神器，其效用足以改變命運、改善文化，解決飢餓、貧困和過度擁擠這些世界性難題的良方。在二戰後嬰兒潮的年代，對人口過多的擔憂正當流行。

譬如，人們愛說：「學校的短缺，老師的短缺，工作的短缺，住房的短缺，護士的短缺，電力的短缺，道路的短缺，勞工最低保障工資的鬥爭工業過度機械化的爭論，還有關於工資水平、農業收入、養老金、健康保險以及國家資源的開發等話題的爭執，都起源於美國嚴重的人口過剩問題。」

二戰期間的人口短缺，刺激了大量職業女性的誕生，而二戰後的嬰兒潮，女人們被一個又一個的孩子拉回家庭的現實催生了女性自身對避孕的需求。對疲憊的已經嘗過了自己賺錢味道的女性而言，減少生育和增加生育間隔成了最迫切的需求。

於是，與中國當年的國家意志不同，一個計劃生育委員會在美國的民間通過自發組織出現，這個委員會的核心成員包括：女權運動者、優生學家、擔憂人口問題的政治家……

如果說，美國的人口過剩問題只是精英階層的一種抱怨，到了發展中國家，比如波多黎各，節育幾乎成了一種剛需。在波多黎各，55 歲以內的婦女平均育有 6.8 個孩子，那裡有如此多的人口，以至於來自波多黎各的移民成了令美國頭疼的人口問題。那裡的一位婦女說：「很久以前，女人們會因為生不出孩子而感到恥辱，然而現在，有些女人寧死也不願意多生孩子。」

就在波多黎各，依靠著本地的醫生和社會工作者，平克斯對他的避孕丸開始了人體實驗——沒錯，沒有倫理委員會，閉口不提這種藥物只在動物身上試驗過的事實，他招募那些做夢都想著不需要生孩子的育齡婦女，讓她們服用藥物，然後檢查她們的排卵是否得到了抑制。那是只有在臨床試驗尚不規範的年代才能夠完成的「違規作業」。

在波多黎各、精神病院，以及自己的親友——譬如平克斯的女兒——平克斯總共招募了 221 位有效的女性被試者來參加他的臨床試驗。

不斷地有婦女因為副作用的不適感或是教會的宣講而退出，許多退出試驗的婦女很快就又懷了孕，而這些孕婦幾乎是為這次試驗做活廣告，一方面，懷孕是一個可怕的結局，另一方面，這也證明了，這種葯停葯後可以馬上懷孕。

20世紀最偉大的科技進步

1957 年，平克斯的避孕藥恩那維德作為「不育和月經不調」的治療性藥物推出的，在藥物的不良反應說明中，它們說：這種藥物可能會抑制排卵。而通過各種宣傳攻勢，醫師們和部分女性都知道，如果你想避孕，可以吃這種葯。

1959 年，《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獲准出版兩天之後——西爾公司正式要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公司將那藥片兒作為避孕藥出售。對於 FDA 的審查員來講，避孕藥是個難題，「其他所有的藥物都是為了治癒某種疾病，忽然有那麼一種葯要給健康人長期服用」，要證明它的收益大於風險是件很難的事情。他們想了個辦法，給全國著名的婦科醫生去信，了解自兩年前這種藥物被批准後，女人們的服用情況。

在收回的問卷中，一位來自計劃生育委員會最大診所的所長泰勒的回信尤為詳細，這位醫生指出：在嘗試避孕藥丸的他的病人中，有 2/3 放棄了服藥，主要原因是對副作用的擔心，最終的聽證會上，泰勒做了一些簡單的計算，其中包括當時所有避孕方法的利與弊。避孕膜、避孕套也許並不會引起噁心或其他副作用，但它們未能實現很好的避孕，失敗率太高。

最終，一個戲劇性的反轉情節里，泰勒力薦 FDA 通過這次申請——考慮到懷孕和生孩子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意外懷孕比避孕藥的弊處更大。

1960 年 5 月 9 日，FDA 通過了恩那維德的說明書中增加避孕效用的申請，正式通告中這家機構提到，「批准基於其藥物安全性，我們對於其中或可涉及的道德問題不進行評判」。

1965 年，桑格在距 87 歲生日僅差幾天時去世。她去世後，昔日對她批評最激烈的美國全國性天主教徒周刊《聖母頌》寫道：桑格的「目標是讓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出生就有被哺育、照顧、受教育、被愛的機會…… 不論我們對於她節育的目的和方法有何等保留意見，我們之中很少有人能夠如此堅毅，立下同樣的目標。」

避孕藥被廣泛使用後，一些婦女抱怨體重有所增加，也有人抱怨感到噁心，而所有這些「不良作用」都抵不上這葯的效果，一位婦女曾激動地親吻雜誌上平克斯的照片，「她是如此地感激這個人，因為這是她結婚八年來第一年沒有懷孕」。

人們普遍認為，這種把性愛和生育的自主權交回了女性手中的小藥片兒提升了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縮小了兩性間的收入差距……

粉色小藥片兒改變女性未來的說法深入人心—— 1970 年，女性佔法學院新生的 10%，商學院新生的 4%；十年後，這兩個數字分別上升到了 36 和 28。達成這一系列變化的不僅僅是那個年代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一位哈佛經濟學家的研究顯示，避孕藥對此有最直接的影響。

《經濟學人》也因此將其列為 20 世紀最偉大的科技進步，是的，比核反應堆和相對論更偉大。

從政府主導到男性主導，中國女性沒能將生育的權利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在中國，避孕藥猶如洪水猛獸。

在歐洲和美國，短效避孕藥在避孕方法中所佔的比例在 30%－40% 之間，是避孕的首選，而在中國，這個比例只有 2%。

激素、發胖、血栓、癌症等真真假假的傳言總在在中國目標使用者的口中流傳。

實際上，到今天，人們此前所擔心的健康風險並沒有擴大化，剛開始服用的時候，少部分的女性可能會有輕微的不良反應，比如點滴出血、頭痛與乳房脹痛等，但通常在幾個月內消退。

相反的，已經有確鑿的證據顯示，口服避孕藥能有效降低卵巢癌和子宮內膜癌的發病率。

我和幾位婦科醫生聊過，宮內節育環、口服避孕藥、和結紮是最為有效的三種避孕方式，有效率都超過了 99.5%。雖然在理想狀況下，避孕套的成功率有 98%，但由於操作不當，實際的失敗率高達 15%。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種完全控制在女性手中的避孕手段，正如桑格在幾十年前所說，「不需要徵求她枕畔那個男人的意見。」

一位業內人士曾與我討論時提及過這種情況出現的諸多原因。

在 60 年代的西方社會，女性的家庭話語權逐漸提高， 她們渴望真正擁有決定家庭的規模和自己生活的權力，避孕是那些女性的自發需求，節育是當時的女權群體的主題之一，而避孕藥則是這場轟轟烈烈的爭取生育自主甚至性自由的運動的一項勝利果實。

而在中國，因為一些歷史原因，避孕與節育隱隱帶了一絲強制與不情願的味道。

80 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之前，只有少量的精英女性在私底下尋求節育，等到計生政策出現後，節育與避孕變成了一種義務，在廣闊的中國農村地區，這更是意味著強制的上環甚至結紮，是一種不得不完成的任務。

在西方，避孕藥是女權運動的產物，女人們感謝那顆粉色的藥片兒把女性從生育這件沒完沒了的工作中解救了出來；而在中國，避孕這個詞兒經常讓人想起的，卻是農村計生診所里的強制結紮與上環。

作為一種需要女性主動使用的避孕方法，計生政策的推行過程中，避孕藥顯然不可能是主流方法，從而得不到大力的宣傳和推廣，大部分人並不知道這種藥物的起效原理，只能將之臆想成一種「讓人生不出孩子的毒藥」。

在中國，從將伴侶出軌的原因歸結為女性陰道鬆弛的縮陰手術，到「為他生一個孩子」，整個社會輿論很少將女性視為性與生育這件事情的主角。

這裡的女性幾乎從未深刻感受過避孕為自己帶來的重大收益，儘管她們心裡明白，避孕失敗後果的主要承受者正是自己，在避孕實踐中，卻仍是更傾向於把主動權讓渡給身邊的男性——在 2016 年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進行的一項中國避孕方式調查顯示，男用避孕套的使用大概佔了所有避孕方式的 73%。

即使是這種失敗率不低的「主流」避孕方法，在實踐中也時常被忽視，當談及不帶套（並不採取任何措施）的原因時，在知乎上，有女性認為，「破壞氣氛」；有男性則表示，「激情來了唄」。

2016 年，根據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的那項調查，有 36.3% 和 33.4% 的被訪者還在使用體外射精和安全期避孕這些幾十年前就被判定為不靠譜兒的避孕方法。

而生育的另一面，墮胎，在這裡並沒有太多來自宗教、道德與法律的約束，即使避孕失敗，後果也不會怎麼樣。這裡每年的人流手術量是 1300 萬，大約是世界人流手術量的 1/6。

更有意思的是，在中國流行的「無痛人流廣告」中，一個經典的款型是一個男孩（或男人），欣慰地陪他的女伴進行那場「無痛三分鐘，煩惱去無蹤」的手術。大有「愛她，送她一次無痛」之感……

註：文中的口服避孕藥指短效避孕藥，非緊急避孕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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