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結構及其抵禦災難的能力輝格2008年5月28日

1. 災難的社會心理學

像大地震這樣的突發災難，對人們造成巨大的心理打擊，其程度僅僅用死傷人數和財產損失數額是難以衡量的。中國每年約有10萬人死於交通事故，人數超過過去30年的任何一次自然災害，但是突發性自然災難帶給人們的驚恐、痛苦和絕望，卻遠遠超過交通事故。

我們的日常生活能夠平穩的繼續，乃是基於每個人對生活於其中的環境擁有穩定的認知，我們可以有把握的期待太陽明天還會升起，門前的那條路明天還在那裡，早晨醒來時還會躺在昨夜睡下的那張牀上，從生活經歷和言傳身教中習得的經驗讓我們對自然有著穩定的期待，讓我們相信存在著某些可以為人所知的自然律。

類似的，我們所以能和他人一起生活於同一個社會，和諧相處，也是基於對他人的行為也有著穩定的期待，我們可以相信朋友見面時還會認得我，可以相信售貨員接過錢後會拿東西給我，也可以相信如果我在大街上被毆打會有人來阻止，因為我們相信周圍人的行動和社會的運行依循著某些規則和法律，正如自然界的運動依循著某些自然律。

然而災難卻可能打破這一切。天災以其暴虐衝擊著人們的常識系統，把人們從未想像過的場景和從未料到的變化強加在他們眼前，把他們投入一個完全陌生的自然與社會環境。如此打擊會讓人陷入巨大的驚恐和無助，感覺手足無措，同時完全陌生的環境也會讓他們對原有社會規則的維繫失去信心，進而他們自己也不再遵循這些規則。因此在古代，自然災難往往伴隨著社會動蕩，而後者所造成的傷害和損失常遠遠超出天災本身。

現代的科學與教育進步，增強了人們在面對狂暴自然時的自信，同樣，現代政治文明、社會組織和災難應對機制的進步，也增強了人們中在巨災中維持行為規範和社會秩序的能力。然而，這些進步遠未徹底消除災難的社會心理後果和由此帶來的混亂、無序和救援與重建障礙。尤其對於我國這樣處於現代化過程之中的發展中國家，如何讓社會秩序在災難中得以良好維繫，以最大程度保持災後秩序，發揮災區自救潛力，保證外部救援力量和物資的順利進入和分發，以求將災後損失降到最低，仍然是一個有待探索和改進的領域。

2. 災後的秩序重建

天災帶給個人的第一個心理後果就是人格的急劇收縮，在無法抗拒的自然面前感覺自己非常渺小和無助，常常陷入一種類似於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狀態（只不過兇狠的綁匪換成了暴虐的自然）。此時，他首要的需求是尋找可以依賴的庇護者，宗教信徒通常會向他的上帝或神靈禱告，但實際的幫助只能來自俗世。

家庭總是最受信賴的，其次是親友、鄰居和同事，但災難往往造成家庭破碎和親人離散，交通和通訊中斷又會阻礙友人之間的相互幫助。當人們無法從私人關係網路中尋得依靠時，便轉向社區、地方組織和當地政府，而在嚴重的災難中，這些功能組織和政府機構也常遭破壞，比如本次大地震中，許多學校和政府主要負責人遇難或受傷，辦公場所遭毀壞，一時無法履行其職能，此時，人們只好轉向更高級的組織和政府，或等待外部救援力量。

當人們由近而遠逐級向外尋求依賴時，他們對於這些依賴對象的信賴度、親切感和即時即地可獲得性的信心，也在逐級遞減。外部救援力量雖然強大，但畢竟遙遠而寬泛，往往無法及時細緻的到達每個需要它的角落。很明顯，理想的情況是，大多數人能在較低的層次上找到可靠的依賴，而不是把大多數需求推向上級和外部，這樣才能維持社會的穩定運行。

危險也在於，如果人們未能及時的從其所及範圍內尋得依靠，而又缺乏自我組織的能力，便可能轉向某些非良性的臨時組織，這正是古代災後危機的根源。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心理狀態下，人們很容易受到裹挾操縱而做出其在正常狀態下不可能做的破壞性甚至反社會行為。當然，這樣的危險在擁有強大政府的現代社會中已得到遏制，但並未完全消除，在小範圍內仍可見到，本地地震災區也已發現個別搶劫團夥。

經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很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充分發揮了社區和鄉村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能力的社會，一個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的社會，將最大程度的讓災難中的人們從最接近他的底層尋得依靠，從而把儘可能多的傷痛、匱乏、迷茫和抱怨留在底層和局部得以解決，這樣的社會組織結構將是最穩定的，可以最好的幫助災區度過困難、重建生活。

3. 自下而上，還是金字塔？

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考察了眾多經歷了現代化改革和社會變遷的國家，比較了它們在此過程中的社會穩定性，最後，他用社會組織化程度和社會動員程度兩個變數來解釋各國社會穩定性的差異，他發現，當社會動員程度較高而組織化程度較低時，便容易出現社會動蕩，社會組織化發展進度越是先於民眾參與熱情的高漲，現代化過程便越是平穩。

這一洞見對於我們尋求穩定的社會組織結構，來更好的抵禦包括自然災難在內的各種外部衝擊，理應有所啟發。無論對於災區還是國內其他地區，突發災難無異於一道總動員令，人們或被動（對於災區）或主動（對於非災區）的被從日常生活軌道中調動出來，投入到規模巨大的自救、救援和重建活動中。此時，一個自下而上良好組織起來的社會結構便顯得十分重要，而缺乏這樣的結構，將使局面要麼陷於僵化和低效率，要麼變得混亂而無組織。

人類社會能夠達致目前的文明水平和複雜程度，端賴於個體之間的分工與合作，隨著合作日益深入和廣泛，人們創建了大大小小的各種組織，從家庭、家族、部落、村社、城邦到國家，從作坊、行會、工廠、企業到股份公司，從私塾、學校、醫院、修道會、互助社、童子軍到慈善基金會，這些形形色色、具有各自宗旨和功能的組織，相互交織，將成千上萬的人維繫在一起，構成了龐大複雜的社會。

個體每時每刻從他身處的社會合作網路中獲取信息、達成交易、尋求幫助，他們由此也獲得了歸屬感和安全感，離開這些，我們的生活將跌回石器時代。古代中國，縣以下沒有政府機構，即便是縣衙通常也只有區區幾十號人，社會秩序得以維持，是因為眾多民間自發組織時刻維繫著當地的社會網路，家族祠堂和地方士紳通常為鄉村生活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務，在城市，工商業行會起著類似的作用。西方也是如此，社區教堂、本堂神甫、鄉居貴族、慈善組織和行會，在公共生活中佔據至關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偏遠地區甚至完全取代了政府的作用。

現代化的過程極大的強化了政府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這是對經濟活動的規模和廣度的巨大擴展所作出的必要反應，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權力過度擴張以至於壓垮了傳統自發組織的生存空間，原有的自下而上結構就會被自上而下嚴密控制的金字塔結構所取代。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已經切身體會了這種結構的僵化和無效率，也認識到它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格格不入，它壓制了個體活力，限制了人們在鄉村和社區等局部進行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機會和動力。

金字塔結構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穩定，用系統論術語說，它缺乏魯棒性，即在遭遇外部幹擾時保持穩定的能力。該結構的特點是，除了塔頂，每個局部都是被動的，而且離塔頂越遠越被動，每當遇到幹擾時，它首先要把信息層層向上傳遞，等待上級決策，之後決策和應對方案又層層向下傳遞，傳遞時間不僅曲折耗時，而且信息在每一層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問題是，一旦傳遞鏈條在某個環節被打斷，系統將陷入紊亂甚至癱瘓。

當面臨災難、戰爭和突發事件時，這樣的後果是難以承受的。軍隊就經常面臨這樣的問題，一支組織良好的軍隊，應該讓每個戰鬥單位都能在與上級和友軍失去聯繫時，維持自己的生存和戰鬥能力，為此，軍隊在平時就會注重培養各級軍官的獨立領導能力和個人權威。藉助軍銜制度，軍人甚至可以在編製被完全打散後得以重新組合，繼續戰鬥。

當然，社會不是軍隊，而通過層層依附關係組織起來的等級結構是封建時代的特徵，不再見容於高度流動性的現代社會。幸運的是，現代社會發展出了更豐富、更靈活的組織形式，在這方面，先於我們實現現代化的發達國家有許多經驗可供借鑒，而我們自己，也正從各個方面進行探索並取得進展。

4. 自我組織和地方性權威

雖然家族紐帶日益鬆散，但在鄉村，人們組織村委會、選舉村長，自行管理公共生活；在城市社區，人們組成業主委員會，聘請物業公司，對社區進行自我管理；舊時僵化的土地承租關係瓦解之後，人們創建了大大小小的企業來組織經濟活動，而企業又通過供應鏈和同業協會聯繫在一起；生活中，人們按各自興趣愛好組成俱樂部、聯誼會和利益共同體，而學校、圖書館、文體協會和專業學會，也為人際交往和公共生活提供了空間。

所有這些，在平時維繫著社會分工和交換網路，而當災難降臨時，便成為人們可以依靠的庇護所。基層自發組織在平時是個體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繫的中介，而在災後，也是外部救援力量發揮作用的重要依靠。巨災常常會使許多村鎮社區的政府機構陷入癱瘓，或喪失大部分行動能力，此時，其他組織的作用便凸現出來，教師和校長可以組織起學生和家長，廠長經理可以組織起員工，牧師方丈可以組織起教眾，醫生可以組織起護士和醫療隊，消防員和退伍軍官可以組織起自我救援隊，另外像足球隊、學生會、老年協會等此時都可發揮組織作用。這樣，村鎮和社區將可最大限度維持秩序並展開自救，相反，如果在平時這些組織得不到充分發展，混亂將難以避免。這次地震後，大量志願者進入災區，但他們時常找不到適當的當地組織來接收和分發救援物資。相比之下，企業的組織力量這次發揮了很大作用，許多企業在第一時間啟動了對災區員工的聯絡和救援計劃。

自發組織能否在緊急時刻發揮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組織及其核心成員能否在平時建立起足夠的公信力和權威。試想，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長，平時體貼師生、熱心公益，對公共事務經常發表有價值的意見，當鎮長在天災中遇難時，他完全可能接替鎮長職能，領導市民自救。這種地方性權威的建立，是基於他們平時對社會活動和公共事務的經常性參與，在對公共事務的討論中，在主張和觀點的表達和宣傳中，在投票和競選活動中，在具體事務的組織過程中，他們的品行、理念、行事方式和組織能力，獲得了社區居民的瞭解和接受。這些平時打下的基礎，讓他們在緊急時刻很自然的被推到領導地位上，負起維持地方的責任。本次地震中，曾發生同一地點的兩支救援隊伍對施救方案無法達成一致因而耽誤救援的不幸事件，此時如果有一位當地權威人物在場，就可以避免這一不幸。

一些歷史學家在研究了中國近代史後發現，洋務運動之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把大量地方縉紳從鄉村吸引到城市，鄉居地主把土地委託給收租代理人，自己搬到城裡，很多變成商人，私塾學生和教師進了城裡的新式學校，秀才舉人或者留洋或者進了報館，民團鄉勇投奔了各路新式軍隊，結果造成了鄉村空心化，鄉村失去了賴以維繫地方秩序的社會精英，這一狀況導致了此後中國農村的長期動蕩。縉紳之所以不願留在鄉村，一方面是新興城市的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鄉村自治沒有隨現代化過程同步發展。

如今，新一輪現代化進程正在展開，一個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的公民社會，一個由多元化的自發組織連結在一起的網狀社會，一個有能力在各個層次上進行自我管理的社會，將最大可能的在此進程中維持穩定，抵禦天災、人禍和戰爭等外來衝擊。而這樣的發展，需要國家法律和政策為之提供寬鬆的空間，政府應鼓勵人民參與到當地的公共事務中，應尊重地方性權威在地方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應容許民眾和企業按其興趣、職能、信仰和利益建立自治組織，政府也應就自身的政策和行政職能與這些組織展開溝通和協調。

政治家應改變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包攬一切公共事務的觀念，他們需要認識到，公民自治組織不是威脅，相反，它們是政府實施政策和治理地方的依靠。這次綿竹縣上百遇難學生家長因質疑建築質量而集體前往德陽市政府要求調查處理，如果當時他們能從身邊找出可信賴的權威人物，代表他們的利益和訴求，就不必採取大規模集體行動了，而集體行動會讓事情的處理過程變得更複雜更不理性，也是政府所不願意看到的。

5. 發展形勢和前景展望

值得欣慰的是，這次災難中湧現了眾多民間自發組織，有些是為抗災而臨時成立，而更多的則是先前就已存在，因其在抗災中的活躍表現而為人所知，他們的活動無論在參與人數還是分佈廣度上，都是空前的，充分展現了人們已經覺醒的公民意識和民間組織在過去一些年的長足發展。這樣一次大規模社會動員，沒有出現明顯的混亂，併產生了巨大的效果，這便說明瞭公民的政治理性和自發組織能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們看到，原本服務於業主和居民的社區組織積極募集捐款和收集救災物資，各地四川同鄉會相互幫助聯絡家人，車友會、野營協會、登山協會動員起來向災區運送物資，心理諮詢和野外急救培訓班組織學員為災區提供現場服務，甚至網路社區、QQ羣和博客圈也成為動員和聯絡的平臺。而其中最突出的，莫過於眾多民間慈善組織浮出水面，他們先前就在默默從事著各種公益和慈善活動，不以善小而不為，通過私人小圈子點點滴滴彙集著慈悲之情，安撫著身邊乏人關注的角落裡的種種苦難和傷痛；一旦巨災來臨，他們又挺身而出，以綿薄之力向災區送去幫助，他們的努力應當受到尊重，我們的制度理應為他們的發展留出空間。

歲月流逝，傷痛終將撫平，激情也將隨之消退，但可以期待的是，巨災所激發起的慈善浪潮中，一些新湧現的慈善組織將會保留下來，原有的組織將得以發展壯大，經過歷練變得更為成熟。而民間組織的動員能力、道德水準和社會價值，經過這次充分展示，也將獲得公眾的認可，或者成為反面的教訓，同時，公民成熟理性的表現也將消除立法當局和政策制訂者的疑慮，為自治組織的發展提供更寬鬆的制度和政策空間。所有這些，都會為未來公民自治社會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這一前景，可以讓我們更有信心去面對迅速發展中的社會將註定面臨的諸多矛盾衝突和不確定性，也更有信心去面對大自然的下一次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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