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澤東對新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說：“新中國決不能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我們要把房子打掃乾淨!”此後，在新政權的整肅之下，全國各地妓女得到解放。妓女們在教養院裏學習、勞動，在醫院治病。之後有的嫁人、有的回家、有的進入工廠做工，成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員。

外國人魏特在《湯若望傳》中，說滿人都“過着沉溺劫掠、燒殺和淫樂的生活”。從皇親國戚、朝廷要員到官僚子弟、軍人、士人、商人，都在嫖客之列。連同治皇帝都有冶遊煙花柳巷的記錄。圖爲1901年左右，富裕的商人與歌女。攝影|BW Kilburn

北京娼妓業在咸豐年間開始興盛，八大胡同成爲“京師名花淵藪”。《清代北京竹枝詞》中有詩云：“飯館娼窯次第排，萬家燈火耀花街。從知世界崇商戲，八大胡同生意佳。”民國初年，八大胡同成爲國會議員們接洽交歡、商議政事的場所。圖爲清末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合影。

清末，上海、福建、浙江、兩湖、兩廣、安徽等江南地區，娼妓業也比較發達。長沙“女閭繁盛……仁美園、古大苑——皆懸燈及市招於門。”然而在太平天國統治的地區，卻力行禁娼。南京被太平軍攻佔之後，著名的秦淮河歌舞幾乎絕跡。圖爲江南某妓院的女子。

清末，北京的一些妓院一律稱上門的嫖客爲老爺。民國初年，北京妓女們當面仍稱嫖客爲“大人”、“老爺”或者“經理”，背後則一律稱他們爲“甲魚”。在北京的蘇州妓女，對北方的嫖客都非常輕視，故意說一些“沒死來走走、得病來瞧瞧”一類詛咒的話。圖爲清末北京嫖客與妓女的合影。

賽金花是小說《孽海花》的原型，劉半農曾爲其寫過傳記。賽金花原名趙彩雲，幼年被賣到蘇州“花船”上，被狀元洪鈞取爲妾，帶其出使歐洲四國。洪鈞逝後，她在上海和北京爲妓。八國聯軍侵華時，賽金花曾與德人接觸，被時人稱爲“護國娘娘”。她晚景悽清，1936年病逝於北京。

清末民國，名妓莫過於賽金花和小鳳仙。小鳳仙與蔡鍔將軍的佳話一直傳誦至今。1916年，蔡鍔在北京雲吉班妓女小鳳仙的幫助之下，返回雲南通電返袁。圖爲京城名妓小鳳仙(右)和妓女小桂合影。

魯迅先生說過：“妓女的裝束，是閨秀們的大成至聖先師。”早在1860年代，妓女的服飾已成爲女人們競相仿效的時尚。上海的女裝是全國最時髦的，妓女的服裝與大家閨秀的裝束同樣款式新穎、引領時裝潮流。圖爲上海妓女王月仙的洋裝照。供圖|上海圖書館上海年華圖片庫

妓院有個行話叫“出局”，就是嫖客把妓女叫到家裏或飯店去陪酒、陪玩兒，價格每次一至三塊。妓女出局，一般都是先由嫖客到飯店定好了酒席，然後填好局票送去妓院。妓院接到局票，安排人出局。圖爲清末上海妓女陪嫖客打麻將。供圖|上海圖書館上海年華圖片庫

出局的妓女一般由妓院派轎子送去，檔次高的妓女還帶着伺候她的人，手裏拿着琵琶和水煙筒之類的，這叫做“跟局”。但如果嫖客點的是清倌人(年齡小，八九歲)，就叫一個人用肩膀“扛”着去出局。這種情況在南方比較多。圖爲清末上海福州路上，掮客扛着清倌人去出局。

同治年間，上海出現了煙娼合流的變相妓院花煙間，公共租界、法租界都有。這些地方名爲煙館，裝潢鋪張，專僱少女和少婦應酬客人。圖爲清末嫖客和妓女一起吸食鴉片。

清末民國，上海灘最高檔次的妓女稱爲書寓，這類妓女標榜賣藝不賣身。長三是僅次於書寓的高級妓女，稱女校書，懂得琴棋書畫。 來長三的客人不論飲酒、過夜、聽曲，一律先付大洋三元，故名。長三堂子就是高級青樓。圖爲清末上海長三妓院的衖堂。供圖|上海圖書館上海年華圖片庫

清末民國，女性淪爲妓女，最重要的原因是貧困。因爲貧困流落街頭，有的人賣唱，有的人淪爲乞丐。這些人往往會被人販子盯上，最後被拐賣進妓院。也有一些女藝人在賣唱的同時，爲了生活也賣身。圖爲1895年左右，上海街頭的賣藝人。

出局演唱是妓女的重要業務之一。陳存仁的《抗戰時代生活史》描述，從前妓女出局，必然有一位琴師跟着，坐定之後，唱一段京戲或是小調。清末有個叫林寶珠的花榜狀元，9歲學唱，一年即出局演唱，每日出局多至30餘處，18歲即積勞而死。圖爲1920年代，茶館裏唱戲的孩子。

民國時對妓女有一套相對完整的管理制度，正規的妓女不僅要在從業前提出書面申請，還要有人擔保和從業場所，覈准之後，還要由國家政府頒發正式“執照”，來中國的外國妓女也要遵守這套管理規定。圖爲1921年，北平怡春堂的妓女劉玉苓的執照申請書。

民國時期，一些妓院把能清唱京戲的妓女組織起來，租一茶社進行演出。演出前上臺的妓女分別約好相識的名人前來捧場。妓女演唱最多的爲京劇，另外還有江南評彈等。圖爲民國北平的茶館中，進行表演的女藝人。

清末民國年間，專有一些報紙或版面刊登妓女的照片和詳細個人介紹。廣州的《天趣報》和天津的《風月畫報》就是這樣的情色報刊。《天趣報》1905年創刊，熟悉廣州妓院和妓女的情況，專談花事。《風月畫報》創刊於1933年，宗旨爲“可以示以嫖之利害”。圖爲《風月畫報》版面。

日本侵佔東北後，這一地區的賣淫到極盛時期。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瀋陽市人口不到50萬，但以賣淫爲生的就有3000多人。圖爲三十年代瀋陽南市場街頭的妓女。

在瀋陽，開妓院的大多有軍警甚至是日本人做後臺。當時全市有140多家妓院，其中有八家妓院有錢有勢，後臺特別硬。圖爲1946年2月，瀋陽一家叫“瀟湘館”的妓院門口，等待客人的妓女們。爲了拉到更好的生意，她們都身穿和服。此時，蘇聯人已經佔領東北。

日僞時期，瀋陽北市場還有一些日本妓院和白俄妓院。其中一家高級妓院直屬日本領事館管轄，嫖客多爲日本中上層軍官，中國人不準進入。附近還有朝鮮妓院，招待朝鮮人和中國人。圖爲1946年2月，瀋陽一家妓院內部。

妓女普遍感染性病。1946年，上海市衛生局、警察局聯名頒佈了《娼妓檢驗工作方法》，規定“如發現娼妓患有傳染性花柳病時，即通知警察局扣留執照，停止營業，並勒令患者就醫”。圖爲1946年6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工作人員爲上海妓女注射新胂凡納明治療梅毒。

1946年，上海市對1420名妓女的衛生檢查結果是，66%的婦女患有性病。爲了應對上海妓女的花柳病，全市的診所聯合警察局一起對患病妓女進行治療。圖爲1946年6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工作人員爲上海妓女注射新胂凡納明治療梅毒。

上海《前線日報》1947年撰文，在上海“舞女與交際花，現在也成了高級的賣淫者的別名。”昆明本地的娼妓學會了跳舞，舞女也做暗娼。重慶等地的舞女也每日裏賣淫賣笑。圖爲1948年中國某地的舞女。

日本投降後，上海街頭出現了美國大兵，街頭有人帶了不少關於nice girl的英文說明書給美國大兵。在北平、天津，都有美軍到酒吧或者妓院裏尋歡作樂。圖爲1949年在上海白俄開設的酒館裏尋歡的美國水手與店裏接客的華人陪酒女。

1949年的上海酒吧小姐

新中國成立後，首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決心從北京做起，剷除妓院。他說：“妓院是舊社會的產物，這裏是藏垢納污、壓迫婦女、損害社會健康的地方……我們對妓院必須堅決封閉取締……”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封閉妓院。圖爲人民政府用汽車收容妓女。攝影|劉慶瑞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出動2400餘人，在12小時之內封閉了全市224家妓院，269名老鴇和185名領家被集中管訓。1268名妓女被收容到婦女生產教養院。圖爲北京市婦女生產教養院(以前是妓院春豔院)前戴口罩執勤的解放軍戰士。

1948年9月濟南解放後，確定了“只需減少不許增多”的原則。1949年北京市政府命令禁娼後，濟南的嫖客銳減，一些妓院停業。1951年10月，山東下達取締妓院的通知。圖爲濟南316名青年婦女經過半年的政治教育、疾病治療，重新走向工作，自立生活。

上海解放後，絕大多數共產黨的同志主張不能立即取締娼妓。直到1949年11月25日，上海市政府纔開始重點取締暗娼和封閉妓院。據統計，上海市從1951年12月到1953年6月共收容妓女1900餘人。圖爲上海婦女教養所的幹部爲被收容的妓女上課。

剛進入婦女教養院的妓女們對抗情緒嚴重，她們擔心被政府送去朝鮮慰勞志願軍，送到西伯利亞去勞動，於是集體哭鬧，有的打罵女幹部，有的將洗臉水倒進飯桶，有的自己牀鋪也不整理。圖爲1951年蘇州婦女生產教養院裏的妓女們在談接受改造的體會。

北京市在封閉妓院時，除妓女的財產全部歸其本人所有外，對妓院的財產，全部沒收，作爲救濟妓女之用。在婦女生產教養院，妓女吃的和一般工作人員待遇相同。市衛生局組織醫療隊爲妓女們治病。圖爲1949年11月，北京婦女生產教養院內，接受改造的妓女在扭秧歌。

在北京婦女生產教養院，學員們看了話劇《日出》等，受到啓發教育。她們自己也學會了演話劇。學員們還控訴老闆和領家。這些北京的老闆和領家，最後被判處死刑的兩人，另外357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圖爲1951年北京一妓院的老闆和老鴇，向教養院的妓女們交代做過的壞事。

在北京生產教養院，學員們積極參加勞動，學習文化和技術。經過學習和治療後有505個學院結了婚，374人回鄉參加生產勞動，21人蔘加中央防疫隊，13人考入藝術院校，還有人去工廠做工。圖爲被改造的妓女在北京清河制呢廠學習生產技術。

在上海的妓女改造運動中，陳毅市長動用了一筆不小的外匯，進口治療梅毒用的青黴素。他說：“對於她們這些人，我們有幾條：一是給治病，二是治好了給職業，三是參加工作以後各單位要照顧她們的婚姻問題。”圖爲經過改造的妓女參加衛生防疫隊後給孩子打預防針。

到1953年，娼妓制度在中國大陸基本被全部埋葬，實現了毛澤東“迅速地盪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的目標。圖爲1951年，上海市妓女從妓院被送往“新人習藝場”，她們微笑、揮手，攝影師拍下這個瞬間，也從一個側面表達了妓女們告別過去、開始新生活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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