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最具標誌性的事件，是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大流動。

貧窮使農民毅然決然離開家園和土地，到城市打工討生活。他們憑一把力氣、一身汗水，包攬了城裏最髒、最累的活，支撐起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製造業，創造出數量最多的廉價商品供全世界的人享用。

世界上沒有哪個羣體像中國農民工那樣，每天干十幾個小時的活，拿最微薄的報酬，住最簡陋的工棚，從來沒有節假日，不講任何待遇和條件。

到國外就會發現，歐美人的工作時間越來越短，強度越來越低，收入增長很慢，但他們的日子過得很好，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製造支撐了他們的消費。

世界爲中國農民工提供了出賣力氣的機會，中國老百姓爲世界提供了物美價廉的商品。如果真存在美國人所謂的“便車”，那拉車的一定是中國的農民工，其他人只是坐車而已。

中國崛起的奧祕並不複雜，就是我們在全球合作競爭中的低成本優勢。這個低成本主要是農民工的低收入和低福利。

在我們付出的發展代價中，農民工付出的最多。他們常年不能見着妻兒，不能照料老人，像浮萍一樣在城市間飄蕩。

中國的崛起印證了那句老話：有付出就有收穫。中國農民工雄辯地說明：勞動創造財富。

四十年中，我見過最溫馨的畫面，是掌燈時分，農民工拎着大包小包回家後，孩子的歡笑，妻子的嬌羞。

四十年中，最使我欣慰的事情，是春節之後，工廠的大轎車在鄉間迎請工人。而很長時期，出門找工作是需要到處求人的。

四十年中，我最不能忘記的，是有一天下班後，一羣疲憊至極的農民工，躺在大門外的草叢中，嚼着乾冷的饅頭，之後，他們還要奔往附近的工地。

中國爲什麼快速發展，看看農民工就知道了。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說，一個人只有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社會裏，纔有意義。

農民工在城市幾十年、幾代人，從來就沒有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社會。他們永遠都是外地來的“鄉下人”。蒙塵的臉龐、疲憊的身影、髒兮兮的編織袋是他們的標配。艱苦尚可忍受，但公交車、地鐵上一些人的白眼最令他們難過。

每年春節，幾乎半個中國的人都在回家的途中。這其中的農民工最爲執着。他們在火車站日夜排隊買車票，在廣場上的寒風中等候回家的鐘聲。

最爲壯觀的，是風雪中的摩托車隊，他們載着妻兒，載着給親戚朋友的禮物，千里迢迢奔向回家的路。

千辛萬苦回家，是爲了家鄉，爲了親情，但更重要的，是要回到他們熟悉的社會，感受生活的意義。

每年春節，他們隨意揮灑汗水跌八瓣掙來的錢，穿着嶄新的衣服，提着年貨東家進西家出，抽着與他們身份很不匹配的高檔香菸。

這一切，都是爲了意義，爲了尊嚴。而還有什麼，能比生活的意義和尊嚴更重要的呢？

在熙熙攘攘的人羣中，每個人都懷了自己的心思，懷了意義和尊嚴。

每個人都有值得書寫和品讀的心路，即使卑微如農民工。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我們編寫這本書，是想向這個兩億七千萬的人羣致敬。

是想提醒大家，在歡慶四十年偉大成就的時候，不要忘記他們。

是想告訴大家，這個爲中國崛起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羣，還有很多困難，很多訴求。四十年後再出發，我們要共同努力，解決他們的困難，迴應他們的訴求。

是想請大家讀讀農民工的故事，這是四十年來，人間最豐富、最真實、最悲壯的故事。

是想請所有的城裏人、中國人，善待他們！

2018 年12 月8

一個平凡女子的“浪漫”人生

訪談時間：2018 年1 月23 日上午

訪談地點：浙江珠嶴村，張姐早點鋪

採訪對象：張翠翠（張姐）， 51 歲

張姐回想從前的經歷，覺得有拍成電影的潛質，還得是特別長的那種，跌宕起伏和矛盾衝突都夠了。但若讓她用一個詞來概括自己的經歷，她反覆斟酌後選了這麼個詞——浪漫。她覺得那些喫過的苦、有過的傷痛，時間長了就變得模糊了，反倒是這一路的心態變化，讓她覺得自己就像電影主人公一樣，特別富有浪漫主義色彩。

清晨的珠嶴村，人來人往。這個時間出來活動的基本是童裝廠的工人，他們大多沒有自己做早餐的習慣，因此早點攤多便成了這裏的一大特色。

細看之下，不難發現有一家生意似乎出奇的好，賣的是剛出鍋的熱乾麪。

早點攤的主人是一對夫妻，招呼客人的是老闆娘，燙着捲髮，愛笑，嗓門很洪亮，和寡言的丈夫形成鮮明的對比。

老闆孃的熱絡很有感染力，讓人忍不住猜想她大概是本地人，一直過着這種簡單快樂的小日子。

不過，我接下來要講的故事，也許會讓你大喫一驚。

01

餓肚子是兒時最深的記憶

1967 年，張姐出生在江西省的一個農村。兄弟三個，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兒。張姐上面有兩個哥哥，大哥是父親和前妻所生，比自己大12 歲，二哥比自己大5 歲，下面還有個小兩歲的弟弟。張姐5 歲的時候，母親去世了，而父親在海上撐船，幾個月才能回一次家，兄妹幾人基本是跟着外婆長大的。

當時父親的工作是算公職的，她們可以喫到商品糧。張姐到現在還記得，父親每次回家都會買50 斤米，那可能是她兒時最雀躍的時候了，不爲別的，就單單爲那50 斤米，因爲這就是全部了。

父親不管是隔兩個月還是隔三個月回家，米的數量都是不變的，雷打不動的50 斤，可這對於這四個孩子來說其實是遠遠不夠的。餓肚子成了兒時最深的記憶，飢餓大概是一種痛覺，纔會這麼印象深刻。幾十年過去，她依舊能回憶起當年的飢餓，“實在是太苦了”。

童年的日子就這麼伴隨着飢餓過去，等到她長成十五六歲的大姑娘，大哥早已是成家立業的年紀，二哥也已不再青澀。向來寡言的二哥和大伯學會了怎麼揉麪團、做包子、炸油條，做裁縫的大哥也經常幫忙，做好後她就拿到村裏賣，還叫弟弟拿到他的小學去賣。幾千人的村莊，每天不知道要穿梭多少遍，

很長一段時間裏面，那些包子、油條都是村裏的“獨一份兒”。具體賺到多少錢倒記不得了，只記得二哥已經可以自己去縣城買16 塊錢100斤的米回家了。

當時和張家情況類似的三姐妹家庭，都還沒有衣服穿，“可我們自己可以活得好好的”，張姐每每向別人講述起年少時的這段經歷，都是自豪而堅定的語氣，可這段過往背後藏着的，也許是那個時代下的不甘。

02

“資產階級小姐”

就這樣在村子裏賣了兩三年早點，大哥不再做裁縫，跑出去做生意。

頭腦靈活的大哥發現了一個生財之道，就是從外面進貨拿到村子裏賣。當時的程序很簡單，只要有許可證，沒有現金也可以在外面拿到貨。這樣，兄妹幾個又開始經營起了全村第一家“百貨商店”，貨物種類十分豐富，在當時已經可以賺到1000多一天。張姐被全村的人戲稱爲“資產階級小姐”。

張姐到現在還記得開百貨商店時發生的一件事。當時大哥從外面收花生回來，僱人剝花生米，再把花生仁賣出去，剝一斤花生給三分錢。僱來的人也都是同村的，直接就坐在她家門口剝。

張姐一開始也沒在意，後來才發現大家居然只挑大花生剝，小一點的就直接扔掉了。她覺得這樣子不行，簡直太浪費了！她一個人坐在房檐下，冥思苦想，終於想出瞭解決辦法，讓大家把花生拿回去，一斤花生要交出七兩花生仁，纔給三分錢工資。

話音剛落，大家便開始哄搶。張姐第一次見到這種陣勢，緊張中抄起旁邊的鐵鍬，大喊：“你們都放下！出去！你們出不出去？你們要不出去我就拍你們的頭！你們去外面好好排隊，一下一下稱，每個人多給你們一點，你們不要這樣搶！”

場面當然是被控制住了，村裏人也沒見過這種拼命的架勢，主動在門外排起了隊。張姐的這一舉動頗有點“一戰成名”的味道，村裏人開始發現這個“資產階級小姐”似乎有點兇，每次到她家領花生或其他東西都比較有秩序。

百貨商店開了五六年，轉眼張姐到了嫁人的年紀。有很多媒人上門來說親，然而她當時心裏就一個想法：要嫁得遠一點，越遠越好！原因無他，真的太累了。

父親拿着家裏開店賺的錢去外面找旅店，特別揮霍；大哥甚至藉着去外面進貨的名義，帶着嫂子到南京、上海去旅遊，“可享受咧”；除了顧店，家裏面還有大伯的女兒和小弟小妹們需要她照顧，也沒有年紀相仿的姐妹可以替她分擔。

20出頭的年紀，這個家裏裏外外全部由她一個人操持，累得喘不過氣的時候一心只想着逃離這個家，逃得越遠越好。

張姐丈夫的舅舅是她本村人，和她家提了這門婚事，說自己外甥是個不錯的老實人。張姐也沒考慮別的，一聽未來婆家離自己家有100多裏就答應了。

出嫁那天，全家都在哭，老的少的，大的小的，張姐說，“不知道的還以爲死人了呢。”張姐抹了把眼淚，就頭也不回地跟着婆家的車走了。 “走了好，走了就不用管他們了。”張姐的眼淚隨着顛簸的車灑了100多裏的路。

03

“人心換人心”的生意經

1990 年，嫁過去不久的張姐便懷孕了。兒子1歲左右的時候，張姐的父親和大哥二哥都去了省會南昌做生意，張姐去那邊找他們玩，看到南昌生意還不錯，當機立斷不回家了，直接給丈夫打電話讓他帶着兒子出來做生意。

就這樣，一家人在南昌開始了新生活。張姐一家人在南昌全賣早點。他們租了一個店鋪，她在裏面賣包子，哥哥們在外面擺攤炸油條。事實上，她們家也是全村第一個出來做生意的。從“第一個賣早點的”到“第一家百貨商店”，再到“第一個出去做生意”，張姐開玩笑說自己家引領着全村的時尚潮流。

最開始是張姐的大伯在外面炸油條，賺的一角一角的錢，全部用麻袋裝起來，揹回村子，引發一陣陣驚呼。村裏人也不知道袋子裏面到底是多大的面額，只意識到原來外面做生意是這麼好賺的，便都萌生了出去做買賣的想法。

就這樣，親戚帶親戚，朋友帶朋友，幾乎全村人都出去在外面做起了買賣。有意思的是，村裏出去的人全部涉足早點業，有的做大包子，有的做小包子，有的炸油條……張姐一家帶動了全村幾千人外出做生意的熱潮，附近村的人一提起這個村便知道，那是個人人跑出去賣早點的村子。

在南昌的這些年，儘管每天的收入還不錯，但是張姐並沒有存什麼錢，因爲父親和殘疾弟弟（弟弟在1990 年被壓斷了雙手）全部要她照料，負擔很重。

父親後來患了尿毒症，連續三四年的醫療費用是很大的負擔；弟弟基本幫不上忙，每天喫飯和抽菸喝酒的費用也是一大筆；兩個哥哥生意都不好，有時反倒需要她來接濟；還有村裏的一些親戚朋友會到她這裏來歇腳。

張姐每天都要做很多包子、粉、麻花，還要蒸大餅，早上2 點鐘便起牀，一天到晚24 小時除了睡覺連坐的時間都沒有，一個人跑進跑出，做幾十斤包子。大哥看到妹妹這樣直流眼淚：“我妹妹怎麼這麼苦喲！”

其實張姐心裏倒沒覺得自己有多苦，累是累的，但她覺得未來還是有希望的，畢竟小時候沒喫沒穿的日子都能熬過來，現在的日子再苦也比從前好多了。“努力多攢一點錢，總能過上好日子吧。”懷着這樣的想法，張姐在南昌賣包子一賣就是十幾年。

時間久了，曾經的“村裏一枝花”身上自帶的熱絡、會交際的氣場便逐漸顯現出來了。老家來人到她這裏做客，只要說是找那個賣包子的就可以了。在南昌的十幾年，周邊人沒有說張姐不好的。

“非典”那年，全部店鋪都被關了，不準做生意，只有她一家可以繼續賣。派出所的人這樣說：“別人有工作你沒工作，你不做你小孩不喫飯了？”就連吸毒的人都不找她麻煩，在別的店喫霸王餐、收保護費的主兒到她店裏，不讓付錢還偏要付錢給她。

歸根結底，還是得“人心換人心”，張姐說，你對別人怎麼樣，別人都是能感受到的，只有把這一顆真心捧上，別人才能真正知道你的好。

04

丈夫意外受傷

在南昌做了十幾年早點生意，轉眼兒子便到了升初中的年紀。張姐作了決定，回家！在南昌的這十幾年也着實沒攢下什麼錢，最後回家的時候她身上只揣着700 塊錢。

回到老家後，丈夫到景德鎮的第三建築公司做活兒，張姐找了個飯店打工，在後廚幫忙，日子也算過得去。然而好景不長，丈夫在工作時出現了意外。本來應該是兩個人乾的活兒，老闆讓他一個人做，丈夫整個人從十噸的車子上栽了下來。一雙手全部摔斷了，人也暈了過去。

當時的張姐其實正生着病，在飯店刷碗的時候後背意外撞到了水龍頭，嚴重到腰一點不能彎，上廁所都困難。丈夫出事的時候，她的情況剛剛好轉一點，勉強可以起得來。

聽到消息，她就急急忙忙往工地趕。未曾想到趕到工地聽到的第一句就是：“怎麼沒摔死啊？這一雙手斷了得賠多少錢？不如死了自在一點！”說這話的是丈夫所在建築公司的老闆娘。

看着丈夫血肉模糊的雙手，張姐心想，不活了，我和你同歸於盡算了！就上去揪住老闆孃的頭髮，廝打在一起，渾然忘了自己背上的傷。還是旁邊的人把她們拉開，把丈夫張羅着送進了醫院。

住院的那段時間是最爲煎熬的。孩子還小要讀書，張姐的腰又傷着暫時不能做事。她常常想，爲什麼傷的不是自己呢？爲什麼傷的偏偏是他呢？

事後法院判了3 萬塊的賠償金，但是老闆分毫不給，她也沒有半點辦法。只有打官司，不停地打官司。張姐借了兩三萬塊錢去打，依舊沒有結果。

後來丈夫的情況逐漸好轉，官司也沒有進展，她就決定不再耗着了，拿着哥哥嫂子給的1500 塊錢做本錢，到溫州做生意。

05

在溫州翻了身

張姐在溫州雖然還是賣早點，但不再是包子、油條了。她來時觀察了一下，發現這裏不缺賣包子的，也不缺炸油條的，但是沒有做熱乾麪的。張姐在南昌見過人家怎麼做熱乾麪，自己琢磨一番，便重新支起了早點攤。

張姐的熱乾麪一開張就生意紅火。雖然賣得便宜，兩塊五毛錢一份，但第一天就賣了400 多塊錢。現在漲到4塊錢一份，一天連本帶利可以賣到1000 多塊錢。

剛到溫州那段時間是特別苦的，打官司欠了別人不少錢，壓力特別大，心裏還鬱結着氣，張姐每天起牀都能發現頭髮又白了一綹。

睡覺也不完整，分成晚上兩個小時，下午兩個小時，因爲不光要做早點，還要做夜宵，能賺一點是一點。

別人問她怎麼起得來，她說起不來，但是爲了這個錢，爬也要爬起來。打官司欠錢的壓力和後來蓋房子欠錢的壓力還不太一樣，她總是會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覺得自己的手裏什麼都抓不住，卻還是得咬着牙、不鬆勁兒地堅持着。

在溫州是賺到錢了的。張姐還上了打官司的錢，剩下的全部拿回老家，花了幾十萬蓋了新房子——當然也借了十幾萬。

好在溫州這邊人口比較集中，廠子也多，沒幾年她就還得差不多了，現在只欠着二哥36000 塊錢，自家親戚也沒那麼多顧忌。

提起老家的新房子，張姐滿臉都是非常自豪的神情，神采飛揚地講述三層樓的設計具體是什麼樣的，130 平方米的房子下面建成了門市房，等到他們回老家還可以繼續做點小生意，等等。

她常常和別人講，自己活了大半輩子，最自豪的就是房子蓋起來的時候。在張姐這一輩外出打工者的心裏，能夠在老家擁有屬於自己的新房子，已經不再是單純意義上的物質滿足。

她們希望在外人看來，自己算“混得好”的那一批人——這大概具有某種程度上的象徵意義。

06

她覺得自己就像電影主人公

現在的張姐50 歲，她總唸叨着自己老了，不再年輕了，不過心態倒是越來越好了。可能是經歷得多的緣故，對於很多事情都看得很開。她現在在珠嶴生活得挺舒服，每年5 月份都放假，有時候還回去看一下老人小孩。

她覺得珠嶴的人也蠻好，像她的房東逢年過節做點好喫的總會給她送一份過來。不過去年房租從一個月130 元突然漲到300 塊，還是讓她抱怨了一下。

要說起還有什麼遺憾的事，張姐覺得就是丈夫的保險問題遲遲沒有解決。一提起這個事兒，張姐難免會想起當時丈夫受傷的委屈。丈夫後來辦了一個殘疾證，判定爲四級殘疾，開始一年給他220 塊錢，就給了一年，後來就什麼都不給了。

丈夫受傷那一年，她幾乎沒怎麼做事，偶爾去給別人打工，做做包子，兩個人不到2400 塊一個月。她和丈夫家裏因着父母工作的關係，都是喫商品糧的，沒田沒地，沒有一點保障。辛辛苦苦做了一輩子，萬一以後生了大病，除了兒女就什麼依靠都沒有了。

活了大半輩子，張姐始終信奉着那句話——“人心換人心”，沒做過什麼後悔的、傷害到別人的事情。做生意的時候要是碰到有人手機掉了，會特意晚收攤兒，等着別人過來取；有人端着東西燙手，也會讓人在她這兒歇歇腳，不買她家東西也沒關係的。

張姐有時看到那種人物傳記類的電影，回想起自己還沒過完的這一生，覺得也有點拍電影的潛質，還得是特別長篇的那種，跌宕起伏和矛盾衝突都夠了。但若讓她用一個詞來概括自己的經歷，她反覆斟酌後選了這麼個詞——浪漫。

她覺得那些喫過的苦、有過的傷痛，時間長了就變得模糊了；反倒是這一路的心態變化，讓她覺得自己就像電影主人公一樣，特別富有浪漫主義色彩。她說，你看，就像我們這種犄角旮旯兒裏的平凡人，單拎出來也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是啊，那份專屬的浪漫大概從少女走街串巷賣早點便開始了……

撰稿人：陳舒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指導老師：溫瑩瑩

文章摘自《四十人的四十年——中國農民工口述故事》，中國文史出版社；

主編：王衛民，副主編：盧暉臨、彭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