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強案：流氓也需要與時俱進

時評 2010-12-04 20:29:45 閱讀3003 評論23 字型大小：大中小訂閱

在中國的話語歷史中，流氓曾是一個足以讓人毛骨悚然的辭彙，它集合了「敵人」、「壞人」、「犯罪分子」等多種語義，如果在10年前，人們在鄉村談論外出的風險，對於可能遇到的壞人，父母們通常囫圇吞棗地將其視為流氓，他們提醒子女要警惕流氓，用充滿智慧的方式對付流氓。時過境遷，流氓後繼有人，猶如一個鬆散的幫派，依舊遍佈中華大地，各種流氓行為層出不窮，但是作為對一種特定行為的描述，人們對於「流氓行為」卻逐漸獲得了免疫力，不僅對它放鬆了警惕，甚至還收穫了輕微的好感，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出於對「大男子主義」的期待，不少女性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有點流氓化的傾向，這種傾向通常代表一種玩世不恭的人生態度，一種純爺們性格的象徵。

牛玉強這個人之所以進入大眾視野，是因為他的「流氓」身份，不過他是以一個悲情的流氓出場的：27年前，牛玉強因為和朋友搶了一頂帽子並打了一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處了死緩，服刑期間，由於條件艱苦，患嚴重的肺部疾病的他得以保外就醫，1997年流氓罪從刑法中永久地刪除，原本牛玉強以為從此不再是流氓犯，不料，2004年，監方以超時未歸為由，將其重新收監，他的刑期被順延，並將在監獄裡服刑至2020年，成為中國最後的「流氓」。

牛玉強是否該成為中國最後的「流氓」，各方有著不同的觀點。根據刑事立法和司法原則，有專家表示，牛玉強應該繼續服刑，與之相對的，有專家從法律的精神出發，認為既然「流氓罪」已經廢除，就需要對牛玉強的行為進行重新評價。除此之外，本案另外的一個關鍵還在於「順延」這一司法動作的合法性，因為無論是牛玉強的服刑，還是監方的收監，在此期間都表現出一定的消極性，而顯然，監方在10年期間不作為，10年後再提出收監要求，並「順延」服刑至2020年，對牛玉強是不公正的。

這樣的爭論已經超越了法律本身。一方面是法律的尊嚴，作為一種社會契約，要求大眾對法律充滿敬意，並尊重其權威；另一方面是，法律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自身的虛弱與不足，而且，法律作為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威嚴的背後呼喚的是人的慈悲心，正如斯賓諾莎說的那樣：人的法律，作為生活的一種方策，目的在於使生命與國家獲得安全。如果法律成為教條，成為冰冷的國家機器，那麼就必然與大眾的期待背道而馳，甚至讓大眾受其奴役。

大眾之所以同情牛玉強，既是基於「流氓罪」已經從刑法中永久地刪除的事實，也是對「流氓也需要與時俱進」的期待。「流氓」作為一個變遷著的辭彙，它所演繹的傳奇已經不再侷限於狹小的犯罪事實和墮落的道德品行，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的流氓尚且萬惡不赦，需要嚴加懲處，三十年後的流氓則多了分幽默與詼諧。從這個意義上講，甚至可以淺薄地認為，30年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功績就在於造就了無數的流氓，這個「流氓」不是指行為上放浪形骸、後果上充滿了破壞力的個體，而是社會學家鮑曼所謂的從共同體中脫離，從而獲得自由的個人。在這樣的「流氓」身上，我們所能看到的是真正的人的解放：他不再受制於國家、社會的看管，不再迫於共同體的紀律要求和流失確定性（安全感）的恐懼，不再接受道德標兵的檢閱，而是遵從個人的真實人性，開誠布公地表達自己人性的陰暗面。這正是一個誠實的人和社會的高貴品質，越來越多的人不再仰視高大的道德大廈，而是在陽光下回頭，看看自己身影裏呈現出的陰暗，並且承認這一片陰暗的歸屬。

當然，筆者不會因此鼓勵大眾做流氓，流氓身份作為對人品性的貶抑這個事實沒有改變，筆者只是在提醒天下大勢，獲得對這個大勢的認識靈感源自1997年流氓罪從刑法中永久地刪除的事實，它在提醒我們中國社會和法制的變化趨勢，即讓法律歸法律，道德歸道德。刑法廢除的是「流氓罪」，解放的是流氓，法律和道德理應涇渭分明，做到「鐵路警察，各管一處」，因為道德的黑洞永無止境，如果可以制定「流氓罪」，那麼「霸王罪」、「土匪罪」一類的罪行也有其合理性，法律無力成為道德的仲裁者，因為和「流氓」邏輯類似的是，如今的霸氣和匪氣，日漸受到追捧，成為很多人所渴求的品質。

假如因為這樣的呼籲，從而使得牛玉強免受牢獄之苦，那麼我們或許可以因此期待一個健全的法制中國。法律和道德各司其職，如今中國社會的一個驚喜的變化，就在於新時代的流氓開始明目張膽地聲稱自己是流氓，並且不會因為自己的流氓身份而遭遇法律的制裁，只是另外的一面卻讓我們充滿憂慮：前段時間，婚姻專家組織研究，商討通過立法懲治小三來保護婚姻，我們彷彿看到「流氓罪」在借屍還魂，法律又試圖和道德暗送秋波，互通有無。福山在他的《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一書中曾反覆提及當下美國的深度立法傳統，認為美國人之間信任度在逐漸降低，越來越多的人動輒對簿公堂，因此耗費了巨大的成本，反觀中國社會，似乎卻要走向深度立法的極端對立面（可以稱之為粗暴立法），十多年前，我們廢除了「流氓罪」，然而，小三後浪推流氓前浪，「小三罪」似乎要繼承「流氓罪」，成為法治道德化的標本。（文/何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