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是城市的對應物，城市是人工製造的，顯示了人類的理性能力和創造能力，同時，人工創造的是不完滿的。而自然是上帝創造的，從本質的角度來說鄉土就是歸宿。所以儘管實際上回不去，但鄉土必須存在，因爲城市是不完滿的，鄉土提供了一個完滿的想象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8期

文 | 實習記者 聶陽欣

全文約5180字，細讀大約需要12分鐘

張檸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家，代表作有《感傷時代的文學》《土地的黃昏》《民國作家的觀念與藝術》等學術著作，《三城記》《幻想故事集》等小說圖 / 本刊記者 樑辰

採訪當天，張檸穿着寶藍色西裝馬甲和黑色襯衫。西裝襯衫是他的標配，有時還穿黑皮夾克。當他開口說話，是被孫鬱稱爲“反雅化與反士大夫化的口吻”，語言淺俗幽默而不失敏銳凌厲。

城市的和鄉村的，兩種互相矛盾的氣質在張檸身上安然並存，也在他的思維中各執一端，互不傾軋。來自鄉村的張檸從不加入美化鄉村的流行隊列，用鄉村的“烏託邦”來打擊城市的“現代性”，相反，他諷刺那些湧入都市後大談厭惡都市又離不開都市、熱愛鄉村又逃避鄉村的知識分子。旅居城市多年的他也並沒有忘卻鄉村，鄉村經驗和審美時刻出現在他的話語之中，“我對城市經驗的描述和判斷，帶有鄉土經驗的印記。”

在張檸那裏，城市和鄉村確乎是兩個對立物，但同時也是互爲映照的參照物，透過這對鏡像，他發現了很多城裏人和鄉下人都容易忽略的東西。

以前做專欄作家和學者時，張檸習慣把城市和鄉村中具象的東西進行抽象提煉和理論概括，現在，則在一種“倒行逆施日未晚”的心態下，嘗試“逆向”的思維，把多年對城市文明和農耕文明的思考以具象的方式，藉由一個“80後”青年展現出來，寫成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三城記》，今年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三城記》是文學小說，也是張檸多年哲思和理論的形象結晶，寫我們身邊的城市生活，寫他對城市與人的關係的思考。

無法適應的城市

在城市生活的人，常常感到焦慮和不安。路遙《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和孫少安也焦慮不安，那更多來自於物質的匱乏和尊嚴的缺失。如今的城市人沒有物質匱乏的問題，焦慮和不安卻沒有減少，其中有對快節奏的不適、對壓力的不適，張檸在《三城記》中揭示了另一種不適——對城市本身的不適。

對於外鄉人來說，對城市的不適是天然的，張檸自己就經歷過，“現在，我突然來到了一個‘現代化’的城市，卻感到無所適從，曾經在我們想象中出現的現代生活，在這裏彷彿已經變成了現實，再加上中國特色的農民式的問題，那簡直是相當的‘後現代’。”

正是因爲經歷過從鄉村到城市的不適，他纔在廢名和沈從文的鄉土小說中，不僅僅看到鄉村敘事，還看到他們面對城市的驚懼、哭泣和想逃回鄉村的“懷鄉病”。

可《三城記》的主人公出生在1980年代的上海，從小衣食豐足，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之下，畢業後不愁工作，成日只需在辦公室裏喝茶、看報紙、聽聽主任的教育。初看小說，很多人不能理解主人公顧明笛的不適，他的生活沒有坎坷，輕鬆閒散，還有一個對他無微不至、連午飯都幫他決定好的媽媽。顧明笛卻爲找不到生活的意義而焦慮，以至於患上了失眠症與便祕症。

張檸在小說的最後假託世外高人烏先生點出了癥結：顧明笛這樣充滿理想主義的確定的、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其實是鄉村的，跟城市沒有什麼關係。他們即使生於城市，長於城市，本質上和城市也並不契合。

這裏的“鄉村”和“城市”已經不是指實際的存在，張檸在對城市文明和農耕文明的對比中，從它們不同的生活方式中提煉了一些本質的特點，內化爲一個美學體系，城市是“石頭的、理性的、計算的、消費的、陌生的、分解的、契約的、交換價值的”，鄉村是“泥土的、情感的、含混的、生產的、熟悉的、整體的、血緣的、使用價值的”。

飽含情感的、追求完滿生存狀態的顧明笛，當然會對這樣的城市美學感到不適，所以即使更換環境，遍尋門路，投身新聞業也好，進入書齋也罷，他始終顯得格格不入。他一度以爲他人的需要可以幫他融入生活，卻在落空後陷入更深的虛無。

故事的後半段，顧明笛在一種被拋棄的孤兒般的感覺中做噩夢，醒來後撕碎了自己的博士論文開題報告，表現出一種類似瘋癲的行爲。諷刺的是，如果顧明笛在鄉村社會，這樣的舉動根本不會引來多少異樣的揣度，而在城市裏，現代社會不再認爲瘋癲是一種人類可以表現的特異的現象，而是將瘋癲看作一種必須矯正的道德過錯，所以他被強制禁閉在精神病院。

城市不允許人表現出非理性的行爲，冰冷的水泥和鋼筋也沒有給情感留出多少空間，能夠被城市接納的人一定具備人格的成熟，而沒見過風浪的顧明笛更像是一個“巨嬰”，他連城市的規則都沒有好好去學。

這是張檸筆下的在嚴密的保護下成長卻無法真正“長大”的城市青年，面對“現代性”城市的不適。從上海到北京，從北京到廣州，他在三城中漂泊無根。

1980年，張檸（左）在野外地質考察中

未必能回的鄉土

張檸想在《三城記》中探討的另一個問題，是不適之後怎麼辦。

沒有真正成熟的顧明笛們在面對城市時，會不由自主產生想要逃避的心理，張檸給他的主人公安排了一個睡袋，他只有通過睡袋才能緩解內心的焦躁，“這是一種返還母體的衝動”，同樣能給人以安慰的生命誕生之處還有土地。

在小說的第一稿中，張檸給主人公尋找到的出路是和心愛的女孩子回河北農村建設現代生態農場，過躬耕稼穡、詩書傳家的理想生活，讓生命迴歸到樸實的勞動中去。這與歌德讓浮士德最後在改造自然、“填海造陸”的勞動中獲得人生真諦一樣，具有古典主義的審美情懷。

張檸這樣寫並非出自對鄉村的絕對美化和對城市的偏見厭惡，他對城市和鄉村一直有着非常清醒的認知。90年代末他在廣州時，寫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報刊專欄，評論大衆時尚文化，從廣州的街頭巷尾至國際時尚舞臺，捕捉都市文化的符號，在當年乘上經濟高速列車的廣州，洞悉了城市文明的規則和脈絡。後來他受布洛赫《蒙塔尤：1294-1324年奧科西坦尼的一個小山村》等專著的啓發，以自己家鄉爲對象進行百科全書式的觀察和分析，輔以自己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經驗，總結鄉村傳統觀唸的同時，也記錄城市文明影響下的鄉村變化。

他明白離開鄉村的必然，“鄉土社會身體上和精神上的不適感，是他們從鄉土出走的重要原因。更爲根本的原因是，資源匱乏和獲取資源的難度日益加大，導致鄉土社會對人的身體和道德要求越來越高。首先離開的是那些智商高、體力弱、追求自由的人，試圖另造一個‘天堂’。”

他之所以這樣寫，是認爲古典勞動是一種實現人的完滿的非常重要的方式，正如馬克思說的勞動創造人。在具體的勞動中，挖土、曬乾、播種，看着植物發芽、生長，人的生命和土地連接在一起，在勞動中獲得力量和成長。但這是非常理想的意境化的狀態，真實身處鄉村時，未必能有這樣的感悟，鄉村帶來的另一種不適，會讓人同樣懷念人工製造的城市。最後他將小說改成開放式的結局，主人公對鄉村的嚮往和想象本身令他有了更多面對城市的力量，他可能會回到鄉村，也可能帶着這樣的想象繼續在城市漂流。

張檸指明瞭兩條路，一是承認對城市的不適，迂迴繞開，返還到貼合人的自然本性的生活當中，二是在自然中補償城市生活的缺失，達到自適，然後以更成熟的心態逐步接受城市美學。

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歸與不歸，鄉土都調和着人類自然的詩性和現代文明的理性之間的矛盾。

鄉土是城市完滿的想象

人物週刊：你曾說現在反映城市的小說太少了，典型的主人公也太少，這是你創作《三城記》的一個誘因嗎？

張檸：50後、60後一代的作家，童年記憶跟鄉土關聯密切，即使他們在大城市裏，當時那個匱乏的年代，城市跟鄉村也沒有很大的區別。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變化，市場放開，城市文明建立起來。到了21世紀，中國已經跟國際接軌了，但擅長寫鄉土的作家也不可能有多大變化，能寫城市的是70後、80後的作家，寫的很多不錯，但對於長篇小說的敘述來說，有一個很大的空缺，80後一代的生活背景和變化，嘗試的人不多。

人物週刊：在你的研究和創作中，城市經驗與鄉土經驗始終是你觀察世界的一個座標，爲什麼你會注意到並且這樣看重二者之間的區別？

張檸：我對鄉土很熟悉，對城市也熟悉，並且我不是地道的村裏人，我的父親是鎮上的醫生，所以我對鄉村是一個旁觀者的視角，我在城市生活時，也不是城市人，我是從鄉下來的人，我對城市文化也有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真正是鄉下人或城裏人，或許還意識不到，他認爲理所當然就是這樣，沒什麼好議論的。

在我研究的作家裏，有鄉下人，如沈從文、廢名，有城裏人，如張愛玲、施蟄存，他們對環境本身的敏感性，是他經驗產生的基礎，他對熟悉事物的理解，和對陌生事物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鄉下人對陌生事物會有不適感，表現出拒絕和逃跑，城裏人對陌生事物有的是像兒童一般的好奇心。對環境本身的理解以及對經驗和環境之間關係的理解，是我們解讀這些作家的一個切入點。我有着豐富的城市經驗和鄉土經驗，這便成爲我寫作的兩極。

人物週刊：顧明笛在城市裏出生、長大，爲什麼他會對城市產生不適和不滿？

張檸：他是對自己的存在不滿意。他在上海長大，上大學，找工作，有自己的房子，他衣食無憂，什麼都不缺，這是80年代出生的人的特點。在此前，70年代、60年代、50年代出生的人都不可能有他這樣的條件，孫少安、孫少平（路遙《平凡的世界》主人公）、黑孩（莫言《透明的紅蘿蔔》主人公）都喫不飽飯，面對着物質的匱乏，難以保持最根本的尊嚴。中國社會的進步解決了這一代人的匱乏問題，來到了80年代，誕生了顧明笛這樣一批人。在他的立場上，不愁喫，不愁穿，不愁工作，不愁女朋友，他活着的意義在哪裏？這是這一代人思維的起點，也是我小說的起點。

存在於一個沒有物質匱乏的生存狀態，顧明笛對自己作爲一個有尊嚴的人有完美的想象，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不滿，但他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樣子，所以他不停地嘗試、尋找。但這樣一個理想主義者很難融入世俗生活的規則，他對世界的不適，一是意識層面的，二是社會層面的，三是潛意識層面的。他不適應這樣功利主義的世界，所以有一種返回去的衝動，返回母體、子宮、土地、泥土，他對睡袋的依賴正是這種衝動的一個表現。

人物週刊：土地、泥土聽上去更像是農耕文明的意象，城市文明裏的人也會有這樣的衝動嗎？

張檸：土地、泥土是有生長性的，是生命意象，溫潤的泥土會讓我們產生歸屬感，而城市是一個死亡的意象，理性的、冰冷的、鋼鐵的、水泥的，所以人們對泥土的想象，對母體的想象，對子宮的想象，對懷抱的想象，是人類共同的潛意識的東西。泥土、土地、家族……這些可能使得人的生命回到一個很宏大的圓滿中，而在城市裏這些東西都沒有了，沒有確定的完滿的東西。於是就有了一些替代品，實現不了大團圓的時候，就追求個人的小團圓，比如愛情。城市裏的人對婚姻沒有農耕文明的人那麼在乎，但對愛情很在乎，城市裏爲什麼離婚率高呢？就是因爲對愛情的標準太高了。農民不離婚，很多是隻要生兒子，就可以了，只要養活我們，就好了，雙方達成一種農耕文明的契約。

人物週刊：你覺得農耕文明和城市文明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張檸：首先，鄉村人對時間和空間的理解和感受和城市人不一樣，這是最根本的區別，鄉土社會的時間感是自然而然的，太陽升起、下山，是循環的，城市人沒有這種感受的可能性，他可能連太陽和月亮都看不到，高樓大廈林立，到了晚上霓虹燈閃亮起來，城市人對時間的把握來自鐘錶。光源也不是從太陽來的，而是人造的燈泡，因此他有晝夜笙簫的可能性。而農民跟植物一樣，到了晚上就睡覺了，到了冬天就冬眠了，坐在火爐邊打瞌睡。

其次，農耕文明的價值觀念是建立在自然之上的勞動價值觀念，在於生產，男人生產穀子，女人生產兒子，而城市人根本不承認這些東西，城市在於製造，所有喫喝玩樂的東西，都是製造出來的。農耕文明對道德要求特別高，因爲物質是匱乏的，必須講秩序。而城市文明放縱你的慾望，千方百計去滿足你的慾望。

第三，農耕文明中生命的生長和死亡本身是輪迴的，是接續的，從土地中出生，死後迴歸泥土。鄉村人本身的生命就和土地聯結在一起，只要生命還在，即使他沒有任何東西，他也覺得生活有意義。城市裏死亡不是死在泥土裏，是死在病牀上，最後燒成灰，變得什麼都沒有，所以城市人容易不安，焦慮，他的靈魂是無根的。人類最可怕的就是無。

人物週刊：你剛剛討論的其實是抽象的鄉土。實際的鄉村生活可能是瑣碎的、不便的、可怕的，它還能成爲靈魂的歸宿嗎？

張檸：城市人對現存世界的不滿，會讓他想象一個更好的世界，會美化鄉土，如同你說的，實際的鄉村並不一定是那樣的，但這些特徵的確存在。鄉土是城市的對應物，城市是人工製造的，顯示了人類的理性能力和創造能力，同時，人工創造的是不完滿的。而自然是上帝創造的，從本質的角度來說鄉土就是歸宿。所以儘管實際上回不去，但鄉土必須存在，因爲城市是不完滿的，鄉土提供了一個完滿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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