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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世界處於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財富權利的轉移，帶來了文化權力的變化，形成多元並存的時代。進入 21 世紀以來，國際金融危機、中國崛起和西方民粹主義興起，發展範式的轉變，需要極強的國際治理。無論從文明意義還是從制度體繫上，目前世界秩序進入了 “無人區”。百年大變局中的重要體系意義的變量是中國，中國在國際權利財富和利益分配中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中心。伴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從體系秩序、國際制度到理念規範，實現與國際體系的共同演進，是我們在 “百年大變局”中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變爲現實，需要卓有成效的行動，不僅是中國自身，也需要動員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

　　本文作者包括盤古智庫委員會高級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朱鋒以及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外交學院周恩來外交研究中心主任魏玲等，文章發佈於《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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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認識和應對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客觀正確解讀世界?如何找到並實現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正當定位?如何觀察當前我國的對外政策，前瞻性地評估對外關係特別是涉外鬥爭將要面對的挑戰?

　　2019 年1月15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亞非發展研究所與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在北京聯合主辦 “世界政治發展新趨勢、新特點、新未來”專家研討會暨 《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選題策劃會。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國防大學、外交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世界知識出版社等單位的近20位知名專家出席會議。與會者圍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世界大勢和國際關係格局的特點、趨勢及我國對外方略進行了深入探討。以下是部分專家的發言摘編。

　　一、如何認識百年大變局之變

　　中央提出我們處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這是一個大命題。圍繞新千年的上下 100 年，即上個百年和這個百年。上個百年如果是從1900年到2000年，這個百年就是從2000年新千年到2100年。這樣劃分的基本考慮是:其一，時間節點因素，是新千年轉換，前後銜接，一般來說，新千年轉換期往往是大變局時期;其二，推動轉換期大變局的是大事件，影響世界也影響中國。

　　上個百年發生了許多大事: 兩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及引發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殖民主義體系瓦解，二戰後的世界秩序重建，全球化大發展……一般地說，百年轉換從世界的角度，前50年、後50年不同。前50年主要是動盪期，很多大事發生在那個時期;後50年呈現穩定治理期，二戰以後，建立了以聯合國爲中心的世界管理體系，由於有了治理和穩定，世界得到大發展。

　　從中國角度講，1900 年是一個痛苦的開端:八國聯軍進北京，世界列強直接幹預中國國內的政治。二戰後，新中國成立，終結中國衰落的下行線，實現了改革開放和快速發展。

　　新千年開始後，發生了許多大事。從世界的角度觀察，發生了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帶來的世界範圍的反恐運動，還有 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世界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興起等。當然，好的方面，則是新科技革命。

　　從中國的角度說，2000 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規則方式加入到世界體系，這是一個大事件，影響巨大。中國的經濟總量按GDP計算第一次超過1萬億美元，是個轉折點，中國提出了在這個百年中期實現民族復興目標。

　　這個百年的大變局趨勢，有些已經很明顯:

　　(一)力量對比格局

　　按照綜合的預測，這個百年前 50 年的最大的變化，就是力量對比。總的趨勢是發展中國家力量到本世紀中期佔主導地位，經濟總量佔世界的60%。這恐怕是世界發展近代史上一個重大的轉變。西方工業化以後，西方國家一直佔主導地位，這個格局變化從各個角度影響都是巨大的，包括上次轉換中的制度構造，價值觀影響，以及技術科學各個方面，我們可以從多種成果來分析這個問題。一些綜合預測也不少，大家都在觀察這場大變動到底影響有多大。

　　(二)大國力量對比

　　原來的所謂大國大部分衰退了，在本世紀中期以前被排擠出大國行列，老牌的歐洲國家大多連前五位都排不上。從大國結構角度看，是非西方大國的羣體崛起。世界發展中，大國主導性很強，格局變化影響深遠。

　　(三)地區力量對比

　　世界的力量與發展重心從歐洲轉到亞洲，亞洲集中在大東亞，包括中國、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亞至少位列前四的人口和經濟力量。

　　一般來講，力量轉換會發生大的動盪、大的戰爭。“修昔底德陷阱”講的是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上個百年後半期主要是美國與蘇聯，發生了冷戰。這個百年看起來是美國與中國，但能不能避免歷史重演呢?這是很關鍵的問題，事關大局。

　　力量轉換的最大影響是導向問題，由傳統的西方導向到非西方導向。歐洲工業化以來，主要是西方導向，包括髮展範式、價值觀、國際關係理論等。非西方導向的含義是什麼? 是包容性還是排斥性?怎麼觀察和定位?這些都值得觀察與研究。

　　力量轉換導致霸權衰落，未來會出現爭霸和形成新霸權嗎? 人們對霸權秩序不滿意，但對爭霸深表擔心，對無霸權秩序充滿疑慮。從以往的歷史看，霸權的確立需要經過大戰，把別國打下去，自己上來。未來的世界很難會發生類似上個百年的大戰，會不會導致人類歷史的霸權終結?

　　全球化會深化，未來經濟、技術等的分散型導向也會削弱一國獨霸的存在基礎。從民族國家制度確立以來，民族國家是國際關係和國際秩序的基礎。如今，特別是未來，互聯網超越國家，各個方面的超國家力量越來越強。

　　西方工業化創造工業化現代化模式，推動了世界的發展，讓更多的國家步入工業化行列。現在，追趕型現代化模式出現了各種問題，導致了氣候變化，威脅人類生存。物質生產爲導向的工業化，隨着世界人口和消費力的增加已經不能支撐。地球支撐不了 100 億人的傳統工業化模式。發展範式需要轉變，但轉變需要新範式，需要主導型推動力量。儘管人們提出了新發展觀，但在認知上缺乏共識，在行動上缺乏跟進。比如，《巴黎協定》，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應對氣候的公約，但美國退出，落實起來缺乏手段。

　　這個百年的前 50 年中，拉動未來發展的力量範式到底是什麼?最容易的方法是延續現在的模式，但面臨人類生存危機。據預測，到2050年，氣溫上升3度，如果不能制止上升，則導致災難。馬克思說過，你們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改造的和你們一樣。

　　發展的最大挑戰是氣候變化，現在看來不樂觀。在這個 50 年，能不能解決發展範式轉變的問題，需要非常強的國際治理，但這又與前面的國際轉變相矛盾，這是百年變局的最大風險，問題涉及各個方面。

　　中國自身的戰略設計與世界前 50 年的動盪期有矛盾。中國的明確戰略定位是到2050年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目標，成爲完全的發達國家，這會遇到世界大變局的一系列挑戰。

　　中國有能力推動世界向好的方向發展嗎? 這是個大課題。中國提出了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黨的十九大文件英文翻譯把 “命運共同體”譯爲“community for a shared future”，直譯過來就是 “共享未來的共同體”，就是和平與發展的秩序。作爲未來最大的國家，爲世界帶來什麼，這個是個大命題，不僅我們自己，世界都關心。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理想，理想與現實有距離，把理想變爲現實需要卓有成效的實際行動，不僅是中國自身，也需要動員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共同努力。

　　二、如何理解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關於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裏談三個問題。

　　(一)世界政治的重要變化———財富權利的轉移

　　1840 年在歐洲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關於工業製造品各佔50%。那個時候像中國、印度雖然很落後，但是非西方國家的工業製造品在全世界佔50%。到1980年，西方國家提供的工業製造品是90%，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非西方國家佔10%。到2010年，因爲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的原因，非西方國家包括印度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尤其中國是意外的大贏家。2010年，西方國家製造品佔60%，非西方國家佔40%。2050年可能就顛倒過來了，非西方國家佔60%，西方國家佔40%，甚至不需要等到2050年。這是一個有利於非西方國家的財富權力的大轉移。

　　財富權力有很多意義。西方在發展過程當中，通過 “一進一出”而化解國內矛盾。階級矛盾是一個老的概念，也是事實。在工業化過程中，任何國家的階級矛盾都很尖銳。靠什麼解決這個矛盾?“進”是戰略掠奪來解決這個問題，日本在1905年和俄國一決雌雄。“出”是什麼呢?很多人生活不下去了可以移民。愛丁堡1800—2000年這200年，移民數量是80%多，當地人可能不到15%，85%以上都移民出去了。到1920年左右的20年間，意大利的人口是3000多萬，移民600萬，1/5都走了，就這樣還產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現在問題是，“出”不去、也 “進”不來了。人口移民是反向的，阿拉伯難民往歐洲，中南美洲往美國。另外，非西方國家搶佔了工業品市場，這個財富轉移最重要的結果，是引起了西方各國國內的社會矛盾不斷加劇，今天歐洲的問題、美國的問題，實際上都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財富權利轉移引發了西方國內的矛盾。

　　財富權力轉移在此證明瞭霸權國家衰落的一般規律，從西班牙到英國再到美國，共同的規律是工業經濟脫實向虛，西班牙開始白銀資本帶來了自己手工業的衰落，周邊國家的興起，法國、德國的興起。英國 19 世紀末基本上工業讓位美國、德國。這是一個財富轉移導致的霸權衰落，具有不可逆性。

　　(二)財富轉移帶來文化權力的變化

　　西方國家二戰以後爲什麼發達? 意識形態當中有自由民主這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解釋。我們看到，當沒有財富權力的時候是怎樣的，2008年以來財富轉移的變化又意味着什麼?自由主義民主無論在歐洲、在美國，在非西方國家，其號召力告一段落。新出現的是自發性的意識形態的復興，一個是民族主義，一個是民粹主義。這兩個東西不是建構起來的，它是天然迸發出來的，因環境的變化而出現。所謂民族主義，事實上就是以民族爲單位的政治國家。在歐洲16世紀你問一個人他是什麼人?他不會說是法國人、德國人，他會說是基督徒或者是天主教徒，是一個宗教的概念。今天，政治化意識形態式微以後，原生態的意識形態開始復興，民族主義甚囂塵上。另外一個叫民粹主義，左翼民粹主義相當於社會主義，右翼民粹主義其實就是民族主義。

　　因此，世界政治一下子變得面目全非了，沒有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普世價值流產，形成多元文化並存的時代。這是兩個現象，一個是物質現象，一個是文化現象。

　　(三)世界向何處去

　　我的總結目前是 “無人區”。研究政治學的對於中國持審慎樂觀態度，我們知道國內的問題是什麼，我們國內的張力是什麼?財富權利和政治權利之間的張力，這個張力怎麼解決，這是黨和政府未來相當長時間需要面對和解決的難題。處理不好就出亂子。處理好的前提下，中國未來的前景在世界上處於什麼地位?

　　撇下國內問題不講，我們只談世界政治。中國作爲一個 “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參與者”，一些著名學者比如亨廷頓在著作當中反覆使用這個1994年李光耀對中國的判斷。假裝看不到規模的意義是不行的。它帶來的問題很多，“歷史上最大規模參與者”的到來，可能會參與世界秩序的重組。這個世界秩序是什麼呢? 500年也好，300年也好，1700年以來形成的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秩序。在世界秩序形成中，出現了很多戰爭，這些戰爭都是西方內部爭奪主導權的戰爭，是1648年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世界秩序就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西方人主導的，主導者從英國到美國。

　　在西方過去 300 年裏，就是西方人的遊戲。這次中國來了，第一次一個非西方國家到來了。從 “文明的衝突”角度來講，伊斯蘭文明沒有核心文明國家，不會對美國構成根本威脅。但是，中國來了，可能會對基督教文明構成重大威脅。在這個意義上，確實是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裏的 “百年”，不是100年，至少是300年、甚至是500年意義上的 “大變局”。這是一方面從文明意義上講的。另外一個層面是制度體系的不同，即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

　　一個是文明系統，一個就是制度。這些東西的到來，意味着目前的世界秩序進入了 “無人區”，向何處去我們不知道。誰先走出 “無人區”，誰就能領導這個世界。

　　三、百年變局下的中國與國際體系

　　如何理解和認識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個重要的視角是中國自身的定位，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我們常說，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過程，西方學界和政策界這些年來也一直在辯論，中國相對於國際體系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還是一個維持現狀國家?百年變局中一個具有重要體系意義的變量就是中國，中國的崛起。我們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究竟意味着什麼?修正主義國家或者維持現狀國家也許都不能準確描述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定位，也許可以說我們是在演進的國際體系中謀求正當地位的國家。

　　以下從體系、制度和規範三個維度進行簡要分析。

　　(一)體系秩序

　　如何理解演進中的國際體系? 在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話語中，復興於茲的體系是什麼體系?在很大程度上，這應該是一個改良的體系，與變化的國際實力結構相匹配、在界定性規則和利益分配方面更具代表性的國際體系。復興的過程是在改良的國際體系中謀求正當地位的過程，代表着中國與演進中的國際體系間一種新型的互動方式，是二者同時變化、共同演進的過程。中國既是促進國際體系演進的重要推動力量，本身也是國際體系的組成部分，隨着體系演變不斷進行自我調整。因此，融入、修正或維持現狀也許都不能準確描述百年變局下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

　　融入體系和維持現狀主要是被動的進步過程，是學習、內化和被接受的過程，是西方教、我們學的過程。修正則意味着改變現有體系。一方面，過去 40年來中國在國際體系中實現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高速增長，因此應該不具有從根本上改變現有國際體系的戰略目標或意圖;另一方面，從20世紀70年代初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歷史性地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近年來，隨着新興國家的羣體性崛起和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國際關係學界也日益重視對非西方國家關係理論的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討論不同時空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國際體系。基於中國和大東亞地區的歷史經驗，學者們研究過天下體系、秦大一統體系、以中國爲中心的東亞等級體系、關係主義國際體系等等。這些體系都不同於現代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也就是說，從歐洲實踐中產生的現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實際上也是一個次級體系，具有內在的地方特性，是隨着歐洲力量的全球擴張而擴張的，並不具備天然的普適性。從二戰後的東亞地區秩序也可以看出，爲什麼亞洲沒有 “北約”，這是一個雙向認同問題。美國的自由霸權秩序在東亞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實際上並沒有完全落實下來。隨着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的演變是必然的，在這個過程中，是否有可能在大國之間進行 “大議價”(grand bargain)，照顧彼此核心關切，改良體系秩序，實現利益平衡?這個有可能首先出現在地區和次級國際體系中。

　　(二)國際制度

　　從制度上看，中國塑造和引領國際制度的實踐主要出現在周邊和大東亞地區，該地區有其獨特的制度主義特點，也有制度建設的成功實踐。東亞制度主義是軟性制度主義，具有很強的務實性，制度化程度相對較低，在民族國家與國際制度之間存在相對較大的張力。過去 20 多年來的東亞一體化進程，以東盟爲制度中心，以最小制度化的 “東盟方式”爲基本規範，不僅維護了地區穩定與和平，還推動了地區合作與發展，充滿活力。中國是東亞地區制度進程的參與者、維護者和貢獻者，通過地區制度合作分享增長，實現了大國崛起與地區一體化進程的並行發展。

　　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爲學界和政策界公認的國際制度創設的成功案例。爲什麼它能夠在短期內獲得國際認可? 作爲中國倡議建立的國際制度，實際上亞投行的快速發展是中國與國際體系互動並實現共同演進的結果，是議價和相互協調適應的結果。成立亞投行的倡議是中國發起的，主要是因爲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國際制度無法滿足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而且國際制度改革滯後，中國無法發揮與其力量相匹配的作用。從最初的設想到正式提出倡議，再到最終成立，亞投行經歷了很長時間的曲折過程。最初中方提出的有些議案和設想也引起過不小的爭議。但是，中方迅速進行了調整，借鑑了現有相關國際制度的成功實踐，接納了現有開發銀行的一些制度建設提案，並很快與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等建立了合作伙伴關係。所以，整個發展過程是規則、利益和身份的相互調適過程。中方通過靈活務實的策略和戰術調整，保證了長遠戰略目標的實現。這個戰略目標就是通過規則和制度建設塑造體系，並同時謀求在體系中的正當位置。

　　(三)理念規範

　　從觀念、規範和價值體系來看，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和美式全球化的價值體系，是否有可能與東亞本土價值體系實現一定程度上的和而不同、和合共生?有學者做過一個規範研究，指出以中國爲代表的東方的規範和話語能夠成功進入西方規範和理論體系的最佳案例是 《孫子兵法》。其成功的原因主要有兩點:

　　一是 《孫子兵法》沒有過度的地方性，二是在規範上和話語上沒有自我與他者的區分。它既體現了社會文化積澱，也具有普適性。《孫子兵法》這個案例也許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啓示，去思考如何實現地方規範和話語體系，與西方主導的國際規範和話語價值體系的相互接近和融合。

　　另外，還有一個本土規範與西方主導的國際規範互爲補充、共同作用的案例，即中國和很多東亞國家所認可的發展和平，與西方普遍推崇的自由和平規範。有學者以聯合國維和行動爲案例，做過兩種規範的比較研究。中國主導的維和行動一般先穩定局勢，然後重點推動地方的相關發展項目，以經濟發展促進長治久安。而西方國家主導的維和行動，以制度建設爲重點，在穩定局勢後，首先進行民主制度建設，以制度保和平。實踐表明，在兩種規範同時作用的地方，維和與建和的成效是最好的。最近幾年緬甸的發展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方面，緬甸開啓了歷史性的民主政治轉型進程; 另一方面，在穩定緬北局勢過程中又主要遵循了發展和平理念，並積極爭取中國支持，在中緬經濟走廊建設中爭取實實在在的發展利益。

　　總而言之，從體系秩序、國際制度到理念規範，如何找到並實現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正當定位，如何實現中國與國際體系的共同演進，是我們在 “百年大變局”中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四、國際關係發展新週期的特點

　　“百年大變局”的新格局體現在兩個層次，這兩個層次是相互之間有前所未有的歷史關聯。世界在變，中國也在變，中國嚮往變革的烈度是在改革開放40年中間最大的。我們經歷過最大的變局就是改革開放。但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逐步由上而下的過程。今天中國有可能開始進入一個自下而上新的變革的過程。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學術的研究。中國的變革同樣是特朗普說的雙向的過程。

　　世界的變化，我總結爲四個。

　　第一個是權利結構。東西方的平衡前所未有地出現。

　　第二個是傳統政治路徑的選擇，比如所謂 “普世價值”，歐洲的民粹主義，

　　右翼勢力的上升等。

　　第三個是身份認同問題。我們講全球化時代，世界觀念、意識形態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所以，身份認同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這個恰恰是非常簡單的基本社會現象。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某些觀念、某些建制、某些體制產生適應，過一段時間產生內在的緊張矛盾要進行新的調整。所以，對國際關係認識的觀點很簡單，就是一種社會生活，包括社會生活的所有特點。

　　第四個是治理機制的危機。無論是全球治理、區域治理，還是國家治理，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未來的新趨勢、新特點、新方向，回到國際關係研究，就是國際關係的變化發展都有週期性的規律，現在是一個新週期的開始。新的週期有三個非常重要的顯著特點。

　　第一，再全球化。原來全球化依賴的好的積極的東西，現在正受到巨大的挑戰和否定。我記得 2008 年以前到歐洲到美國去，特別是到歐洲非常典型，歐洲講的後工業主義變成後現代主義，還有一個是後城市主義。歐洲覺得這種超民主主義的這種生活方式會持續，今天來看不能持續。

　　另一個問題就是美元，我們知道美國是金融資本主義，金融業服務業佔了80%。過去30年兩個國家最成功，一個是中國，一個是美國。美國過去30年GDP翻了一倍的國家，美國實體經濟沒有任何衰退反而在往前發展。但是美國有結構性的問題，中下層的收入分配，包括社會分工明顯，所以民粹主義在上升。

　　第二，再意識形態化。傳統的自由國際主義、美國最基本的霸權價值觀現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自由國際主義在做非常大的調整，美國正在對責任義務和利益平衡的戰略思考方式做重新改變，美國在迴歸很簡單的所謂的民族國家，中心主義的大戰略。不僅在經濟上，安全上更是如此。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這是新週期的第二特點。確實，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已前所未有的多樣化:

　　一類是美國變成了另類主義，美國人自己都覺得跟以前不太一樣了。如美國媒體說，特朗普是否是俄羅斯利益的代言人，不再是簡單爲了選舉甚至爲了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和經濟的生涯。

　　二類是中國和俄羅斯爲代表的新權爲主，我們同樣高舉這方面的大旗。歐洲變成了弱自由主義，今天都是很大的問題。英國 “脫歐”是英國意識形態的選擇，也是英國的利益選擇，還是今天新的政治和社會主張。

　　三類是發展中國家意識形態在多元主義，馬來西亞 92 歲的馬哈蒂爾贏得了大選，沙特也在進行世俗化的改造，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革命成了一場笑話。發展中國家意識形態空前的多樣。越南現在也在尋找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

　　今天，國際關係中意識形態的最活躍的實驗場是發展中國家，不是簡單的依照西方模式和東方模式，而是在尋找適合自己的模式。

　　第三，再國家化。人們看到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在明顯推遲。我們看亞洲如此，非盟如此，再看歐盟，若德國、意大利再 “脫歐”，歐盟就有解體的危險。當整個世界轉型開始、新的週期出現的時候，各國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國家實力弄強，重新迴歸民族主義的崇拜和對政治強人的依賴。日本是個典型。安倍提出要推行新國家戰略，日本二戰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公開地、而且在取得全民共識的基礎上推進大國政策。土耳其也是一個典型，埃爾杜安似乎在恢復奧斯曼土耳其的所謂大國地位。再來看印度，更是前所未有的自信心。

　　未來世界不那麼灰暗。但世界政治新週期的特點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對世界政治的改善? 尚有疑問。

　　習近平主席講 “百年大變局”，與十九大是完全吻合的，就是強調中國前所未有的走進世界舞臺的格局。這是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重要的註解。從這個角度來說，百年大變局，是因爲中國在國際權利財富和利益分配中，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中心。但問題是我們缺乏一個認識，即大國崛起不僅是榮譽，更是風險。這個風險在當今時代不是簡單的戰爭與和平。

　　新的世界政治發展週期的未來，中國到底是進一步能夠縮短和美國的差距，還是像 80 年代末一樣日本重新與美國之間拉開差距、出現斷崖式的下降?從國際關係史上說，真正成功崛起的大國屈指可數，中國可能又一次面對大國崛起的前所未有的戰略挫折，這纔是我們需要去分析的問題。

　　五、世界形勢的不確定性和第四次工業革命

　　當前世界形勢的總特點是不確定。從 2016 年開始，世界形勢進入比較長的不確定期，起點就是英國 “脫歐”，美國選出特朗普。這個不確定期大概有幾個東西是比較確定的:

　　第一，貿易保護主義，特朗普離開了美國還會搞貿易保護主義。

　　第二，民粹主義，左右兩派都有民粹主義。還有一個是身份政治，導致西方各國國內的矛盾很尖銳。

　　第三，強人政治將是今後的趨勢，之前在俄羅斯出現，問題是現在美國也走向強人政治，特朗普非常迷戀自己的權力，馬克龍也是如此，東歐許多國家也是一樣。強人政治是新常態。

　　第四，大國博弈重新成爲國際政治的主題。

　　世界進入到一個比較長的不確定期。今後出路怎樣? 尚不清楚。我個人推崇的出路是大國協調，就是模仿19世紀初的歐洲協調。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歐洲人開了一個維也納會議，當時的奧匈帝國首相梅特涅提議搞了一個五國協調機制，包括英國、沙俄帝國、法國、奧匈帝國和普魯士王國，這個大格局就叫做歐洲協調，它幫助歐洲地區大致穩定了100年，直到一戰爆發。中國能不能主動建議一下，這對於世界穩定有好處，這個是捷徑，能做到最好，做不到也沒有辦法。

　　世界進入不確定期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過去 30 多年的全球化有一個意識形態，即新自由主義。這一輪全球化起點是1979年撒切爾革命和1980年的里根革命，這兩個革命在他們內部叫保守革命。但實際上現在學界討論叫新自由主義，即恢復19世紀在英美盛興的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有正面作用，就是它提倡競爭，提倡私有制，效率會比較高，導致財富的增長、貿易的擴展。但也有問題。因爲它是市場化的，市場化的導向非常明顯，通行贏家通喫原則，必然導致貧富分化。事實上，各國在過去30年貧富分化都比以前嚴重很多。貧富分化必定導致中下層廣泛的不滿，中下層不滿一定會醞釀左右兩派的民粹政治盛行，民粹政治又必然有強人來利用，之後進入強人政治。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第二，西方內部問題突出，對外部世界的主導力下降。西方的問題首先是人口老化，日本、韓國、俄羅斯、歐洲人口絕對老齡化，人口減少。美國人口還行，但是內在比例出問題了，白人比例急劇減少。另外，西方福利負擔相對較高，影響它的經濟效率和投資。歐洲國家在數字經濟上幾乎沒有投資，政府財政全喫了 (網上說中國的稅收太高，其實中國稅負是中等的，另外中國財政開支一半是用在跟經濟有關的項目上，開發區，修路，都是升值的)，所以，它的福利太高，效率下降，競爭力下降。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內部政治分裂，影響了國家治理效率。總之，西方的內部矛盾必然導致外部主導力下降。

　　第三，中國爲代表的新興國家羣體崛起。儘管中國經濟增速比之前下降一點，增長率從 10%到6%，但相對還是比較快的，除了中國，印度、印尼、越南等新興國家也不錯。

　　第四，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到來，西方和新興國家都有機會，西方主導世界的生產力基礎不能確保了。這可能是習主席說世界正在面臨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依據。

　　有些人認爲，第四次工業革命它已經來到我們身邊，他們認爲 5G+ 物聯網就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去年天津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論壇創始人施瓦布教授就認爲以5G技術爲基礎的物聯網就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由於中國華爲公司的5G技術是最好的，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的5G投資最多，加上中國的物聯網投資巨大，所以，如果5G+物聯網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話，中國已經領先了。

　　當然，更多的人特別是科學界的人都認爲第四次工業革命是聽到腳步聲，但還沒有到來，他們把基於 5G 的物聯網歸於計算機革命的網絡階段。科學界一般認爲，工業革命是三次:一次是蒸汽機，一次是電氣化，一次是計算機。我們目前處於計算機革命的網絡化階段，計算機產生一個階段，然後計算機小型化是第二階段，網絡是第三階段。前三次工業革命全是英美貢獻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是英國，第二次電氣化和第三次計算機是美國。因爲三次工業革命都是他們創造的，所以他們擁有了國際政治、世界經濟的主導權，包括語言、金融以及各個行業的標準。

　　但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現在還沒有完全到來。如果把物聯網排除開，那麼第四次工業革命存在於如下五個方向: 第一個是新材料，現在所有的電子產品都用硅芯片，但是基於硅晶片這種材料的電子技術到了極限，證據是摩爾定律失效了，下面的工業革命，將是基於嶄新的材料石墨烯。第二個是基因工程，第三個是人工智能，第四個是量子工程，第五個是新能源。

　　這五個方向上，美國的技術積累很好，屬於第一梯隊。值得重視的是，中國現今在五大領域全面參與，而且水平不差。客觀講，我們跟歐洲和日本在重組第二梯隊，韓國、俄羅斯、印度屬於第三梯隊，沒有能力全面參與，只是選某些點參與，大部分國家是第四梯隊，沒有參與的資格。

　　未來十年，中國非常可能從中歐日第二梯隊脫穎而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競爭將在中美之間展開。這個是過去 500 年中沒有的大變局，過去500年工業革命都是西方參與，這次工業革命是東西方同時參與。這對於中國是機會，對美國是巨大的挑戰。

　　我注意到，去年習近平主席在外交上有兩大新論斷: 一個是百年未有的大變局，還有一個是金磚國家要組成第四次工業革命聯盟。我的理解，就是習主席大概注意到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到來，而且認定中國有一定的機會，希望和新興國家分享這次機會。

　　六、從民粹主義的崛起到歷史的迴歸

　　(一)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

　　20 世紀20年代末以來，西方民主國家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29年大蕭條之後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包括大蕭條所帶來的經濟災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巨大損失。這段時間西方各國重在發展經濟，尤其是二戰後的經濟重建，但同時也強調經濟平等，並通過社會福利等政策來減少社會不平等。

　　第二個階段從 20 世紀70年代開始，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這段時期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處於主導地位，它與羅斯福執政所代表的舊自由主義相反，把經濟自由放在首位，主張減稅和監管，對社會平等的重視度明顯下降。

　　第三個階段從 2008 年金融危機開始到現在。這個階段也發生了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比如2009年爆發的茶黨運動，美國2011年的 “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2016年英國 “脫歐”和特朗普當選。這個階段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各國崛起，在本國的議會選舉以及歐洲議會的選舉中贏得了不民粹主義有左右之分，前者包括美國的桑德斯現象和佔領華爾街運動，還有希臘和西班牙的左翼政黨，後者包括法國的 “國民陣線”以及特朗普現象。總的來說，當前是右翼民粹主義完全壓倒了左翼民粹主義。我認爲這個階段還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10年或者20年。

　　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右翼民粹主義在當前西方民主國家盛行呢? 這裏很重要的一個原因與經濟有關，也就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劇。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2014年出版的 《21世紀資本論》對西方國家的經濟不平等有特別詳細的描述。現在西方學界的基本共識是，貧富懸殊在很大程度上歸咎於新自由主義，包括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它給國內的工人階級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二)身份政治的悲劇

　　右翼民粹主義上升的另一個原因是身份政治的崛起，或者說，右翼民粹主義是對 20 世紀70年代開始在西方逐漸盛行的所謂 “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強烈反彈。簡而言之，二戰後20多年的經濟繁榮，讓西方社會很多年輕人更看重價值觀的表達，而不是物質上的穩定。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包括個人自由、性取向自由、平權運動、政治正確、環保、人權等等。在美國，民主黨是身份政治的大本營，其支持者大多數是少數族裔和性取向方面的少數羣體。然而，身份政治的悲劇在於，它更多是一種自我表達和要求得到尊重的訴求，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再分配。現實卻是，絕大多數普通老百姓還是更關注切身經濟利益，而不是諸如某些極少數羣體在上廁所的時候被公平對待的權利。經濟上的日益不平等，再加上價值觀上的衝突，造成了右翼民粹主義急劇盛行，這也是民主黨在2016年失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西方所謂的 “白左”倡導的身份政治，在美國國內和西方國家引起了強烈的反彈。再舉個例子，特朗普政府現在開始倡導一個新的概念，就是民族國家。美國國務卿蓬皮奧前段時間有個講話，說的就是美國要重新成爲一個民族國家。美國的政治精英，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很少用民族國家來描述美國，也很少用民族主義這個詞來描述美國人的愛國熱情。在他們眼中，美國人愛國是愛國主義，不是民族主義，也就是說這個詞是帶有一定貶義的。這中間的原因，是他們認爲美國是例外的，因爲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那麼，現在開始說美國是一個民族國家，是什麼意思呢?

　　這其實回到了亨廷頓所說的 “我們是誰?”這個身份問題。一個包含世界上所有文化的美國是不是美國?至少美國國內反對身份政治的很多人認爲，答案是否定的。一個多元的美國根本不是美國;文化多元主義把美國變成了聯合國，而不是美國。他們認爲，美國的特殊性在於其西方性，也就是以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爲核心的價值觀。

　　(三)從歷史的終結到歷史的迴歸

　　人類歷史進入 21 世紀以來，世界政治發生了三大重要事件: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二是中國的崛起，三是西方民粹主義的盛行。西方各國經濟低迷的時候，中國的發展勢頭卻很旺。這與福山提到的西方國家的政治衰敗有密切關係。中國的特色之一是有效國家，而西方國家當前面臨的一系列挑戰，似乎正是由於有效國家的缺失。

　　由此，我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中國和西方國家面臨的挑戰是不一樣的。有學者在研究南歐國家後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沒有發展的現代化，大概意思就是，雖然實現了城市化，但是城裏就業機會很少，缺乏穩定的工作。中國面臨的挑戰可能是相反的，也就是沒有現代化的發展。爲什麼這麼說呢?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實現了經濟騰飛，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也是每個普通中國人都能感同身受的。中國現在到哪裏都能看到發展，但是我們在國家治理的諸多方面還有不少欠缺，需要進一步現代化。

　　福山提出過 “歷史的終結”，我想提出一個 “歷史的迴歸”。什麼意思呢?21世紀以來，四個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明顯增加，它們是中國、俄羅斯、印度、土耳其。這些國家都有着悠久的歷史和文明，但是後來都衰落了，並且被西方國家殖民或者羞辱過。現在這四個國家又在世界舞臺上崛起。用它們英文名字的第一個字母，這四個國家被我叫CＲIT。我覺得，這四個國家的崛起並不意味着 “文明的衝突”，而是一種 “歷史的迴歸”，也就是歷史發展的週期性。但是美國的大多數精英一直覺得，美國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因此美國的霸權是跟以往的霸權都不一樣(例外的)，是不會衰落的。然而，既然自然界有四季變更、潮漲潮落，人有生老病死，那麼美國也必須接受自己也有衰落的一天。但是現在大多數美國精英是不願意接受這樣的歷史週期。這也是當前中美關係處於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最低點的一個重要原因

　　本文發佈於《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9年第2期。

　　圖文編輯：張泰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