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9年3月16日星期六15：00——17：30

地點：梅園書房

主講：盧盛舟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評議：陳佳 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分享會伊始，主講人盧盛舟老師首先向我們介紹了《變形記》的創作背景：它是由卡夫卡作爲政府機關小職員在業餘時間寫下的塗鴉之作，並非科班出身的專門習作。卡夫卡的整個寫作具有地域性，當時僅在中歐的德語文學圈有一定的影響。但在卡夫卡去世後，其好友將其作品公諸於世，各個國家的版本翻譯隨之而來。卡夫卡由此在世界範圍內名聲大噪。卡夫卡不論是作爲現代主義的開山鼻祖之一還是著名的表現主義大家，都影響了許多我們耳熟能詳的作家。比如，馬爾克斯坦言《百年孤獨》的創作受到卡夫卡敘述形式的啓發；而中國先鋒派作家蘇童、餘華、莫言等人，以及日本作家村上春樹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其風格影響。

1912年《變形計》的寫作已成文，當時卡夫卡近乎而立之年也就是二十九歲。就他的事業來說，大學是法律專業的他，畢業後先進入了一家保險公司工作，後進入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險事務所，這是一間國有保險公司，因而卡夫卡也相當於一名公務員了，平時主要負責工傷理賠的工作。雖然我們在他的日記裏看到他常抱怨自己的工作，但實際上他的工作能力和業務水平很高，以致於在一戰期間國家徵兵上前線時，他的上司上書給政府，希望把卡夫卡留下來繼續爲他工作。1912年是卡夫卡的創作高峯期和產出爆發期，期間他寫出了經典代表作《判決》和《變形記》。他們構成了卡夫卡中期的開篇之作，標誌其文學創作步入成熟。

在個人情感生活方面，他與菲利斯鮑威爾小姐以極大部分時間爲書信來往的方式保持了五年的戀愛關係。他有過的四位女友有三位都是猶太人，因此，儘管卡夫卡文學在世界範圍能夠引起我們的共鳴，但是我們仍不能忽略其作品中的猶太性以及濃烈的地域色彩。在他的作品中，猶太復國主義色彩雖然並不濃烈，相關的觀點也並不明確，比如他把聖誕節拿來休假，可以看出他處於被同化與堅守傳統之中。但是卡夫卡始終以作家身份觀察猶太人的宗教等各方面生活。

講到其女友菲利斯鮑威爾，她是一位速記員和打字員。這在當時是一份很有解放性的工作。她十分擅長與人溝通，其公司售賣的產品也具有很強的現代化氣息。我們可以猜想菲利斯鮑威爾像是繆斯一樣觸發了卡夫卡的寫作靈感。與此同時，卡夫卡常在兩人交往交談中事無鉅細地描述自己的寫作感受和經歷，這有助於他建立自我的作家身份以及增強自身的男性氣概。卡夫卡與菲利斯鮑威爾小姐以書信相識，但卡夫卡寫給她的第一封情書是用公函信紙、打字機打字完成的。發完第一封信的後一天也就是1912年9月22日晚10時至翌日凌晨6時，他一夜之間寫出了《判決》。這個故事情節古怪，具有很強的傳奇色彩。

講到《變形記》，我們看到主人公作爲旅行推銷員，需要經常出差，對自己的工作並不喜歡。而在卡夫卡的現實生活中，作爲家中三個妹妹的大哥，他承擔着家庭的重荷，與最小的妹妹奧特拉感情最好，但妹妹結婚之後，二人感情疏離，這在《變形記》中亦有投射。雖然在閱讀文學作品時，一對一進行縫合的傳記批評方法不被提倡，但是我們認爲此書中，卡夫卡以自身的生活情境作爲基礎進行了一定的自我投射，無可厚非。我們仔細體會卡夫卡的日記書信時，會發現其日常語言並不亞於他的小說語言。不過他寫得越好，越喜歡自我否定。比如他會對自己的作品說出“這真是一個噁心的故事”這樣的話。這某種程度可以解釋爲什麼他交代友人在他去世之後將其作品全部焚燬。

卡夫卡能夠作爲世界性大家爲我們所知，這與一位德文研究者、翻譯者、出版者也就是他的好友布洛德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卡夫卡立下遺囑不願意公開作品，交代友人將其文字付之一炬，不得翻閱。而布洛德則忠實地背叛了卡夫卡的遺囑，保留了他的手稿，並在戰後不斷再版。其實卡夫卡的作品文體意識並不明晰，他比較仰賴寫作狀態。不過其好友布洛德習慣將卡夫卡的作品夢幻化，因而人們不得不閱讀其好友修改過的卡夫卡的作品。直至校勘版出版，力圖更加接近真實的作者本身。這使得崇尚尊重人文手稿和作家手記的精神成爲潮流。而作者手稿的出版，更是信任讀者的目光 幫助讀者還原最真實的稿件，在印刷時也完全保留了原稿的增刪塗改與置換的標記。開始閱讀手稿的這種轉變是西方學運轉向學術的後結構主義產物。

談到《變形記》本身，小說開頭便具有濃厚的卡夫卡個人特色，它運用了典型的卡夫卡寫法，其魔幻色彩十分強烈，不過隨着情節的推進，小說風格進而轉向濃重的現實主義。值得一提的是小說的喜劇色彩。高度黑色幽默寫法讓人驚歎。雖然寫的是一出家庭悲劇，讀起來卻讓人忍俊不禁。比如，主人公清早醒來發現自己異變，卻不探究關心自己的身體變化，反倒是擔心上班遲到。從頭到尾，主人公身體變化的細節並未推進，變成蟲子這件事潛在中就被接受了；主人公做的工作與獲得結果的反差體現了一種戲劇的張力。而其中，主人公自己被反鎖在房間，用嘴咬開鎖頭，家人在旁邊助威，打開門之後家人發現異樣，驚恐地趕他回去；還有那句“我不用鎖匠就能打開鎖了”隱約帶着的如釋重負和一絲的驕傲，要知道在德國開鎖是很貴的。以及與父親追逐打鬧時笨拙的動作，像極了默片時代的卓別林風格。而小說也涉及了一定的技術性寫作，最明顯的便是描寫甲蟲如何在地上行走。

故事情節很簡單，持續三個月的時間，小說的敘事焦點永遠在主人公的家人身上。地點也圍繞住所，這是典型的線性敘事和單線發展。而卡夫卡作爲保守的現代主義者，不喜歡現代主義中花哨的敘事結構和方法。他的語言力求準確簡單。而生活在布拉格的卡夫卡對歌德等作家很崇拜，因此，儘管他操着一口方言德語，寫作語言仍然是精準嚴謹的高級德語。小說採用了雙重敘事視角，既有主人公變成蟲子後的內視角，也在結尾家人離開重覓新生活時轉換成外視角。另外，卡夫卡十分喜歡用虛擬語氣以及一些推測詞彙“好像、似乎 ”，十分具有科學報告的口吻。

以世界文學的視角，我們會發現變形的主題在世界範圍內並不少見，比如奧維德的《變形記》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卡夫卡對中國很感興趣，曾閱讀過《中國神怪故事》。談到卡夫卡的創作動機，他爲什麼也會想到變形呢？我們猜測是爲了逃避家庭義務和工作壓力，喜歡藉由虛構的小說作品抒發，緩解心情。與此同時，也關乎他1912年碰到的好友略維，一名波蘭的意第緒語演員，雖然他使用的是未被完全同化的猶太人的語言，一種德語方言，也就是斯特斯拉夫語加德語，一年也只去一次猶太教堂，但由於猶太人被貶低爲動物（狗、耗子），他仍舊生存在一系列的反猶事件和反猶話語中，比如“誰要是跟這種狗交往，起身就會沾滿蟲子”。因此我們可以通過猶太文化從卡夫卡的作品中解讀出更多信息。比如《變形記》中按時間推算，最後薩姆沙的家人在春光明媚中出行，三月底，那一天正好是猶太人的逾越節。它表示着春天的到來，某種意義上來說意味着解放，擺脫埃及的控制和奴役。而9月22、23日是猶太人的新年，是贖罪、懺悔之時。《判決》的成作正是猶太曆贖罪日的第二日。

而針對家庭成員的變形，關於父親，從“敲門、輕輕喚道、拳頭、手杖”，小說中展現了一定的父權變化。而父親被迫工作之後，男性性徵變得明顯了，身上整齊的制服體現了一種對自然的隔離。而薩姆沙變成蟲子之後具有了一定的女性的性徵，比如隆起的腹部、輕聲細語等等。母親則充當了保護者的角色，但卻無法貫徹地表現出自己的力量，比如動不動就昏厥。卡夫卡可能受處在歌德時代的克萊斯特的影響——對喜歡塑造昏厥的女性形象，一開始不知所措，但突然打起來精神後甚至比男性更強的女性形象的挪用。親情並不妨礙家庭權力的扭轉，妹妹則是一開始對哥哥關照有加，比如試探哥哥喜歡的食物、對自己因爲哥哥的異變不小心流露的驚恐表示羞愧，而後對哥哥的感情減弱，話語中的“他”物化成了“它”，堅定地要趕走變成蟲子的哥哥。因此薩姆沙的審判是出自其親妹妹。當他發現曾經深愛的妹妹轉變的態度後，他萬念俱灰，最終順從了妹妹的審判，選擇自殺。

我們發現卡夫卡中期的作品多是描寫家庭故事，展露家庭悲劇。而家庭突變危機的實驗並不是非黑即白的寫作，比如父親會流淚，女傭人很粗暴，天真的妹妹會成爲冷血強勢的審判官。

其他學者雖然對其作品也有不同視角的延伸，但家庭悲劇也是卡夫卡生平的一個投射。關於家庭危機的實驗、親情能被考驗多久，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不難見到。

而後，盧盛舟老師以作品中的數字“三”做了一個富有趣味性的結尾。《變形記》中的“三”具有神祕的宗教意味。三扇門、三個家庭成員、換了三個傭人、三位房客、三次出屋、三次返回、三個月的故事時長、三月底、三點、三十歲......針對這些數字，許多學者做出了一定的研究，感興趣的書友可以自行查閱相關資料。在此不展開論述。

在卡夫卡筆下，一隻蟲子對音樂如此有感覺，以致於不顧生命危險爬到妹妹肩頭去欣賞。而主人公薩姆沙的名字在梵文裏的意思是“我是孤獨的”。最後，盧盛舟老師向我們展示了薩姆沙的家庭住所簡略圖，建議瞭解清楚住所構造，這有利於讀懂《變形記》。

接着許金晶老師幫助書友們再梳理一遍故事主題，並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認爲《變形記》中反常態的變形，從廣義上理解，是人變成蟲，我們的身體狀態抑或精神狀態都可能如此變化、崩潰。那麼這時我們是否還能找回對原有家庭、社會角色、共同體的歸屬感？

而後陳佳老師就兩個問題展開獨特視角的評議：一個是爲什麼時至今日，卡夫卡的《變形記》依然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另一個就是我們國內的傳統的文學批評界，對這部小說有着怎樣的誤讀。她先從後者開始談起。由《變形記》的故事內容引出我國傳統的文學評論者對“異化”的刻板解讀。因爲薩姆沙的這種異化被認爲是社會的壓力，再加上“異化”這個理論也被認爲是馬克思學說中的中流砥柱，於是自然得出這部小說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對人產生的巨大壓制的結論。

事實上，這個觀點現今來看，是有合理的地方，比如這部小說通過及其誇張的隱喻，所內涵的諷刺的張力，是有批判性的。但是如果我們重讀這部小說，會發現這種批判性並不如評論說的那樣，在小說中是對立存在。相反，我們會感覺到，無論是人物本身，或是人物周邊的關係，家人，那些與他相關的、他在乎的對象，也並不是一個完全黑化的存在。如果說主要角色薩姆沙的異化和死來源於他所屬世界的認知，那麼這種認知是逡巡着徘徊着鋪展看來的。在卡夫卡的世界裏，存在着父子的對立，存在着生與死的對立，但是批判對象是誰，異化又是怎樣進行的，這並不是全然的二元對立的狀態。

那這種“異化”，在卡夫卡的世界中，究竟是怎樣的存在呢？

我們可以看到，小說在主角薩姆沙死之前，一直是薩姆沙的視角，並沒有外在的視角。所以我們並不知道他究竟變成了怎樣可怕的模樣，在我們的眼裏，他只是一個外形幻化爲怪物、但內心依然充滿了動人的情感的人。有對他妹妹的情感、有對父母的情感、有對童年記憶的情感。但是這種情感卻受到了強大的壓制。這種壓制有外界的入侵，也有他自己內在的體制性的驅動。比如，即使變成怪物後，他當下的反應，並沒有基於自身生理的、對自身關懷的恐懼，而是第一時間想到：我應該去上班，這個時間我應該去做什麼。這些，我們謂之現代文明的“理性”，是我們閱讀這篇小說所感受到的第一個有違人性自然反應的，“異化”之處。這種適應上班制的理性的規訓已經深入我們的內心，從而“自我閹割”掉我們關懷自身的內在。（福柯認爲，現代社會就是一所大監獄。）當然卡夫卡身爲德國人，我們知道德國人是最爲守時、一切爲了工作計劃，所以他的描寫就更爲生動。薩姆沙變成大蟲子的時候，正是這所大監獄把他逼進了死角，無論是滲透進每分每秒的工作要求，還是“爲了工作生病了可以頂一頂”這種忽視健康的“賺錢”“養家”的（其實本人已經成爲一種工作機器的）內在逼問，這種監視已經駐紮進我們內心，人之於現代社會，人性之於現代性的battle，這個是陳佳老師認爲《變形記》給我們的現代啓迪之一。

那麼當薩姆沙變成蟲子之後，其實他每天能面對的就是他的內心，他的情感。從某種意義上，他幻化爲蟲，但他人的部分卻開始復甦了。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很多他的覺察和反抗，比如他發現了私領域的邊界，會對進入他私領域檢查他工作的進行反抗；他企圖保留存有他童年記憶的畫框。在這一部分，其實我們可以細細地感知到作爲人在現代社會的焦慮，自我在現代社會、現代家庭中的困境，交流的困境。面對明明深愛我們的父母、姐妹，我們說的話卻沒能被他們所聽懂。鏡子中的我是不是我自己心裏的我，別人眼中的我和我自己心裏的我差別很大。如果我有一天變得很難看，或者我真實的樣貌並不是我表演的樣子，你對我的情感、你和我的社會關係是否還會保留？這些隱憂，這些焦慮，一百多年後，儘管你我並沒有幻化爲蟲，但是又何嘗沒有撞擊過你我的心靈？

（整理者：吳欣欣；覈定者：江海一蓑翁；本文稿經主講盧盛舟老師和評議陳佳老師確認；現場照片爲蓑翁和到場書友自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