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15年，賈靜雯再次迴歸電視劇，一出手就是神劇——《我們與惡的距離》。

3月24日首播，目前9.4分。

臺劇標杆，當之無愧。

一口氣刷完兩集，想到了陳世驤對《天龍八部》的評價：無人不冤，有情皆孽。

宋喬安，SBC新聞臺的副總監，幹練決斷，手下人對她遠看怕得要死，近看被罵得半死。

兒子意外被殺，女兒處在動盪的心理轉變期，她束手無策，在生活和工作的失衡中焦慮不安。

李大芝父母，無差別殺人犯的雙親，面對着烏壓壓的受害人家屬，惶恐地自問：“這麼多人，我們要怎麼道歉，我們要怎麼賠償？”

李大芝，殺人犯的妹妹，兩年無法走出陰影，被母親逼着改名換姓，“以後誰問你，你就說你爸爸媽媽車禍死了，哥哥也死了，家裏要死，死三個人就好了，不能連你也葬在這裏。”

律師王赦，爲殺人犯辯護，被受害人家屬痛罵潑糞，回到家被妻子質疑：“你怎麼做這種人的案子？”

對，這種人！這種人把好人害慘了！

對於惡人，我們稱之爲“這種人”，簡單，正確，陣營分明。

王赦回答：“這種人也有名字的，他叫李曉明。”

王赦希望未來的孩子能平安快樂的長大，不希望再遇到類似的犯罪，所以想探究犯罪者的心理成因。

惡人，首先是人。

是人，就曾有過惡意。

《我們與惡的距離》關注的這些問題：

要不要廢除死刑？

兇手家屬需不需要接受語言的譴責和行爲上的攻擊？

精神障礙能否適用於減輕量刑？

新聞報道者的底線和道德標準在哪裏？

看起來都是社會問題，其實都是人性問題。

我們是否把罪犯看成人？把罪犯家屬看成人？把自己看成過人？

當我們面對醒目的“惡”的時候，會不會自覺地去和“善”抱團？然後人多勢衆地施暴於惡？

在《與惡》第二集中，王赦的孩子在幼兒園被“不明人士”挾持。

得知此消息的宋喬安迅速擬定了三個新聞視角，其中一個是：“精神病患傷人事件的回顧。”

現場，一位市民接受採訪說：“我看到那個瘋子啦……”

另一位中年婦女說，那人就是精神病，和上次和那個精神病罪犯一樣啦……

在這一致的口徑中，王赦的妻子自然而然地認同了一個結論：不明人士=精神病，精神病=罪犯。

在真相未明前，有一件事已經確定了，精神病人被污名化了。

而且是由點及面的污名化了。很多病情輕微的人都被強制送進了精神病院。

有人彰顯着自己的熱心和全知，有人貌似焦慮卻信口製造恐慌，全都以善爲名。

只有王赦，

在制止着“善意”的傳播，

仍然堅持“我去找警察問問清楚”。

前幾年的《釜山行》中，有一個惡人的標杆“金常務”。

他的惡行是牢牢鎖住列車門，拒絕“疑似”感染的主角一行進入車廂。

看到這裏，我們咬牙切齒，恨不得生啖其肉！

因爲我們開了上帝視角，還以善自居。

我後來會想，如果那扇門從未被打開呢？他是否就保住了一車廂人的生命？

後來，有位老婆婆因爲“看透了”人性的“惡”而打開車門，選擇殺死所有人。

看到這一幕，我們會“爽”，因爲“這種人”就是該死。

如果金常務關上門是人性的“惡”，老婆婆打開門是人性的“善”，那麼誰能決定更有資格活下去的是主角一行七人，還是金常務所在的那一車廂人？

當和惡面對面，我們一定是善的嗎？

宋喬安拒絕了悲傷，李大芝拒絕了過去的存在，李大芝的父母拒絕了現實。

隔離，是他們麻痹自己的方法。

可是惡，與我們的距離，不是靠拒絕才能拉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