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馬

在現代閹黨捏造的關於東林的一系列謠言中，“東林抗拒商稅導致明朝滅亡”是影響最大的一個。因為一般讀者對政治史可能還有一定了解，對於古代稅收的種類和細節則難以弄清楚，所以特別容易被帶節奏。大司馬在此整體上談一談晚明的財政狀況，從而把現代閹黨關於“東林抗稅”的謠言全部粉碎。

“東林黨抗拒商稅讓明朝沒錢，只能攤派農民，從而激起農民起義，導致明朝滅亡”，是本世紀影響最大也最無恥的謠言，到今天甚至在現代閹黨的主導下成為了主流輿論，現在大司馬就要把這個謠言批得體無完膚。

明朝滅亡確實與政府缺錢有關，但這個問題牽涉的因素很多，跟東林沒有一毛線關系。下面大司馬就這把這個大題目拆成以下幾個問題來逐一分析：明朝為什麼會缺錢？缺錢了應該怎麼辦？萬歷收礦稅究竟是在幹什麼？東林在財政上幹了些什麼？

明朝為什麼會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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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缺錢的原因其實既簡單也復雜，簡單是因為其根源都是朱元璋訂立的明朝祖制的愚蠢和惡毒，復雜是明朝祖制的惡毒體現在多個方面。不過現代閹黨不告訴你這些，而是造謠全部推到東林頭上，扭曲你的史觀。

明朝缺錢的第一個原因是朱元璋濫發紙幣。

雖然宋元發紙幣時都有濫發的情況，但那是因為發行時的腐敗，準備金宋元朝廷還是設了的，元朝為了穩定幣值還進行相當的了補救措施，但到了朱元璋、朱棣這裏，發行紙幣完全不設準備金，然後禁止民間流通金銀，只准用紙幣，否則判刑，等於直接向民間搶錢。

久而久之紙幣的名聲徹底臭掉，隨着美洲白銀的湧入民間用白銀流通，官方嚴刑峻法也無法讓民間使用手紙一般的紙幣，導致明朝後期無法使用靈活的金融手段來緩解國庫的不足（當然這種手段肯定也會掠奪百姓，但比粗暴的攤派三餉還是要好些），比唐宋是極大的倒退。

手紙都不如的大明寶鈔

第二個原因是朱棣遷都北京。

朱棣遷都北京並不是為了鞏固國防，單純是在南京殺人太多擔心人心不服和過不慣南方的生活而已，遷都北京以後，凋敝的北方無法供養龐大的皇室成員、政府機構和為了所謂的“天子守國門”而大量增加的軍隊，要從江南漕運大量物資，造成巨大的浪費，如果沒有這一出，明朝的國庫又會緩解不少。

多說一句，遷都北京並沒有鞏固國防，反而因為北京一下子多了這麼多人，補給壓力大增，導致明朝放棄了原來補給尚能維持的原元上都的開平衛和遼東的大寧衛，使遼東的朵顏三衛失去控制。朱棣遷都遷得國土大幅縮水，果然是“雄才大略”。

朱棣遷都遷得失地千里，果然“雄才大略”

第三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藩王和勛貴吃的和搶的錢太多。

朱元璋建國伊始，就以一種乞丐護食的心態善待朱家人，對文官是“貪污零容忍”，對宗室是供養之唯恐不足，還分封出去給他們統治地方的實權，而且每多出一個朱家子孫，國家就多給一份待遇，不像漢唐那樣皇帝五服之外的宗室國家不再理會。

朱棣篡位以後，繼續保持對宗室的優待，但是剝奪了其實權，而且一直到明宣宗時代，不自信的僭主們給宗室加了很多限制，宗室基本上啥都不能幹，只能窩在家裡像種豬一樣下種騙國家待遇。宋代宗室制度雖然也有明代的問題，但是一來被靖康之難洗過一次，人數大大減少，二來南宋對宗室開放了仕途，很多宗室好歹不是吃乾飯了。

明代給宗室的官方待遇，是按年發祿米，以及發給宗室田地，讓他們自行收租。

到萬歷年間，根據徐光啟的計算，宗室在籍（可以吃國家待遇）的共計十三萬人，其中還活着的有八萬人，地方每年供養朱家宗室的祿米（852萬石）是繳納給朝廷的（400萬石）兩倍，有些地方一年收入的祿米全部用來養宗室都還不夠。根據萬明《明代<萬歷會計錄>整理與研究》，萬歷初年全國財政支出為1854萬多兩，其中宗藩俸祿551萬多兩，佔29.76%。要知道，萬歷三大徵的軍費加起來也不過一千多萬，停發宗室兩年祿米就掙回來了，要是沒有宗室俸祿，萬歷在位48年，可以打24次三大徵，又怎麼會打建州女真的軍費都捉襟見肘呢？

除了祿米，還有賜田。明朝皇帝對文武官員摳門得很，對宗室倒是捨得賞賜，每次賞賜都是幾千頃起，再加上宗室們自己運用權力兼並的土地，其規模十分嚇人。像萬歷之弟潞王有田四萬頃，萬歷想要給兒子福王也掙四萬頃，因官員強烈反對，最終仍配給近二萬頃，蜀王朱至澍在四川有莊園三百多個，每天用一個莊園來供養自己。這其中皇帝賜田的產出由國家代收，並不全歸宗室，但宗室自行兼並的田地上就隨他們怎麼來了，這些田地的收入也相當可觀，是一筆大錢了。

在祿米和賜田之外，宗室們還憑借身份帶來的特權經營商業，是欺行霸市的壟斷性經營，擠垮民營店鋪，“貴戚鋪行，與民爭利”成為萬歷年間導致京師民窮財盡的兩害之一。

以上幾項合起來，說的朱家宗藩吃掉了天下財富的一半也不為過。在藩王之外，明朝的勛貴、外戚也有類似的待遇，只不過大致比藩王小一號而已。無論藩王、勛貴還是外戚，都屬於皇權集團的一員，明王朝對官員唯恐不薄，對小民唯恐不惡，對這些“自己人”卻唯恐不厚，任由天下糜爛，也要保證他們醉生夢死。

明朝藩王分封圖

這些宗藩雖無軍政實權，但在皇帝的庇護下仍足以對治下百姓無法無天，無惡不作，藩王多的地方有如人間地獄，也是明末農民起義的重災區。所以但凡有點節操的士大夫無不對這些宗藩、勛戚深惡痛絕，這些人多數成了東林，而為了迎合皇帝，甘為宗藩、勛戚保駕護航的則多數成了閹黨。

第四個原因是萬歷的浪費。

宗室、藩王固然是吃了帝國很大一部分錢糧，但萬歷身為皇帝，又是一個貪圖享受的皇帝，豈能過得比藩王還差？按明朝制度，萬歷每年有金花銀100萬兩，在發武官月俸之外可用於皇帝賞賜，萬歷六年又逼戶部增加20萬兩，此外，從正德年間起，皇帝帶頭搞土地兼並，皇莊擴充到三萬頃，萬歷時皇莊又想南方急劇擴張，皇莊的產出全供皇帝揮霍，但這兩項收入遠遠不夠萬歷揮霍。

萬歷光是飲食、買珠寶日用等方面，每年就要用銀幾十萬兩，此外還經常向州郡索要布料、瓷器等特產，每次價值過百萬兩，而皇親婚嫁和皇家典禮用的錢更是駭人聽聞，萬歷二十八年（1600）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上疏說：

近歲寧夏用兵，費百八十餘萬；朝鮮之役，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二百餘萬。今皇長子及諸王子冊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萬，而袍服之費復二百七十餘萬，冗費如此，國何以支？

萬歷的弟弟潞王、妹妹瑞安公主、兒子福王等皇親的典禮、嫁娶前後費銀九百多萬兩，這些全要國庫出錢，而萬歷三大徵的總軍費也就一千一百多萬兩而已，而萬歷居然藉口三大徵缺錢，派礦稅太監去民間搶劫，簡直是喪心病狂。

萬歷派礦稅太監搶錢的另一個藉口是重修三大殿，但就在萬歷派礦稅太監瘋狂搶劫民財的時候，仍然向湖廣、貴州、四川攤派木料合計銀930萬兩，此外萬歷修自己的陵墓還花費八百萬兩，其他大小土木工程數不勝數。可見所謂礦稅太監“籌措三大徵軍費”、“重修三大殿”等冠冕堂皇的藉口完全站不住腳，派出去就是為了搶錢讓自己揮霍的。

出土的萬歷頭骨實際上嘴歪眼斜，比這畫像醜多了

至於有些人津津樂道的“萬歷三大徵用的全是內帑，所以萬歷斂財是為了國事”是對史料理解有誤。《明史·陳增傳》中是有這麼一段：

至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徵踵接，國用大匱。

這裏的“帑金”被直接理解為內帑，但實際上這個詞只是泛指花了這麼多錢，並不單獨指內帑。萬歷三大徵主要用的還是國庫的錢，期間國庫不足時，萬歷確實從內庫裏拿了些銀子出來，但是一來他之前違例從國庫拿了不少錢進內庫，如萬歷八年拿15萬，九年拿20萬，十年拿30萬，這不過是還回來；二來國庫正是因為萬歷給皇親嫁娶和大興土木才空虛的，他退點回去也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這根本不能為他派礦稅太監除去搶錢洗白。

最後一個原因才輪到文官貪污（武官也貪，但能貪的部分較少），但這也跟朱元璋的祖制有關。

朱元璋對“自己人”唯恐虧待，對文官卻唯恐優待，給他們定維持生活都困難的工資，等於是逼人貪污，然後再用嚴刑峻法等着，也不知道是為了澄清吏治還是為了滿足施虐的快感。等到朱元璋一死，文官的貪污劇烈反彈不可遏制了，不過跟朱家宗室霸佔的財富相比，文官貪的這點又不算什麼了。

萬歷朝的貪官是很多的，很多閣臣更是大貪巨貪，像申時行在與蒙古的榷場貿易中大肆受賄；趙志皋受賄那是一千兩起；張位把實缺拿出來拍賣；沈一貫光楚宗案就受賄黃金一千兩，白銀一萬兩，從稅監受賄被發現的就有三萬兩，其他的小宗受賄不計其數；朱賡有家產八百萬兩，大部分是受賄所得，把家鄉山陰的良田全部兼並，有奴僕幾千人；有的閣臣如王錫爵雖不算貪，但是家裡也是鉅富，田地超過萬頃，奴僕超過千人。

沈一貫那是大貪巨貪

如果你看過大司馬寫的《“明亡於萬歷”——皇帝家事導致明朝滅亡》一文，就可以知道，趙志皋、張位、沈一貫、朱賡之流乃至於王錫爵，正是正直士大夫和東林前身鬥爭的對象，這些人才是現代閹黨栽到東林頭上的“逃避商稅的江南富商集團”，而他們又可以說是閹黨的祖宗，現代閹黨逮着自己祖宗大罵特罵，真是忤逆不孝啊。東林趙南星、高攀龍、朱國禎等人反而是主張收他們的稅的，下面會詳談。

另外，東林絕大部分家裡既不富裕，也是清官，與所謂“江南富商集團”完全不搭界。這個問題大司馬在《東林黨到底是些什麼人，究竟代表誰的利益？》一文中已經分析得很詳細了，若有疑問可看此文。

對於明朝缺錢的這幾個原因，第一、二條的解決辦法是把朱元璋、朱棣從墳裏挖出來鞭屍；第三條的解決辦法是把這些宗藩抄家滅門，剁成十八段，燉成福祿湯；第四條的解決辦法是把潞王閹了當太監，潞安公主充作軍妓，萬歷自己出家當和尚，第五條的解決辦法是整頓吏治，也就是東林在京察中一直在乾的事。

然而前四條萬歷不肯幹，第五條還要阻止東林幹，國庫的空虛當然就會愈演愈烈。萬歷不願意虧待自己人，卻很願意去民間搶劫，而且搶來的錢收進內庫而不是國庫，反正只要自己爽了就行，國事怎麼樣萬歷是不太介意的。

礦稅太監與抗稅運動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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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澄清一個誤解，明朝在礦稅太監之前有沒有商稅？答案是有的，不是沒有。從明宣宗時代開始，隨着經濟的發展，明朝在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關、淮安、揚州、杭州等商旅來往要津之地設立多座鈔關，收取過往商人的商稅。

那麼商稅的稅額是不是比較低呢？確實不算高，相對明朝中後期商業發展的情況來說，商稅名義上的稅額不高，每年收的商稅只有田賦的十分之一，但是這沒有包含胥吏的盤剝在內。而且，明朝收商稅低絕不是什麼皇帝仁慈，“藏富於民”，而是朱元璋鄙視商業，有意把商業打擊到只剩下極小的規模，這樣商業總產值都沒幾個，商稅的收入當然就不放在朱元璋的眼裡，另外也要表達朝廷“重農抑商”的思想，自然就定的比較低，哪知道子孫後代怠政玩樂，沒能繼承遺志把社會控制在低發展水平狀態，讓經濟文化發展起來了，對朱元璋而言這簡直是一幫不肖子孫。

雖然如此，要加一點商稅來充實國庫也不是完全不可行。但是加稅的前提，一是稅額要協商，不能說你要收多少就收多少，二是收了稅你就要保護我，不能說收完稅還動不動沒收財產。就算古代秦制帝國達不到這種正常要求，只要皇帝不喪心病狂，頒布一個大家能接受的固定的稅額，也不至於造成多麼大的災難。

但是萬歷的玩法，卻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甚至是無差別搶劫。萬歷二十四年六月，萬歷帝派出太監“開礦”，十月，派出太監“收稅”。

開礦增加收入的做法，朱元璋和成化、嘉靖時都短暫搞過，但發現裡面情弊太多，很快就終止了。萬歷當然知道這些，但他的意圖不是真開礦，就是搶錢，太監們既沒有技術也沒有意願真正找礦，一到地方就開始搶劫。

其具體辦法是指定一個地方有礦，挖一下發現沒有，就說周邊居民盜礦，勒令賠償；或者說富人住宅地下有礦，帶人直接入室搶劫，甚至趁機殺人、強奸；又或者指定富戶、地方政府開礦，要求到期交多少錢上來，交不上來由富戶或地方政府賠償。這樣一來各地流氓紛紛上書說我們這有礦，請太監來開礦，等太監到了就跟太監勾結在一起危害鄉裏。這些情況一早被地方官舉報，萬歷全都知道，不過只要太監們給他錢，他就裝作不知道。

收稅則名義上是收特產稅，如兩淮收鹽稅，成都收鹽茶稅，廣東收珠稅，但實際上也是搶錢。首先是稅關密佈，長江下游一天的行程內竟有七八個關卡徵稅，商人根本回不了本，這還是合法操作，還有非法操作：很多流氓趁此機會投靠太監，把路過商人的貨物和本錢全部沒收，甚至在農村設立土商稅，連農民之間日用品的買賣也收高稅，實質就是搶劫，而且還隨意殺人，激起大量民變。這些同樣被地方官舉報，萬歷也都知道，但因為有錢拿，依然包庇太監。

當地方官舉報太監搶劫時，萬歷不聞不問；但是當太監誣告地方官阻撓開礦、徵稅時，萬歷就立即把地方官員下獄、罷官、降職、奪俸，對太監和地方官員可謂敵我分明。

萬歷這麼做，實質上就是學習中晚唐皇帝的故智，搞一個聽話的太監“影子朝廷”，取代不那麼聽話的科舉官僚朝廷，在搶錢的同時也在加強皇權。所以他當然不會理會地方官員的舉報，不但這些舉報不理會，連朝政也大部分不理會，這樣就可以讓政府癱瘓，由皇帝的化身太監來替代科舉官僚主導政治，皇帝就可以為所欲為。果然太監變本加厲的侵奪地方行政，陳增、魯坤等太監都要求“便宜行事”，考評和管理地方官員，只因這些太監太不成器，像陳增吞沒稅銀被李三才揭發引起萬歷反感（但是徵稅依舊），此事才無疾而終。

礦稅太監們可牛了

文官雖然也貪，但好歹內部有一套根據級別該貪多少的潛規則，且文官之中也有不少清官，太監的貪是沒有底的，而且有皇帝站臺，連地方官員都無法制約，尋常貧民富民更是太監想怎麼蹂躪就怎麼蹂躪。按樊樹志先生的估算，礦稅太監從萬歷二十五年到萬歷三十四年，從民間搜刮白銀可能超過五千萬兩，只把其中大約十分之一569萬兩交給萬歷。

與此同時，因為礦稅太監造成商業萎縮、民生凋敝，國庫的正稅卻不增反減，從萬歷三十年開始，後面五年國庫的正稅收入都不及萬歷三十年，支出卻不會因為稅收減少而減少，於是國庫連年虧空，表格如下：

萬歷三十年以後國庫虧空表

摘自樊樹志《朝廷與黨爭》

萬歷的內庫雖然是得了點錢，但是國庫空了，而且搜刮來的錢大頭被太監吃了，就算萬歷是想用礦稅太監來增加國用，也是徹徹底底的失敗了，百姓徒然受了十年非人的折磨。何況萬歷搜刮來的這點錢也沒有用於國用，既沒有用於三大徵也沒有用於修復三大殿，而是大部分送給了就藩的福王朱常洵，以作為不能立他為太子的報償。《明史·福恭王常洵傳》載：

先是，海內全盛，帝所遣稅使、礦使遍天下，月有進奉，明珠異寶文毳錦綺山積，他蒐括贏羨億萬計。至是多以資常洵。

難怪鳳陽巡撫李三才要上疏大罵萬歷：

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皇上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為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

如今那些洗萬歷的明粉，你要是穿越回去，你以為你能做萬歷，還是做太監？你大概率是被刻剝磬凈、乃至被肆意殺害的平民的一員。“萬歷皇帝面對被文官偷盜一空的國庫，為了抵禦外侮，不得已纔派出礦稅太監收稅，就算不小心擾了民，也是可以理解的”，這種無恥的蠢話以後最好不要再說了。

“東林代表江南富商集團抗拒商稅，導致稅收收不上來，讓明朝最終亡國，還不如魏公公”，同樣是無恥的謠言。萬歷的礦稅太監可不是隻針對江南，而是遍佈全國，也不是隻針對富人，而是針對全民，沒什麼地方跑得了，也沒有什麼人跑得了。

據樊樹志先生統計，就開礦太監而言，昌平有王忠，北直隸有王虎，昌黎有田進，河南有魯坤，山東有陳增，山西有張忠，南直隸有郝隆、劉朝用，湖廣有陳奉，浙江有曹金、劉忠，陝西有趙鑒、趙欽，四川有丘乘雲，遼東有高淮，廣東有李敬，廣西有沈永壽，江西有潘相，福建有高寀，雲南有楊榮。收稅太監則除了上面一些開礦太監兼職的之外，還有儀真的暨祿、浙江的劉成、廣州的李鳳、臨清的馬堂、蘇杭的孫隆、山西的孫朝、陝西的樑永、湖口的李道、盧溝橋的張曄等。

這羣太監代表萬歷皇帝肆虐天下，搞的全社會民窮財盡、十室九空，有如地獄，自然就激起無數民變，舉其大者，就有“高淮激變遼東，樑永激變陝西，陳鳳激變江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語出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礦稅之弊》），此外李道在湖口，馬堂在臨清，王虎在香河，王朝在門頭溝，高寀在福州也激起規模不等的民變或抗議。

對於這些皇帝人為製造的災難，許多東林人士或正直士大夫挺身而出，與市民站在一起對抗閹黨。據王天有先生統計，有李三才在山東，餘懋衡、滿朝薦在陝西，東林何棟如在湖廣，東林周順昌在福建，要麼用計謀對付了礦稅太監，要麼支持市民起義求生，深得市民愛戴，有些人被捕甚至激起了新的民變。

而浙黨等東林的對立面則跪舔皇帝，回護太監，如浙黨老祖宗沈一貫給萬歷開開脫；浙黨湖廣巡撫支大可、趙可懷縱容太監，支大可轅門被燒，趙可懷在民變中被活活打死；退休閣老申時行在蘇州民變中庇護孫隆逃得性命；日後的閹黨李思誠、呂純如在福建為高寀站臺等等。

萬歷三十年，萬歷帝曾經重病將死，他對礦稅太監的作惡心知肚明，臨死覺得爽夠了，為了給兒孫收買民心，下令取消礦稅。不過很不幸第二天他奇蹟般的活過來了，第一件事就是去內閣追回取消礦稅的詔書，不讓發下去，沈一貫僵持了一小會就把詔書繳了回去，連正直的太監田義都看不過去，吐他一臉口水說你再堅持一會，把詔書發下去礦稅就取消了。這樣的做派，沈一貫及其浙黨名聲狼藉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田義墓

沈一貫連正直點的太監都不如

而東林則因為抵抗礦稅，得到了市民階層的愛戴，日後閹黨掀起“六君子之獄”、“七君子之獄”時，各地市民成千上萬的聚集起來保護蒙冤入獄的東林諸君子，最後還是在東林人士的勸說之下才沒有釀成民變。

從萬歷到天啟，包括皇帝、後妃、外戚、太監、宗藩在內的皇權集團對社會的殘害日甚一日，江南因為有東林為百姓仗義執言，人民尚勉強能夠自存，也就不至於起來造反，東林即使被捕也避免激化官民矛盾，其作為實質上是在維護明朝。

然而明朝皇帝和太監並不領情，對東林持續殘害。他們不能明白的是，打擊中間派就是召喚極端派，在沒有東林的大西北，明朝皇帝最終召喚出了李自成、張獻忠，把整個社會拖入修羅地獄。如果說李自成、張獻忠是賊，那麼明朝皇帝就是天下之劇賊，是“亡天下”的罪魁禍首。

後來礦稅之禍稍緩，是因為萬歷三十三年夏至日，內閣輔臣沈鯉跟太監陳矩閑聊，忽悠陳矩說開礦會鑿破名山大川，懷了大明朝的風水，萬歷害怕龍脈受損，這才召回開礦太監，但收稅太監照舊肆虐；到當年年底，又因為天象示警，萬歷內心不安，才對稅監作了一些限制，但是稅監一直存在，直到萬歷死掉才由其子明光宗朱常洛以萬歷遺詔的名義廢除。可見在萬歷心中，老百姓沒有一絲一毫的地位，好在他還相信有個老天爺，還不至於“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老天爺勉強能讓他少做一點惡，但收他卻收得太晚了。

東林反對收商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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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說東林反對收商稅，那是現代閹黨憑空捏造的徹頭徹尾的謠言。他們用“東林反對礦稅”來等同於“東林反對商稅”，利用大家對兩者的不瞭解，混淆是非，捏造謠言，用心與手法下作至極，下面大司馬要徹底澄清這個問題。

萬歷派出的礦稅太監不是正常的收稅，而是無差別的搶劫，對於這種絕子絕孫的惡行東林黨人要反對，但是對於正常的商稅，東林不但不反對，而且主張加收，雖然在秦制帝國加稅一定演變成盤剝，加商稅並不是東林的光明面，但既然太監們誘導大家說加稅就是好來就是好，這裏還是有必要根據史實分說一下。另外東林對以浙黨為首的所謂“江南富商集團”的土地兼並和逃稅也持反對態度。

東林和東林前身其實是一直想為朝廷增加些財政收入來辦事的，這些王天有先生有非常詳細的統計。像王國曾經清查勛貴成國公朱允禎佔田，周嘉謨彈劾勛貴黔國公沐昌祚佔田，餘懋衡彈劾太監樑永佔田，葉向高等大批東林反對萬歷愛子福王朱常洵佔田。

優先對付吃掉明朝財富的大頭宗藩和勛戚、太監，而不是隻盯着文官那點貪污、商人那點商稅，這纔是抓住了重點，現代閹黨是不會告訴你這一點的。不過這需要勇氣，像浙黨為了祿位就是萬萬不敢的。

對於文官的貪污，東林和東林前身已經通過自己主導的歷次“京察”，嚴懲不貸。對於跟官場有千絲萬縷聯系的縉紳，東林也要求他們遵紀守法，按規定納稅，王天有先生照樣有統計，像趙南星抨擊一些退休官員回鄉後侵害百姓，甚至陷害阻止他們的官員；李應升談到攤派糧役只還得中產階層傾家盪產，富家巨室可以通過行賄躲掉，當過官的鄉紳更是沒人敢去攤派給他們；高攀龍主張差役應該由“上富戶（即所謂“江南富商集團”）主辦，次富戶貼錢，不及下富戶”，保護中產，限制特權階層。

有機會時，東林還會將主張付諸實施，如東林朱國禎曾經說動浙江按察使馬從聘讓治下縉紳只享受朝廷規定的優待（個人和家庭免役，部分收入免稅），在規定以外的權益全部取消，該從事差役的從事差役，該交稅的交稅，受到貧富百姓的擁戴，但浙黨為首的“江南富商集團”對朱國禎“切齒大嘩”，準備燒他房子甚至把他殺掉，朱國禎因為百姓的保護才倖免於難。

“因為東林抗拒礦稅，萬歷只好向民間加派遼餉，導致農民活不下去，民變四起，明朝滅亡”，同樣是一句混賬話。前面已經分析了，礦稅太監搞得民窮財盡，從民間搜颳了5000萬兩以上的白銀，但大頭被太監吃了，萬歷自己其實只蠢蠢的拿到500多萬，就這也沒有用於國事，而是大部分送給了福王，在此之外萬歷的各項浪費加起來不下幾千萬，張居正給國庫攢下的老底早早敗光，國庫每年的新收入也是入不敷出，但仗還得打，因此萬歷在把社會殘害到凋敝無極之時，從萬歷四十六年開始，又在戶部尚書李汝華（不是東林）和浙黨姚宗文等人的建議下喪心病狂的向農民加派“遼餉”，到萬歷四十八年，每年遼餉總額達到銀520萬兩。

天啟元年到天啟四年初是東林“眾正盈朝”的時段，東林在葉向高的主持下，主導了一系列財政改革。首先是減免了北直隸和登萊等地的“遼餉”田賦53萬兩，而閹黨得勢以後的天啟六年、七年則在本年遼餉之外，提前徵收下一年的三成遼餉，東林和閹黨是誰在殘害農民，製造李自成、張獻忠，不言而喻。

戶部尚書東林汪應蛟又在“雜項”上想辦法，每年為明朝增加收入幾十萬兩到一百多萬兩不等，雜項中針對官員、商人和鄉紳的至少包括“優免丁糧”（從士紳免稅的那部分田地中收錢）、“馬夫祇候”（給地方官服務的馬夫的工資上交一部分）、“督撫軍餉、巡按公費”（中央官員到地方辦差，供其使用的經費）、“房產稅契”（房產交易稅）、“典鋪酌分”（向當鋪徵稅）等項；在鈔關方面，也增設鈔關，增收少量商稅。

在地方上，則有兩廣總督東林何士晉“增設關廠額稅”（向市集、鈔關等增稅，即增加商稅），結果閹黨得勢後，以“商人困苦”為名給何士晉定罪，把商稅上的加派又改為加派到田賦之中，由農民買單。到天啟七年，閹黨陝西巡按莊謙還免了陝西的商稅，崇禎年間被反閹黨的官員姜兆張嚴厲批判。在這些史實面前，還有誰有臉說東林“保護商人，戕害農民”？

東林葉向高為朝廷增加收入

到崇禎年間，又有東林曹於汴、解學龍、沈惟炳、蔣允儀、陳良巡等，以及一些中立派官員畢自嚴、楊鶴等，主張增加鈔關商稅，增收雜稅（包含澳門增設商稅、浙江福建廣東出海船隻收稅、恢復何士晉的廣東南雄太平橋商稅、恢復福建木稅和山東泰山稥稅，增收牙稅即中介稅，行商之外坐賈也收稅）等，從商人手上收錢，減少農民負擔。而現代閹黨居然炮製出“東林為了走私避稅，恢復海禁”的神論，且不給任何史料證明，居然就這樣輕易帶了節奏，一般歷史愛好者的觀點辨析水平確實需要提高啊。

我要再強調一遍，加收商稅並不是東林的光明面，商人增加了經營成本，最終還是轉嫁到農民頭上，列這些史實只是為了批判現代閹黨的神論而已。真要改善明朝的財政狀況，最便捷的方法還是從宗藩和勛貴下手。說句玩笑話，天啟、崇禎這兩兄弟要真是“雄才大略”，就應該自己把自己滅族，把那些朱家王爺、公爺全部抄家滅門，剁成十八段，燉成福祿湯，籍沒的家產別說應付民變和滿洲了，就算直接工業化的錢只怕都有了，反正他們不剁，李自成、張獻忠也會來剁。

還有一個謠言，“東林抗拒商稅和海稅導致崇禎沒錢，自己富得流油，崇禎要他們捐款給空虛的國庫，他們卻百般逃避，逼得崇禎只能上吊”，現在也破解一下。崇禎初年重用東林是為了清算勢力龐大的閹黨，並不是喜歡東林，而只是權宜之計，所以東林主政只有一年多，就被閹黨餘孽溫體仁翻盤，之後崇禎朝中的東林、復社官員只是個別存在，並不能形成勢力，而且除錢謙益等極少數人之外，東林家庭既不富裕，為官也很清廉，故而捐不出什麼銀子，反而那些有銀子皇親國戚，以及大貪官如閹黨餘孽陳演，非東林的魏藻德等，纔是抗捐的主力，日後李自成、劉宗敏打進北京，拷問出的巨量金銀也是這些皇親國戚和非東林的貪官的家產，跟東林、復社沒什麼關系。

有巨額貪贓的陳演、魏藻德之流跟東林無關

那麼傳說中魏公公那“神一般的理財能力”又是怎麼回事呢？魏公公的理財措施裡面，針對商人的只有“增收鹽課”一條，其他的則有鑄造劣質銅錢搶奪民財、誣告官員貪污沒收家產、搶劫地方府庫的銀子等沒下限的玩法，既破壞國家財政，又加重百姓負擔。搜刮來的錢則都為天啟修三大殿去了。《熹宗實錄》載：

三殿大工開工，自天啟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七年八月初二日報竣，總筭錢糧給與領狀者共五百七十八萬八千一百三十五兩。

到十月份工程結束時又多花了一百萬兩，天啟修三大殿共耗銀近七百萬兩，居然在詔書中扯淡說“皇極殿工已八九，止用銀一百五拾萬，不擾民、不侈壯麗”，真是無恥之尤。

魏公公哪怕在財政上也沒有一丁點貢獻

因為萬歷、天啟的極大浪費，以及確有部分內帑支持遼東軍事，到崇禎初年內帑已經沒錢了，靠抄閹黨的家才抄來一筆，支撐了一陣。內帑的空虛與東林沒有任何關系，只與皇帝的浪費和太監、閹黨的貪墨有關。

至此，大司馬已經把現代閹黨捏造的關於“東林導致明朝國庫空虛”的一系列謠言全部澄清。明朝國庫空虛，主要是朱元璋的祖制導致的，表現到具體的人身上，則首先是朱家宗室的功勞，其次是萬歷、天啟的浪費，再次是浙黨、閹黨等貪官的揮霍，東林不但與這些無關，反而是要與這些黑惡勢力堅決都在，改善明朝財政狀況的呢！

參考資料：

王天有《晚明東林黨議》

樊樹志《新政與盛世》、《朝廷與黨爭》

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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