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的“姦情醜態”多種多樣，千奇百怪，以至成爲某些人的癖性，深入骨髓。書中有些短小精悍之作就是表現、諷刺某種癖性的。《死僧》中的和尚被強盜殺死，他的靈魂“渾身血污”，但不悲不戚，匆匆登上佛座，“抱佛頭而笑”。人們打開佛頭一看，裏面藏着三十兩銀子。原來這個丟了性命的和尚是爲藏金沒被劫走而高興。這就把他愛財勝過愛命的癖性有力而又有趣地突現出來，讓人覺得十分可笑。

《青蛙神》前後兩篇。第二篇也是嘲諷、懲罰愛財如命的吝嗇鬼的。其形象結構也很別緻：某鄉集資修關帝廟，人人盡力，獨富商周某“一毛所不肯拔”，後來攝於蛙神的威力，不得已報一百兩銀子，但又遲遲不肯交納，直到巨蛙上門，登牀據戶，他才一會兒三十，一會兒五十，像擠牙膏似的交出銀子。神奇的懲罰顯出吝嗇成癖的可鄙和可笑，寓莊於諧，生動有趣。

書中諷喻癖性，常不寫人而寫鬼，寫人死後還繼續生前的某種嗜好或追求，在讀者心中造成一種死而不已、死而不悟的深刻印象。這是一種人物自我映襯法，以其死後映襯生前，效果常常事半而功倍。前面談到葉生、司文郎死後還熱衷科第舉業，和尚被殺以後還不忘佛頭中的藏金，都是用的這種筆法。再看《棋鬼》和《酒狂》。前者的主人公嗜棋成癖，蕩盡家產，氣死老父，被閻王索去，下了地獄。後來東嶽鳳閣落成，徵作碑記，閻王看他是個讀書人，許他出來，應徵自贖。他在路上見人下棋，癖性大發，連下數局，誤了作文的期限，因而重被罰入地獄，“永無生期”。這比平時說的“廢寢忘餐”更進一步，可謂“貪棋不顧命”。

《酒狂》的主人公是酗酒之徒，醉則使酒罵座，因此被鬼捉到陰間，等候發落。他起初心懷恐懼，表示要痛改前非；一旦獲釋有望，即刻舊病復發，居然同鬼大耍酒風，被推入奈河受盡殘酷折磨。即使如此，還是不能悔改，還陽一年後，依然酗酒，“罵主人座”。真是邪癖入骨，冥頑不化。這種自我映襯之法是神話小說所獨有的，通過神異的幻想性誇張顯示人物的本質特徵，色彩強烈而鮮明。

法國寓言詩人拉封丹“使喚動物教訓人類”，蒲松齡有時也這樣做。諷喻世情的《醜狐》《武孝廉》《胡四相公》等篇都是用狐教訓人的。《小翠》中的老狐當年受過王太常的無心庇護，後來就把“仙品”的女兒小翠送到王家，給他那“絕癡”的兒子做妻子，小翠不僅美麗，賢惠，還用狐仙的法術爲身爲御史的王太常消災增福，使無端陷害他的官僚獲罪充軍。就是這樣的小翠，失手打碎一隻玉瓶，王氏夫婦就大發雷霆，“交口呵罵”，使她不得不羞憤離去。作品從對待恩德的態度方面把狐與人做了對比：“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顧失聲於破甑，何其鄙哉！”這也是用狐教訓人，教訓那種衣冠楚楚、重利輕義的卑鄙之徒。

還有一篇《八大王》，主人公是個貪杯的老鱉，醉後攔路，蠻不講理，後來認出是救過自己的大恩人，即刻倒身下拜，以禮相待，贈以鱉寶，而且聽從勸告，從此戒酒。作者創造這個形象，一方面，諷喻那些酗酒之徒“醒則猶人，醉則猶鱉”；另一方面，又反襯某些忘恩負義，癖性難改的人“醒不如人，醉不如鱉”，爲上列人等製作一面奇特的鱉鑑，要前者以鱉爲戒，使後者以鱉爲師，是頗富匠心的藝術創造。

本書諷喻世情的作品，內容和形式多種多樣，造成五彩繽紛的氣象。《堪輿》中的宋公迷信風水。宋公死後，兩個兒子各請一夥風水先生，各擇一處墳地，互不相讓，致使死者多年不得安葬。《姚安》中的姚安因爲怕美貌的妻子與別人私通，就如影隨形，寸步不離。妻子回孃家，他用兩手支袍，遮掩上轎，再將轎封好，做上記號，而後乘馬“馳隨其後”。《單父宰》中的兩個兒子害怕父親與繼母生育子女，分去財產，竟將其父閹割致死。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都是在變態心理支配下發生的奇聞怪事，也是世風每況愈下的產物。蒲松齡筆下的世人真是千姿百態，無奇不有。

蒲松齡是正直的知識分子，但他的道德觀念是孔孟之道。在諷喻惡劣世風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宣揚了封建道德和上下尊卑的等級觀念，《珊瑚》表彰賢婦甘受婆婆的虐待，以德報怨；《邵女》讚美小妾甘受大婦凌辱，“以分自守”。他們雖然也反映了某種真實的生活和人情，有着這樣那樣的價值，卻又都在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中提倡忍讓，而不是抗爭，其中不僅有時代的侷限，也摻雜着個人和階級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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