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笑微

來源=2019年3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道德之牆的困境

1999年耶魯大學教授、行政法學家蘇珊.羅絲－阿克曼出版了《腐敗與政府——根源、後果與改革》第一版，立即成爲本領域內的抗鼎之作。這本著作除了系統性探討了現代政府治理中腐敗的成因、表現和後果，還釐清了很多廣泛流傳的誤解和迷思，諸如在經濟起飛階段腐敗能否充當發展的潤滑劑，某種特定的宗教、民族文化甚至性別是否能刺激或者阻止腐敗滋生，民主是否對腐敗有天然的遏制效果等等。

“腐敗”一詞在多數語境中都帶有強烈的負面道德色彩，這使得它在分析中很難被中性地定義。透明國際對腐敗的定義是：“濫用職權以獲得私利”，這個定義將腐敗的根源歸因於委託——代理問題，代理人對於“授權”的違反成爲問題關鍵，然而“授權”本身的正當性和清晰度又變化多端。納粹德國高層滋生的權力性腐敗，和爲了拯救納粹迫害下的猶太人有意製造的賄賂行爲（反抗暴政而做出的腐敗行爲被成爲“偉業腐敗“），都是對惡性權力的利用，但顯然道德色彩不同。

紐約偵探法蘭克.賽爾皮科針對與腐敗伴生和抗爭歷史悠久的警界哀嘆：“10%的紐約警察肯定是腐敗的，10%肯定是廉潔的，剩餘80%則希望自己是廉潔的。”學者把最後也是大多數人稱爲“務實主義者”或者“樂觀主義者”。在價值觀上，大多數民衆和普通官員對賄賂、勒索、人情交換和裙帶關係持不假思索的譴責態度，但同時在無記名調查中承認自己在必要時會行賄或者“輕微”受賄——並非因爲他們的價值觀有問題，而是他們的內在價值觀不得不與外在壓力進行較量，而且可能落敗。這被稱爲“道德之牆”的悖論，個人築起的道德防禦和攻佔城牆的梯子的此消彼長，與其說政府和官員是腐敗的，不如說是“可以被腐化”的。

有趣的是，“道德之牆”聽起來似乎象一個抽象比喻，其實是可以量化的一個維度，“可腐敗”的羣體比例是可統計的。畢馬威2008年出具的一份欺詐行爲識別報告顯示，60%的美國企業僱員屬於“可腐敗”的，並且估計相應的政府崗位數字不會低於私人部門。

必要的惡？腐敗能潤滑經濟發展嗎？

腐敗是否能夠帶來潛在的效率收益，特別是在缺乏正常激勵機制的落後經濟體面臨起飛的階段？“潤滑劑論”是一個相當流行的理論，也有一定的模型建構基礎。在公共服務非常稀缺的經濟體中，賄賂可以一部分“替代”價格機制的作用，引起供給增加，使資源到達實質上願意出高價的競爭者手中。比如向經理行賄可以有效避免排隊等候的平均時間，促使官員識別出珍惜時間希望高效完成工作的人。（Lui，1985）

甚至公開賄賂的競爭本身，即可以在一個嚴重不公平和階級封閉的社會中，起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作用，羅斯坦和蒙久－皮皮迪的研究暗示，如果賄賂行爲使統治者不能隨心所欲地向超級精英集團傾斜，社會利益客觀上得到相對更公正的分配，那麼該賄賂行爲就不應該被稱爲腐敗。

一些發展中經濟體的現實例子似乎也對“潤滑劑”理論有所佐證，比如中國80年代企業家風雲人物年廣久、禹作敏、褚時健等人都有因經濟問題入獄的事實，但並未從整體上妨礙城鄉企業市場化改革釋放出巨大生產力。70年代印度企業願意通過行賄來獲得更多的電話安裝和接線服務，一定刺激了電信行業的發展。以及備受爭議的“包稅目標制”，通過設定固定稅收目標和名義納稅項目，若稅收人員能保證達到目標額度的稅收，則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腐敗。

然而“潤滑劑”理論的缺陷在於：腐敗市場——如果我們把腐敗作爲一個非法資源市場——的效率，遠低於合法競爭市場。“腐敗產品”的非法性，迫使行賄者與受賄者不惜資源花在掩蓋交易上，因此，公開的賄賂信息——也就是“腐敗產品”的價格——難於公開傳播和透明競爭，產生了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從而使賄賂的價格對市場力量的反應不靈敏，使這個市場存在具有巨大套利空間和壟斷利益。在現實中，接觸到“真實”的腐敗途徑的成本，可能比賄賂本身還要昂貴。

另一方面，當腐敗“潤滑”的對象，不是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而是質量時候，腐敗就更加不可能促進效率，反而會使資源配置偏離目標。比如公共項目中存在非法賄賂，那麼決策者所重視的就不是最急需的項目，而是最有“油水”的項目。很多國家的公立教育體系長期以來就爲此所苦，爭奪稀缺的教育資源，比如優質學校與大學的入學名額，或者公立學校的教師職位，獲得此類資源的條件被腐敗扭曲爲賄賂出價最高或者與關鍵人物私交最好，顯然會帶來全社會的淨福利損失，而沒有任何刺激新公共供給的作用。

腐敗與文化特徵：一廂情願的指責與救贖

另一個廣泛相信的迷思是一些文化和宗教特別能夠滋生腐敗，而另一些則可以遏制腐敗。比如一個盛行的故事是重視宗族與人際關係的宗教和文化，如東南亞的儒家文化，南歐與拉美的天主教文化，非洲的部族親緣文化，易於促進腐敗和利益輸送滋生。《政府和腐敗》中列舉了一句西班牙語的俏皮話：“A los amigo todo， a los enemigos nada, a los extrano la ley ”（爲朋友可以做任何事，爲敵人不可以做任何事，爲陌生人才用法律）。

《腐敗與政府》

（美）蘇珊·羅絲-阿克曼、邦妮·J·帕利夫卡/著

鄭瀾/譯

中信出版社

2018年10月

事實的邏輯卻可能恰恰反過來：在一個普遍信任程度低，腐敗滋生，民衆不認爲政府會公正行事的社會中，可依賴的信任只能來自於人際關係。爲了應對與陌生人做交易的不確定性，人際與家族關係就會更加牢固與被強調，繼而體現在文化特徵中 。

宗教信仰也受到此類的迷思影響。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經常遭到廣泛的簡單化誤讀。有實證研究試圖證明新教盛行伴隨着較低的腐敗水平，但也有研究者的結論持相反態度。而所有宗教在教義與道德規訓上一致譴責腐敗，但是具體的文化準則又大相徑庭。一項有趣的發現是，宗教多樣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和地區，而不是單一信仰的地區，其腐敗水平越低（Persson，Tabellini and Trebbi，2003），除了宗教自由與社會文明綜合水平的正相關關係，這個發現還可以用宗教多樣化帶來的利益集團互相牽制，和社會中間組織完備性來解釋。

爲什麼難以根除？腐敗的政治穩定性

腐敗是人類文明的痼疾，有很強的自組織性，當尋租利益大於市場正常交易利益的時候，腐敗就會系統性出現。長效遏制腐敗的政治與制度設計，一直是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的核心問題。

來自紐約大學的兩位政治學學者布魯斯·布魯諾·德·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爾·史密斯出版於2011年的暢銷書《獨裁者手冊》，對政治穩態提供了一個三維的角度，把一個穩定的政治生態分解爲：名義選擇人、實際選擇人和致勝聯盟三個博弈方。“致勝聯盟”的人數越多，越難以進行私人收買，公共福利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性越高。

弔詭的是，腐敗的需求並不以民主程度增進，或者制勝聯盟的人數增加而呈現線性降低，相反，大制勝聯盟可以以常態的方式，增加對腐敗的接受程度，這種方式是以注意力轉移爲標誌的。《政府與腐敗》書中顯示的一項調查表明，興建公共設施可以有效地同時增加支持率和刺激利益輸送、賄賂與腐敗，而選民通常對後者缺乏注意力。在政府治理中常常令人沮喪的債務危機和財政紀律失控，就是這種變相的“注意力鼓勵”的後果。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當選執政黨的支持者通常不如在野黨的支持者關注腐敗問題，因爲或多或少，當選政府的支持者都從隱形的腐敗中間接收益。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屢被抨擊的不公開本人稅收紀錄，引入家族成員進入核心幕僚圈子等極富有爭議的作爲，僅僅是被視爲一種“不體面”的作風而沒有引起進一步關注和調查，很難說和目前因爲孤立主義與民粹主義高漲的支持率沒有關係。

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中的腐敗

就像通貨膨脹一樣，腐敗可以在國家之間和市場之間輸入和輸出。但是與通脹不同的是，腐敗是以尋找避難所的方式進行全球化的。來自於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其海外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間可能執行不同的腐敗容忍標準並美其名曰——尊重所在國文化。而國內腐敗較嚴重的國家的海外子公司，卻相對嚴格執行監管要求，以避免觸發失控的法律風險。

水門事件發生之後，由於洛克希德公司爲首的美國企業在海外經營時的賄賂行爲被廣泛披露，美國於1977年通過了《反海外賄賂法》，禁止美國企業在海外經商活動中行賄。這是世界上第一部約束海外公司的國內法，但是廣泛得到了美國企業界的支持。因爲在海外的不正當競爭，最終會反過來影響美國內部的公平競爭環境。

1999年國際經合組織發起了《經合組織反賄賂公約》，成爲當代最重要的國際腐敗監督機制。然而作爲國際公約，它並沒有正式的制裁機制，監督是通過工作組成員正式會面和發佈定期評估報告來實現的，最終法律行動要落實到相關國家的國內法。

由此導致的執行力度，相差甚遠：在《經合組織反賄賂公約》締結的207個案件當中，128個在美國落地，26個在德國締結。美國政府對國外企業觸犯公約的最主要懲罰工具是禁止其參加美國的政府採購，其實威懾力並不顯著。但經驗證據表明，《公約》對美國海外企業反而有更好的約束作用，直接導致了對腐敗國家的直接投資減少。一部分原因是美國跨國企業對在本國市場的名譽污點更爲謹慎。

其他重要跨國反腐敗安排包括《聯合國反腐敗公約》（2005）、歐洲《民事責任公約》（2003）、《美洲反腐敗公約》（1996）、《阿拉伯反腐公約》（2010）和非洲聯盟頒佈的《防範和抗擊腐敗及相關行爲公約》，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制定了《政府採購協議》（2014）以公開、透明化政府採購標準。

這些協議的共同缺陷往往是制裁手段不足，高度依賴締約國的國內法規執行懲罰和追溯。 全球化時代的一大問題在於生產要素、產品市場和相關責任人往往可以高度分離，利用法律和治理之間的空隙隱藏腐敗就成爲一項漫長的貓鼠遊戲。

英國老牌電視劇《是，大臣》中的一個片段，曾經對海外腐敗做出辛辣的諷刺，公務員可以浪費數百萬英鎊公帑在中東石油國家，卻沾沾自喜以上交一個禮物花瓶自命清廉。腐敗本身是“道德之牆”或者是阿克琉斯之踵，其實並不可怕，如同抗生素和病菌的鬥爭永遠不停，真正致命的，是政治經濟生命體的免疫系統崩潰。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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