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臺灣的「公共知識分子」
從威權到民主，在基本完成社會轉型的臺灣社會裡，知識分子扮演著何種角色呢？如今更多扮演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作家楊照，親歷了這二三十年臺灣社會和知識界轉型，但他對知識分子在當下臺灣社會輿論和公共空間中的角色發揮是有點悲觀的。在臺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與政治距離貼近的知識分子在三十多年裡，不斷為每一次政治熱潮所分化，左右、統獨、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知識分子在作出站隊式的政治抉擇之後，難免離最初的知識分子理想漸行漸遠。這對任何處於社會轉型期的知識分子，都是一個警示。在臺灣歷史和政治的雙重演變中，知識分子慢慢退出了社會公共討論的主流，民主的到來並沒有相應擴大整個社會的公共討論空間，知識分子理性的聲音也被娛樂和網路的喧嘩所淹沒。不過，畢竟還是有人依然堅守著。
從歷史和政治的脈絡看，臺灣「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是如何演變過來的？ 楊照：我們以前都叫知識分子，後來纔出現「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從歷史的脈絡講，在1970年代大家都熱衷於談什麼是「知識分子」，從古代的到今天的，餘英時也寫過一本《士與中國文化》。那段時間，餘英時帶著中國傳統去整理「士與知識分子」的關係，餘英時後來又把「知識分子」改稱「知識人」。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大家熱衷於談「知識分子」，因為那個時候蔣介石剛剛逝世，蔣經國接了班之後，感覺上空間開始大一點，開放給我們談改革之類的。到了1980年代後期，大家又不太談「知識分子」，主要是因為學術思想的轉變，比如重新認識左派。因為在臺灣不能直接談馬克思主義，所以臺灣流行「新左」，從哈貝馬斯、阿多諾他們這些德國人開始談「新左」，然後往上談接到馬克斯?韋伯，然後又從他們牽到法國學派。當時完全不理解他們有什麼差別，統統拿來用。比如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等。解構主義剛好跟臺灣的整體氣氛相合，要把所有的東西推翻、顛覆掉。但這種流行的思潮對知識分子的傷害很大，因為那個時候流行打倒所有權威，包括知識分子的權威，當時連我都有這樣的想法。198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開始成為一個污名：不要把自己當知識分子，把自己當成知識分子是傲慢。那個時候最紅的是葛蘭西和「有機知識分子」，所以後來講公共知識分子，其實就是要把這些概念重新區分開來。直到2003年以後才開始講公共知識分子，這又回頭受到美國的影響，但那個時候談知識分子已經和1970年代的熱鬧完全不一樣了。 從政治的脈絡看，1970年代末開始的知識分子熱其實有很強烈的政治性。那個時代有兩個大的、掩飾包裝過的政治主張，其中一個是鄉土文學論戰。鄉土文學論戰表面上是一個文學論戰，其實內涵講的不是文學。反對鄉土文學派的反而是有一點文學的，比如他們說工農兵文學不是文學；而主張鄉土文學的那一派目的不在文學，是轉個彎在討論，現在農村那麼糟糕，農民那麼悲慘。但你又不能直接講這個事情，否則要被抓起來，所以就繞個彎討論說：文學是什麼，文學為誰而寫？文學應該為受苦難的人而寫，苦難的人在哪裡？在農村。所以它是倒過來講這個事情。另外一個政治主張是知識分子本身，其實也就是改革派的主張。改革派的主張如果不用直接批評政府的方式，怎麼表達？只能去討論知識分子的良心、知識分子的功用和傳統。他們說，國家和政府應該尊重知識分子，只有尊重知識分子的國家和政府纔是好的，是會強大的。再用這個方式去提知識分子的主張。所以當時對「知識分子」的討論其實是很政治的。 可是到了後來，知識分子的政治性就很低。從1996年李登輝上臺一直到陳水扁，你看到臺灣政治完全在走民粹路線，那個選舉和民粹幾乎成了政治的代名詞。等到後來我們重提「公共知識分子」，其實想要讓知識分子對政治發揮一點重要性，但是這個行動本身其實已經是很無奈了，因為排山倒海的政治已經沒有智識性了。 在臺灣，「公共知識分子」大概指向哪一羣人？ 楊照：2005年我寫了《十年後的臺灣》，其中我花最大力氣寫的那章叫「民主的準備不足」，當民主突然之間到來了，它就不是那麼一回事。從威權到民主的這一條路，不可能用正統知識分子想像的、教科書的民主來解釋，民主有自己的機制。教科書上的理解沒有問題，民主最難的是從威權轉到民主的那段，這段轉變絕對不會以民主的方式進行，它中間就有很多機會、鬥爭，大部分社會都在這個過程中出了問題。一般會出現兩種問題，一種是國家實力走下坡，國家從威權走到民主，就會產生資源不足，在開放的過程中有更多人來搶這些資源，這會非常殘酷、激烈。還有一種情況和臺灣比較像，社會資源比較多，實力往上走，利益的誘惑也很大。最後大家看到的都是利益，它會有高度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和誘惑會傷害到健全的民主。可這些問題很難去應對，臺灣就是太明確的例子了。像梁文道就講，《十年後的臺灣》反映的東西對他們香港人來說一直是很矛盾的。臺灣不是一個好例子，你看到那麼多壞的東西。這什麼意思？就是說，他們是對的，一切要慢慢來，就算你得到了民主也不是你想像的民主。我覺得，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把它當作歷史時代潮流，它必定還需要自主意識，還是有些人腦袋要清楚，他知道什麼事情要來。他有最基本的責任感，即使他看不到，他還是要有耐心一直說一直說。這就是我最佩服南方朔的地方。他一直說，你要耐心、耐心，他三十年一直講、一直講。從這個脈絡，所以也就有了所謂臺灣的公共知識分子。在臺灣談公共知識分子，我們幾個人心裡其實是明白有一種無奈的好笑，就像一羣無用的人，但他們還堅持、有耐心，自己滿足自己，自己把該做的事情做完。如此而已。因為我們有1970年代到1980年代那一段「知識分子」歷史，所以還對知識分子這件事情有點熱情，還在做這種狗吠火車的事情。雖然時代環境改變了，但「知識分子」那些東西在他生命中也還有遺留。 知識分子與政治掛上鉤後，很容易造成分化，臺灣知識分子在這些年中又是如何分化的呢？ 楊照：臺灣知識分子從1970年代開始一路在分化。在1970、1980年代，那個時候知識分子最大的接軌點是「左右統獨」都在一起。當時的宗旨是反國民黨，但更大的宗旨是反臺灣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走向。因為那個狀況下，社會發展太不平等。臺灣經濟的發展很明確，就是犧牲農業扶植工業，所以農村非常悽慘。「左右統獨」為什麼都可以在這裡，因為那種農村的狀況對於臺灣出生的農村子弟，是不可接受的；對於像陳映真他們，在西化潮流裡面只剩下農村保留著中國，他們看到的中國本質在農村和農民。對農民的認同和熱情是那一代知識分子最大的公約數。 可是到了民主運動起來之後，知識分子就開始分裂，最大的分裂就是「臺灣本位」和「中國本位」對立。「中國本位」因為當時中國大陸的現實狀況不可能走太遠，「中國本位」是相對虛幻的東西，所以相對而言「臺灣本位」影響更大一些。 從1996年李登輝當選開始，知識分子又有一撥分裂，分裂的標準是怎麼看李登輝。有些人認定李登輝是「臺獨」派，這就走了一批。1996年在政治上的選擇，我最早是幫許信良的，當時我們被打得滿頭包。1994年，許信良就開始準備黨內初選，他當時的口號是「大膽西進」，就是跟大陸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1996年，彭明敏代表民進黨參選，名義上我們還是在幫民進黨。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二天要投票了，我一個朋友林鳳飛——他當時當「文宣部」主任——拉我到飲水機旁用閩南語說，你不要笨，不要搞錯哦，明天你一定要投李登輝。其實很多人都是這個想法，投彭明敏沒有用，因為他不會當選，你一定要讓李登輝的票足夠高，給別人看。到了2000年，陳水扁上臺又籠絡了一羣人，又走開一羣人，這樣就所剩無幾了。 分裂到最後，剩下最小、陣營最薄弱的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為什麼叫他們公共知識分子，是因為要把他們和學院知識分子區分開。 臺灣知識分子其實一直有公共討論的傳統，但後來知識分子都開始保持沉默，社會的和知識分子自身的原因有哪些？ 楊照：社會原因是，整個社會往娛樂化走。選舉在臺灣本來就是一個娛樂事業，必須提供娛樂纔有選票。這種氣氛下，沒人愛聽很認真很嚴肅的討論。另外一方面，知識分子自身也有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政治勢力不斷輪替當中，知識分子跑去站邊就麻煩了。2000年，陳水扁在完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當選，這對臺灣知識界是最大的打擊。因為過去知識界很多基本的立場就是反國民黨，可是反國民黨和親民進黨在2000年之前是同一件事。2000年，連陳水扁自己都沒有想到會當選，所有他身邊的人也沒想到會這樣，所有他身邊的人也都沒有做好當選準備。我記得，陳水扁發表完勝選演說，我回過頭說，接下來我們做什麼？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他把過去所有支持他的知識人全部拉進去，這些人也沒準備。統統拉進去之後，那些罵國民黨腐敗的人發現，我們想像的國民黨還是沒有真實的國民黨有錢。等到我們發現真相的時候，權力在我們手上，那我們要怎樣？我們是放還是乾脆留著自己用，這是很大的誘惑。那個時候真的是人不夠，能當官的都當官了。這麼多位置可以分，所有這些人都分到了，這就完了。這羣人，你就不可能用知識人的角度看他們，他們就是官僚，開始做生意，開始有政商關係，我身邊朋友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這樣。那一撥死傷狼藉，那個傷害對知識分子特別大。馬家輝的新書《站錯邊》說，站錯邊的人，還勉強留下來當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也可能，這羣人是剛好沒有位置站隊。 以前臺灣學院知識分子與社會有比較良性的互動，這些年呢？ 楊照：臺灣以前一直有一個傳統，就是學院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很活躍，地位非常高，政府對他們也足夠尊重。在1980、1990年代，學院裏的教授與社會最接近，但到了2000年之後情況完全改觀。臺灣的大學現在是一塌糊塗，最大的問題是所有大學教授都在趕寫論文，完全沒有公共性，完全沒有過去那種知識分子的意義。可是一個教授在大學教書，不叫他們知識分子也挺怪的，所以後來有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稱呼。臺灣的大學在過去十幾年中大規模擴張，誰都可以辦大學，大學過剩，就出現資源不足，大家都搶資源。「教育部」分資源的方法是靠點數，制度性要求每個學校逼教授生產點數，只有足夠的點數纔能夠拿到資源。每個教授都被逼著寫論文，教書都不算點數，也換不到錢。所以，臺灣高等教育敗壞到不可思議的地步。最後學術生產就是從垃圾到垃圾。教授在學院裏對學生的影響越來越小，整個學院機制完全敗壞了。但這個不能改變嗎？可以改變的，「教育部」可以鼓勵教授好好教書不要生產那些學術垃圾。學生的受教育動機已經不純了，而教授又不重視教書，你要怎麼去影響學生？ 隨著臺灣社會民主程度越來越成熟，公共知識分子陣營會如何？或者說，你們的話會有人聽嗎？ 楊照：兩種情況對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太有利，一種是民主非常成熟，民主就是每一天的日常運作，非常無聊；另外一種是出現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比較理想的環境是，知識分子有他自己的場域，但不是直接去影響人民。我相信臺灣社會再成熟一點，應該會出現這種情況，這也是我長年的夢想。 認真想公共知識分子陣營將來會如何，那只有悲觀沒有樂觀。我盡量不去想這個問題，因為糾結於這個問題，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也做不下去。我只覺得，我認識的這幾個人，我們共同的態度就是不去想這個事情，才能把手上的事情做好。還有很多東西是不容易預測的，比如公共知識分子發揮作用的管道有哪一些？其實這些年一直在改變，這就牽涉到你要不要做這個事情。在我看來，什麼是公共知識分子？就是你對有些事情有堅持。但從現有的條件看，我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未來一定是悲觀的，報紙會消失，網路會越來越自由、混亂聽不到理性的聲音，電視會越來越娛樂化、八卦，這些東西對公共知識分子都是很不利的。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