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參考】深化中非合作的世界體系結構分析
新世紀以來，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中非關係全面發展的原因進行了多方面的解讀，但這些解讀幾乎都是在國家（或單元）層次上的分析。本文試圖從體系層次上解析中非關係得以全面發展的原因，從而說明深化中非合作的必然性。本文從學理的角度，分別討論世界政治體系和世界經濟體系及其它們的結構對中非關係深入發展的意義。
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與中非合作的發展演進
從理論上講，經濟結構互補性強的國家開展合作，能夠使雙方取得的收益最大化。用此觀點看待合作，中國、非洲的最佳合作夥伴應該是體系中心的發達國家。但是，在現實的世界政治經濟中，合作的意願取決於雙方，不是一廂情願就能實現的。從歷史的角度審視中、非與發達國家的關係，中、非一直沒有被發達國家視為平等的合作者。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非洲國家獨立之前，中國和非洲國家被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強行拉入到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之中，成為為體系中心國家（宗主國）服務的外圍國家，並作為殖民主義宗主國的原料產地、商品市場、投資場所，為西方中心國家的繁榮富強提供源源不斷的資源。其結果是中心國家的繁榮、發達、強盛，中國和非洲國家的貧窮、落後、虛弱。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非洲國家獨立之後，在以權力決定利益的現實主義國際（世界）政治體系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中心國家向中國和非洲國家施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不斷干涉中、非國家的內政。在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經濟體系中，非洲國家仍然是它們原料的來源、商品的市場、投資的場所。中國則因其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而遭到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封鎖。獨立後或建國後幾十年，為防止西方國家對自己獨立和主權的干涉，為避免在世界經濟中遭受中心國家的剝削，中國和非洲大多數國家採取了封閉式的發展戰略，使得經濟發展十分有限。
在封閉式發展走入死胡同之後，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開始實施融入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戰略，不斷向中心（發達）國家開放市場，吸收它們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逐步實現了與中心（發達）國家在各個領域中的初步合作，中國的經濟開始出現良好的發展勢頭。然而，1989年中心（發達）國家卻利用中國國內的政治風波，聯合制裁中國。導致剛剛開啟的中美合作、中歐合作、中日合作不僅停止，而且出現了大倒退。非洲則由於20世紀80年代經濟發展的停滯和90年代初冷戰的結束，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被邊緣化。
在中心國家的巨大壓力下，謀求發展的中國開始了將壓力轉化為動力的積極行動，其中最重要的戰略舉措就是尋求與非洲國家在更廣泛的領域開展新一輪的政治經濟合作。
中非合作是起始於20世紀南南合作的繼續和發展。早在20世紀發展中國家就提出了南南合作集體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針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目標。這是獨立以後亞非拉國家擺脫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結構困境所選擇的現實道路。其主要機理在於：其一，國際（世界）政治兩極權力體系及其結構對發展中國家政治獨立的威脅，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有利於抵禦兩個軍事政治集團對其政治經濟獨立的威脅；其二，世界經濟體系及其中心—外圍結構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制約，南南合作有利於減少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提高與發達國家談判的地位。因此，集體自力更生的南南合作理念不僅是基於那個年代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對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深刻認識，也是基於當時發達國家對與中國、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合作的不平等地位和待遇的抗爭。
鑒於上述機理，同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處於弱勢地位的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然而，20世紀在此框架下的中非合作卻非常有限。其原因主要在於雙方發展戰略和發展水平的限制。這不僅因為在殖民統治時期留下單一的經濟結構以及與宗主國的依附經濟關係難以一下子得到改變；而且因為當時中國封閉式的經濟發展戰略，對外經濟合作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經濟結構與非洲許多國家相似，相互經濟互補性很差，合作的領域也非常有限。特別是由於中國自身的經濟貧困，在資金、技術和基礎設施等方面都力不從心，難以在對非合作中有所作為。
進入新世紀以後，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經濟結構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就縱向國際分工來看，中國在每個層次都有了自己的產業和產品。就橫向國際分工而言，中國在許多產業都有了自己的拳頭產品，在某些領域還有了較強的國際競爭力。這為中國和非洲國家開展多領域、全方位的國際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非洲國家在經歷了「被邊緣化的十年」後，它們開始打破原有的合作思路，尋找能平等相待的合作夥伴。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和巨大的變化，無疑吸引了眾多的非洲國家。進入新世紀後，中國與非洲國家積極努力，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非雙邊合作的基礎上，開展了較深入的合作，使傳統的雙邊合作發展到多層次、全方位、多邊機制化合作的高度。
在雙邊合作中，中非政治、經濟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在冷戰剛結束時，面對美國聯合盟國制裁中國的局面，非洲國家領導人率先訪問中國，打破了西方的圖謀。此後20年，雙方通過頻繁的高層互訪，溝通信息、交換意見、澄清認識、協調立場、擴大了解、增進友誼，成為了可信賴的「全天候朋友」。2006年1月中國政府發表了《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確定了包括政治、經濟、教科文衛和社會、和平與安全等30個領域的中非全方位合作的政策。在經濟領域，中國與非洲互惠合作，促進了雙方經濟的持續增長和雙邊貿易的跨越式發展。2000年中非貿易額僅100億美元，2013年增加到2100億美元，2014年繼續增長。在經濟合作的互動中，中國減免了非洲國家的債務，在對非援助中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在與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中，中國努力幫助非洲國家發展基礎設施，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表現了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受到了非洲國家的讚揚。
在國際事務中，中非擊敗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和非洲內部事務的干涉，維護了各自國家的利益。如在中國核心利益的人權和台灣問題上，以非洲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給予中國有力支持，從而十多次挫敗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反華人權提案和台灣當局所謂「重返」聯合國及「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圖謀，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在重大國際事務中，中國與非洲國家相互支持，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的發展。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仗義執言，捍衛和支持非洲國家的合法權益和合理主張，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非洲內部事務的干涉。為維護非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中國「迄今已參與16項聯合國在非洲的維和行動，目前在非洲共有1800餘名維和人員」，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
2000年中非建立了「中非合作論壇」多邊合作機制，不僅把雙方夥伴關係提升到戰略層次，而且為中非共同建立長期穩定、平等互利的新型夥伴關係，謀求共同發展構築了框架。隨後確立了三年一次的部長級會議機制。在已舉行的五次論壇會議中，每次會議都對未來三年中非在政治、經貿、社會發展等各個領域的全面合作制定規劃，會後通過具體《行動計劃》予以落實。2006年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把中非新型夥伴關係提升到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的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的層次。在中非合作論壇框架內，中國與非洲國家建立了各個領域的合作機制，加強了雙方全方位、多層次的合作。此外，中非還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等諸多功能領域進行了有效的合作。冷戰結束以來的二十多年裡，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雙邊和多邊互動進程，增加了中國作為國際體系中一強的力量。
當今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與中非合作的理性選擇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深刻影響著當前的世界政治經濟。世界體系的結構困境導致世界各國難以倖免。金融危機的後果首先在美國蔓延，接著引發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進而導致中東北非的亂局。目前，正在使近年來被稱為世界經濟發展引擎的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速度減緩。
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關係出現一個重大變化：全球經濟治理由中心國家的協調治理向中心—外圍國家合作治理髮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以美國主導世界經濟的協調和發展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初發展為「七國集團」機制。該機制維護了中心（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保證了此後30年世界經濟秩序的穩定和世界經濟的發展。進入新世紀之後，「七國集團」（「八國集團」）試圖將該機制打造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心。它們象徵性地邀請了五個發展中大國以及與年度會議主題相關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加入「八國集團」的非正式對話（即「南北領導人非正式對話」），但無論是會議議題的確定，還是會議的決策，都把這些與會的發展中國家排斥在外。其目的在於以此方式既解決其代表性不足，又能維護中心（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為使中心（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儘快擺脫困境，美國提議將1998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而建立的「二十國集團財長會議」提升為「二十國集團峰會」作為全球經濟治理和協調的中心。這樣，十個發展中的新興經濟體成為了該機制的正式成員，與中心（發達）國家共同參與全球經濟的協調與治理。正是在新興經濟體的合作和協調下，美國開始走出經濟危機的低谷；也是在這個機制下，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提高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份額和發言權。
然而，世界經濟關係的上述變化，並沒有改變當今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及其結構。第一，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多強力量的發展，雖實力加強，但並未改變一超多強的世界政治體系結構。表現在：其一，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實力最強的國家。就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而言，其他多強難以與之抗衡。其二，美國仍在把世界政治納入自己稱霸全球的戰略軌道。新世紀以來，美國藉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兩場戰爭，完成了自己在全球的戰略部署。由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美國難以支撐在這兩個國家龐大的軍費開支，宣布從這兩國撤軍，並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重返亞太，支持所有與中國不睦的鄰邦，挑起事端，以遏制中國的崛起。其三，世界政治的民主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中心國家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仍在發展中國家中施虐。美國等西方國家奉行的權力政治邏輯仍主導著國際事務，美國在朝核危機、伊核問題上，在中東和平進程中，在阿富汗、伊拉克重建問題上，在北非和敘利亞的亂局中都居於主導地位。中心（發達）國家一直以人權、人道、良治為由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部事務。在西方的干涉下，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亂局至今難以平息。
第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並沒有改變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制度和運行規則。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外圍結構依然如舊，中心仍然主導著外圍亞非拉國家的發展；國際生產體系、世界貿易體系、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沒有改變；世界經濟運行的規則、制度沒有改變。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美國雖減少了投票權和份額，但仍獨享該組織16.471%的投票權和17.398%的份額。按照IMF的協議，許多重要決策，如份額的調整、特別提款權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均需要85%的票數通過，因此美國事實上享有一票否決權。在南北合作中，南方國家仍受益有限。發展中的大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雖增加了一點份額，但根據該組織的決策規則，仍無足輕重。
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及其結構一直制約著非洲國家的發展。獨立後，非洲國家的決策者們深刻認識到世界經濟體系及其結構對非洲發展的制約。為擺脫這種制約獲得經濟發展，他們一直在尋求非洲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無論是在國家層面上採取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還是在整個非洲大陸實施《拉各斯行動計劃》，或是採納依附性發展的路徑，都沒能使非洲任何一個國家走出發展的困境。20世紀80年代後，深陷發展困境的非洲國家又在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開始了民主化、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非洲的經濟才開始有了新的起色。然而，全球金融危機又一次打擊了非洲的發展勢頭。如今，非洲國家仍然面臨著如何擺脫髮展的瓶頸，實現發展的問題。
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非洲政治體系中的弱勢地位和經濟體系中的外圍地位沒有改變。作為中心發達的歐洲國家的前殖民地，非洲在地緣政治經濟上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從理論上講，這有利於非洲國家與歐洲國家的合作，實現經濟發展。但非洲獨立後半個多世紀的實踐，既沒有見證歐洲國家與非洲國家完全平等的合作，也沒有表現出歐洲國家在自己發展的同時，幫助非洲擺脫外圍地位，成為與它們一樣的發達國家。歷史更多展現的是歐洲對非洲獨立自主發展的種種限制和干涉。特別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中心國家美國，它在與蘇聯爭奪霸權中進入非洲，把非洲一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綁在自己與蘇聯爭奪霸權的戰場上，使這些國家陷入長期的戰亂，如冷戰時期的安哥拉。冷戰結束後，為了自己的利益，美國拋棄了非洲。如索馬利亞，造成了這個國家至今仍然政局混亂，經濟崩潰。就當前美國的全球戰略來看，非洲仍不是其全球戰略的中心，其發展也不在美國全球戰略考慮的範圍之內。因此，在體系內謀求發展的非洲國家，最佳選擇是利用自身的經濟和資源優勢，尋求多元的合作夥伴和發展途徑。
從新世紀這十幾年中非合作的實踐和成效可知，中國在對非合作中以平等的合作夥伴參與到非洲的發展之中，不干涉合作國的內部事務，講求合作的時效，謀求與非洲國家和平發展、和諧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不僅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與非洲國家的合作，而且動員了全中國從中央到地方方方面面的力量參與到對非合作之中，在各個層次和各個方面都建立了合作的機制，為中非合作在深度和廣度上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古今中外從未有過哪一個國家能夠像中國這樣傾其全力與非洲國家平等合作。這是中心發達國家從未做過也永遠不會做到的。因此，繼續深化與中國的合作應該是非洲國家最明智的選擇。因為，新世紀發展較快的非洲國家，許多都是從中國的發展或是與中國的合作中獲得發展的機遇的。
中非合作仍然有很大的合作發展空間。其一，隨著中國的發展，中非在經濟結構上的互補性增強，雙方合作空間也隨之加大。其二，中非貿易在各自國民生產總值中的貢獻率不高，有擴展的可能性。其三，中國對非投資雖然逐年增長，並已經覆蓋了幾乎所有的非洲國家，但從存量上看也主要集中在幾個重點國家。[8]因此，目前中非的合作僅僅只是個開始。無論從合作的深度，還是從合作的廣度上看，中非深化合作都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更重要的是深化中非合作對中國和非洲國家都具有全球戰略意義。其一，中非深化合作有利於挫敗美國對中國戰略空間的擠壓，有利於非洲獨立自主外交目標的實現。美國重返亞太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擠壓中國的戰略空間。中國與非洲深化合作，可以削弱美國在該地區的控制力和影響力。這也符合非洲國家擺脫美國等發達國家控制，獨立自主處理自己的內外事務的外交目標，符合非洲國家的利益。其二，有利於推動世界政治體系的多元化發展以及多元世界政治格局的建立。多元化的世界政治發展趨勢一直在挑戰美國的單級霸權體系。中非合作，在非洲地區建立了多種形式的戰略夥伴關係，不僅可以促進中國的發展，也可以促進非洲國家的發展。特別是南部非洲大國南非已經是當今南部非洲最重要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事務中與中國有許多共同的利益，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已經有了許多共識，深化中國與南非建立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也有利於南非成為未來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一極。其三，有利於同處在世界經濟體系外圍的中非國家通過經濟合作增強實力，提升中非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促進國際經濟舊秩序的改革，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進程。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自：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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