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歲的吳孟超是我國著名肝膽外科專家，中國肝臟外科的開拓者和主要創始人之一。從醫70多年，擁有自主創新重大醫學成果30多項，創建我國肝臟外科論基礎，主刀完成包括我國第一臺中肝葉切除術在內的16000多臺重大肝臟手術，使我國肝臟疾病的診斷準確率、手術成功率和術後存活率均達世界領先水平，肝癌患者術後最長存活已達45年。如今全國肝膽外科的專家和醫生中，八成以上都是他的學生。

　　採訪這天，吳老身着藍色海軍禮服，胸前佩戴着黨徽，精神抖擻，笑容溫暖。回憶過往歲月，他飽含深情，“選擇回國，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選擇從醫，追求有了奮鬥的平臺；選擇入黨，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選擇參軍，成長有了一所偉大的學校。”吳孟超說，這四個正確選擇決定了他一輩子的幸福，“如果說有什麼成功祕訣的話，就是這幾條路走對了！”

　　吳孟超院士一天要讀十幾份報紙。楊可欣 攝影

　　我每天看十幾份報紙，從《解放日報》到《解放軍報》，還有《參考消息》《科技日報》，瞭解到我們國家不斷取得新的成就，很自豪。

　　國家不強盛，咱們的腰桿就不硬。國家強盛了，個人纔能有好的發展。我1940年從馬來西亞回國，1949年同濟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第二軍醫大學工作，至今已經70整年。

　　現在看來，回國、學醫、入黨、參軍，這四條路的正確選擇讓我能真正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所以，我慶幸自己的選擇，也永遠感激黨和國家，感謝部隊這個大家庭對我的教育培養。

　　用實際行動去抗日救國

　　1922年夏天，我出生在福建閩清的一個小山村裏。因爲家境貧寒，在我3歲時，父親就背井離鄉到馬來西亞割膠謀生。5歲那年，媽媽帶着我和弟弟遠涉重洋，到馬來西亞詩巫投奔父親。

　　從七八歲開始，我也在橡膠園裏割膠。割膠只能夜裏進行，那時我們凌晨兩點出發，手上戴一個燈，條件好的能戴個頭燈，每天要割幾十棵樹，收完膠常常早上六七點才收工。

　　在異國他鄉，我跟隨父母賣米粉、做苦力，受盡當地英國殖民者及其幫兇的壓榨盤剝，15歲時好不容易纔進入一所華僑學校半工半讀。這所學校就是馬來西亞華僑辦的光華初中，“光華”就是“光耀中華”之意。從那時起,愛國的種子,就在我幼小的心靈裏生根發芽。

　　吳孟超院士爲全院員工講黨課。曹希 攝影

　　1937年，盧溝橋的炮聲也傳到了馬來西亞。華僑領袖陳嘉庚領導華僑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校園裏掀起一波又一波革命浪潮，我也第一次知道了“中國共產黨”。

　　1939年夏天，我們初中畢業，按慣例要由校方和家長出資，安排學生聚餐。我是班長，把錢收齊後，就和副班長林文立商議：能不能取消聚餐，把省下來的錢捐給抗戰將士？這個建議，得到了全班同學的擁護。

　　於是，一筆以“北婆羅洲薩拉瓦國第二省詩巫光華中學39屆全體畢業生”名義捐出的抗日捐款，通過陳嘉庚送往抗日根據地——延安。

　　令人驚喜的是，在畢業典禮時，學校收到了八路軍總部以朱德、毛澤東的名義發來的感謝電。校長和老師激動萬分，立即把電文抄成大字報貼在公告欄上，這件事引起了全校的轟動。

　　這封電報點燃了我們的激情——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線去！1940年春天，我約好6個同學，歷時一個月經新加坡、越南，從雲南入境，回到了祖國懷抱。

　　吳孟超院士在手術室翻看手術單。曹希 攝影

　　可是，我們卻把困難想簡單了。那時，通往延安的道路已被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大家不知道延安在哪兒，也不知道怎麼去延安。無奈之下，我只能留在昆明當地一邊打工一邊上學。

　　幾年的高中生活,我們是在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彈中度過的。一開始沒有經驗，飛機一來，我就把白色的外套頂在頭頂亂跑。也就是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吳佩煜，她後來成爲我的妻子。

　　1943年，我和吳佩煜雙雙被同濟大學醫學院錄取。接下來幾年，我們隨校遷轉於雲南、四川和上海。

　　1949年，我從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時，恰值解放軍即將解放上海。當時我正在實習，參加了救治解放軍傷員的工作，三天三夜沒離開手術室。

　　當外科醫生也是爲了爭口氣。畢業時，學校負責分配的那個教授說：“你的個子這麼矮，能幹外科嗎？”我很不服氣，立志非當外科大夫不可。當時華東人民醫院招聘醫生，我順利考取。

　　我親身經歷了上海解放的時刻。那天早晨非常安靜，我走到街上一看，一排排的解放軍戰士睡在街道旁，沒有任何擾民行爲。我的決心更加堅定了：我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我要成爲解放軍的一員！

　　1951年,華東人民醫院改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我成爲了一名軍醫。1956年3月28日，我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6月12日，我正式參軍，被授予大尉軍銜。穿上軍裝的那一刻，我忍不住流淚了。

　　2006年1月，吳孟超院士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圖爲見到恩師裘法祖前來祝賀，吳孟超院士欣喜萬分。沈家善 攝影

　　讓中國肝臟外科領跑世界

　　上世紀50年代，中國是肝炎、肝癌高發地區，但肝膽學研究長期是一片空白，直至新中國成立時，中國還沒有單列的肝臟外科，肝臟手術更被視爲禁區。1958年，某外國醫學代表團來醫院參觀時傲慢地預言：“中國的肝臟外科要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起碼要30年。”

　　當晚，我徹夜難眠，“國不強、遭人欺”的滋味襲上心頭。我連夜向院黨委趕寫一份向肝膽外科進軍、成立攻關小組的報告。報告完成之際，窗戶正透進第一縷晨光。報告寫完，我意猶未盡，又提筆寫下16個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奮發圖強，勇攀高峯。

　　2012年7月27日，東方肝膽外科醫院院長吳孟超院士(中)在爲市民義診。新華社記者 陳飛 攝影

　　此後，不管遇到怎樣的艱難曲折，我始終充滿戰鬥的激情、保持衝鋒的姿態：創造性提出“五葉四段”解剖學新見解，奠定了中國肝臟外科的理論基礎；首創常溫下間歇肝門阻斷切肝法，改變了西方沿用已久的傳統技術；成功完成世界上第一臺人體中肝葉切除術，勇闖肝臟手術“禁區裏的禁區”……僅用時7年，我的團隊就將中國的肝臟外科水平提升至世界前列，創造了世界外科醫學界的奇蹟。

　　在1979年召開的第28屆國際外科學術會議上，我做了主題報告。當我提到“切除治療原發性肝癌181例、總手術成功率91.2%”時，大家紛紛爲我這個“中國小個子”鼓掌，之前發言的兩位外國醫生加在一起的肝癌切除術共18例。

　　會議休息時，許多外國專家擁到我身邊，想知道我究竟是如何完成那麼多肝臟手術的。會議後期，我被增選爲國際外科學會會員。國際醫學界用這種方式肯定了我，肯定了中國肝臟外科！

　　從醫70多年，從五葉四段理論到間歇性肝門阻斷切肝術，從第一例肝癌手術到世界第一例中肝葉手術，從肝癌切除手術年齡最小到術後存活時間最長，從當初的肝膽外科三人小組到今天世界最大的肝膽外科專科醫院和國家肝癌科學中心，我培養研究生260多名，主刀和參與救治了近16000個肝膽疾病病人，履行了一個老師和醫生的職責，我還當選了中國科學院院士。

　　吳孟超院士提筆爲《解放日報》創刊70週年獻上祝福。楊可欣 攝影

　　我曾問自己，如果不是選擇跟黨走，如果不是戰鬥生活在軍隊這個大家庭，我又會是一種怎樣的人生呢？我可能會有技術、有金錢、有地位，但無法體會到爲人民服務的含義有多深，共產黨員的分量有多重，解放軍的形象有多崇高。一個人找到和建立正確的信仰不容易，用實際行動捍衛信仰，更是一輩子的事。

　　雖然退休了，但只要組織需要，只要病人需要，我隨時可以進入戰位，投入戰鬥！我覺得我身體還可以，所以我有信心，也有決心。

　　我是黨的人，有63年黨齡，我也是部隊的人，也有63年軍齡。黨和部隊培養我這麼多年，其它的不敢說，但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號令意識早就融進我的生命裏了。所以說，無論進退，不管去留，堅決聽黨的號令，堅決聽部隊的命令。

　　如果有一天倒在手術檯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