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文藝成爲一種生活

　　中國之秋：

　　在勤勞的土地上

　　在中國的家庭裏

　　文 | 王曄

　　瑞典人對中國的憧憬由來已久，遠的不說，如1920年代，就有大批知識分子沉迷於《莊子》和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1967年前後，激動的左派人員紛紛找尋打開中國之旅的鑰匙，也有通過瑞中友好協會斡旋而成行的。而在1977年，瑞典數一數二的報紙《瑞典日報》用了這麼個標題：“中國——那裏有着未來。”

　　瑞典電臺記者攝於1976年

　　瑞典電臺歷來派駐記者去世界各地，發回當地報道。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外國旅行報道及紀實隨筆在瑞典風行。除了有關歐美各國，也有關於中國、古巴和越南的，有左翼思潮的影響，也與越南戰爭等國際時勢相關。中國紀行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不過，直至今日，除了漢學家和專業人士，一般瑞典民衆對中國的瞭解還是限於皮毛，不少人只知道少量名詞，如秦始皇、黃河、毛澤東、長城之類。1977年前後，瑞典人對中國的認知自然更加不足。

　　有那麼幾個瑞典文化人，在1977和1978年間，在相同的季節——秋天，用文化人的眼看中國。他們都不懂中文，對中國的歷史、地理和文化談不上了解。他們所進行的都不是“田野調查”。雖說確有深入瞭解中國日常和中國家庭的願望，因時間等限制，他們只能通過有限的採訪，藉助翻譯，間接獲得信息。他們將信息囫圇吞下，又興致勃勃地吐出、餵給瑞典讀者。一種現買現賣的理解，或談不上有多大歷史和文化價值。然而，作爲被看見的地方和人物，瞭解到別人眼中的自己總是有益無害。雖說是1977和1978年的畫面，不算久遠，我們自己卻未必記得真切。別人的眼裏映照了我們那時的風光，從而也於一定程度反映了幾十年我們的大地上翻天覆地的變化。

　　對中國，一種愛

　　福爾基·伊薩克鬆（Folke Isaksson，1927-2013），生於靠近北極圈的北博騰的詩人、文學評論家和翻譯家。1951年憑藉詩集《冬日旅行》登上文壇。他一度疏離純文學，爲不少重要媒體做報道。最後迴歸詩歌創作，還在2003年獲奧古斯特獎提名。斯蒂格·T·卡爾鬆（Stig T Karlsson，1930-2015）出生於隆德，是一名自由攝影師。

　　福爾基·伊薩克鬆

　　1977年12月，伊薩克鬆和卡爾鬆兩人在瑞中友協安排下，和另外18人來中國旅行三週。這是他倆在爲自己準備中國基礎知識。他們去了濟南、南京等地，參觀學校、工廠和農村。其後，伊薩克鬆“想寫點什麼，卻無從把握，就像從未去過中國一般。明明有內在的體驗，怎奈無以言表”。於是他開始查看手邊找得到的中國相關書籍，德文、英文和瑞典文的都有，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承恩的《西遊記》，埃德加·斯諾的《爲亞洲而戰》《今日紅色中國》《大河彼岸》，韓素英的《傷殘的樹》《凋謝的花朵》《無語的夏天》等，他都翻看了。伊薩克鬆意在開始安排新旅行，去看中國的日常生活，採訪四個家庭，兩個在北方，兩個在南方，兩個在城市，兩個在農村，每一處最好待上10天左右，最好能到這些人家裏，能跟隨這家人去學校和單位。1978年9月21日，伊薩克鬆和攝影師卡爾鬆再次動身前往中國。

　　然而，訪問並不如聯絡時以爲的那麼順利，他倆在北京滯留了10天。其後在一名英語翻譯及一名瑞典語翻譯陪同下前往石家莊和長春。接着在上海待了10天，再接着去湖南長沙。回北京停留數日，11月8日飛回瑞典。

　　和前一年底的旅行比，伊薩克松明顯感到中國的開放程度，“人們更願表達自己的心意了”。雖說沒能像他期望的那樣密集跟蹤採訪某個家庭，畢竟還是走訪了不少人家。這一次旅行由瑞中友協聯繫，和上次一樣純屬自費。往返機票自不必說，在中國國內的開銷，每天每人60元，含吃飯、住宿、翻譯、交通等，46天裏，13天在農村。採訪內容連綴成書，扉頁文字給全書定好了基調：

　　對中國：一種愛。這是如何生成的，又包含着什麼，不易描述。這個國家紮在腦子裏，還佔據可觀的位置。

　　我們在其他旅行者身上看到過這種情緒。

　　這情緒也許是同情的溫柔光芒，可以和堅硬、強大、閃亮的忠誠一起發光。其實，人應該帶着中國的感覺愛中國。帶着熱情和洞察力的混合，儘可能地滲透到這個國家的生活和社區裏。

　　《在家裏，在中國》這一書名是曾訪問中國的瑞典左翼作家、共產主義者揚·米爾達（Jan Myrdal，1927- ）的建議，也正是這位把中國看作理想國的米爾達向伊薩克鬆建議了採訪內容：走進中國家庭。從這本書裏，能讀到當時中國社會的新名詞：“新的長征”、“朝着2000年奔跑”等。工人、農民及知識分子都在憶苦思甜：比較新舊社會，也比較粉碎“四人幫”前後的不同。多數被採訪人的口述，其語氣及內容對中國讀者來說並不陌生。反而是下文的一段文字，不同凡響。

　　在中國人民的鐵路線上

　　伊薩克鬆描述了一段列車旅行。彷彿那個時代裏的一名少先隊員在明媚的日子裏秋遊歸來，情不自禁地寫下激情澎湃的作文：

　　在中國坐火車——先是節日般的狂歡，然後滑向安靜。在車站，出發前有一種帶着尊嚴的精緻的興奮。這是慶祝和期待的時刻，和着機車吐出的蒸汽、人羣的嗡嗡響、喇叭的高音及站長的口哨聲。

　　列車安靜下來，我們進入滑行。我們正以一種和景觀相配的節奏旅行：人類創造的齊整、萌芽的田野、淺綠的小麥、植物稀疏的菜地——所有這些種植區證明了勤奮、關懷和管家能力。黃色的車站建築在靜謐的風景中休息，一行野鵝在上空掠過。

　　火車工作人員帶來熱水。他們用一把碩大而凹凸有致的鋁壺將我們的茶杯注滿。鐵路制服的徽章上有鋼軌和設計化了的“人民”或“人”的字符。

　　這是十月的一天，我們乘坐“三八”號長春——北京線列車在旅行。它以國際婦女節命名，過一半的工作人員爲女性——女列車長王鳳晴和女列車員孔修平說（人名皆爲音譯）。車上部分女員工是鐵路職工的女兒。當一名員工退休時，一名女兒或兒子可頂替進來，開始他們的事業，並在中國人民鐵路上爲他們的同胞服務。

　　我們悠然地休息。我們在時間外旅行。我們在愉快和關切的新時代旅行。1960年代於斯德哥爾摩中國大使館工作過的石琴娥用夏日光線般的聲音唱着“外邊在我們的野草地上”以及“誰能航行卻沒有風？”其後，在歌曲的間隙，她解釋：“我們中國人就像保溫瓶一樣！”我們將目光從向後滑動的景色中擡起，石繼續說：“我們外面涼，內心暖。”

　　就這樣，我們朝着夕陽航行。我們滑進了鐵軌之歌。

　　這本書基本遵循新聞報道模式。按老套說法，這樣的中國素描十分友好。友好大約來自扉頁描述的情感：對遙遠中國的愛。同時，一定有旅行者對於和日常截然不同的異地的美化——在“時間外”，在日常外，在瑞典的一切之外，一定程度上帶着烏托邦式的暢想。不過又並非完全脫離現實、毫無根基，並不都是被採訪人略顯拘謹和千篇一律的答案，也有鐵路線上所見景象、所聽音聲的記錄。夏日陽光是瑞典最柔和而美好的光線，用這樣的光比喻歌聲，可見作者在遠離家鄉的異國聽到歌曲時有一種被治癒一般的舒適感。那兩首瑞典經典民歌分別唱述了春天、愛情和友誼。

　　南滾龍溝的人們

　　伊薩克鬆和卡爾鬆在長春汽車廠採訪了一戶工人家庭，在上海拜訪了一戶里弄市民。他最津津樂道的是與石家莊南滾龍溝一戶農民家庭的相遇：

　　樹上有個男人。他叫李英梅（音譯），今年56歲，看起來卻像68歲。然而，他就跟小男孩一樣毫不費力地爬上高高的樹，這會兒他坐在那裏，瘦長而搖晃的身子息在樹杈上，腰帶上有剪枝鉗，手上有斧頭。斧頭在砍動，于山谷發出迴響。李英梅不遺餘力地勞動。他且砍且剪，以便細長的刺槐挺直而驕傲地朝着天空生長，成爲有用的木材。

　　十月初的這一天空氣清新干淨；它擴充胸腔，讓其中充滿自由感。這裏的一切都偉大、安靜又簡單。那是空氣、太陽、天空和水。清冽的泉水淙淙流淌在山間各個角落，爲大地和人民提供生命——山谷裏的人民。

　　伊薩克鬆和卡爾鬆與李家的大大小小交談。問李英梅到底種了多少棵樹，聽他大笑着說：“數不清。”與孩子們談理想；看李英梅的妻子做飯；品李英梅招待的蘋果和棗子。他們看了豬圈也見了雞窩，還去瞧了村裏的小藥店，村子的牆上刷着標語：“農業的出路在於機械化”。

　　在南滾龍溝 卡爾鬆 攝

　　因爲偏愛南滾龍溝，伊薩克鬆和卡爾鬆還在1983年推出《滾龍溝，在中國李農民家裏》的單行本。簡潔的文字排成豎行，配以黑白和彩色圖片，彷彿詩與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

　　拉斯·古斯塔夫鬆（Lars Gustafsson，1936-2016）引用的是《莊子》的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譯本的瑞文轉譯。

　　古斯塔夫鬆爲何把《莊子·外篇·至樂》裏的這段話放在1978年出版的《中國之秋》的扉頁呢？不妨猜測，他是把天下分成這邊和那邊、西邊和東邊的。他熟悉西方，1977年，他有機會到東方的中國探看，他想看看那裏在多大程度上有找到“至樂”的可能性，那裏的人喜歡什麼、厭惡什麼。無論如何，1977年畢竟是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尚未到來之際，東方依然帶有一絲烏托邦的誘惑，帶有平行世界的幻覺。也不管人們如何感知東方的中國，中國至少可帶來生存的啓迪，就像《莊子》一樣。被引用的那段話是帶着一連串問號的，剛過不惑之年的古斯塔夫鬆有不少疑惑，他或許正想表達疑惑，他懷揣對世界和生活的問號，帶着探究的心思，更帶着憧憬的意願。

　　時年41歲的古斯塔夫鬆是個自由派知識分子。古斯塔夫鬆和伊薩克鬆一樣，在中國旅行之前，用一些能找到的書籍給空空的肚子墊了點底，如莊子、魯迅、毛澤東、高本漢、林語堂、揚·米爾達的著作。

　　古斯塔夫鬆是作爲瑞中友協組織的瑞典文化代表團團長訪問中國的。他在書裏寫道：“這也許是第一個瑞典文化代表團。”那時，他加入瑞中友協已一年。爲何加入？因爲他“相信人與人之間的友誼，相信這樣的友誼對和平、對人類、對文明都一定有意義。”

　　雖說入了友協，古斯塔夫鬆對中國的印象和多數瑞典人一樣很朦朧，不外乎認爲中國古老而神祕，和瑞典大不同——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文化和地理環境。作爲一名作家、教授和哲學家，古斯塔夫鬆相當自信地認爲，古老中國有那麼點缺失，缺了歐洲中世紀學術文化的“辯論藝術”即所謂“ars disputandi”的影響，簡言之，是透視相對立的觀點，評斷內容和對立處，將兩種觀點間的異同精確地擺在區別之所在。

　　瑞典文化代表團一行7人，除了團長古斯塔夫鬆，還包括皇家美術學院負責人、畫家斯萬·永貝里，瑞中友協人員和《中國報道》編輯，《每日新聞》文學評論員、也是古斯塔夫鬆的太太，瑞典作協主席，文化月刊《我們》的主編，《瑞典日報》記者。行前，他們在瑞典多次開會，商討、排列出想做、想看的，比如拉斯·古斯塔夫鬆提出，既是文化交流，那他就要作一場關於瑞典文豪斯特林堡的講座；作協主席提出列席一場法庭庭審。 他們針對行程和內容與中方多次磋商，希望能見到更日常的畫面，看到一般旅行者去不了的省份，好做獨家報道。他們在1977年10月27日離開瑞典，將在中國做爲期約一個月的訪問，希望有機會進入雲南、山西等一般不易走到的省份，也會在上海和北京，與一些作家、畫家如巴金、李可染、黃宗英等見面。

　　剛抵達北京，在和接待幹部熱烈握手、暢敘友誼時，古斯塔夫鬆忍不住發問：“那座常規的房子前奇怪的小房子是什麼？”“哦，那是爲防震。要是有新的地震來，人們就轉移到小房子裏去。”那時距離唐山大地震發生未久，人們還處在防震抗震的近憂裏。

　　代表團一行下榻於北京飯店。古斯塔夫鬆第一夜的印象是——北京很寧靜：

　　在照明稀疏的街道上，騎自行車的人沒有車燈。 出租車早就停止運行，卡車運輸停得更早，有線電車一直近乎無聲地朝着夜晚快速飄去。在整個城市之上，落下不可思議又無比可愛的鄉村和平。然而，沒人會妨礙你想走到多遠，想走到多晚。 在窄而小的街道上展開的生活是寧靜的、家庭式的、低調的、田園詩般的。

　　清晨，古斯塔夫鬆看到了長跑的、練武術的、打羽毛球的，可就是沒看到慕名已久的乒乓球表演：“就好像自我來到中國，乒乓球就從地面上給吹走了。”相反，在整個中國之旅中，所到之處都能看到籃球架和打籃球的。古斯塔夫鬆特意去問譯員領隊喜歡什麼業餘運動，對方脫口而出：“籃球和武術。”古斯塔夫鬆喜歡這回答，覺得印證了自己的觀察，他心滿意足地認爲：所謂乒乓球是中國最主導運動形式的說法，是西方世界碰巧看到的景象罷了。

　　《中國之秋》裏不乏此類發現，一雙初來乍到的眼睛不是熟視無睹的，而是在一處新地方，因爲文化驚詫做出了有趣觀察。但總體而言，古斯塔夫鬆的哲學家、教授和作家的多重身份，把他的這本書弄成了四不像：不像記者訪談或旅行記，也不像哲學隨筆或學術論文。他信馬由繮，他把見聞和自我的分析燉在一起，試圖比較東方和西方、歷史和現實、瑞典和中國、《聖經》和《莊子》，可惜這些比較都是在走馬觀花中進行的，因而來不及紮下根基，顧不上梳理和論證，而只見歷史典故和今日見聞的拼接，外加七零八落的聯翩浮想。這合乎夫子自道，古斯塔夫鬆坦言，他已然養成“將自己作爲中心的思維習慣”，一切在自己的觀察下。這也符合“我思故我在”，符合一名高級知識分子對自我思考力的過度自信。於是，古斯塔夫鬆雖有暗藏的抱負，他那希望可以做得不同凡響的中國書寫，或多或少成了浮光掠影和鸚鵡學舌——他的學識沒來得及和那些新鮮的圖景及語言水乳交融，進而發酵出獨家的洞見。

　　後來，在中國日益吸引世界的目光時，在瑞典，論及中國，古斯塔夫鬆曾被拉扯出來，被指《中國之秋》幾爲社會主義中國的傳聲筒。古斯塔夫鬆辯稱，自己畢竟踏上了中國那片廣袤的大地，畢竟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

　　馬陸人民公社的廚房

　　古斯塔夫鬆一行來到上海馬陸人民公社：

　　秋天降臨中國，於寬闊而緩緩流動的河上張開了朦朧的金色日落的紗帳，在那裏，裝滿沉重石頭的戎克船，在十一月略微粗糙又溼潤的夜晚微風中莊嚴滑行。

　　這一年最後一次的割稻在南部省份進行着……黃昏時分，工作隊的人們將那紅色橫幅移到大壩和運河上，標記當天的工作進程。穿過古老寶塔的深紅色窗戶，憂鬱的烏鴉飛進飛出。

　　在上海郊外的馬陸人民公社，五點光景，煮熟的紅薯和大米最柔和的氣味從一間廚房傳到另一間廚房。兒童之家的孩子們唱了最後一首歌，是關於毛主席的，然後被母親們帶回家……赤腳醫生——一個漂亮女孩——揹着沉重的醫療箱走在拐角處。

　　一位姓劉的中年婦女請古斯塔夫鬆吃她爐子裏烤好的紅薯，那裏有個非凡的中國鄉村爐竈，可把古斯塔夫鬆看呆了。

　　在降落的黑暗中，他能聽到鵝的叫聲，感受到散發着土壤、秋天和糞便的濃厚氣味。

　　在中國的深處，人可以感受到一種深刻的安全感。我從未在世界任何其他的地方遇到這樣的事，很多旅行者都這麼說。感覺又變得特別小了，一個孩子，安全而無名，在人類的變得更溫暖了的世界內部。

　　有些外國遊客抱怨，在中國旅行，到哪兒都有翻譯跟着，不能自由行動。古斯塔夫鬆覺得這話挺偏頗，他可是每日晨昏都和太太一起自由散步的。惟一的麻煩是會被人圍觀，“在昆明，只要你是長鼻子歐洲人，就會獲得格雷特·嘉寶的待遇。”

　　此行走了許多地方，見了許多可愛的人，不過，古斯塔夫鬆最喜歡的人是農村幹部：

　　我在中國擁擠的路上行駛了約五百公里，車後座、我的身旁幾乎總坐着些地方幹部。這些具有聰慧的農民特質，一根接一根抽菸且有着累累傷痕的大塊頭男人，他們的謙遜以及他們對統計和生產數字的精湛知識，讓我立刻對他們不僅僅是充滿尊敬。他們是我見過的最有同情心的人，因爲他們沒有抱怨，沒有權力的虛僞。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母親的廚房裏，在中國鄉村幹部的身旁，古斯塔夫鬆終於拋開了知識分子的包袱，拋開與莊子的對話，能單純地做一個快活的孩子，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那幾乎就是天下至樂的一瞬也未可知。

　　扁擔的大地

　　斯萬·永貝里（1913-2010）這位傑出畫家，曾設計諾貝爾物理和化學獎獲獎證書，也曾在八九十歲高齡自告奮勇地於斯莫蘭鄉間給一些教堂免費作畫，是個有個性的老頭兒。到中國的那一年，他64歲。

　　永貝里對百姓的面孔和個性感興趣，總是顧不上聽代表團其他人的會談，情不自禁地速寫。農民的生活場景和手工技藝是他最喜歡的。後來，他根據這些速寫製成版畫，輔以文字，於1979年集成書籍《中國，勤勞的土地》。工廠、學校等地的訪談速寫，在古斯塔夫鬆的《中國之秋》裏予以採用。

　　《中國之秋》瑞典文版

　　在《中國，勤勞的土地》裏，永貝里寫道： “農民的生活、百姓的生活，如此真實地在眼前翻卷，並且它即刻與大地緊密接觸。我們使用的大型機器需要地方和空間，樹木以及其他植被遭到破壞，以便機器通過，這會導致人類遭受災難性的侵蝕。我不知道中國人在尋求機械化和工業化的過程中是否會不明智地重蹈我們的覆轍。”

　　永貝里認爲，在瑞典和西方，化肥、製劑和機械化破壞了幾乎所有生活必需品。人們相信人類可以對空氣、水、地球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永貝里指出：“因爲我們是生物，我們不可能超越自然規律而不產生可怕的後果。”

　　看着眼前的中國農村景象，他不無欣慰：“在中國，農業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相信他們對自然和地球法則仍有很多尊重。”因爲他找到了顯而易見的證據：“農民們站着、前傾着、跪着，用手把糞揉碎並將其細碎地撒在地裏”。

　　作爲藝術家的永貝里，看什麼都能找到藝術角度：“糞堆一個又一個，整齊地排列在整片田裏。是的，會有這麼個印象：土地的大部分區域都是農民用手製作的巨大雕塑，它包含形式、表達、情緒、汗水、悲傷和喜悅——生活。”

　　第一次看到女人和男人挑着重擔小跑，他大爲不解，這些人爲何要跑呢？後來他注意到這很常見。這樣挑着擔子的人們整齊地排成一行，走在道路的最裏邊，彷彿大篷車的遷徙隊。“在這種運輸隊裏，有時能看到在某隻籃子裏放着個小孩。出於某種原因，那小人兒必須參與，所以坐在了籃子裏。”

　　版畫《扁擔的大地》 永貝里 作

　　永貝里對於旅途中閃現的畫面如飢似渴，他會在車子快要進村，車速放慢時，抓緊時間速寫路邊的水牛。“我得以從側面畫水牛。牛身上騎着個人，用雙手支撐牛背維持平衡。看起來有點像歷險。坐在牛背上一定不那麼容易，大概也不那麼舒服。但那顏色呈棕灰的水牛看起來和顏悅色地小跑着。”永貝里被告知，水牛其實也會生氣。

　　他還看到石匠和抽水煙的老人。鄉間的山水人物都讓永貝里着迷，雖然語言不通，他還是能感受到百姓淳樸的友善，經常一走神，就被好奇的人們裏三層外三層地圍住。

　　斯特林堡講座

　　著名的北歐文學翻譯家石琴娥老師在2018年歲末發給我的一則郵件中回憶，接待古斯塔夫鬆這個文化代表團純屬臨“危”受命，原本有英語翻譯，因個別成員不懂英語，她被借調過去。頭一天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拿上幾件衣服就上任了。“也不難，那時的衣服，款式和顏色都簡單”，石老師說。友協的人員焦急地告訴石老師：“我們得到通知，有個叫斯特林堡的要作報告，可代表團名單上沒有這個名字，不知這位斯特林堡先生要做什麼報告，我們要安排日期，根據報告內容邀請聽講人，必須馬上辦，否則可就來不及了。”石老師明白其中有誤會：“這個斯特林堡怕是來不了了。”“爲什麼，你怎會知道？”“我估計那是瑞典大作家斯特林堡，他可是早就不在了。”古斯塔夫鬆得知這個誤會大笑不已：“要是斯特林堡在北京作報告，我相信，一半的瑞典人都會跑到中國來了！”講座那天，來了一幫聽衆，石老師當時一點不清楚聽衆的來歷，古斯塔夫鬆則在會後驚訝地表示：“想不到這些聽衆的提問很有水平。”三年後，石老師調動到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和座談會上出現的聽衆們快樂重逢，開始做同事。那時的中國，即便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知道斯特林堡這個瑞典“魯迅”之名的還是少之又少，幸運的是，外文所學者能用理解其他外國文學的頭腦和古斯塔夫鬆順暢地互動。也不過幾十年後的今天，斯特林堡的小說、戲劇等已是中國讀者和觀衆耳熟能詳、熱情追捧的了。

　　1977和1978年裏，兩組瑞典文化人在秋天的中國旅行，石琴娥老師都是隨團的瑞典語翻譯。伊薩克鬆認爲，“和石琴娥一起與年長或年輕的媳婦們談話是令人愉快的，這不僅是因爲石的直覺和女性氣質，還有她豐富的知識和再現口語的能力。”而古斯塔夫鬆也對她的敬業和親和力讚不絕口。

　　同樣的行程裏，作家古斯塔夫鬆和伊薩克鬆受到採訪侷限，未必能探到更觸動靈魂的內容。他們所看到的，一定既有真實，也有幻象；既有表面，也有內核；既有真情流露，也有自覺和不自覺的表演——像一個家庭待客時，都不會忙不迭地暴露夫妻口角。對於中國文化毫無浸淫的瑞典人，一下子要消化太多內容並不可能。不管怎麼說，他們的文字裏還是留下了鮮活的時代特徵。對座談不感興趣，卻對人的表情和身體着迷的畫家永貝里的記錄，有意想不到的傳神之處，他動用了畫家作爲觀察者和描摹者的主動性。正所謂，有時不需要字詞，那巨大的野生的世界，沒有字詞。假如能讀懂那代表着本真的生態的語言，或能更順暢地深入那個世界的核心，理解其中的脈動。兩種不同方式的對中國的接近，共同折射出了瑞典文化人的1977年、1978年中國圖畫。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9年4月10日6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