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對中國古代文學史一些思考

最早的文學作品《詩經》是在公元前1100至公元前500年間產生和成熟的（與《荷馬史詩》同時），至於小說，是在中國過三千年文明史中最後一千年的事。著名漢學家王西里曾經說：「在創造精神以及表述的典範性和科學性上，中國文學確乎遜色於希臘文學和羅馬文學。然而，較希臘和羅馬文學的那學遺產而言，可以說，中國文學在規模上和內容的豐富性上更勝一籌。」我倒同意他的觀點，唐詩、宋詞、元曲、戲劇都是我們國家文化藝術的瑰寶，

而文學被確認為人類文明必須的部分是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2世紀，特別是公元前1世紀漢武帝時期。在那個時代有兩件事情可以值得探討，

第一是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美文（以賦為長篇韻文）的出現，它成了中國古代文學史的開幕，開創了以帝國的首都、狩獵、祭祀等素材的敘述性文學開端。辭藻華麗、韻律優美對後世有影響。

第二是，司馬遷的《史記》，文字成熟，開闢了對歷史的尊重的傳統，司馬遷抱有極強的寫實主義精神，敘述了各種人物，包括了帝王、政治家、商人、后妃等人物，顯示分裂的現實，可以說是對當時漢代帝國安定與繁榮表面下的對抗。

從公元3世紀到三國時期，抒情詩此時成為文學的中心形式，「五言詩」是詩歌主要形式，「四言詩」和「七言詩」是附屬形式，在那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普遍抒發的是對人生懷疑、對人存在宇宙見的渺小感。如曹操所表達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中國文學的層次是以儒家經典為基礎，包括歷史、哲學以及雅文學和俗文學等各種著作的整體。儒家學說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精神的內核，也使文學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普遍性行為，文學成為了生活的必要部分，作為取得古代讀書人的資格和任務，必須要求參加政治、文學創作、哲學活動，這三者三位一體、共同構成了古代讀書人的生活。

科舉考試也即錄用官吏的考試的題目，是考詩的，所以，參與政治活動是與文學活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文學創作已成為普遍必需的教養，倒過來，參與文學活動者也應該有參與政治活動或者應該有強烈的慾望。白居易、王安石、歐陽修、蘇軾、韓愈作為文學家的同時，也是國家重臣，指導並影響了後世各個時代的文學創作，「古文運動」、「駢文復興」都是受其他們的文學主張的影響。正所謂「學而優則仕」，「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所以，孔慶東曾經說過：「文學史從來是權力史，政治史」。僅僅專門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在中國古代是不存在的。

正因為如此，這樣的儒家意識形態、和社會體制、君權、政治家等控制下，參與文學活動的人當然數量極多，在唐代三百年，有詩流傳至今的共2200人，宋代「重文輕武」的傾向，又使人數接近到4000人，隨著自然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勢力擴大，讀書人數量增大，全國上下都掀起了文學創作的一股熱潮，人人都可寫詩作文，呤唱風花雪月、蟲魚鳥獸、山川美景。文學創作的主要還是抒情詩和歷史、隨筆式散文。

然而人多了，創作質量必然有好有壞，文學創作開始走向了普遍化。小作家們往往會失掉個性的語言，千篇一律地模仿當時有名的作家們。素材也就不斷擴大到日常生活、瑣碎方面。

此時，文學作為一種人類必須參與的意識，一種民族傳統，也就保留了下來。宋詩的生活細節化，也就使詩漸漸脫離了「雅」文學與「詩教」的傳統，逐漸趨向散文化。這是由當時創作主體（商人，士大夫，地主）等廣大市民階層決定的。他們打破了把文學題材限定於實在之經驗的一貫做法，且把口語引向了書面創作，把題材趨向於世俗化。清代的《紅樓夢》描寫十八世紀滿清貴族的日常生活，明代《金瓶梅》描寫十六世紀市民的日常生活，等都說明如此。

基於空想力和口語的虛構文學之一---小說雖然開始在宋代微弱存在，但經過發展，到明清時期，達到頂峰。戲曲也到元代風靡一時，但儘管擁有許多的讀者和聽者，卻是文學的附庸，這是距今最近一千年的實際情況。

到後來，隨著清朝滅亡，小說已成為文學的中心，口語創作是常態，而文言文學走向衰落，「古文」作家幾乎消失。但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序言》中說道：「中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見於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