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聶元梓在政治舞臺上活躍了兩年。“城頭變幻大王旗”，之後她便不紅了，繼而失去自由。文革結束後，1978年，聶元梓因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爲被判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4年6月她準保外就醫，1986年獲得假釋。晚年著有自傳《聶元梓回憶錄》，對那段歷史做了反思和懺悔。

二、清華的蒯大富

蒯大富，1945年9月出生於江蘇省濱海縣，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中共黨員，他是老大，下面還有五個弟弟一個妹妹。他的小學畢業後，順利考上了初學，1960年進入濱海縣八灘中學讀高中。高中時期，蒯大富是學生幹部，他不僅是學校組織的各種活動的積極參加者，也是學生活動的組織者之一。

1963年，蒯大富高中畢業參加高考，被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錄取。文革初期爲清華大學學生，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負責人、“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文革初期蒯大富不僅組織批鬥老革命，還組織了武鬥。

1968年5月，蒯大富組織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指揮清華大學兩派武鬥，造成了很大的傷亡。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冶金部三〇四廠）任技術員。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義被送到清華大學接受審查。1973年審查結束後，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一說北京東方紅煉油廠）監督勞動。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大會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佈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和誣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先被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後轉移至青海共和縣塘格木監獄。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釋放，回到青銅峽鋁廠工作。

1992年蒯大富偕妻子到山東省蓬萊市登州鎮司家莊振興實業總公司工作，任總工程師。之後，到深圳受聘於民辦及中外合資的一家網絡公司。晚年也有反思，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還回到母校參加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活動。

三、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

韓愛晶，1945年9月出生於江蘇漣水縣。生父早年參加革命，不幸犧牲。繼父是一箇中層幹部，懷着撫育烈士遺孤成人的責任感，對韓愛晶要求嚴格而不失疼愛，但韓愛晶卻總感到在家庭裏難以尋求到溫暖，從小養成了孤僻、鬱悶的性格，後考上北京航空學院。

文革初期，韓愛晶爲北京航空學院學生，他去國防科委“請願”靜坐的28個晝夜，空前活躍而堅定，一躍成爲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總勤務員”（即總司令的代名詞）。後又成爲北京航空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小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

韓愛晶在1968年7月以後的派性武鬥中，受到了領導人的嚴厲批評。隨後，“工宣隊”進駐學校，強制實行聯合復課鬧革命。從此，韓愛晶走下了政治舞臺，同年底，他被羈押，交待問題。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廠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離審查，此後被監督勞動。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3年3月16日，韓愛晶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韓愛晶被判刑後，先後在北京和外地關押，後來在唐格木農場被監管勞動。

1987年，在服刑的韓愛晶接到通知：他仍然按照大學畢業生待遇回到原單位，並要求單位對其“政治上不受歧視、生活中要妥善安排”。出獄之後的韓愛晶被分配至湖南株洲兵工廠工作。先是安排在廠裏技術情報室，不久，韓愛晶被廠裏派到駐深圳辦事處工作。後來，深圳有幾家大公司慕韓愛晶之名，聘請他出任老總。韓愛晶請示了廠裏後，進入某國企參股公司擔任總經理一職，2003年內退，後在一公司擔任顧問等職務。

四、北範大的譚厚蘭

譚厚蘭，1937年出生於湖南省望城縣的一個農民家庭。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畢業後就留校工作，同年入黨。工作幾年，到1961年她又被推薦爲“調幹保送生”到北大政教系學習。在文革初期，成爲北範大紅衛兵頭頭，領導、參與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動。

譚厚蘭，農民家庭出身，她個頭不高，體態略顯瘦小，戴一副普通的白框眼鏡，身着舊布衫，給人的印象是生活比較樸素。但她性格則很要強，並且能說會道，喜歡出頭露面，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她就“脫穎而出”了。

1966年譚厚蘭最先響應聶元梓的舉動，在北師大貼出大字報矛頭指向校黨委領導人，後又對準進校的工作組，釀成了“六二〇事件”。工作組被上面下令趕走，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認的學生領袖，8月底她組織了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並任總負責人。

1966年的一天，譚厚蘭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帶領“井岡山”的200餘人，在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聯合當地造反派成立“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在曲阜的29天，他們砸毀國務院1961年立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發了給國務院的抗議信。砸毀包括孔子墓碑在內的歷代石碑一千餘座，搗毀孔廟，破壞孔府、孔林、書國故址，刨平孔墳，挖開第76代“衍聖公”孔令貽的墳（共破壞文物6618件），對其曝屍批判。

砸掉了“孔家店”，譚厚蘭聲名大振，成了一時轟動京城的人物。她以後又在別人的指使下，接二連三衝擊國家機關，帶頭反擊“二月逆流”，多次組織和挑起武鬥，打擊北師大的反對派。她的表現得到了“文革領導小組”的肯定和賞識，頭上的光環越來越多，不僅擔任了北京師範大學革委會主任，又兼任了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和北京市革委會常委；還和姚文元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過阿爾巴尼亞，她擔任副團長，出盡了風頭。她從一個學生寫大字報反對北師大的領導人，一路走來並坐上北師大革委會主任的寶座，實屬不易，也無人企及。

然而，好景不長，1968年7月28日凌晨，譚厚蘭最後一次見到領袖，受到批評。次日，首都“工宣隊”進駐北師大，譚厚蘭被拋在一邊。1968年10月，她作爲大學生，被分配到北京軍區4627部隊農場勞動。1970年6月，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審查結束，她被送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

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在監獄中，她痛心自悔，她用自己的揭發交代，證實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她被保外就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1982年11月，譚厚蘭靜靜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終年45歲，一生未婚。

五、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

王大賓，1945年9月出生在四川涼山地區的一個漢彝族通婚的農民家庭。他是1961年高中畢業，考入了北京地質學院探工專業，在校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6年大學畢業前夕，王大賓狂熱地投入了那場席捲全國的“造反運動”，並拉起一支龐大的隊伍，併成爲這龐大隊伍的領導——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的政委兼司令。

由於在60天內4進地質部，強行翻閱和奪走了一些機密檔案，揪鬥地質部領導，並經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會發表演講，很快被“文革小組”領導看中，使他成爲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地派頭目”。

後來，還擔任了首都紅衛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兼政法組副組長。但好景不長，1968年領導人關於紅衛兵小將要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指示發表後，王大賓被分配到成都探礦機械廠工作。據說，臨行前，當時總理特意抽空接見了王大賓，囑咐他下去後多學技術，少出頭露面，不可介入四川“天”、“地”兩派羣衆組織。

1971年，王大賓因“5·16”問題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了黨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賓獲釋出獄返回成都。王大賓回成都後，起初渴望搞專業工作，但未如願。之後，他先在一個街道辦的商店當臨時出納，後來則被一軍隊辦的貿易公司聘爲副經理。

1985年秋，在有關部門的關照下，王大賓又回到了成都探礦機械廠搞釺具研究。1989年10月，雄心勃勃地要把經濟搞上去的都江堰市一班領導人，在籌建釺具廠。在中國地質大學教授推薦下，他們借調了懂技術王大賓幫助籌建工廠。因此，在之後一段時間王大賓擔任了都江堰市都信鑿巖釺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同時他還兼任中國鋼協釺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

他任總經理的公司生產的拳頭產品曾經出口到香港、東南亞和澳大利亞。浪子回頭金不換？不過他對過去是有反省的，他說過這樣的話“我不過幹了點實事，這遠遠彌補不了我給黨和人民造成的損失”。

聲明：該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號系信息發佈平臺，搜狐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