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男人溫斯頓·莫斯利，那年28歲，和基蒂一樣的年紀。一年後他參加過智力測試，智商高達135。

他在雷格萊姆公司工作，這是一家商業機器公司，坐落在布朗克斯區北邊不遠處的弗農山鎮。溫斯頓的工作內容是給公司第一代計算機製作數據穿孔卡片。下班之後，他開車回到位於皇后區南奧茲公園的家，家裡有他的妻子貝蒂、他們的兩個男孩以及五條德國牧羊犬。

這片地方正嵌在雅佳特賽馬場和艾德懷爾德機場之間。如果路況正常，下班的溫斯頓在6點一刻前就能回到家，但他有時候會中途找個酒吧喝上一兩杯啤酒。為什麼要趕時間呢？貝蒂可以餵飽狗和孩子們。一杯啤酒能夠讓溫斯頓收穫些許愜意，而他正需要放鬆。那就晚一些回家吧。不然，這可能又是一個不眠之夜，這些失眠的晚上，他只得半夜兩三點鐘悄悄下牀開車出去兜風。

如今能夠坐在酒吧的高腳凳上，溫斯頓不是沒經歷過坎坷。

1935年冬天將盡的時候，溫斯頓在哈萊姆區醫院呱呱落地。他的母親範妮和父親阿方索住在西一四七街的二樓公寓裏，溫斯頓是家中獨子。在這間公寓中，他的父母夏天忙著滅跳蚤，而夏天以外的其他時候則和蟑螂、老鼠以及彼此鬥個不停。

有一天，範妮對當時九歲的溫斯頓說，她肚子裏長了東西。但那不是溫斯頓的弟弟或者妹妹。她對溫斯頓說：「是一個腫瘤。這叫癌症。醫生會幫我把它切掉。」範妮於是去了醫院，一去不返。她並沒有死在手術臺上。後來，溫斯頓才瞭解到他母親得的病其實叫作厭倦：厭倦了自己的丈夫，厭倦了哈萊姆區的生活，厭倦了要和阿方索以及溫斯頓住在一起。她確實去了醫院，但離開醫院時回的是密歇根的老家。

阿方索要在地鐵裏上夜班，自己照顧不了溫斯頓。於是他把溫斯頓送到了外婆家，密歇根州霍利鎮的一個農場。十歲的時候，阿方索搬到了底特律，將溫斯頓接回來自己照顧。阿方索對溫斯頓說：「孩子，我愛你。」

溫斯頓在16歲的時候初涉性事，對象是他的姑媽，一個厭倦了丈夫的已婚婦女。溫斯頓和她斷斷續續地相處了兩年。他喜歡性，但兩具軀體的糾纏和氣味讓他覺得噁心。

1953年，溫斯頓結婚了，但很快因為妻子出軌，婚姻結束。之後，溫斯頓跟著阿方索來到了皇后區。阿方索開了一家修理電視機和收音機的小店。晚上溫斯頓就擠在阿方索的小公寓裏，白天搭公共交通去上班。

幾年下來，這個禮貌、守時的操作工已經深得公司老闆的信任，一年能掙到超過4500美元，相當於在2014年的34000美元。

在某個休息的日子，溫斯頓在一家唱片店裡認識了20歲的貝蒂，她是護理專業的學生，對這個有著羞澀笑容的年輕男子頗有好感。他們兩人在1961年結了婚。第二年，貝蒂就生了個男孩，取名馬克。溫斯頓的收入再加上貝蒂作為執業護士每個星期掙的80美元，讓兩人能在南奧茲公園以600美元的首付買下一幢總價16000美元、四居室的洋房，每月還款125美元。

在自己的家裡，溫斯頓漸漸養成了獨自聽唱片的習慣。有時候他幾乎不和貝蒂說話，另外一些時候他似乎在刻意為自己的沉默做出彌補，他會親吻貝蒂，不停地說她有多麼「完美」，或者不斷地擁抱和親吻孩子，讓小人兒不安地扭來扭去想要掙脫他的懷抱。

他的情緒問題讓貝蒂很擔心。但她又能說什麼呢？從很多方面來講，溫斯頓都堪稱模範丈夫。溫斯頓一家的社會地位今非昔比。有多少黑人能擁有自己的房子？十個裏也不過一個吧。

2

溫斯頓躺在牀上，他還醒著，很警覺。他在思考。最近他的想法總是順著一條軌道跑。性。人種。儘管私刑、炮彈襲擊甚至毆打參加自由乘車運動的黑人等事情都發生在南部地區，他覺得北方對黑人也並沒有多友好。

週末的晚上，他能聞到身邊貝蒂的體味。她的身體散發出來的味道讓他既渴望又厭惡，尤其是當她生理期的時候。但今天不是週末。這是一個星期四，蘇特大街上的房子裏只有他一個人。

那天傍晚，貝蒂喫完晚飯，準備去埃莫赫斯特醫院上夜班。他親了親貝蒂，一邊說著：「我愛你。你真是太完美了。」他經常對貝蒂說她很完美，這是他的真心話。溫斯頓確實愛著他的妻子。不過她開車出去上班的時候，他仍舊會覺得高興。

他餵了狗，過了一會兒把孩子送上牀，親親他們的小腦殼，和他們說晚安。他回到廚房，給自己做了一個三明治。冰箱裏塞滿了半打半打的啤酒，沒什麼空間放別的了。他最近越喝越多了。他拿著三明治，又拿了半打啤酒，走到起居室裏。他坐在自己最喜歡的椅子上，一邊喝一邊打開了電視。

然後他穿戴齊整，出門坐上自己的科威爾，準備出門。

在凌晨1:30到2點之間，溫斯頓駕車一路向北，穿過了牙買加和希爾賽德，然後繞了個圈往南奧茲公園駛去。他總共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沿途只是觀察。他已經習慣了這種捕獵般的行為。如果沒有好的獵物，他情願放棄。

他善於等待。雲層掩映之下，月亮只露出了一點點臉。3點不到幾分鐘的時候，他到了霍利斯，正在牙買加大街上往東行駛。

正當他打算回家的時候，一個深色頭髮的年輕女子走進一部紅色的菲亞特，朝著對面方向開走了。溫斯頓掉頭，跟著開上了大中央公園大道。前面那部前臉扁平的小車比他的科威爾要短上1米5，車重也要減去450公斤左右。但那個女人開得飛快。他得猛踩油門纔跟得上。她在皇后大道出口下了公園大道，朝左轉進了奧斯汀大街。

他描述道：「一條安靜、昏暗的街道。正中我的下懷。」

他一路跟隨著紅色菲亞特來到長島火車站。菲亞特在車站的空地上停了下來。髒兮兮的白色科威爾又往前開了大概半個街區，然後溫斯頓把車停在了一個公交車站前，一排光禿禿的樹杈底下。他戴上一頂絨線帽，急急忙忙朝火車站跑去，菲亞特的司機正在鎖車。

那正是基蒂。

她轉身朝著都鐸公寓走去，還剩大約15米。這時候的邱園很安靜。當年，邱園是皇后區最小的鎮，是一片綠意盎然的中產社區，這裡的住戶大多是有正式工作的人。

藥店和咖啡館早就關門了。二樓公寓的窗戶都黑著。通向自己公寓的大門開在樓房的後部，朝向鐵軌。那裡很暗，但是樓房朝向奧斯汀大街的人行道都籠罩在昏黃的路燈下。基蒂一定感覺到了危險，因為她朝著燈光走去。她可能暗自希望百利酒吧還在營業。也可能她想到了在奧斯汀大街和萊弗茨大道的交叉口有個緊急報警電話。

她聽到了腳步聲。她開始跑起來。那是凌晨3:19。

3

有人在砰砰地敲門。基蒂的伴侶瑪麗安說：「敲門的聲音把我吵醒了。我很害怕。早晨4點來敲門的會是誰呢？」

是警察。他們說基蒂被人襲擊了。被刀子捅了。她被救護車送去了皇后區綜合醫院。她失血很嚴重，情況不樂觀。

瑪麗安覺得自己好像要吐了：「我渾身都失去了知覺。」警察的無線電吱吱啦啦地響著。那些站在房間裏的警察，其中一個告訴她，基蒂已在送醫路上身亡。

這時候所有的燈都亮起來了，樓裏一片嘈雜。皇后區特警緊急勤務小組也被叫來了，還有指紋採集分隊和照相分隊。長島火車站的停車場被警方圍了起來。很快，就有總共40多位探員、技術人員和巡警在犯罪現場忙活。

兩人的共同朋友，卡爾·羅斯過來陪著瑪麗安，帶了瓶酒。羅斯看起來好像宿醉未醒，很疲憊。他給自己和瑪麗安各倒了一杯伏特加。接下來的三個小時裏，他一邊慢慢地喝酒，一邊說些安慰的話，但隻字未提自己之前在房間裏看到或者聽到了外面的什麼動靜。

皇后區兇案組探員約翰·卡羅爾和傑裏·伯恩斯在那天上午稍晚的時候接手了案件。他們詢問了基蒂和瑪麗安的十幾個鄰居。他們認定最大的嫌疑人是瑪麗安，但並未找到指向瑪麗安的證據。

所以後來，警方把瑪麗安的名字從嫌疑人列表上劃去了，但並沒有通知她。警方手上現在什麼都沒有，沒有兇器，沒有嫌疑人，沒有線索。

然後，命案發生之後的第五天，在3月18日的下午，家住科洛納的克里瑞看見有個皮包骨頭的黑人從他鄰居家裡搬出了一臺電視機。

「你在班尼斯特家的房子裏做什麼？」

「沒事沒事，我是幫他們搬家的。」

克里瑞看著他把電視機搬上了一部白色的科威爾，然後又悠閑地走進班尼斯特的家門。他走得如此輕鬆，甚至一邊走一邊吹起了口哨。他在屋子裡的時候，克里瑞撥通了另一個鄰居的電話。

「班尼斯特家要搬走嗎？」

「絕對不可能啊。我來報警。」

克里瑞從窗戶裏朝外望，確認那個黑人還沒出來，就走到路邊停著的科威爾那裡。他打開前蓋，拔出了分電器蓋，然後砰地關上車前蓋，回到自己家裡一邊等著警察來一邊觀察。

瘦瘦的黑人又回來了，這次他是空著手的。他的車啟動不了，於是他下車，晃晃悠悠地走了。他一點兒也不匆忙，甚至當接到報警電話開著警車趕過來的巡警叫他停下的時候都沒有跑。

溫斯頓被逮捕了，這多虧了兩位鄰居在看到犯罪行為的時候及時插手。

在阿斯托利亞的第114號警署裏，約翰探員審問了這位入室盜竊的罪犯。溫斯頓坐著，雙手放在大腿上，神態一片平靜。他很快承認了入室偷竊的罪名。

但溫斯頓木然的表情讓約翰覺得這個男人還沒有把事情全部招供出來。同一天下午，約翰在警署對溫斯頓進行了第二次審問。他還想要問問最近皇后區發生的其他案子，一些沒解決的案子。起手第一件就是基蒂的兇殺案。有目擊證人說在犯罪現場看見過一部白色的車，有可能就是一部科威爾。溫斯頓對此有何感想？

溫斯頓開始什麼都沒說。

約翰拉起他的手，舉到熒光燈下，發現溫斯頓的兩根手指上有細小的痂。

他說：「我在家裡幹活的時候不小心擦傷的。」

約翰不相信。他說：「不是的。是基蒂抓傷的吧，就在你拿刀捅她的時候弄的。」

在報告中可以看到，「房間裏一片寂靜。……溫斯頓幾近羞怯地環顧四周，然後他的嘴角邊露出了一抹幾乎看不見的微笑。當時是5:57。他說：『好吧，人是我殺的。』」

說畢，他看起來好像輕鬆了一些。就好像在描述一個平常的夜晚一樣。

溫斯頓對探員們坦白了自己如何在3月12日的晚上開車出門，外套口袋裡裝著一把帶鋸齒的獵刀。他講述了自己如何看到基蒂在霍利斯的牙買加大街上鑽進了菲亞特，然後開車尾隨她到邱園，突然襲擊了她，殺死她，再逃跑。探員們不是很確定是否應該相信溫斯頓。他們需要細節，於是他們讓溫斯頓接著說。很快，溫斯頓就提到了只有兇手纔有可能知道的東西：「她在用衛生巾。」瑪麗安和法醫是僅有的知道基蒂正在生理期的人。

那天傍晚晚些時候，經過了八個多小時的審問之後，溫斯頓開口要求喫晚飯。「我要一個雙層漢堡，淡咖啡，不加糖，還要一塊法式蘋果派。」食物送來的時候，他表示可以繼續說：「我不介意一邊喫一邊談。」他還說了一些只有兇手才知道的事情，提到他偷走了一個棕色的皮夾——瑪麗安聖誕節的時候送給基蒂的那個。他說他找到了總共49美元，然後在當天早上上班的時候把皮夾扔在雷格萊姆公司停車場邊的雜草裏了。探員們確實在那裡找到了皮夾。

4

馬丁·甘斯博格被選中去報道皇后區的兇殺案絕對是個意外。

他出生在布魯克林區，時年42歲，曾是《紐約時報》國際新聞版的責編，後來調動到地方新聞部當記者。上司是羅森塔爾，《紐約時報》新上任的地方新聞責編，雖然他們是差不多同時進的報社，兩人在晉陞路上一直互相較著勁，但最終羅森塔爾勝利了。

甘斯博格一到羅森塔爾辦公桌前，羅森塔爾就把從警察局長那邊聽來的消息和盤托出。然後他說：「我想要你去一趟邱園。」

甘斯博格花了三天的時間採訪目擊者、鄰居和警方。勤快的跑腿讓他得以重現整個事件。當時，基蒂的被害在正經大報上不過是條簡訊，倒是有幾份不入流的小報把酒吧女招待之死寫成低俗故事。3月27日，案件發生兩個星期之後，《紐約時報》把這篇報道放在了頭版，給了四欄位置。

文章頗為戲劇化的開場白恐怕是責編羅森塔爾寫的：「皇后區邱園有38位可敬的守法市民在半個多小時的時間裡圍觀了一起兇手尾隨並分三次用刀攻擊一名女性致死的案件。」

《紐約時報》在當時是全球最權威的新聞媒體之一，影響力一時無兩，使得這件發生已經兩星期的「舊」聞頓時引起了轟動。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麥克·華萊士錄了一段叫作「冷漠的美國人」的時事短評，為都市中人與人的隔閡以及城市道德準則的喪失大唱悲歌。

羅森塔爾對這條報道造成的影響十分滿意。他甚至可以對其中一些小錯誤視而不見，比如標題裏寫到了「37人目擊兇殺但均未報警」，但報道中提及人數時卻用了「38人」。還有其他的錯誤，但沒有人注意到。公眾們的注意力都被集中在了同一個地方：當今的美國人竟然是如此地殘酷和冷漠！尤其是那些住在紐約，特別是住在邱園的傢伙，那至少37個壞心腸的撒瑪利亞人！等等，是不是38個？

5

但檢方相信，在那天晚上曾聽到過基蒂叫聲的鄰居應該有40到50個人。其中多少人是半夢半醒的？多少人翻了個身就又睡過去，完全忘記自己聽到過什麼了？多少人曾走到窗前，但不確定自己看到了什麼？又有多少人在自己的房間裏徘徊踟躕，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當他們回到窗前的時候卻發現街上已經空空如也了？

在記錄中，只有五六個鄰居真的看見、聽見了足夠的信息，明白過來基蒂正在遭遇致命的危險。其中兩個還不能上證人席，「那兩個鄰居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他們知道基蒂正在被人殺死，然而還是什麼都沒做。但你不能讓這樣的人去庭上作證，因為這可能幹擾陪審團的想法。陪審團可能會怪罪他們，而不是真正的兇手」。

其中一個「不是好東西」的傢伙叫約瑟夫·芬克，他是奧斯汀大街上都鐸公寓對面那幢莫佈雷公寓的大樓副管理員。芬克上夜班，為住戶和訪客開電梯。他的崗位在大堂裏，從他坐著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基蒂遇害那晚所在的人行道。檢方在4月的時候訊問了他。

他的回答是：「是的，我看見了。」他所在的位置距離現場不到50米，他看見一個戴著頂絨線帽的瘦弱男人從背後捅了基蒂一刀。芬克還記得那把刀的刀鋒反射出的光澤。他說：「我想過要下樓去把我的棒球棍拿出來。」區助理檢察官弗蘭克·卡恰托里問他：「為什麼你沒有去拿呢？」

芬克只是聳了聳肩。他確實下樓去了，走到一間配有一張簡易牀、一盞檯燈，還有一部電話的房間裏。但芬克並沒有拿起球棒，也沒有拿起電話報警——他徑直去睡覺了。他已經幹了一整天的活，為什麼還要跑到街對面去自找麻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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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方團隊將注意力轉向了另一個「不是好東西」的證人。

羅斯在那個晚上喝了大半夜酒。在凌晨大約3:30的時候，他正坐在都鐸公寓二樓他的房間裏。這時，他聽到了外面的響動。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會是他認識的人嗎？那是在呼救嗎？叫喊聲就在他的窗下——就是那扇朝向奧斯汀大街的窗戶。

天生膽小的羅斯當時喝得東倒西歪，他並沒有打算去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就這麼一直坐著，等待著，希望那些嘈雜的聲音就此停止。很快，外面就靜下來了。他放下心來。

過了一會兒，又一陣聲響嚇了他一跳。這一次是從公寓樓後面朝向鐵路的那邊傳來的。難道是他被包圍了？他聽到了扭打聲。悶悶的、好像被捂住嘴的呼叫聲。那聲音一直不斷。羅斯站在房門口，但沒有開門。他在門後踱步，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最後，他的好奇心佔了上風。他把門開了一條縫。

在他門外的是通向狹小門廳的樓梯。羅斯看到樓梯腳下有模糊的身影。一個是背部著地、仰面躺著的基蒂。還有一個男人拿著刀壓在她的身上。基蒂想要說話。那個男人在用刀子捅她。然後他停了下來。

那個男人抬起頭，看見了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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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羅斯告訴探員他聽到從公寓樓的前面傳來了尖叫聲，那是首次襲擊的現場。後來他改變了說辭。他說他現在想清楚了，他確定起初什麼也沒聽到，後來最先聽到的響動來自另一個方向，也就是房門外的樓梯井那邊。

警方和檢方甚至願意打賭他肯定在說謊。羅斯房間裏朝向奧斯汀大街的那扇窗戶幾乎就正對著溫斯頓第一次趕上基蒂的地方。他是距離現場最近的人。基蒂在人行道上大聲呼救，「天啊，他捅了我！救命！」，那聲音很響，就連同一棟樓裏12歲的麥克·法勒——他距離現場至少有20米——都被從睡夢中驚醒了。

基蒂的呼救聲還吵醒了奧斯汀大街對面公寓樓裏五樓甚至六樓的住戶，更遠一些的公寓樓裏也有人被叫醒。所以，當羅斯翻供，聲稱他第一次聽到的尖叫聲來自另一個方向的房門之外的樓梯井時，警員們知道他沒說真話。

基蒂最初的呼救是最大聲的，之後一次襲擊在羅斯家樓下的樓梯井裡，她並沒有大聲尖叫過。當時溫斯頓已經再次襲擊了她，基蒂的肺部已經被刺穿了，幾乎無法再吸入空氣。她已經喘不上氣了。

羅斯不僅堅持說他聽到的唯一一次呼救聲是從樓梯井傳來的，他還否認了看見有人用刀子捅基蒂。公訴人斯科勒回憶說：「我們當時就知道他在說謊。」因為羅斯在打電話報警之前還曾給一個朋友打了電話。他聽起來很害怕，他說有人正在樓梯上襲擊基蒂。

如果他沒有看見有人襲擊她，那麼他是怎麼知道被襲擊的人就是基蒂的？就這一點不停被質問之後，羅斯變了說法，回到了老路。他承認自己把門開了一條縫。他說：「我只開了一點點，剛夠聽聽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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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斯頓卻有不同的說法。「我當時正躺在她的兩腿之間，」非常配合的被告人說，「我聽到樓梯上有扇門打開了。我眼角的餘光瞥到那裡有個男人正在偷看我們。」在溫斯頓的供述中，那個樓梯頂上的男人「飛快地關上了門」，過了一會兒才又開始偷看。

最後羅斯終於承認了自己在編故事。真相是他所聽見的和看見的都比自己承認的要多得多。他說自己確實是喝多了，而且很害怕。既害怕那個兇手會掉轉刀頭沖著他來，也害怕警察會問東問西，問他是誰，問他怎麼會看到聽到這些事情，問他為什麼聽起來醉醺醺的。因此他給一個朋友打了電話，那個朋友跟他說別去多管閑事。

然後他又打電話給一個鄰居卡蘿爾·塔蘭蒂諾。羅斯在電話裏號啕大哭：「我應該報警的呀！」但他不想有警察來敲他的房門。塔蘭蒂諾對他說：「上我這兒來吧。你可以來我這裡打電話。」

這時候，喝醉了的羅斯面對著另一個難題。走樓梯的話，他將和揮著刀的兇手面對面。所以他從窗戶爬了出去，來到公寓樓的木瓦屋頂上。他一直爬到了塔蘭蒂諾家的窗口，然後跌跌撞撞地翻進了她的房間。塔蘭蒂諾這時候又給另一個鄰居格蕾塔·施瓦茨打了電話，施瓦茨再打給了住在基蒂和瑪麗安對門的法勒夫婦。索菲·法勒在電話裏大喊：「快報警！」最後，在3:55，羅斯終於撥打了報警電話。

後來，在盤問之下，羅斯解釋了他當晚的想法。他說：「我就是不想被牽扯進去！」

他的供述臭名昭著。沒過幾個星期，羅斯的這句話就成了最能顯示城市裡人情淡漠的名言。當然了，沒人記得這句話究竟是誰第一個說的。

6

1964年6月8日，星期一，天氣晴。溫斯頓在這一天被送上法庭，等待他的是生或死的判決。

庭審的第二天。卡恰托里傳喚羅伯特·莫澤爾走上證人席。莫澤爾住在莫佈雷公寓的七樓，從莫佈雷公寓能隱約看到奧斯汀大街北邊的犯罪現場。基蒂的呼救聲把莫澤爾從熟睡中吵醒，當時是3:15至3:20之間。莫澤爾告訴法庭：「我聽見有個女孩兒在大聲喊『救救我，救救我』。」

他說他走到窗戶邊上，看到有個男人在人行道上俯身朝向一個女的，他在打她。莫澤爾以為這是誰家的夫妻在吵架——雖然不怎麼令人愉快，但這樣的場景在百利酒吧門外並不少見。不過說到底，打女人是不對的。莫澤爾抬起窗戶朝外面大喊：「放開那個女孩兒！」那個攻擊者逃跑了。莫澤爾看著基蒂站起來，朝著鐵路方向，往街角的藥房走去了。然後她搖搖晃晃地轉過路口，走出了他的視線。莫澤爾回牀去了。

空姐安德烈·皮克住在莫佈雷公寓的四樓，在莫澤爾下邊三層樓。她作證說確實聽到莫澤爾喊了「放開那個女孩兒！」，也看到了攻擊者飛快地跑開了。但和莫澤爾不同的是她繼續待在窗戶邊上，「差不多就是嚇呆了吧」。她回憶說：「過了幾分鐘，那個男人又回來了。」

她看著那個男人，他戴著一頂窄邊的軟呢帽子，帽檐上還插著一根羽毛。他在察看通往火車站的大門。他發現門都鎖著，然後他朝著都鐸公寓樓的背面走去了。然後她就看不到他了。她撥打了警方的電話，但她接著作證說：「可是我連氣兒都喘不上來了。」一方面對自己的英語沒什麼信心，一方面不確定自己究竟看見了些什麼，而且也害怕對警方表明自己的身份，她又把電話放下了。

卡恰托里提問道：「皮克小姐，你還看到什麼別的嗎？」

她說：「沒有了。」那個男人轉過了基蒂住的公寓樓的街角。「我什麼都看不到了。但我聽到了最後兩聲叫喊，『救命，救命。』」

---

那天上午稍晚一些時候，卡恰托里將索菲·法勒叫上了證人席。索菲開始對法庭講述她如何在溫斯頓初次進行攻擊時聽到了基蒂的聲音。「我聽到有人在尖叫。然後我仔細聽，卻沒有其他聲音了。所以我又睡了下去。」過了半個小時，電話響了。是另一個鄰居，她說有人在拿刀子捅基蒂。

索菲問：「什麼？在哪兒？」

施瓦茨回答說：「在門廳裏，就在羅斯的房間樓下！快報警！」

索菲·法勒是最後一個上庭作證的目擊證人。卡恰托里不需要其他人來了，尤其不要芬克和羅斯出現，生怕讓被告有機會反去指責那些基蒂的鄰居，就好像《紐約時報》以及那麼多人已經做過的那樣。

在卡恰托里看來，庭上的唯一一個魔鬼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個男人，而他的任務就是確保那個男人被送去接受他應得的2000伏高壓電。

索菲走下證人席之後，卡恰托里宣佈檢方的下一位證人：「瑪麗安小姐。」

瑪麗安曾在庭審之前遇到過檢察官們，但如今已經想不起這些會面了。她說：「當時我沒日沒夜地在喝酒。」她同意了事先編排過的說辭，即自己只是基蒂的朋友和室友，這是一個對雙方都有好處的謊言。檢方想要確保所有的關注點都集中在溫斯頓的殘忍上，而辯方也希望陪審團成員相信溫斯頓只是精神錯亂。基蒂的性取向對任何一方來說都可能讓人分心，因而成了祕而不宣的內容。

瑪麗安指認了她在上一個聖誕節送給基蒂的棕色皮夾，現在它被貼上了9號呈堂證物的標籤。然後卡恰托里又展示了一樣從犯罪現場發現的物件。

她說：「那些是基蒂的房門鑰匙和車鑰匙。」

「你最後一次看見這些鑰匙是在什麼地方？」

瑪麗安低聲說：「在地上。」當救護車將基蒂帶走之後，她曾在沾血的門廳裏看見過這些鑰匙。

法官斥責了她：「我聽不見你在說什麼，小姐。如果你想要自言自語，那就請你離開證人席。陪審團想要聽到你的證詞。請說得響一些。」她說：「我想我是在地上看見的。」

又過了一分鐘，讓瑪麗安感到恐懼的公開表演就結束了。她可以走了。在她離開證人席的時候，她經過溫斯頓面前，距離他不過幾米遠。

她曾經幻想過要狠狠地盯著他看，逼著他低下頭去，或者朝他吐口水，或者上去扇他耳光。她甚至幻想過要殺了他。而當兇手真的坐在她面前的時候，這樣的想像卻分崩離析。她甚至無法看他一眼。

瑪麗安走出了法庭，無視那些坐在旁聽席和等在大廳的報社記者。她走下法院的臺階，離開了皇后區，沒有回頭。

她再也沒有踏上過邱園的土地。

7

但當時的那38位邱園的鄰居們，並沒有因為庭審終結而恢復到原來的生活中。

伯傑和妻子卡蘿爾在1957年以新婚夫婦的身份搬來了邱園，他們如今已經在曾經發生了那件兇殺案的街角住了半個多世紀。

「我們一直很喜歡我們住的這個小社區。」

「那是一個很安靜的小鎮子，但去曼哈頓只要15分鐘。」

「這是一個你能放心不鎖門的地方。」

「然後就發生了基蒂的事情。」

「兇殺案本身其實並不算轟動，但後來《紐約時報》那篇報道出來之後，這件事情一下子就變成頭條新聞了。」

「後來就有記者源源不斷地上我們這裡來。記者，還有心理學家。對了，他們好好忙活了一通。總有人來按門鈴或者把我們堵在街上，追問『你認識她嗎？她是個什麼樣的人？你為什麼不為她做些什麼？』之類的。」

「事實上，我們不認識她。我們知道她住在哪個街區，就是那個很吵的酒吧。」

「有時候是能聽到有人在大喊大叫。」

「或者是夫妻吵架，或者是情侶喝醉了打情罵俏，誰知道呢？誰會沒事找事出去弄清楚呢？」

「那個報道讓我們都睡不好覺了。全世界都覺得邱園是個很糟糕的地方。」

「有人搬走了，尤其是那些住在案發現場附近的人。那裡有很多公寓都空著。誰想要住在那樣的地方啊，感覺就像是鬧鬼的房子一樣。」

---

羅斯也搬走了。有人說他往西邊搬去了，然後再也沒有人聽說過他的消息。記者們在3月底和大半個4月都在奧斯汀大街上追著瑪麗安跑，所以她也搬走了。

她說：「他們糾纏著我，大聲喊出各種問題，『你現在感覺怎樣？』嘿，你們覺得我應該感覺怎樣？」事實是她覺得糟透了。甚至有些愧疚。因為當基蒂被人襲擊的時候她卻睡得安穩。因為基蒂死了，但她還活著。瑪麗安在房間裏躲了好幾個星期，那裡仍舊到處都是基蒂的東西。羅斯會過來，「然後我們喝伏特加，喝上一整天」。

瑪麗安在遠洛克威租了間房子，要搭地鐵線穿越整個皇后區，過了機場之後纔到荒涼的洛克威灘。在那裡，她把所有的窗戶都打開，聆聽海浪的起伏。

她用一張照片做參考，繼續畫著基蒂坐在公園長椅上的那幅畫。她說：「除了開庭那次，我再也沒有回過邱園。」

題圖：《沉默的證人》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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