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楚戰爭的神操作：楚王準備5年的復仇之戰，被楚軍統帥斷言必敗

本期話題
公元前529年冬，吳國攻陷了楚國東方最重要的戰略據點——州來。令尹蔓成然向楚平王請戰伐吳，楚平王親口允諾，息民5年，然後用兵。
可是經過5年臥薪嚐膽的艱苦備戰，楚平王重筑州來城，準備與吳國再度決戰，左司馬沈尹戍和令尹陽匄卻斷言楚國此戰必敗！
究竟楚平王在這5年裏都做了哪些“神操作”，讓兩位朝廷重臣準確地預測出了楚國的敗局呢？

翻開春秋的地圖，恐怕很少有人會注意到僻處安徽壽縣的這個蠻夷小邦——州來。但楚國與吳國的百年戰火卻正是從這個不起眼的小地方燃起的。

《左傳》曰：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左傳·成公七年》

公元前584年，因爲得到了楚國叛臣屈巫的指授，吳國初次學習了中原先進的兵車戰陣之法，並開始向南方第一強國楚國的權威發起挑戰。附屬於楚國的東南小邦徐國、巢國和州來國先後遭到了吳軍的入侵。

65年後，傑出的楚國軍事統帥沈尹戍說：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楚國疆域的最東端止於舒蓼，要想“守在四鄰”，將吳國的威脅拒於國門之外，就必須將巢國、鍾離和州來等附屬國打造成堅固的軍事據點。而這其中，坐落於淮河與穎水交匯處的州來，戰略地位尤其重要。

清代地理學家顧祖禹曾說：“（壽州）控扼淮、穎，襟帶江沱，爲西北之要樞，東南之屏蔽。”（《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一）從地圖上看，如果楚國據有州來，向東可順淮水而下，威脅吳國的姻親徐國（徐國是最早叛楚投吳的東南小國之一），遮斷吳國與中原諸侯的聯繫。向南則可經居巢徑赴昭關，直撲長江西岸，對吳國的側翼構成威脅。

反過來說，因爲春秋時代長江的通航狀況很糟，吳軍要想反擊楚國，直搗荊楚腹地，只有溯淮水西進。而州來扼守淮口，恰是阻擋吳國攻楚的當關鎖匙。

正因爲州來的戰略地位如此重要，所以當公元前584年吳軍首次攻入州來的時候，楚國令尹子重哪怕遠在鄭國，也必須千里奔命，趕來救援。

也因爲這個原因，當公元前529年吳國舉兵消滅州來的時候，令尹蔓成然纔會不顧楚國內外交困的現實，憤然向楚平王請戰伐吳。就在蔓成然請戰的時候，楚平王親口許諾：“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可5年的時間匆匆過去，轉眼來到公元前523年，楚國決定捲土重來，再筑州來城的時候，左司馬沈尹戍卻說出了這番石破天驚的預言：

“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蔓成然）請伐之。（平）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左傳·昭公十九年》

沈尹戍說，五年前吳滅州來之際，君王信誓旦旦地講，我們應該臥薪嚐膽，休養生息，埋頭5年而後與吳國擡頭相見。可5年過去了，民生艱難一如往昔，卻要按期再筑州來，與吳國重啓戰端。瞧着吧，楚國的失敗說話就要來了！

沈尹戍的這番話令人非常費解——就在吳滅州來的那一年（公元前529年），《左傳》明文記載：

（楚平王）施捨、寬民，宥罪、舉職。——《左傳·昭公十三年》

因此沈尹戍的這番戰敗論一出口，立刻就遭到了楚平王的侍從官的反駁：“大王施捨不倦，息民五年，這還不算撫卹民生！”可面對反駁，沈尹戍仍然固執己見：

“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左傳·昭公十九年》

歷史的邏輯經常是成王敗寇。

鑑於3年之後，吳楚在州來再度交鋒，楚國遭遇了有史以來最慘痛的失敗，甚至連國家最重要的“二卿士”——令尹陽匄和司馬薳越都在戰爭中先後亡故，所以後來的史學家多數認爲沈尹戍對楚國弊政的觀察是準確的：

楚平王在按兵不動的5年中並未真正做到與民休息，反而徵發不時、徭役迭興，以至於百姓廢寢忘餐、轉死溝壑。

但楚平王爲什麼這樣頻繁地大興徭役，這些民夫又被徵發去幹什麼呢？

史學家們對此又往往語焉不詳。比如日本史學家竹添光鴻寫作《左氏會箋》的時候，就曾經在沈尹戍的這番話下面感嘆道：

平王初政粲然可觀，至此頓成兩截人。——《左氏會箋》

竹添光鴻說楚平王執政之初，所作所爲可圈可點。可到了沈尹戍說這番話的時候，突然從戲臺上的紅臉兒轉成白臉兒了！——顯然，竹添光鴻沒聽明白沈尹戍的話，沈尹戍說楚平王濫用民力的錯誤不是當前剛犯下的，而是5年以來一錯再錯。

那到底楚平王在執政的這5年裏都做錯了什麼呢？

這是一個必須要解開的祕密：因爲正是楚平王犯下的這些錯誤導致了楚國三年之後對吳作戰的一敗塗地，而那一場慘敗過後，直至吳王闔廬攻破郢都，楚國再也沒能像模象樣地同吳國在戰場上打他一仗。

在解剖楚平王的秕政之前，有一個事實是我們必須首先注意到的：那就是對楚平王宣佈重筑州來、再戰吳國的前景，楚國朝野不止左司馬沈尹戍一人表示了悲觀，身爲百官之首的令尹陽匄同樣不願在此時與吳國發生正面衝突。

就在楚平王築城州來的幾乎同時，陽匄前來勸說楚平王，希望他能釋放拘禁多年的吳國公子蹶由。

蹶由是公元前537年楚靈王統帥諸侯聯軍伐吳時扣押的吳國使臣，之所以選擇此時釋放他回國，陽匄當是擔心新築的州來城會對吳國造成刺激，所以想藉釋放蹶由來緩和兩國邦交。

令尹和左司馬兩位重臣不約而同地擔心與吳國重啓戰端會吃虧，可還沒等到吳楚開戰，楚國內部就先出了大亂子——楚平王的弊政發酵了。

就在築城州來的第二年，楚平王的寵臣費無忌向他打了一封報告，誣陷鎮守城父的太子羋建和太子傅伍奢暗中勾結齊、晉，意圖割據稱亂。勃然大怒的楚平王下令抓捕伍奢和他的兩個兒子，並在不久後將伍奢與他的長子伍尚處死。

聽到風聲的太子羋建和伍奢的次子一起逃亡國外。輾轉數國之後，最終，羋建的兒子公孫勝隨着伍奢的次子投奔了吳國——這個奔吳的次子，就是後來一手策劃吳師入郢的伍子胥。

城父是遠在淮北的楚國飛地，照理不應由太子羋建前往鎮守。周朝禮制，太子又稱冢子，所謂“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史記·晉世家》）。

就算國君出行，太子都要留守都城，是爲“監國”；如國君另行安排留守人員，則太子當陪同國君，稱爲“撫軍”。一句話，太子不應遠離國君，遠離政治中心。

那楚平王又爲什麼要派太子羋建前往城父呢？據《左傳》，這仍是費無忌的建議：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闢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左傳·昭公十九年傳》

在這裏，費無忌爲楚平王剖析了晉、楚兩國的爭霸形勢，指出楚國之所以經常遭到晉國的壓制，一個重要原因是晉國距離中原腹地較楚國更近，擁有明顯的地緣政治優勢。

要抵消晉國的這一優勢，楚國必須在郢都之外建設新的政治副中心，密邇河洛，以增強對中原政治核心圈的輻射能力。

作爲楚國的北方重鎮，城父由此進入了費無忌的視野。既然要將城父建設爲政治副中心，勢必要大興土木，擴大城市規模，加固城市防禦，同時派遣重量級的政治人物前往鎮守。

作爲國君之副，太子羋建理所當然地成爲鎮守城父的不二人選。

費無忌的上述分析不爲無見，但很顯然，這個打造政治副中心的計劃必須在積極進取的國家戰略下才有可能付諸實施。楚國此時有積極進取的能力和意願嗎？

答案是：沒有。

就在費無忌建議大城城父以居太子的這一年，魯國政治家叔孫昭子說：

“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左傳·昭公十九年傳》

根據叔孫昭子的觀察，此時的楚國根本不具備對外稱霸、與晉國競爭諸侯盟主的決心，能夠穩固防守，保住既有的勢力範圍就不容易了。那麼楚國究竟做了些什麼，讓叔孫昭子做出這樣的判斷呢？

公元前526年，楚國顛覆了蠻氏政權，誘殺反覆無常的蠻子嘉，並扶植了新的親楚代理人上臺；

公元前525年，晉國發動偷襲，消滅了親楚的陸渾戎，向南壓縮楚國的戰略空間。但楚平王僅僅收容了陸渾戎的亡國之君，卻未對晉國採取任何反制措施；

公元前524年，爲避免與鄭、晉兩國發生軍事摩擦，楚國將與鄭國交惡的附屬國許國由方城之外西遷白羽；

公元前523年，楚國將陰地之戎南遷到老河口，並在郟邑築城防守。

從地圖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經過上述幾次事件，楚國在晉、鄭軍事同盟的強大壓力下，被迫沿北汝河建立了一條自西北向東南的北境防禦線，在戰略態勢上被逼入了被動防守的地位。

雖然楚平王曾經親口承諾，在先君楚靈王連年征戰、頻繁移民導致民困兵疲之後，他會盡力爲楚國創造5年休養生息的恢復時間。

但事實卻是，在這5年裏，他仍在不斷修築城池，遷徙移民，休養生息的承諾並未兌現。甚至，他的築城與移民比起先君楚靈王來要糟糕得多——至少，奉行積極擴張政策的楚靈王通過主動築城與移民最大限度地拓展了楚國在北方的勢力範圍，而楚平王的築城與移民基本是在晉、鄭同盟的軍事高壓下做出的應激反應，楚國戰略態勢因此越來越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