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貨物是工廠的原料，而這個原料就是——猶太人。那麼這個工廠生產的產品是什麼呢？就是死亡。

就像之前所說，既然猶太人是社會田園裡的雜草害蟲，那麼用典型的德國工業模式建造工廠，有序地除掉他們後，世界才能和諧。

另外，管理納粹屠殺事件的政府部門，叫做經濟及管理總局。這個冠冕堂皇的名稱，不是為了掩蓋殺害猶太人這個不可告人的祕密，而是他們真的把屠殺當成是一個經濟事務來進行管理。就像納粹的意思是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一樣，難道不可笑嗎？這樣的屠殺在秩序層面充滿了現代文明工業的特徵。

在這種園藝設計思維下，掌權者像是根據「成分」給人分階級一樣，將整個人羣分類，並把猶太人分到異類之中，「名正言順」地實施著他的大屠殺決策。而且，統治階層為了民眾成為順民，往往需要利用一些「危險分子」製造緊張狀態，比如通過維穩手段找出「內部敵人」，然後集中打擊。這時候，其他民眾往往會被動員起來或者變得緊張，從而實現高層集權的目的。

於是你也就明白，為什麼歷史上那麼多不可一世的帝王將相，平素溫文爾雅，富有教養，懂莫扎特或貝多芬的音樂，愛看歌德的小說或精通二十四史，書法靈秀或奔放……但是，他們殺人不眨眼——準確的說，是製造殺戮而不感到罪惡。

2.罪愆鏈條中的平庸之惡

可能你會問，上層中的某些人把治理社會視為園藝設計，做著滅絕人性的事，可是下層負責執行的眾多民眾為什麼會上行下效？他們之中為什麼也有那麼多人做出了殺害猶太人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難道僅僅是因為被園藝設計觀念洗腦或迫不得已？

《現代性與大屠殺》的作者齊格蒙特·鮑曼告訴我們，那些參與殺害猶太人的官僚或者小職員，大都並不是出於被迫或者被洗腦的原因，而是以完成任務的形式，間接參與了滅猶的某個環節。

納粹的大屠殺和我們印象中的野蠻屠殺不一樣。

忽必烈攻屠南宋或南京大屠殺這類野蠻屠戮，殺人者是如同禽獸一般直接用刀槍殺害平民百姓，他們眼睜睜看著一個個生命死在自己手上。

納粹這種現代式的大屠殺不一樣，其中參與屠殺的大部分人並沒有見過他們害死的猶太人。

在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整個過程中，大部分參與者往往在進行電話會議，或是交談火車調動事宜，又或是協商路線鋪排問題，再不然就是考慮貨物的運轉方式，他們是人流和物流的管理者。當然，還有很多人的工作是製作會議備忘錄，進行管理決策等。

這些人都處於大屠殺「流水線」上的某一個環節中，而只有極少部分，直接操控著毒氣室。

現代社會的層級化和分工細化要求上下級區分明顯，每個人各盡其職，做好分內的事。

一個工人，他的任務可能只是做好一個炸彈的加工工作；一個科學家，他的任務可能只是研究核聚變如何量化產出。試問，他們是否殺害了猶太人呢？嚴格來說，是的，但他們都是這罪惡鏈條中的一小段。

他們只考慮如何把上級佈置的任務完成好，他們只需要想，如果任務完成得好，就可以獲得獎勵，至少不受到懲罰。至於做這件事情的原因和與自身利益無關的大後果則無需關心。用德國思想家漢娜·阿倫特的話，他們這種只顧自身工作而忽略了整體惡果的行為，就是「平庸的罪惡」。

與之類似，中國作家劉瑜在《惡之平庸》裏也寫過這樣一句話：

當一個惡行的鏈條足夠漫長，長到處在這個鏈條每一個環節的人都看不到這個鏈條的全貌時，這個鏈條上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有理由覺得自己無辜。

然而在這些人裏，難道就沒有一些意識到這種惡行的鏈條，於是罷工甚至反抗的人嗎？

事實是，納粹屠殺的整個過程中，這種人幾乎沒有。為什麼，是因為人性本惡嗎？

關於這一點，心理學家米格拉姆有一個著名的電擊實驗，大致是說，1961 年，他在耶魯大學找了一些人參與做一個關於「體罰對學習效用影響」的實驗，這些找來的實驗者從 20 歲到 50 歲不等，他們的學歷從小學到大學博士，工作人員讓實驗者們坐在一個封閉的房間，告訴他們隔壁是學生（實際上是工作人員扮演的），需要他們問那些學生一連串的英文數字考題。問答過程中，學生一旦答錯實驗者就要按下按鈕，從而使隔壁的學生受到電擊的懲罰。而且，隨著答錯題目的增加，電擊會從 45 伏特逐漸增加至 450 福特（這些實驗者知道，450 福特的電壓足以讓隔壁的學生死亡）。

實驗開始後，因為題目較難，經常有答錯的情況……實驗者不斷聽到隔壁「學生」因電擊發出的慘叫聲。

試驗結束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參與實驗的人中，65% 的人從始至終不斷在學生答錯時按下電壓按鈕，只有極少數人中途退出了這場實驗。

為什麼這些實驗者如此殘忍？原因是，每當參與實驗的人想要退出，工作人員就會告訴他們，不行的，這是你的任務。在這樣的場景之中，實驗者意識不到自己在殺人，他們只是寬慰自己，告訴自己只是在完成一項被佈置的任務。

這種殘酷行為發生了，如你所見，不是因為那些人天生殘忍，而是他們在這個現代場景中，與被害者之間隔了一層或者多層介質，他們會本能地覺得那些受害者和自己之間產生了一種遙遠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感大大減小了他們的負罪感。而且，這時候他們的罪行就變成了一種間接行為，於是在他們間接殺人的時候，其直接行為會被主動解釋為「我只是在完成任務」。也許這恰好折射出了人性的弱點吧。

回到納粹大屠殺事件中，現代工業化的場景將每一個環節中的人隔離到了被害者的外圍，他們忙於工作本身，忽視了對工作整體意義的思考。

3.現代社會下變質的道德準則

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將理性分為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兩類。

價值理性是指，在行為過程中著眼於行為的原因和意義，於是必然會想到這個原因或意義的是非善惡；工具理性是指，行為過程中著眼於用什麼手段實現目的，於是完成目標是最高準則，手段和原因是否正義也就不再重要了。

不幸的是，現代社會尤其是現代科學的發展，強化了工具理性，並弱化了價值理性。

用齊格蒙特·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的話來說就是：

科學成為目的與手段相分離最徹底的化身，這種分離是人類行為的理性組織所懷的理想：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遭受道德的評價。

也就是說，現代社會和現代科學，使得人們在完成工作時，越來越多的想到的是，一切要以完成任務目標為最高標準，達成目標，意味著你是道德的。至於怎麼完成，為什麼要完成，以及完成後會有什麼大的影響，都無關緊要。

聯繫現實，我們也不難發現，現在的人們想的往往是：通過什麼手段讓成績更好，考上更好的大學，有更好的工作，賺更多的錢。至於我想要什麼生活，為什麼要這樣的生活，我們幾乎不去想了。

在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整個過程中，大部分人的直接行為是將猶太人隔離到一個地方，他們幾乎不知道這個行為本質上是在把猶太人送上刑場，而且即便知道，他們也會覺得，在上層權威的旨意下，反正這些猶太人也得死，我把猶太人騙到毒氣室讓他們在瞬間死亡，還能讓他們少些痛苦，再說，我如果違抗命令，我就是沒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盡忠職守是不道德的。而且違抗命令，我就會死。

現代社會層層分隔的組織化結構，讓一個個普通人分散於社會分工的細小領域，他們囿於本分的工作，很難去想工作以外的是非善惡。於是，一場又一場從上到下共謀的大屠殺不斷上演著。

說句題外話，現代化不僅是孕育大屠殺的罪惡搖籃，世上的很多惡性，都源於現代化中人民以盡忠職守為價值準則的思維。比如一些人明知貪污腐敗不好，但當上級要求他送禮或者賄賂的時候，他往往想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而不去想為什麼要做。因為這件事能做好，說明忠誠敬業，而且把事情做好了，就不會承擔做不好帶來的罪責。他會認為：把本分工作做好總歸沒錯。

參考資料：

讀書視頻節目《一千零一夜》第 167 期、第 16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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