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新浪科技 月恆 木爾（編譯）

　　導讀

　　英國《金融時報》近日採訪多位Facebook前任和現任員工，揭祕該公司內部所謂的“增長團隊”。增長團隊利用數據分析師來提高用戶的參與度，爲Facebook帶來超過5億用戶。但隨着Facebook不斷被曝光醜聞，人們開始質疑增長團隊的作用——這種增長是否爲Facebook今日的煩惱埋下了種子？

　　如果你是在過去10年間加入的Facebook，那麼你很可能與阿萊克斯·舒爾茨（Alex Schultz）有過交集。這個來自倫敦的36歲的男人，畢業於劍橋物理學系，並且通過自學掌握了線上營銷技能。他在2004年來到了硅谷。在eBay工作了3年之後，他在2007年加盟Facebook，然後被指派到了該公司當時新成立的“增長團隊”中。

　　舒爾茨和另外7名同事的任務，是利用一些創新性的技巧來吸引新用戶註冊，並且讓他們不斷的使用Facebook。該公司的創始人兼CEO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日後曾表示，增長團隊是該平臺“最重要的產品功能”。這個團隊通過數據來獲得增長，他們對這項工作有着近乎宗教一般的熱情，他們所獲得的成功在行業內有目共睹，全世界開始紛紛效仿他們的做法。

　　在舒爾茨入職Facebook公司10年的紀念日活動上，扎克伯格在自己的Facebook頁面上發表了一段話：“阿萊克斯是少數幾個我可以說‘如果沒有他的工作，我們的社區就無法連接起世界上20億用戶’的人。”而如今，扎克伯格給了舒爾茨更加重要的工作：讓他對Facebook進行修復。

　　該公司將這項工作稱爲“正直的工作”。而在其他人看來，這可能是一次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清理活動。當我在Facebook總部的會議室見到舒爾茨的時候，他帶着令人愉悅的禮貌，還散發出了濃濃的自信，即使是在討論外界對Facebook持續的批評時，他的態度也沒有改變。

　　他承認：“很顯然我們錯過了一些事情，一些工作沒有做好，而我們將會做出改變。”但是他否認該公司曾使用數據和行爲科學故意讓用戶對Facebook上癮。他說到：“一直以來，我們的主要目標都是創建有價值、實用的用戶體驗——我們從來沒有故意設計過任何讓人‘上癮’的東西。”

　　阿萊克斯·舒爾茨（左）和內奧米·格雷特（右）

　　對於政治家和監管機構想要對社交網絡制定新的監管規則一事，舒爾茨表示，Facebook擁有能夠解決自己問題的工具。事實上，在他看來，該平臺巨大的規模和在數據方面的專業性，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他說到：“運營一家國際性企業，而且有着如此多的資源，我們能夠將機器學習技術運用在我們從全球獲得的所有數據上，然後將其用在一個新的語言中，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工具。”

　　但是在批評人士看來，舒爾茨和他的增長團隊並不適合來解決Facebook當前所遇到的問題。一位Facebook前高管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曾表示：“這樣的擔心是非常合理的：這樣做不是相當於引狼入室嗎？”

　　爲了瞭解增長團隊的角色，和它最新的任務，《金融時報》採訪了多位Facebook前任和現任員工。很多人只願意匿名接受採訪，因爲擔心公開身份會對他們的職業生涯造成影響。這些人表示，增長團隊是Facebook公司內部的一個主導力量，他們所主導的是積極地提升用戶參與度，對競爭對手進行打擊，而正是這種文化才讓Facebook成爲了一個擅長操縱和控制的平臺。

　　大衛·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在2010年發表了《Facebook效應》一書，在著書的過程中，他難得地和該公司進行了深入的接觸。柯克帕特里克說到：“在過去的10年中，Facebook的最主要工作就是獲得增長。僅此而已。他們對增長的追求矇蔽了馬克的雙眼，他的團隊開始追求快速的增長，以至於讓他們遭遇了一些風險，而在我們這些外人眼中，他們所遇到的這些風險實際上非常明顯。”

　　即使是對於看好Facebook工作的人來說，他們也認爲該公司對增長的盲目追求也有可能導致他們忽視了正在不斷膨脹的問題。在舒爾茨入職Facebook之後不久，增長團隊開始和Facebook第一人數據科學家丹尼·費蘭特（Danny Ferrante）一起合作，共同開發一個名爲“增長會計”的項目。

　　除了吸引新用戶註冊之外，Facebook還開始瘋狂地迷戀“月活用戶”這個指標，他們開始關注有多少用戶會在一定時期內不斷回到平臺上來，以及他們會在平臺上消耗多少時間。這個所謂的“北極星”指標在未來的10多年中一直在指導着這家公司的工作。

　　2014年，舒爾茨曾對一些初創企業創始人發表演講，在這次講話中他說到：“你真正需要考慮的，是公司的北極星：你最重要的指標是什麼？全公司的每一個人都應該考慮這個問題，然後讓產品向這個指標靠攏，每個人的工作都應該向着這個指標靠攏。月活用戶正是扎克伯格眼中最重要的指標，也是它才讓全世界都在使用Facebook。”

　　邁克·霍芬格（Mike Hoefflinger）曾經擔任Facebook公司的全球商務營銷負責人，他說到：“北極星指標還意味着，在有了這個指標之後，你對其它東西的關注度也會相應降低。有的時候，你會很難意識到那些其它東西的重要性。”

　　如今，Facebook增長團隊的做法，他們應對公司所遇到的問題的方式，將會對全世界人們的生活、政治選舉和利益衝突產生重要的影響。在預防數據入侵方面，舒爾茨並不算是專家。而當前Facebook所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正是數據泄露問題。但是在制定標準方面，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專家。他說到：“我們會仔細分析數據，我們能夠測量我們撤下了多少篇內容，我們能夠統計有多少誤報、我們犯了多少錯誤，我們可以用正確的方式進行統計，然後將結果公佈給大衆。”

　　歸根到底，他對一個關鍵數字依然有着充足的信心：Facebook的用戶基數。我見到舒爾茨一天之前，Facebook剛剛公佈了最新的用戶數字：該平臺依然在擴張，日活用戶年比上漲了9%。去年，Facebook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增長出現了停滯和小幅度的下降，但是他們的增長如今又回來了。在舒爾茨看來，這證明Facebook的修復工作起到了效果。他對我說到：“能夠在過去兩年中進行這項工作，我感到非常自豪。過去一段時間我們過得很艱難，但是從長遠來看，我已然認爲如果你欺騙用戶，給用戶糟糕的使用體驗，他們是不會長時間留在你的平臺上的。我還相信，數字已經顯示出用戶留在了我們這裏，這說明我們正在做正確的事情。”

　　Facebook一直以來都認爲，用戶永遠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理性的管理自己的社交媒體使用。但一些人可能會認爲，正是Facebook的這種邏輯，才讓他們當初引火燒身。

　　增長團隊的成功

　　在Facebook的早期，扎克伯格在開完會後一直有一個習慣，那就是高喊一聲“統治”（domination!）。但是到了2007年，成立僅3年的Facebook，其增長已經開始了放緩的跡象，這讓他擔心不已。舒爾茨現在承認，那時候就擔心平臺增長停滯的確有一點“荒唐”。他大笑着說到：“那時候還沒有那個社交服務的用戶能夠突破1億人。那時我們的規模小於MySpace、Bebo、HighFive等競爭對手。”

　　那時僅僅23歲的扎克伯格提出了一個日後被很多人所效仿的創新，他創建了一個增長團隊，利用數據分析師來提高用戶的參與度。在其它公司內，增長通常是營銷和HR部門的工作。但是在扎克伯格看來，數據和工程師高於一切。他親自統領這個獨立的團隊，對用戶的行爲習慣進行了深入的瞭解，然後對網站的工程進行了重新設計。他們當時的目標很簡單：提高用戶數量，並且提高用戶的使用時間。

　　從過往來看，Facebook的股價和用戶增長密切相關

　　扎克伯格讓查馬茲·帕裏哈皮提亞（Chamath Palihapitiya）管理這個團隊。在加入Facebook之前，帕裏哈皮提亞供職於AOL。多名Facebook前員工透露，在開會的時候，帕裏哈皮提亞經常會站在桌子上對着員工高聲叫喊，他說的內容就是競爭。這些員工透露：“他說的都是一些4個單詞組成的口號，說我們的工作作風太軟，說整個公司的人對於增長的專注度都不夠，並且要求每個人將工作強度提升3倍。”帕裏哈皮提亞擔心的是來自MySpace和谷歌等公司的競爭，他害怕這些公司會將幼小的Facebook扼殺在搖籃裏。2011年，帕裏哈皮提亞離開了Facebook，成立了一家名爲Social Capital的風投基金，他沒有對《金融時報》的置評請求做出迴應。

　　2009年，扎克伯格對媒體表示，“快速突破（move fast）”是Facebook的核心價值觀。他說到：“我們曾經一度一邊念一邊把‘快速突破，除舊立新 ’寫在紙上。我們的想法是，如果做不到破舊立新，你就做不到快速突破。”他透露，這個口號背後的實操包括了該公司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從深夜寫代碼，到招聘最優秀的人才，都是一些喜歡快速推進工作的人才。

　　哈維爾·奧利凡（左）和扎克伯格（右）

　　舒爾茨和增長團隊的另外兩名關鍵高管哈維爾·奧利凡（Javier Olivan）以及內奧米·格雷特（Naomi Gleit）如今依然在Facebook公司，而且他們也位列扎克伯格最信任的高管之中。格雷特是該公司工作時間第二長的員工，在Facebook剛剛誕生的時候，她就喜歡上了這個社交媒體服務，當時她正在斯坦福大學唸書，2005年她加入了這家公司。她此前曾透露，自己是這家公司的第29名員工，那時她就堅信扎克伯格將會成爲世界上的重要人士。2009年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她曾說到：“在世界上每一個人都用上這個網站之前，我的工作就永遠不會結束。”

　　這個團隊中，職位最高的員工則是奧利凡，如今他已經成爲了該公司的中心服務副總裁，直接向扎克伯格彙報工作。奧利凡是一名來自西班牙的MBA畢業生，早年他曾利用業餘時間創建了一個西班牙文的社交媒體，這個工作也讓他吸引了扎克伯格的注意。2007年，他加盟Facebook，他利用外包的形式完成了網站的翻譯工作，讓Facebook省下了在數百個國家中尋找翻譯人員對網站進行翻譯的人工開銷。一夜間，全世界的人們可以使用自己本土語言版本的Facebook，然那些不會英語的客戶也成爲了這個服務的用戶。

　　增長團隊突然取得了成功：幾個月之內，Facebook的用戶數量超過了MySpace。通過在平臺上對用戶進行分析，然後對產品設計進行調整，他們終於讓月活用戶這項指標得到了提升。2016年，扎克伯格曾對一衆創業者表示：“通過分析，我們對用戶有了更多的瞭解，對他們在網站上的行爲習慣也有了瞭解，這讓我們成功地留住了這些用戶，提升了他們的參與度。”

　　讓用戶上癮

　　增長團隊的關鍵決策給Facebook帶來了快速的增長，但是他們同時也讓Facebook陷入了一個巨大的社交實驗，而無論是這個團隊，還是整個世界，都沒有對此做好準備。在那幾年中，人們還沒有開始討論社交媒體的影響，也沒人質疑讓來自世界的數億人在平臺上花費大量時間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

　　特雷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是一名計算機科學家，也是谷歌的前員工，他以聯合創始人的身份建立了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這個組織旨在對抗硅谷企業所採用的讓用戶上癮的設計方法。哈里斯表示，企業對用戶時間和注意力的追求，導致產品開始利用人性中的脆弱點。而這種設計方法，正是以Facebook的“活躍用戶”爲典型。他說到：“所謂的增長黑客，實際上是做一些違反人類社會和心理本能的事情。”

　　增長團隊所做的事情，從長期來看起到了一種連鎖效應；利用人類的上癮傾向，減少隱私，或是刺激假新聞的傳播。2008年，Facebook的增長團隊遇到了他們誕生以來的第一個挑戰。Facebook的用戶留存數據顯示，如果新用戶在註冊後無法快速在平臺找到生活中的朋友，他們就會離去，而且很少有人會再次返回平臺。於是Facebook需要讓用戶在註冊後立刻發現至少10名朋友，舒爾茨將這稱爲“魔力時刻”。

　　爲了完成這個目標，他們創建了一個名爲“可能認識的人（People You May Know）”的功能。新用戶被告知，如果他們允許平臺讀取他們的聯繫人信息，Facebook將能夠更好的發現他們的朋友。這些信息此前是電子郵件聯繫人，而現在成了智能手機聯繫人信息。一名前Facebook員工表示，這個簡單的工具改變了公司的命運，他說到：“這個功能對於公司來說極其重要。”

　　然而這個如今已經被幾乎所有應用所廣泛使用的功能，卻讓人們的社交網絡變了味。Facebook成爲了“數字毒品大亨”。哈里斯表示，“可能認識的人”功能鼓勵用戶邀請聯繫人中所有的人，而這種邀請並不是因爲用戶自己想要和好友在網絡上保持聯繫，而是因爲Facebook想要獲得新用戶。

　　這個功能侵犯了人們的隱私，讓人們在沒有獲得允許的情況下貢獻出了自己好友的聯繫方式。人們對這一點非常不理解，爲什麼別人的手機裏存了我的電話號碼，Facebook就有權得知我的聯繫方式？就連一些Facebook內部人士也對這種做法表現出了猶豫，扎克伯格的左膀右臂之一，安德魯·波茨沃斯（Andrew Bosworth）就曾將這種做法描述成“有問題的聯繫人導入行爲”。

　　對於一些用戶來說，這項功能是對他們隱私的嚴重侵犯。2017年，媒體曾報到出這樣一個事件：一名男性用戶發現Facebook給他推薦了一個好友，而這個人正是他通過捐贈精子而誕生的女兒。Facebook將這個女孩推薦給他，只是因爲他手機中存有女孩法律上的父母的聯繫方式，而他與女孩的法律父母並非Facebook好友。此外，Facebook還會將同一名心理醫生的不同病人推薦給彼此，這一切都因爲這名心理醫生手機裏存着所有病人的手機號碼。

　　從商業角度來看，“可能認識的人”毫無疑問是一個成功的產品，於是這種行事方式開始在Facebook內部大肆蔓延。之後Facebook有推出了“照片圈人（Photo-tagging）”功能，每當用戶在照片中被其他用戶標記出來，用戶就會收到提醒，鼓勵他們回到Facebook平臺上查看。此前，就算你和照片上的人不是Facebook好友，你也可以將其圈出來。更有甚者，就算照片上的人不是Facebook用戶，你也可以將其進行標記，之後Facebook會通過這個人的手機號碼對其發送提醒，而如果這個人想要查看這張照片，他/她必須要註冊成爲Facebook的用戶。毫無疑問，這些都是Facebook用來增加用戶數量的工具。

　　在Facebook開始允許開發商，例如遊戲開發公司，在該平臺上運行應用之後，他們也使用了類似的手段。用戶有可能會暴露其他好友的數據，而且通常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這種做法開始讓Facebook陷入了麻煩，最終導致了劍橋分析這類重大事件。科研人員亞歷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收集了大量的用戶信息，讓將其提供給了劍橋分析這個數據分析機構，而這個機構在大選中與特朗普進行了合作。在2014年科根發起的一次調查中，只有25萬人參與了調查，但是這些人的好友數據也遭到了暴露，科根成功的獲得了多達8700萬用戶的數據。

　　一位Facebook前高管說到：“這種做法絕對與用戶隱私發生衝突。”

　　社交媒體

　　2009年初，公司推出一個新的妙招：“點贊”按鈕。這個功能讓人們不時地回到平臺上，查看自己上傳的照片或更新的內容是否被其他人“點贊”，從而享受那一絲絲的滿足感。正如哈里斯寫道，這種設計將我們的智能手機變成了“老虎機”，爲用戶帶來各種令人上癮的獎勵；我們無休止地查看通知消息或刷新頁面，只爲那一絲期待。一系列的其它設計決策也無不鼓勵用戶在網站停留更長時間，比如無限下拉刷新和2013年推出的視頻自動播放。

　　在公司內部，Facebook員工並不十分在意他們的策略會讓用戶上癮。畢竟，人們仍舊花大把時間看電視（即便到現在，很多人仍舊喜愛看電視）。“我們知道這種上癮行爲偶會發生。我們沒有將其視爲產品的核心，也認爲它是Facebook獨有的東西——至少跟網絡成癮相比，確實如此，”一名早期Facebook員工說道。

　　當Facebook看到潛在的競爭對手時，它會主動改變，以避免用戶流向新的競爭對手。2012年和2013年，Twitter形成氣候之後，Facebook迅速在自己的平臺上推出新聞分享功能，鼓勵更多公共對話和對標籤的使用。Kirkpatrick說，公司迅速擴展自己對Facebook的定義——將每個用戶變爲微型廣播公司。“回想起來，其中許多變化導致事情在後來變得雜亂無章，在政治方面尤其混亂，”他說。

　　2006年，Facebok推出“消息流”（News Feed）功能，但被部分用戶反對

　　2011年，扎克伯格宣佈視頻聊天和羣組聊天等新功能

　　2015年，Facebook辦公室

　　Facebook用戶很快便習慣了在該平臺上獲取新聞：今天，有三分之二的美國用戶表示，他們主要從社交媒體上查看新聞。Twitter也在監管假新聞和機器人這些問題上困難重重。但是在Facebook上，由於人們更傾向於主要跟家人和朋友交流，因此假新聞更加難以區分。在這些過濾泡沫中，釣魚網站、假新聞和謠言得以迅速地、悄無聲息地傳播，幾乎無人對這些信息的真僞進行覈實（這個問題在Facebook於2014年收購的應用WhatsApp上更加嚴重）。

　　扎克伯格似乎對人類行爲過於樂觀，這使得他未能預先料想到“快速突破”的一些負面結果。2010年他被《時代》雜誌評選爲年度人物，在接受該雜誌的採訪時，扎克伯格說：“我實實在在相信，好的東西會傳播得更遠。”事實上，自此之後，許多基於Facebook數據的研究已然證明，“好的東西”並非傳播得最快。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參與了頭條假新聞傳播的人數遠遠高過真實新聞傳播的參與人數。煽動憤怒情緒或恐懼心理的報道最有可能被點擊、評論及轉發。這些內容的高互動水平意味着，它們將獲得Facebook那由算法驅動的動態消息的優先推薦。舒爾茨認爲，若團隊僅側重於“短期的戰術勝利”，那麼團隊的表現會大不相同。他讚賞團隊爲訪問用戶數據尋求用戶許可，即便操作系統並未要求他們這麼做。“只有平臺有用又有價值，只有用戶感到安全，沒有受到騷擾，他們的信息也是安全的，並且我們共同打擊濫用行爲時，人們纔會不斷回到並繼續使用Facebook，”他說，“這是團隊工作的宗旨。”

　　但是另一名Facebook前員工告訴《金融時報》說，當公司高管表示公司對不法行爲者和釣魚網站零容忍時，他並不相信這些人所的話。“我要說的是，‘沒錯，這就是你們所代表的，因爲你們的所有指標都與平臺上更長的停留時間密切相關’，”他說。

　　Facebook是這麼向廣告主兜售自己的——影響人們選擇的理想媒介。如今，Facebook和谷歌肩並肩，一起主導着數字廣告市場。

　　朱迪·艾斯特林（Judy Estrin）是一名互聯網先驅兼連續創業者。她認爲，虛假信息更多地來自平臺的“故意爲之”而非“負面結果”。她說：“平臺利用人們的情緒反應，反過來控制這些人：這就是廣告的本質——傳播信息並說服受衆——並且還達到了一個全新的規模水平。虛假信息與惡意目的使用的是同一類工具。”

　　增長團隊的權力

　　2012年秋季，當Facebook突破10億用戶大關時，舒爾茨和奧利凡互相噴灑香檳以慶祝這重要時刻。每個辦公室都裝點着氣球，公司發佈了一則視頻：將社交網絡與椅子、門鈴和飛機進行對比。提倡互聯人們的Facebook已成爲傢俱的一部分。

　　“這是一場狂歡，太瘋狂了，”一名前Facebook高管說道，“在此之前，世界上從未有人能夠以這樣的速度實現如此宏大的目標。”微軟用了26年纔有了10億Windows用戶，谷歌搜索爲此也花了12年的時間。

　　2012年，Facebook選擇上市。隨着頭幾個月投資者對公司憂慮重重，擔心儘管用戶轉向移動平臺，但廣告主未必願意跟隨時，快速增長更是成爲了Facebook的頭等大事。華爾街密切關注着公司的月度活躍用戶，接着是日活躍用戶等等。漸漸地，增長團隊不僅需要對扎克伯格負責，還要對無甚牽涉的股東負責。

　　那些發現問題的人卻常常被選擇性忽視。很多接受《金融時報》採訪的前Facebook員工都提到了公司內部的文化——無人能輕易質疑高高在上的增長團隊。“這就好比權力的遊戲，”其中一名前員工說，“與鐵王座近在咫尺的無疑是增長團隊……他們爭先恐後地表明自己與馬克的關係是多麼親近。”

　　另一名前員工說，他們曾談到過產品的隱私問題——但每次都得不到重視。增長團隊的態度可謂“積極反對”。“好像在說‘你們都應該被趕出公司，你是公司的毒瘤，你不懂團隊協作’等等，”這名前員工告訴《金融時報》，“Facebook賦予錯誤的人權力，又剝奪他們權力。到了危機關頭，增長總是佔上風。”

　　去年年末，當英國議會發布了一組作爲訴訟的一部分而被議會獲得的Facebook內部郵件時，上述的衝突得以公之於衆。在一封2015年2月發送的電子郵件中，一名Facebook的產品經理邁克爾·勒布（Michael LeBeau）寫道，增長團隊打算向Facebook的Android手機用戶請求訪問他們通話記錄的權限，以識別他們的最親密好友。勒布評論說：“從公關的角度來看，這件事風險較高。但是毫無疑問，增長團隊會不顧一切地付諸行動。”最後，Facebook照做了。

　　在公司外部，自2011年以後，批評的聲音越來越響亮。如奧地利的麥克斯·施雷姆斯（Max Schrems）等隱私活動家積極督促監管機構研究該公司處理數據的方式。在美國，反誹謗聯盟呼籲Facebook刪除平臺上的仇恨言論。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等學者發表論文，提到社交媒體成癮是如何扭曲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等等。

　　Facebook的政策團隊經常與隱私活動家等批評人士會面，但很多人擔心公司並不會洗耳恭聽這些人的意見。創造了“過濾泡沫”一詞的以利·帕雷瑟（Eli Pariser）很是擔心“過濾泡沫”對社會的影響。他告訴《金融時報》說，他認爲，Facebook對自己給世界帶來的好處存在“過度的自信”。他說，對少數指標的關注讓Facebook難以看到平臺給人們帶來的“截然不同”的社交媒體體驗。

　　駐紮在緬甸的科技創業者大衛·馬登（David Madden）在去年接受PBS採訪時說，他曾在2015年的時候，提醒過Facebook，有關平臺上針對緬甸少數穆斯林羣體的仇恨言論。在Facebook總部的一次演講中，馬登告訴衆員工，和無線電廣播在盧旺達種族清洗事件中起到的作用類似，平臺正走向在屠殺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危險之途。公司的迴應則是表示，他們需採取實質性行動——但馬登認爲，Facebook並沒有採取行動。公司稱其確實處理了個別內容和問題，但也承認對問題的處理不夠積極。

　　未來4年，Facebook三分之二的用戶增長將源於亞洲

　　當俄羅斯在2015年試圖在烏克蘭試行新的虛假新聞戰術時，烏克蘭政府也曾向Facebook反應過這個問題。如今衆所周知，俄羅斯隨後將在烏克蘭創建的模式，應用到了美國。Facebook否認與烏克蘭官員討論過假新聞問題。但是，烏克蘭總統辦公廳副主任德米特羅·西米奇（Dmytro Shymkiv）在2017年告訴《金融時報》說，當時Facebook的迴應是：“我們是一個開放平臺，旨在爲每一個人提供交流可能性”。

　　舒爾茨不認同人們對增長團隊不聽取外部意見的指責。他說，團隊與公司其他人合作密切，包括隱私、政策和法務部門的員工。他質疑那些感到被邊緣化的前Facebook員工的動機。他說：“我覺得，調查一下很多已經離開Facebook的人的動機以及他們爲什麼決定公開這些事情，結果一定十分有趣。”他承認，單憑數據你無法理解的“東西有很多”。他還說，他並不似那些議論中說得那麼強勢。但他又補充說：“我覺得我遇到的很多人可能沒把握住重點，因爲他們僅憑直覺做事，而他們的直覺是，數據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改進也難以彌補缺陷

　　對於Facebook上的假新聞可能影響用戶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投票這一指控，扎克伯格起初嗤之以鼻，稱這種說法“瘋狂可笑”。但是，隨着有克林姆林宮背景的互聯網研究機構（IRA）曾在該平臺上散佈導致分裂的虛假信息的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扎克伯格不得不公開道歉。Facebook在2017年10月承認，美國約有1000萬用戶看到了俄羅斯的廣告，其中44%的閱讀量發生在大選之前。扎克伯格要求自己在增長團隊的忠實員工重新設計網站，以阻止並檢測虛假帳號、虛假新聞和仇恨言論。

　　從那以後，Facebook與事實檢查員展開合作，將他們判斷爲虛假的報道進行降級處理，並從其廣告網絡中刪除了受經濟利益驅動的虛假網站。公司還刪除了數百萬個來自俄羅斯和伊朗的虛假帳號及活動，並要求進行身份驗證以防止國外參與者在平臺上投放廣告。公司還爲政治廣告創建了一個可搜索的數據庫。

　　眼下，Facebook一共有3萬人在從事安全保障工作，其中有近一半是內容審查員，負責撤掉平臺上的不當內容。公司還發布了社區標準，開發了上訴系統，試圖在決定哪些內容留下、哪些內容需要刪除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更加公平公正。公司還在測試成立一個獨立機構，以監管這些決策。在緬甸，Facebook遲來地聘請了近100名緬甸語專家來審查相關內容，並向緬甸派遣了政策、研究和工程人員。

　　爲應對人們對數字技術令人上癮之本質的日漸增長的擔憂，公司還爲用戶提供了短暫關閉某些通知消息的選項，以及提供“使用時間”儀表盤，來幫助用戶跟蹤他們在網站上停留的時間。

　　在隱私方面，Facebook也已經放棄與數據中間商的數據共享合作，並屏蔽了部分應用開發商。本月初，扎克伯格表示，公司將專注於開發更加註重隱私的平臺，比如WhatsApp和Facebook Messenger。但他那進一步集成消息應用的方案，實則是在讓Facebook對用戶與用戶之間的聯繫有更多地瞭解——對隱私的關注也並未延伸到阻止廣告主使用數據向用戶定向投放廣告。

　　很多Facebook前員工均同意舒爾茨的觀點，即增長團隊正直，雖然理由不盡相同。有些人認爲，增長團隊行之有效，是因爲該團隊的領導人是少數能夠對扎克伯格說不的人。

　　霍芬格認爲，在談到正直性這方面時，增長團隊的單一側重點或許足夠強大。“從一個十分有趣的角度來看，增長團隊可能是這世界上最關注正直的人，”他說。

　　然而，增長團隊不太可能會改變Facebook的基本運作方式。它不會改變廣告業務。廣告業務依賴於獲得比競爭對手更多的用戶關注，並使用數據來定位用戶。它也不會顯著改變動態消息背後的算法，以優先考慮深度思考，不會放棄“點贊”按鈕，或不再發送吸引用戶回到平臺的通知消息。“您可能認識的人”這一功能仍在挖掘用戶的地址簿，Facebook仍在你瀏覽網頁時收集與你有關的信息，以及其爲了在新隱私規則下獲得歐洲用戶同意的算法亦受到諸多隱私活動家的質疑。

　　與此同時，Facebook面臨的挑戰正在不斷變化和擴大。克賴斯特徹奇恐怖襲擊事件的嫌疑犯在平臺上對襲擊進行了直播；在事件發生後的24小時內，150萬個有關該次襲擊的視頻被上傳到Facebook上。儘管其中超過120萬個視頻在上傳時即被屏蔽，但仍有30萬個視頻在刪除前被用戶所觀看。新的造假技術等也會讓這種“打鼴鼠”式的功能變得更加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