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海灘上的於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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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潮”海灘上的於洛先生

　　文 | 張曉東

　　《阿涅斯的海灘》電影海報

　　今年是法國電影“新浪潮”60週年。而前不久，“新浪潮”老祖母阿涅斯·瓦爾達以90歲高齡離世，這如同一個爲了紀念的告別，似乎這裏面還有她本人標誌性的幽默意味：用最後的“行爲藝術”幽“新浪潮”一默。她在80歲導演的那部《阿涅斯的海灘》，不是已經開始了一場“漫長的告別”嗎？她在比利時、洛杉磯等地拍了不同的海灘，甚至在巴黎的公路上人工製造了一個“海灘”，當她在海灘漫步，彷彿在回放自己的人生；海灘的意象，又讓人聯想到那個世界電影的關鍵詞：新浪潮。

　　阿涅斯·瓦爾達

　　但不知爲何，筆者看到海灘的時候，卻想起另外一個法國電影大師雅克·塔蒂來。感覺應該是這個電影中的“於洛先生”，在海灘上搞搞怪，愜意地戲弄着海灘上的“中產階級”，弄出許多笑話來。

　　並且，雅克·塔蒂似乎也一直遊離於“新浪潮”之外，點上他標誌性的菸斗，優哉遊哉地躺在海灘的陽傘下，看着“弄潮兒”們游泳……

　　雅克·塔蒂

　　一般並不把雅克·塔蒂算在“新浪潮”導演之列。主要的原因是在“新浪潮”成爲一股浪潮之前，塔蒂的法國電影大師身份就已經建立了，就好比羅貝爾·佈列鬆那樣，他們都已經有自己鮮明的藝術風格，獨特的電影語言，都有着難以撼動的“江湖地位”。

　　但是，雖然“新浪潮”涉及一種“代際”的機制，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雅克·塔蒂是“老”的，反而他具有與“新浪潮”同步的“新”，當然他過於獨特，和特呂弗等人的“新”完全不一樣。他的傑作之一《我的舅舅》（1958）便拍攝於“新浪潮”期間，並且，新浪潮的“教父”安德烈·巴贊及其主持的《電影手冊》，也從不放過對雅克·塔蒂的讚美。

　　但有幾個問題阻擋了我們對塔蒂的認知。首先他以拍攝喜劇片著稱，這嚴重限制了平庸觀衆的想象，即把喜劇與娛樂、商業、甚至低俗畫等號；其次，他的影片產量不高，即便頂着大師名號，也會苦苦限於資金困難；第三，他的電影需要一再觀看，方能瞭解其中妙趣，這對於進電影院無非想找找樂子的觀衆來說，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然而，一旦進入雅克·塔蒂的電影時間，我們又怎能不爲他所俘獲？在一種看似輕鬆的氛圍中，我們彷彿覺察到了自己的種種侷限性，這些鏡頭裏麪包含着整個時代的症候，而他的諷刺彷彿又是那般的寬容。

　　雅克·塔蒂雖然是個法國人，但其實他的血緣和高盧人關係不大，他的祖父是荷蘭人，外祖父是俄羅斯人，祖父和梵高有交往，外祖父則是末代沙皇的俄羅斯駐法大使。他的姓氏即來自外祖父，原姓塔蒂謝夫，後來他最偉大的傑作《玩樂時間》在歐美票房遭遇滑鐵盧，只在1968年的莫斯科電影節拿了一個銀獎，在那裏他受到了熱烈歡迎，有不少蘇聯導演學習並繼承了他的風格，例如格魯吉亞電影大師奧塔·伊奧謝里亞尼，以及謝爾蓋·奧夫恰羅夫等。

　　《玩樂時間》劇照

　　雅克·塔蒂標誌性的角色，就是他本人親自出演的“於洛先生”。這是一個“階級感”有點模糊的形象，介於城市平民和中產階級之間吧。他總是穿着卡其色的巴爾肯式風衣，戴着禮帽，打着領結，叼着菸斗，似乎是個老派紳士的樣子，但是仔細一看，褲子短了一截，鞋子很舊，衣服也褪了色，卻整天一副悠閒、自得其樂的樣子，有時候在姐夫的工廠幫幫忙（《我的舅舅》），有時候又是汽車設計師（《交通意外》），但總的來說像個“閒人”。他最好的朋友是工人、貧民、孩子、貓兒狗兒鳥兒。他時時在幫忙，卻處處像搗亂。“於洛先生”作爲世界電影史上的一個經典形象，已經遠遠超出了“喜劇”範疇。

　　“於洛先生”第一次出現，便是在海灘上——1953年的《於洛先生的假期》中，塔蒂扮演了一個來海邊度假，看起來處處不合時宜的於洛先生。這部影片受到評論界的極大好評，並在戛納大放異彩。安德烈·巴贊在《電影手冊》上撰文稱之爲“世界電影中最偉大的喜劇作品，也是有聲電影史上的一件大事”。

　　實際上，人們對“喜劇”的誤解很深。寫過戲的人都知道，寫喜劇的難度其實遠遠大於悲劇，因爲很難創造一個短時間內能讓人發笑，又不令人尷尬或覺得粗俗的情境（民間的狂歡節文化和小市民低俗鬧劇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這也是絕大多數小品難以稱得上喜劇的原因。如何在一個合理的情境中展示出其中的不合理性（荒謬），需要真正的智慧。長期以來，總有人把喜劇與“故意逗人發笑”畫上等號。另一方面，有限的幾個喜劇大師其實都是在演悲劇，例如卓別林，幾乎他所有的經典喜劇都要以煽情效果（這令他的電影總是在傑作與感傷情節劇之間徘徊）的悲劇結束，再如勞萊與哈苔，他們反覆互相折磨，但內核是一種無名的悲哀感，好笑只不過是他們爲悲傷披上的一件外衣。巴斯特·基頓在動作喜劇方面展現了他的天才。

　　而雅克·塔蒂的喜劇對前輩來說是個極大的突破，到現在也還沒有一個喜劇導演能超越他，他將喜劇電影提高到與“高級的”藝術電影同樣的地位。其內在來自於和契訶夫喜劇的相似度，即不借助情節劇模式，而是用生活本身去展現日常生活的荒誕性，以及不動聲色地對這種荒誕性進行諷刺（有時候塔蒂的電影幾乎沒有劇情可言）；其外在則是他多年訓練、嫺熟控制的身體動作語言：不同於卓別林經典的那個小人物冒充紳士的流浪漢夏爾洛，於洛先生是真正優雅的紳士，他有一種貌似笨拙的靈巧，然後用這種笨拙的靈巧將電影畫面中的那個虛榮的中產階級社會的各種“靈巧”與“高雅”一一揭露，使其暴露出他們的真面目；並且，這種揭露並不是“大批判”式的，想想《於洛先生的假期》中那段打網球的鏡頭吧，可謂電影史上最出色的運動段落之一，塔蒂藉助聲音的效果，用“笨拙的高雅”的肢體語言表達出了多層面的意思，將所謂“中產”的矯揉造作一一擊潰，那些“高雅”的話語詞彙經過塔蒂的“降格”處理之後，竟然變得不得體，甚至醜陋了。

　　當然，這種肢體語言的訓練來自他運動員的出身，來自他舞臺劇啞劇演員的多年實踐。他的早期代表作《節日》（1948）已經將這種優勢展現得淋漓盡致了，當代的“憨豆先生”也是藉助肢體語言，傳遞喜劇效果，然而缺少了他全部的優雅，更不用說那種隱藏的批判性。在《節日》中，在於洛先生的形象還沒有被創造出來，主要依靠啞劇喜劇的動作表現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故事有批評鋒芒，即對美式消費主義的涌入，對美式生活迷戀的那種諷刺性。《節日》已經獲得了巨大票房成功，但是導演卻捨棄了這個成功的郵差弗朗索瓦的形象，果斷離開了所謂的舒適區。這也是一流藝術家才具備的品質。

　　在《我的舅舅》中，我們看到了於洛先生的姐姐、姐夫、外甥一家人。在姐夫和姐姐看來，於洛先生是個“不上進”的人，住在老房子裏，跟三教九流混在一起。只有外甥打心眼裏喜歡舅舅，他不喜歡爸爸的新式汽車，反而喜歡舅舅的自行車，因爲只有舅舅帶他去吃路邊攤，跟他玩泥巴，和他一起淘氣。於洛先生的姐姐、姐夫及其來往的“上流社會”，他們所熱衷的現代化豪宅、最新電器、“上流的”生活方式等，反而暴露了他們的庸俗，而正是這種庸俗在塔蒂的鏡頭下特別好笑，尤其是以現代化爲名的消費主義，幾乎無所遁形。看似高雅的小提琴手，只要一張鈔票就可以表演一種“媚雅”的俗氣音樂。巧妙的是，塔蒂在影片開頭和結尾都有一段“上流的”寵物犬和流浪狗爭搶垃圾食物的戲，穿馬甲的寵物犬和流浪狗一樣在電線杆角落撒尿，然後回到那個“豪宅”去，而豪宅裏的“主人”卻遠遠沒有這種自由和快樂。並且，這部影片當時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當然對於今天的觀衆而言它已經偏“雅”了），並榮獲1958年的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和1959年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特別有意思的是，今天的“百度百科”對這部影片如是解讀（雖然可能是翻譯過來的）：“該片講述了行事古怪的於洛由於習慣了傳統生活的節奏，在現代化的世界屢遭碰壁的故事。”這本身就是個極大的諷刺，而且特別有喜感。

　　當於洛先生再次出現在觀衆面前的時候，已經是1967年了。《玩樂時間》中的於洛先生已經兩鬢斑白，但依然是那身打扮。今天看來，《玩樂時間》依然是一部現代得難以置信的電影，很多電影評論家將其視爲神品中的神品，甚至稱其爲“電影史上最偉大的一部影片”。但與專業人士的一致推崇相比，這部傑作的實際境遇很糟糕，能看懂的人很少，而導演爲此片幾乎投入了全部身家，賠得一乾二淨，更糟糕的是當時的批評界也是滯後而保守的，只有他的老家莫斯科，這部影片得到了應有的尊重。幾十年後，當這部影片再度被“發現”，西方的評論界已經後悔莫及，因爲只有蘇聯保存了最完整的一個拷貝。這部幾乎是後現代的電影傑作怎麼讚譽都是不過分的；它如此深刻，卻又如此寬容地拍出了“現代”社會的距離、疏離、人的物化、精神的庸俗化、萎靡、資本機器的監視……即便是一流的、訓練有素的電影批評家，也得看上好幾遍，才“看得過來”其中的鏡頭。是的，塔蒂斥巨資搭建了很多實體的景觀，包括建築物。影片中每一幀畫面都不是浪費的，都包含了密度極高的信息量；人們的生活、舉動被放在一個個玻璃房間、玻璃門後“展示”，比商品更商品，姑娘們在一個個骨灰盒一樣的空間裏（即今日女孩們嚮往的“寫字樓”隔斷）展示自己的“優雅”，卻如此虛假，如同機器人。即便僅僅從“技術”層面來看，《玩樂時間》也堪稱電影史上難度最高的幾部影片之一。這部電影的場面調度是迄今爲止世界所有電影中最複雜的，但更高級的地方在於，它看起來是最輕鬆的。影片中，於洛先生誤打誤撞進了招待美國旅行團的餐廳，這幾十分鐘長鏡頭的場面調度令人瞠目結舌，只有反覆看好幾遍，才能領悟到它創造出了多麼複雜的景深，而且毫無破綻，天衣無縫！

　　《交通意外》（1971）中，於洛先生又變成了一個汽車設計師。這部影片可以看作導演向“接地氣”的一面略有迴歸，但同樣充滿了塔蒂的個人風格。只是整體偏暖，無論故事還是影片的色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