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我們聊到全國掃黑辦的發佈會，裏面提到了“惡勢力鑑定指南”，說到處置黑惡勢力財產這個“土壤”以使其“灰飛煙滅”，也談到了發生在我們身邊、時不時見諸媒體的“軟暴力”、“套路貸”。

　　應該說，中央開展的掃黑除惡專項運動進展一年多，全國各地的成果還是相當顯著的。當然，這其中也不乏各種“低級紅”和“高級黑”——比如把醫生和失獨家庭列爲黑惡勢力，一些奇葩的標語，這些我們都看過了。

　　不過，據島叔在全國各地基層的調研經歷而言，黑惡勢力也在不斷“與時俱進”。要打贏這場長期艱苦的持久戰，還得下相當一番功夫。

　　“轉型”

　　比如，在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打擊方面，我國目前已有較爲完善的法律依據。《刑法》第294條，對“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就有非常詳細的界定。客觀講，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打擊的適用法律要求，也比較高。

　　隨着法治建設的逐步深入，黑社會性質組織自身也有越來越強的“法律意識”，其組織行爲也越來越隱蔽。很多具有明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集團，其運作方式在這幾年有了很大的改變，組織方式朝兩極化方向變化。

　　一方面，一些犯罪集團熱衷於企業化運作，強化“正規化”建設，對集團成員的紀律約束有所加強。他們已經基本上不運用明顯的暴力、威脅手段，人們很難辨別出其在行爲特徵上與一般企業的區別。

　　而另一部分犯罪集團，則通過弱化組織化程度，“化整爲零”，從而實現法律規避。這些集團哪怕是要組織實施聚衆鬥毆等“低級”的犯罪行爲，也是以臨時僱傭的方式在社會上招募“馬仔”。

　　我們的社會文明瞭，而黑社會也隨之“文明”了起來。那些曾經混社會的“企業家”，現在都對打打殺殺嗤之以鼻，覺得那是“沒文化”“不懂事”。

　　島叔就曾訪談過一位已經成功“轉型”的“企業老闆”。他自稱“就喜歡和文化人打交道”，在講述完年輕時的“奮鬥史”後，還開玩笑能否請島叔給他寫一本書。以滿頭刀疤爲明證的、年輕時打打殺殺的日子早就過去了，“政府也不允許”；哪怕是他這樣的混混頭子，也得轉型做“文明人”，否則就會被時代淘汰。

　　話又說回來，黑惡勢力的根本依仗，還是暴力、威脅等手段。這些老闆不去做，自然有“員工”或者“伢兒”去做。一些“聰明”的領導者，一方面加強核心成員的“正規化建設”，一方面又傾向於把低級混混置於“臨時工”的地位，雙管齊下，降低其組織風險。

　　現在，就連“伢兒們”也懂得分寸了。在一次田野調查中，島叔碰到幾個“管理員”收沿街攤販的“衛生費”。這些“伢兒們”收費時也“講規矩”：拿了攤主的小喫，還要付錢；一個攤主說當天沒法交費，“伢兒們”也不着急，說“明天是截止日期、否則滾蛋”一句時，竟顯得風輕雲淡。

　　簡單說來，“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是一項較爲成熟的罪名，其認定條件也較爲嚴格。但任何法律實踐都遵循“控制辯證法”，應對治理者的決策，被治理者也學會“適者生存”。

　　換言之，法律要求越高，越嚴格，懲罰的標準很明確了，打擊的精準度增加了，但那些有心的犯罪分子，則可以將之視爲一份可供操作的“避罪指南”。

　　比如，很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從事黃賭毒等產業。如今在很多地方，連“開賭場”都變得隱蔽了不少。小區裏的會所，鄉間的“茶館”都成了賭場的外衣。賭博方式就用普通的打麻將的形式，只不過是50元、100元一局的“大牌”而已。

　　一些在鄉間“作局”的黑社會頭目，也極會“算計”，最大程度地規避了公安機關的打擊。在熟人社會中，他們以“給點面子”爲由慫恿賭徒參與；收債時也犯不着魚死網破，而是派幾個小混混到賭徒家裏“坐坐”，或者街上碰到了“接到”縣城賓館去“玩玩”，不拿到錢就不讓回家。

　　難題

　　黑惡勢力如此“與時俱進”，自然給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法律實踐造成不小挑戰。

　　首當其衝的是，它加大了警力消耗。哪怕是一起案件，也得費極多的警力——要梳理犯罪集團的內部組織結構、主要經濟活動、系列犯罪行爲，建立完整的證據鏈，每個方面都要有極爲專業的技術，還得附加以大量的基層基礎工作。

　　然而，專門機關的力量又十分有限。島叔在基層公安機關調研時發現，大多數地方的破案率其實都在20%以內。爲了保障大案、要案的偵辦，就得讓一些普通案件延後。一些民警直白地說，連他們自己和家屬的手機被盜了、夠得上立案條件，都不會去立案，因爲“立了案也沒有警力去偵破”。

　　中央提出了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後，各級機關都成立了掃黑辦，抽調專門的警力從事掃黑工作。

　　島叔遇過的一個市級公安機關，掃黑專班從各個縣級公安機關抽調了100多警力，都是基層骨幹。哪怕如此，也無法應對龐大的偵辦工作量。這也給基層公安工作帶來了壓力：畢竟，每個縣級公安機關也有打擊任務，還不能放掉常規性的警務工作。

　　更爲重要的是，很多黑社會性質組織其實已經通過“轉型”變灰、變白了。因此在相關黑惡案件中，“惡勢力”要比“黑勢力”多得多——它們夠不上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要件，卻又被老百姓深惡痛絕；無論其犯罪的動機、犯罪行爲方式還是犯罪後果，都不亞於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

　　我們注意到，在最新發布的4個《意見》中，就有對於“惡勢力”的詳細界定。簡單來說，惡勢力就是那些暫時還夠不上“黑社會”標準，但是“經常糾集在一起”，“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多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爲非作惡，欺壓百姓”。最後這8個字，可以看作是對“惡勢力”的重要界定標準。

　　標準

　　應該說，兩高兩部這回印發的4個《意見》，迴應了專門機關在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對“寬嚴相濟”的法律需求。

　　一方面，“惡勢力”必得等同於其他一般犯罪分子，必須嚴懲。事實上，更能幹擾人民羣衆安全的可能不是黑社會性質組織，而是分佈甚廣、無處不在的惡勢力。

　　最近幾年，島叔身邊就遇到過親人遭受惡勢力不同程度滋擾、威脅的情況，有一位幾乎被逼自殺。如同4個《意見》所提及的，惡勢力的確夠不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要件，但這些犯罪分子沆瀣一氣，爲禍鄉裏，且借用熟人社會網絡，他們更容易給羣衆造成恐慌，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秩序。

　　從源頭看，此前惡勢力之所以可橫行鄉裏，恰恰是因爲他們躲避了法律制裁——並不是公安機關不作爲，而是他們鑽了法律的空子。每次公安機關採取的措施，對這些人而言只能算是傷及皮毛而已。

　　一些惡勢力，甚至還將受到專門機關的打擊視爲“資本”，被懲罰之後，囂張更勝從前。畢竟，就黑惡勢力的組織文化而言，“爭勇鬥狠”是獲得羣體認同的重要途徑。而爲了減少這種“逆向激勵”，提高懲罰力度、增加犯罪成本就成了關鍵。我們看到，此次的指導意見中，對於認定後的“惡勢力”應該採取何種懲罰措施，有非常詳細的規定。

　　同樣，“惡勢力”則不能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作完全等價的處理。此次《意見》就在這個層面上，用1600餘字的篇幅詳盡規範了惡勢力、惡勢力犯罪集團的認定標準；更明確的是，對首要分子、重要成員和主犯，“從重從嚴”；而對“僅因臨時僱傭或被僱傭、利用或被利用以及受矇蔽參與少量惡勢力違法犯罪活動的，一般不應認定爲惡勢力成員”。

　　這並非“輕輕放過”。如前所述，很多惡勢力的成員其實就是專司“爭勇鬥狠”的“臨時工”。他們雖爲惡勢力幹活，但他們的確拿的是“工錢”，並沒有獲得多大利益，甚至對每次集體行動的背後組織意圖也不清楚。這些沒有組織身份的“小混混”當然不能和首要分子混爲一談，如何規訓與懲罰，需要酌情、慎重考慮。

　　掃灰

　　其實，島叔一直有一個觀點：“要打黑，先掃灰”。

　　法治社會的建設是一項長期任務。就目前而言，基層社會還存在大量灰色空間，充滿着各種“討價還價”的過程，黑惡勢力尚有較爲深厚的生存土壤。

　　例如，在對城中村改造的調研中，島叔曾和房地產公司的項目負責人有過深入交流。談起“暴力拆遷”，該負責人坦言，對開發商而言，拆遷的“意外”本來就計算在成本之內；項目想要順利實施，請一個“有實力”的拆遷公司至關重要。

　　在此過程中，碰到“釘子戶”，“血酬定律”對拆遷方和被拆遷方都是適合的：“釘子戶”當然可以通過抗拆獲得額外利益，但肯定要付出“血的代價”；拆遷公司如果下決心“拔釘子”，也做好了“送幾個人進去”的準備。

　　這麼說來，在灰色利益的爭奪過程中，黑惡勢力有其市場空間。爭勇鬥狠，本來就是“議價籌碼”；在“普通違法犯罪分子—惡勢力—黑社會性質組織”之間，在“軟暴力-暴力”之間，也存在複雜的譜系。

　　在此意義上，要防止黑惡勢力死灰復燃，從根本上說，要擠壓其生存空間、尤其是這些灰色的利益空間。同時，因爲惡勢力更具隱蔽性，“軟暴力”在其中更易無死角切入、侵蝕社會秩序，故在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打早打小”，就得第一時間掐斷惡勢力脈搏，還社會以安全、基層以清明。

　　這是一道大題，也是一道長期大題。

　　文/呂德文（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

　　編輯/點蒼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