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黎珊

　　2018年9月，騰訊內部架構調整完畢，將原有七大事業羣調整爲六大事業羣，互聯網行業關心的是騰訊如何做To B，而教育行業更關心的是，騰訊To B如何切入教育板塊。

　　騰訊進入到智慧教育領域，比其他企業偏晚了很多。

　　教育信息化發展已有近二十年，2018年進入教育信息化2.0時代，這一年騰訊雲與智慧產業事業羣（CSIG）的成立，從To C向To B轉型，切入教育市場，“騰訊希望做好智慧化升級的’數字助手’。”——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湯道生曾談道。

　　行業裏廣泛流傳着一個故事：對於騰訊的To B佈局，馬化騰曾給過湯道生兩個錦囊。一是要從C的角度來考慮TO B業務，這是騰訊做TO B業務最大的優勢和合理性所在；另一個，爲他提供各種資源，包括找張小龍爭取微信入口。

　　馬化騰沒有食言，在智慧教育項目中，幾乎所有的端口都可以通過微信掃碼完成。

　　這意味着什麼？

　　在天津市和平區，多知聽到了這樣的答案，“不用下載多個APP，在內部進行調用能看到我想用的東西。”、“家長、老師‘零培訓’，所有操作流程和朋友圈一樣。“

　　微信入口爲騰訊的智慧教育帶來了無限的想象力。

　　做教育數據的“打底人”，鏈接各應用產品

　　雖是後入局者，但騰訊看到了自己的優勢。

　　“從技術型、互聯網型公司的角度去研究教育信息化2.0，其核心點可以概括爲大數據的採集跟應用、人工智能在整個教育信息化領域的應用、教師隊伍建設以及打通學校數字化學習各環節等。” 騰訊智慧教育產品負責人付金懋對多知網介紹。

　　“我們把教育信息化2.0真的實踐起來，需要‘大數據打底’，必須有數據，我們才能進一步形成一個個性化的學生畫像，老師才能精準教學。”

　　騰訊擅長“打底”，而教育信息化的難題在於長期“無人打底”。

　　從1.0時代跨入到2.0時代，教育信息化比較顯著的變化在於從“三通兩平臺”變爲了“三全、兩高、一大”。其轉變的原因主要在於，1.0時代產生了大量的數據孤島，沒有統一的數據標準和好用的數據平臺。

　　這樣的情況對於一直在積極探索教育信息化的天津市和平區來說，尤其明顯——在過去的很多年裏，學校的探索經歷越多，其數據孤島的問題越發明顯。

　　在和騰訊合作之前，和平區教育局使用了4個教育信息化廠商的產品，形成了4套數據，但數據彼此之間相互不能打通。“只有搭建底層數據平臺，才能保證’一數一源’。”天津市和平區教育局主任盧冬梅說。

　　”打通“的需求，成爲了教育局及區內各學校之間的共需及當務之急。

　　通過騰訊，天津市和平區教育局搭建了底層數據平臺，讓所有的應用無論廠商，都從這一底層數據平臺上面來獲取基礎數據。

　　“就是誰跟誰都不割裂，誰跟誰也不競爭。同一款產品，我們可以用多個，也可以給基層學校選擇，學校自願選擇，即使和平區整體推了某個項目，也不會作廢學校原使用的項目。”

　　而在打通的基礎之上，生態圈便可以開始形成。

　　”不久的將來，和平區的中小學將完全接進數據平臺，屆時，包括所有的老師、所有的學生、所有的家長，大家都將在一個共同的生態圈裏。“盧主任說。

　　生態圈映射到日常的工作中，在同一個生態圈、同一個數據平臺、同一套數據標準的體系中，天津市和平區的信息化探索將尤其依賴數據。

　　”我們開始用‘兩條腿’走路。“盧主任介紹：

　　第一，無論做什麼，都沉積下數據，並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再反哺回去；第二，採取無感知數據採集或跟隨日常工作“伴隨式採集”，不額外採集。

　　反觀騰訊智慧校園的核心——第一、提供頂層設計的框架；第二、連接了內外部資源；第三、讓數據和應用連接起來。這層邏輯貫徹在每所合作學校的信息化探索中。

　　數據爲王

　　城市在擴大，人口在集中。大城市中心城區的學校都面臨着類似的情況：如何在一個高密度的環境裏面，對孩子進行強有力的管理。

　　在恢復高考以後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裏，和平區的教育水平在天津市始終處於領先地位。而在天津人眼中，孩子進入和平區的任何一所學校，無論學校規模大小，家長都希望是在接受天津市最頂尖的教育。

　　天津市76%的歷史風貌建築和名人故居聚集在和平區，這裏也駐紮着一批百年曆史的學校。

　　天津市和平區教育局主任盧冬梅形容，如果天津是個“狗不理包子”，那老城區和平區就像是裏面的餡兒。處在中心城區，和平區並不具備地理環境的優勢，學校所在區域擁擠，沒有任何拓展空間。

　　走進十九中學，親身經歷這樣的情況：學校門前一條老街道——河北路，往前延伸是金街銀街、濱江道和和平路。走在這條街上，身邊是車流穿梭的單行道馬路，從馬路踏上馬路牙子一米後，就算進入了學校大門。

　　（學校俯瞰圖）

　　這所學校有多大？

　　學校的主體只有一棟樓，囊括了辦公樓、教育樓的功能，除此之外還設有保安室、食堂、實驗樓、體育場，也算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2015年，在教育局的推進下，十九中開始嘗試用數據化的方式對學校進行數據挖掘。十九中採集學生數據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通過學生攜帶的校園卡，校園卡的代表了學生的學號、ID、性別等用戶畫像；二是通過紙質掃描錄入信息。

　　在抓取的數據中，雖然一些數據不直接和教學相關的看似“無用”的數據，但可以窺見學校管理中的難點。

　　十九中對採集數據進行了分析。

　　（1）到校時間

　　每天早上，當學生從校門口路過時，門口的採集器會自動採集一條學生入學數據。

　　在一所學校裏，“誰早來、誰晚走”的行爲與其學業表現是否存在關聯？

　　盧主任介紹，在對300多個學生每天的數據進行了分析之後發現，學業表現好的學生到校時間”早的早、晚的晚“，分佈廣泛，沒有特別規律可尋。但遲到的學生，其學業表現往往是不好的，或者學業表現較差的比重較大。

　　此外，整體看來男生比女生到校比較晚，比女生離校早。“說明可能目前的基礎教育，對於男性的這種天性的壓抑可能還是比較大。”盧主任分析，“不過目前只是揣測，有待進一步挖掘。”

　　（2）“徘徊”數據與用餐數據

　　學生早晨入校的時間是確定的，但有的孩子會提前到校，並在學校門口多次“徘徊”，產生多條打卡數據。盧主任介紹，學校可以根據“徘徊”數據來調整不同季節、不同天氣的開校時間。

　　爲什麼會提前到校，到校後這些學生又做了什麼？

　　在對300多名學生的“徘徊”數據進行進一步挖掘，以及對徘徊數據多的孩子進行問卷調查及家長訪談後，學校發現了早餐情況（在家吃、來學校吃或不吃）和學業數據之間的關係。

　　學生早餐情況主要分成兩類：

　　第一類學生在家裏用過早餐，這類孩子學業表現普遍較好，“基本上無一例外”。這類學生家長因爲自己的職業緣故，會早起在家裏給孩子做好早點，“我們會認爲這個家長對孩子照料的程度會比較好”。

　　第二類學生不在家吃早餐，到學校後，在學校打卡然後在食堂用餐。這些學生正是產生“徘徊”數據的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徘徊”的孩子，一部分孩子在食堂會穩定的吃早點，還有一部分是始終不去吃早點，偶爾會有零食採購的記錄。

　　前者的學業表現也相對更好，盧主任分析，這類孩子一般自理能力會比較強，“孩子的學業表現實際上和自理能力絕對掛鉤”；而後者，其學業表現往往不太好。

　　（3）學業表現數據

　　對於學業表現數據的分析，也使得十九中“家校溝通”工作得到進一步細化。

　　在傳統教育中，班主任和家長對學生的情況掌握程度取決於溝通時間，雖然老師也會去家訪，但現在的家訪頻次其實越來越少，整體沒有實質性進展。但通過對校門口打卡數據、就餐數據、學業表現三組數據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內部所存在的問題。

　　具體到學習數據本身，十九中以班爲單位，會展示學生個人數據並直接推送給家長。學生個人數據，包括對章節知識點掌握程度、年級平均分，比對情況等。家長只能看到自己孩子與常模的比較，學科老師是可以看到學生所教授的這個學科的基本情況，從而去實時的調整教學的節奏和深度。

　　（4）綜合素質評價

　　作爲特色，十九中和騰訊智慧校園合作專門開設的板塊綜合素質評價，已經合作了1年半的時間。

　　盧主任分析，素質評價一直是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割裂的點。“我們常說’一考定終身’，因爲我們做不到全方位的評價孩子，目前高考依然是唯一的比較有公信力的評價方法。”

　　學校需要建立完善的過程記載機制，而綜合素質評價始終成爲不能突破的一個點。

　　在和騰訊合作的板塊中，過程性採集被流程化：學校老師通過系統發佈活動，學生可以報名參加活動，同時提交參加的過程性資料，這些會作爲數據形成積累，最後所遇的數據就形成了綜合素質評價檔案。

　　值得一提的是，綜合素質評價檔案基本上沒有需要個人提交的東西，全是實時記錄的過程性的採集。

　　這樣的嘗試有着更深遠的意義。“目前，數據已經積累的一年半左右的時間，我們想未來如果慢慢推廣，擴大其影響力，也許這件事也許能爲素質評價提供一個切口，真的能使用的話，需要高等院校願意接受這種評價方式。”

　　騰訊對於智能教育大數據在管理中的應用預期是：讓經驗型的教育決策數據化；讓彙報型的教學動態“即時化”。

　　在騰訊智慧教育頂層架構設計中，可以看到騰訊強調的是“數據爲王”——數據是信息化主脈絡、所有應用層爲數據服務、數據爲教學與管理服務。

　　一切都在探索過程中……

　　教育局+學校+老師+騰訊=共創

　　2017年，和平區教育局盧主任晚上八點接到電話，區域內某所學校決定在次日晚八點開始組織選課，此前該校並沒有太豐富的實操經驗。

　　倒計時24小時，盧主任想到的方案是聯繫同在和平區的岳陽道小學的信息技術研發中心進行支持。

　　打開手機，微信建羣；

　　成員進羣——某校教務員、岳陽道小學信息技術研發中心、騰訊工作人員；

　　各司其職：準備各課程課程圖片、手把手進行指導、提供技術支持——晚上十二點，課程設置完成；

　　次日，測試；

　　次日晚8：00搶課開始——8：05課程全部搶完，流程結束。

　　對於選課組班，從選平臺、設計平臺、平臺上線、數據初始化，一般至少需要半年半年時間。

　　但在這場突發的、跨區域的、與時間賽跑的教育信息化應用的案例中，需求端、資源對接端、技術服務方的配合前後經歷2天。

　　其中，十分關鍵的一點是，岳陽道小學對於教育信息化已有常年積累的經驗，而這些經驗正在進行跨區域的複製。

　　岳陽道小學對教育信息化的探索尤其深遠。

　　1994年，邵逸夫先生和和平區政府共同資助下，岳陽小學大理道學區擴建，新建學校在當時看來極具現代化，1996年，岳陽道小學開始接觸教育信息化“當時叫電化教育，主要工作是興辦了岳陽道小學第一個自辦電視臺，以視頻爲主，當時起名爲紅領巾電視臺。”天津市和平區岳陽道小學副校長馬宏回憶。

　　幾年中，硬件不斷的完善——學校可以獨立完成從攝、錄、編，到節目的播出的過程。前期把圖像信號採集成數字信號，然後變爲數據編輯，最後根據教育教學的需求，通過視頻有線的方式進行貫通的。

　　這套體系支持了大量的教學輔助。“做簡單的二維動畫來突破教學的重難點，做投影片使教學形象化學，當時我們確實算在全區應用得比較早。”

　　正因爲有了這樣的基礎，2013年隨着大理道校區的提升改造，岳陽道校園與校園之間，班級與班級之間，學校與家庭之間，建立了基於網絡、基於數字化的硬件平臺。

　　2013年之後，一支精幹的團隊成立起來——岳陽道小學信息技術研發中心正式成立，在學校裏探索如何用教育信息化方式來解決學校管理、教學教務等方面的諸多問題。

　　馬校長介紹，由於信息化應用層面教師的水平參差不齊，包括信息技術的推廣、信息平臺的使用，所以研發中心成員都從各個學科（包括音體美）中來，“通過這樣的碰撞，打破學科。並希望通過形成這樣教師隊伍，來形成一種機制。”

　　這一機制一直在幫助岳陽道小學生產解決教育難題的方案，比如前文提到的跨區域支持選課組班。

　　岳陽道小學信息技術研發中心的機制是：接收到痛點，研發機制-在年級、學科組推廣-發佈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參與的老師扮演“產品經理”的角色；騰訊在幕後，提供的是技術支持。

　　除此之外，信息研發中心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成果是“五大道上的空中花園”。

　　這緣起於一次團隊的思考：城市的農作物是非常稀缺的，農業課程怎麼引入到孩子的身邊？從課程建構的角度來說，城市孩子在農業知識上是短板，怎麼補齊孩子的短板？

　　基於這個課題，信息技術團隊給出的解決方案是：通過物聯網補齊這個短板。

　　此時，和平區學校的難題又顯現了出來：佔地面積都很小，活動空間有限，在小空間裏這個課題要落地在哪裏？

　　教室不夠、空地不夠，學校把目光瞄準到了四樓的屋頂。

　　這個開放型空間原來是室外活動的補充場地，過去孩子去樓頂活動存在安全隱患，如果把樓頂的活動變爲課程空間，可以更規範的管理。因爲學校地處第五大道，在屋頂搭建種植園，也讓這裏有個一個詩意的名字——“五大道上的空中花園”。

　　種植園不大，只有40平米，每位孩子在課上可以到種植園觀察，課下孩子在教室或家裏可以實時監控自己區域的菜畦生長情況。平臺允許孩子可以異地開啓日光燈，進行補給。還可以運用自己在課程學習到的知識，來實施管理。

　　在這個不大的空間裏，除了種植園課程，還可以開展其他非常豐富的課程，包括美術寫生課等。

　　“騰訊智慧校園最大的特點是能讓你能做你個性的事。”馬校長談道，這是教育局、學校、老師和企業共創的結果。

　　夜裏，岳陽道小學的幾間教室總是燈火通明，這裏是岳陽道小學信息技術研發中心，這裏正接二連三地進行着“頭腦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