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爲什麼直到公元16世紀，還在科技、文化、經濟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中國沒有產生現代科學，也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換句話說，爲什麼四百多年來，中國會落後於西方？

著名的金融學者James Macdonald曾做過研究，他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現象。如果我們把公元1600年的國家分爲兩組，一組國家是藏寶於國庫：比如中國的明朝國庫的白銀有100多萬兩，印度是6000多萬兩，而土耳其帝國的藏金是1600多萬塊；另一組國家則是負債累累：英國、西班牙、法國、荷蘭、意大利等城邦國家，這些都是天天在外面借債、發債的國家。

結果你會發現，從公元17世紀到20世紀的400年間，歷史發生了奇妙的逆襲：這負債累累的國家，現在基本上都是發達國家；而那些曾經的“財主帝國”，都變成了發展中國家。

我們如果以人均的GDP來看，中國在公元1000年到1200年間（宋朝）達到了頂峯，之後的1000年就開始停滯不前。而隔海的歐洲，從無法望中華帝國之項背，到走出黑暗的中世紀，一直保持着非常穩健的增長。而這個轉折點，就發生在12世紀左右，也就是歐洲的債券市場開始起源的時候。

所以，儘管很多人仍然把十六、十七世紀作爲東西方大分流的開始，但是最近的學術界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爲，在12世紀左右，東西方的分流已經開始。其中，驅動力之一就是金融模式的分流——西方的財政金融體系開始大規模地使用國債，而中國依然主要依賴財政稅收體系。

稅收和發債的區別到底在哪裏呢？首先是資金籌集的時間概念不一樣。稅收是一種財政手段，針對的是當下的居民收入，相當於“切蛋糕”，重新在政府和居民中間分配資源，然後居民的份額就變小了。而發債則是一種金融手段，用國家的未來收入做抵押，相當於“借麪粉”，將未來的蛋糕做大再進行資源分配。換句話說，發債是一種以時間換空間的融資模式，尤其是當民間的投資回報率超過國債的利率時，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是增長的。

在我們剛纔舉的這些例子裏，這些歐洲小國通過發債，將未來的收入轉移到了當下，平滑了國家在不同時期的資金需求。所以，避免了一次性徵稅對於社會，對於居民產生的衝擊。而你一定知道，稅負過重，民不聊生，往往是一個國家動亂的根源。

實際上從現代來看，這種多發債少徵稅的思路也正是美國崛起的金融邏輯。政府通過發債，從國內外吸收廉價的資金，讓居民手裏的資金份額更大，通過投資再實現整個社會的財富增長。

除了資金籌集的時間概念不同之外，債和稅的第二個區別是契約關係不一樣。稅收是全民性的，強制性的，而發債是局部性的，契約化的。這種選擇既和各個國家的政權模式密切相關，又對各個國家未來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產生了極爲深遠的影響。

這裏要提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那就是人類歷史上，像二戰以來，長達70年的和平時期是很罕見的。大部分時候，人類社會都是金戈鐵馬、搶奪資源，所以戰爭開支是各個國家最大的財政支出。而稅收需要依靠強大的國家暴力機器，一旦遇到大的戰亂，稅收很快就會導致涸澤而漁、民不聊生，造成帝國解體，或者是改朝換代。

而歐洲國家，一直處在激烈博弈的狀態中，它缺乏大規模的徵稅能力，只能借債。而且因爲整體社會比較窮，所以早期歐洲國債的購買者並不是普羅大衆，而是那些掌握着大量資源的富有家族。比如說歐洲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就曾經是英國國債和美國國債的最大買家之一。所以國債用一種契約的方式，把這些貴族手裏的資源進行了時間維度上的優化配置，同時也實現了歐洲各種政治力量的制衡。

所以，國債是以契約關係，明確了居民和國家中間的債務關係，允許國家以未來信用做抵押進行融資。一個具有流動性的國債二級市場，把國家信用從虛擬的概念轉化爲可以循環使用的活水，這些變化對整個現代國家概念的塑造有着重大的意義。爲了保證債權債務關係的清晰，這就需要一套法律制度來維護這個契約的執行，所以國家和政府的權力就會受到限制和約束，歐洲的契約社會和法制社會也就這樣開始慢慢形成了。所以，從金融的角度看，東西方大分流的李約瑟之問就似乎已經有了答案。

我們國家在明清以後，傳統社會的形態更加趨於穩定，財政危機週期性的發作，到了不可收拾之際，就以王朝更替結束了。而歐洲的各國，學會了“向未來融資”的金融手段，獲得了強大的資金支持，使他們能夠向外擴展，掠奪資源。同時民間的力量發展起來，社會的流動性增大，極大地激發了社會的創造力，爲工業革命奠定了物質和思想基礎。

在兩種金融模式的驅動下，國家的力量此消彼漲。到19世紀的時候，世界格局已經徹底地被改變了。歐洲在現代社會的幾乎所有領域，科學、文化、政治、經濟都已經將曾經的中華帝國遠遠地甩在了身後。

本文改編自得到APP《香帥的北大金融學課》第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