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公共｜衛生。誰的公民｜社會】
最近在PTT上有人（again）又貌似「不恐同」且「完全關心公共」之姿地討論起甲甲的人生，彷彿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而吾人也必須隨之起舞、無從異議。
從「公共」衛生／健康的角度來談，我覺得很難跳出原文的陷阱。問題是，是誰的「公共」，以誰作為標準的「衛生／健康」，這點纔是酷兒學者反問的。
不過，把「同運（組織）」視為一個整體，顯然是真心不懂社會運動啊（或沒看我的文章XD）。同運的組成那麼複雜，本身就包含眾多分歧、紛雜的「公共」（Nancy Fraser那種），推廣陽光、清新、不嗑藥、不打砲的多的去了，但光是這樣並無法解決「所有性他者（sexual others）」面臨的問題。
不戴套，為什麼不戴？會不會是模仿異性戀？會不會因為沒有「商量戴套」的權力？會不會因為太怕愛滋反而故意想得病（bug chaser）？會不會怕對方懷疑自己「不乾淨」？其實沒有人探討過為什麼不戴套，卻用「不安全性行為」（附加負面評價）將各種型態包裹在一起討論了。
這很可惜，因為話語再如何良善，再如何展演「不歧視」，再怎麼好言相勸，都無法改變「不能」（而不一定是「不願」）戴套的情況。而，「套」跟性解放與否，根本無關，因為從沒有人說過戴套就是性壓抑，這是原相關論述中常見的另一個望文生義。
我記得之前好像聊過，風險趨避的「人性」，但這個假設沒注意到（或過份預設）的是，每個人所認識並評估的「風險」並不一樣。疾病是一個風險，但或許沒有「不被愛、不被在乎、沒有人要、難得我作主，或單純不想不爽」來的看重，因此對當事者而言，或許他仍然進行風險趨避的選擇了，只是不符合政策想像的「理性」。
最後，同理，我覺得也能用來討論用藥問題。不過雖然愛滋跟用藥都有強大的社會污名和道德恐慌，但兩者之間還是不太一樣，仍然不能相提並論。畢竟愛滋感染者有可能排斥用藥者，用藥者也可能歧視愛滋感染者（話說，最近剛好編到多篇性、毒品的文章，莫非是天意…）。
進一步說，那在防愛「戰爭」、反毒「戰爭」下求生的族羣（甚至被單挑出來的特定羣體而言），還能保有多少能動性和意志力，並確信自己「不是『公共』的頭號敵人」（還能發展正向心理學的）到底需要多少社會、經濟、文化資本，才能支持下去？
Ｘ．Ｘ．Ｘ．Ｘ．Ｘ．Ｘ
才寫完這串，我就讀到了Iris Young《正義與差異政治》的書摘 ：我們如何正確分辨壓迫、凸顯差異？讀完，產生了俗稱的déjà vu（既視感）。以下節錄自書摘：
許多人很有意識地承諾要平等、尊敬地對待女性、有色人種、同性戀男女及身心障礙人士，然而他們的身體和感覺對這些羣體的成員卻出現了憎惡或迴避的反應。
支配的社會常認為，在公開、非個人的場所及相遇中指出種族、性別、年齡或身心能力方面的差異是不夠得體、不夠世故老練的行為。
因此，對於其他人對他們的行為感到不適或憤怒的受壓迫者必須對自己的感覺保持沉默；如果他們期待融入這些公開脈絡，而不會因為喚起對互動形式的注意而擾亂了例行常規。
當我們之中一些比較大膽的人對這些日常的系統性壓迫跡象發出怨言時，我們常會被控訴為人太過吹毛求疵、反應過度、無中生有找麻煩，或是完全誤解了那個情境。
無意識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恐同、年齡歧視和身心障礙歧視不只發生在身體反應和感覺，以及它們的行為表現上，也會出現在對人或政策的判斷上。當公共道德承諾人人平等待遇、平等價值的原則時，公共道德就要求必須根據個體能力並在個體基礎上、才能針對人的優越性或劣等性做出判斷。
然而，對於被標記為不同的羣體的恐懼、厭惡及貶抑，常常在無意識間就進入了對於能力的判斷。透過Adrian Piper稱之為「高階歧視」現象，人們經常會鄙視那些在另一個人身上被認為是值得讚美的特質，因為它們屬於某些羣體成員。
因為下判斷的人衷心相信，人們不該僅因為羣體成員的身分而受到貶損或迴避，因此他／她否認這些對於能力的判斷是基於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或是恐同。
同樣的置換過程，在公共政策的判斷及做出這些判斷的理由上也經常發生。由於法律與政策對平等性的正式承諾，種族或性別特權的主張通常已被編碼或是隱藏在深處，而不是直接的種族或性別優越性主張。
Charles Lawrence主張，許多公共政策決策的底層都存在著無意識的種族主義，種族在這些決策中並不是明確攸關的課題，而決策者也沒有種族歧視的問題…無意識種族歧視都發揮了有力的影響，人們要知道種族歧視是否存在，只需要看看課題與決策的文化意義即可明白：在社會的文化字彙中，牆意味著隔離，公共住宅則意味著黑人貧民窟。
在當代美國社會，愛滋病的文化意義讓這個疾病與男同志及同志生活風格相連結，儘管許多人付出相當大的精力試圖打破這個連結；結果是有關愛滋病政策的許多討論可能都涉及了恐同，即便討論者根本沒有提到男同志。
Ｘ．Ｘ．Ｘ．Ｘ．Ｘ．Ｘ
聽Alvaro神采奕奕談起「副司令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的傳奇形象與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故事（和音樂），我才開始循線讀起這些故事。對於太不熟悉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任何資料的拼湊都像在瞎子摸象，要花很大力氣去想像。
對發生在拉美世界許多帶有解放意義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革命行動，一直以來都只有零星接觸——既片段亦割裂，有時是從法院判決、國際新聞裡「聽說」而來，但更多時候是從電影、小說情節，去感覺那遙遠的「他者世界」及其浮光掠影。
稍微比較常「讀到」的是：出現過好幾波反全球化或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強悍的民族自決及原住民權利運動、性解放與生殖自由女權運動、解殖（decolonial）思潮的迸發、「南方知識學」的崛起與蓬勃（或被扭曲為新品種的文化相對論）。
不過似乎不管在書本或報導裡讀過多少介紹，都還是像隔了一層紗；每每聽到朋友聊起，才又驚覺自己其實一無所知。這是一種奇妙的「靈光乍現」，而當然也不只是「拉美」會予人這樣的感受，只是各種印象所拼湊而成的圖景終將仍是擬真。
又或者（突然想起德勒茲那套）這一切並非只是「擬真」，而是一種意識上的真實（virtual）——即將或貌似成為物質上的真實（actual）、非經驗性的事實。所以拉美及其「傳說」成為基進轉向、越界的符號，與經驗事實彼此轉化、相互參照。
＊ 2014年，“Subcomandante Marcos”宣佈退休，將不再為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雖武裝但極少涉入衝突）發言。
＊ 2016年，“Subcomandante Marcos”原本眾多罪行的追訴期滿，墨西哥司法機關宣佈解除所有關於他的調查和指控。
“#SubcomandanteMarcos”（作為一種象徵符碼）曾宣稱：
馬科斯是舊金山的同性戀者、南非的黑人、歐洲的亞洲人、
聖伊西德羅的墨西哥裔移民、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以色
列的巴勒斯坦人、聖克利斯託瓦爾街上的原住民、貧民窟中
的幫派分子、大學城（墨西哥自治大學）中的搖滾青年、納
粹德國的猶太人、國防部裡的廉政調查員、政黨中的女性主
義者、後冷戰時期的共產黨員、西塔拉巴的囚犯、波斯尼亞
的和平主義者、安地斯山上的馬普切人、國家教師工會中的
教師、沒有畫廊或畫冊的藝術家；墨西哥任何部分、任何一
座城市、任何一條街區上星期六晚上的家庭主婦、二十世紀
末墨西哥的遊擊隊員、獨立工會中的罷工者、被迫編造花邊
新聞的記者、女權運動中的性少數、晚間十點地鐵上的單身
女人、墨西哥城憲政廣場上靜坐的退休老人、無地的農民、
待業的編輯、失業的工人、沒有病人的醫生、反叛的學生、
新自由主義的異議者、沒有書或沒有讀者的作家；當然，還
是墨西哥東南的薩帕塔人。
總之，馬科斯是這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馬科斯是所有那些
遭排斥、受迫害、抵抗、發出呼喚：『受夠了』（¡Ya basta!）
的弱勢羣體。所有弱勢羣體開口說話之日，便是強勢羣體陷
入沉默與忍受之時。所有遭排斥的人們，尋找着話語，自己
的話語，令強勢羣體分崩離析。所有那些令權力和良知感到
不適之人——這就是馬科斯。
轉頭看Daniel Morley在【捍衛馬克思主義】（In Defence of Marxism）上發表的那篇＜NGO scandal: making poverty profitable＞，真是教人無限唏噓。
樂施會（Oxfam）、紅十字會、人權觀察紛紛傳出醜聞，雖然Žižek和許多學者早已嚴厲批判過這種大型國際NGO的敗壞，但除了策略上的自以為是外，沒想到在實踐上更是無法無天。
當這些「受害者」顯然都是「自願的」，但容我再提醒一次：性，一種權力的展現。不是純粹行為本身，而是你怎麼想像、理解、追求這件事，並使其發生。
不是沒有想到性工作的空間和可能性，但要說明這全然出於個人「契約自由」，我想需要更多證據——如果你也有聽說過聯合國維和部隊在剛果、蒲隆地等地方發生的「合意」性奴役、性暴力事件。
“Mr Van Hauwermeiren was found to have regularly paid for sex in Haiti (which is illegal there) and used Oxfam premises to host orgies with these prostitutes. It has been alleged that Oxfam staff had used under-age prostitutes. Furthermore, either Mr Van Hauwermeiren or one of the other Oxfam employees dismissed in the scandal made sex the precondition or payment for the giving of aid. This shows the real conditions that forced these women, or girls, into prostitution. Three of the men accused also physically threatened witnesses in the ensuing investigation.”
“Countries like Haiti swarm with NGOs. These powerful NGOs know full well exactly why these countries are so destitute. They know how they are enslaved by debt to the rich countries that they can never repay. And they know that these indebted countries have repaid these loans many times over through interest payments. But this is another, far bigger scandal, they would rather keep under wraps.”
“Anyone who’s viewed an Oxfam advert, or watched Comic Relief, knows that we are never told why this poverty continues, decade after decade, to blight the lives of most people on earth. Instead, we are simply shown images of heart breaking poverty and asked to stump up the cash by means of a massive guilt trip – as if working class westerners are to blame.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all this poverty is a natural or somehow unavoidable state of affairs for which no one is to blame.”
然後它們纔是國家和政府間國際組織少數認可、接受，並稍稍願意傾聽的「公民社會」時，不由得讓人心生畏懼。
當我們那麼努力在提升政治影響力、策略性博奕，與現有制度、技術官僚斡旋時，我們終將「失去」什麼，但希望不是良知——難怪，莫忘初衷，是一句那麼難說出口卻又老掉牙的勸誡。
從「公共」衛生／健康的角度來談，我覺得很難跳出原文的陷阱。問題是，是誰的「公共」，以誰作為標準的「衛生／健康」，這點纔是酷兒學者反問的。
不過，把「同運（組織）」視為一個整體，顯然是真心不懂社會運動啊（或沒看我的文章XD）。同運的組成那麼複雜，本身就包含眾多分歧、紛雜的「公共」（Nancy Fraser那種），推廣陽光、清新、不嗑藥、不打砲的多的去了，但光是這樣並無法解決「所有性他者（sexual others）」面臨的問題。
不戴套，為什麼不戴？會不會是模仿異性戀？會不會因為沒有「商量戴套」的權力？會不會因為太怕愛滋反而故意想得病（bug chaser）？會不會怕對方懷疑自己「不乾淨」？其實沒有人探討過為什麼不戴套，卻用「不安全性行為」（附加負面評價）將各種型態包裹在一起討論了。
這很可惜，因為話語再如何良善，再如何展演「不歧視」，再怎麼好言相勸，都無法改變「不能」（而不一定是「不願」）戴套的情況。而，「套」跟性解放與否，根本無關，因為從沒有人說過戴套就是性壓抑，這是原相關論述中常見的另一個望文生義。
我記得之前好像聊過，風險趨避的「人性」，但這個假設沒注意到（或過份預設）的是，每個人所認識並評估的「風險」並不一樣。疾病是一個風險，但或許沒有「不被愛、不被在乎、沒有人要、難得我作主，或單純不想不爽」來的看重，因此對當事者而言，或許他仍然進行風險趨避的選擇了，只是不符合政策想像的「理性」。
最後，同理，我覺得也能用來討論用藥問題。不過雖然愛滋跟用藥都有強大的社會污名和道德恐慌，但兩者之間還是不太一樣，仍然不能相提並論。畢竟愛滋感染者有可能排斥用藥者，用藥者也可能歧視愛滋感染者（話說，最近剛好編到多篇性、毒品的文章，莫非是天意…）。
進一步說，那在防愛「戰爭」、反毒「戰爭」下求生的族羣（甚至被單挑出來的特定羣體而言），還能保有多少能動性和意志力，並確信自己「不是『公共』的頭號敵人」（還能發展正向心理學的）到底需要多少社會、經濟、文化資本，才能支持下去？
Ｘ．Ｘ．Ｘ．Ｘ．Ｘ．Ｘ
才寫完這串，我就讀到了Iris Young《正義與差異政治》的書摘 ：我們如何正確分辨壓迫、凸顯差異？讀完，產生了俗稱的déjà vu（既視感）。以下節錄自書摘：
許多人很有意識地承諾要平等、尊敬地對待女性、有色人種、同性戀男女及身心障礙人士，然而他們的身體和感覺對這些羣體的成員卻出現了憎惡或迴避的反應。
支配的社會常認為，在公開、非個人的場所及相遇中指出種族、性別、年齡或身心能力方面的差異是不夠得體、不夠世故老練的行為。
因此，對於其他人對他們的行為感到不適或憤怒的受壓迫者必須對自己的感覺保持沉默；如果他們期待融入這些公開脈絡，而不會因為喚起對互動形式的注意而擾亂了例行常規。
當我們之中一些比較大膽的人對這些日常的系統性壓迫跡象發出怨言時，我們常會被控訴為人太過吹毛求疵、反應過度、無中生有找麻煩，或是完全誤解了那個情境。
無意識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恐同、年齡歧視和身心障礙歧視不只發生在身體反應和感覺，以及它們的行為表現上，也會出現在對人或政策的判斷上。當公共道德承諾人人平等待遇、平等價值的原則時，公共道德就要求必須根據個體能力並在個體基礎上、才能針對人的優越性或劣等性做出判斷。
然而，對於被標記為不同的羣體的恐懼、厭惡及貶抑，常常在無意識間就進入了對於能力的判斷。透過Adrian Piper稱之為「高階歧視」現象，人們經常會鄙視那些在另一個人身上被認為是值得讚美的特質，因為它們屬於某些羣體成員。
因為下判斷的人衷心相信，人們不該僅因為羣體成員的身分而受到貶損或迴避，因此他／她否認這些對於能力的判斷是基於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或是恐同。
同樣的置換過程，在公共政策的判斷及做出這些判斷的理由上也經常發生。由於法律與政策對平等性的正式承諾，種族或性別特權的主張通常已被編碼或是隱藏在深處，而不是直接的種族或性別優越性主張。
Charles Lawrence主張，許多公共政策決策的底層都存在著無意識的種族主義，種族在這些決策中並不是明確攸關的課題，而決策者也沒有種族歧視的問題…無意識種族歧視都發揮了有力的影響，人們要知道種族歧視是否存在，只需要看看課題與決策的文化意義即可明白：在社會的文化字彙中，牆意味著隔離，公共住宅則意味著黑人貧民窟。
在當代美國社會，愛滋病的文化意義讓這個疾病與男同志及同志生活風格相連結，儘管許多人付出相當大的精力試圖打破這個連結；結果是有關愛滋病政策的許多討論可能都涉及了恐同，即便討論者根本沒有提到男同志。
Ｘ．Ｘ．Ｘ．Ｘ．Ｘ．Ｘ
聽Alvaro神采奕奕談起「副司令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的傳奇形象與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故事（和音樂），我才開始循線讀起這些故事。對於太不熟悉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任何資料的拼湊都像在瞎子摸象，要花很大力氣去想像。
對發生在拉美世界許多帶有解放意義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革命行動，一直以來都只有零星接觸——既片段亦割裂，有時是從法院判決、國際新聞裡「聽說」而來，但更多時候是從電影、小說情節，去感覺那遙遠的「他者世界」及其浮光掠影。
稍微比較常「讀到」的是：出現過好幾波反全球化或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強悍的民族自決及原住民權利運動、性解放與生殖自由女權運動、解殖（decolonial）思潮的迸發、「南方知識學」的崛起與蓬勃（或被扭曲為新品種的文化相對論）。
不過似乎不管在書本或報導裡讀過多少介紹，都還是像隔了一層紗；每每聽到朋友聊起，才又驚覺自己其實一無所知。這是一種奇妙的「靈光乍現」，而當然也不只是「拉美」會予人這樣的感受，只是各種印象所拼湊而成的圖景終將仍是擬真。
又或者（突然想起德勒茲那套）這一切並非只是「擬真」，而是一種意識上的真實（virtual）——即將或貌似成為物質上的真實（actual）、非經驗性的事實。所以拉美及其「傳說」成為基進轉向、越界的符號，與經驗事實彼此轉化、相互參照。
＊ 2014年，“Subcomandante Marcos”宣佈退休，將不再為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雖武裝但極少涉入衝突）發言。
＊ 2016年，“Subcomandante Marcos”原本眾多罪行的追訴期滿，墨西哥司法機關宣佈解除所有關於他的調查和指控。
“#SubcomandanteMarcos”（作為一種象徵符碼）曾宣稱：
馬科斯是舊金山的同性戀者、南非的黑人、歐洲的亞洲人、
聖伊西德羅的墨西哥裔移民、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以色
列的巴勒斯坦人、聖克利斯託瓦爾街上的原住民、貧民窟中
的幫派分子、大學城（墨西哥自治大學）中的搖滾青年、納
粹德國的猶太人、國防部裡的廉政調查員、政黨中的女性主
義者、後冷戰時期的共產黨員、西塔拉巴的囚犯、波斯尼亞
的和平主義者、安地斯山上的馬普切人、國家教師工會中的
教師、沒有畫廊或畫冊的藝術家；墨西哥任何部分、任何一
座城市、任何一條街區上星期六晚上的家庭主婦、二十世紀
末墨西哥的遊擊隊員、獨立工會中的罷工者、被迫編造花邊
新聞的記者、女權運動中的性少數、晚間十點地鐵上的單身
女人、墨西哥城憲政廣場上靜坐的退休老人、無地的農民、
待業的編輯、失業的工人、沒有病人的醫生、反叛的學生、
新自由主義的異議者、沒有書或沒有讀者的作家；當然，還
是墨西哥東南的薩帕塔人。
總之，馬科斯是這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馬科斯是所有那些
遭排斥、受迫害、抵抗、發出呼喚：『受夠了』（¡Ya basta!）
的弱勢羣體。所有弱勢羣體開口說話之日，便是強勢羣體陷
入沉默與忍受之時。所有遭排斥的人們，尋找着話語，自己
的話語，令強勢羣體分崩離析。所有那些令權力和良知感到
不適之人——這就是馬科斯。
轉頭看Daniel Morley在【捍衛馬克思主義】（In Defence of Marxism）上發表的那篇＜NGO scandal: making poverty profitable＞，真是教人無限唏噓。
樂施會（Oxfam）、紅十字會、人權觀察紛紛傳出醜聞，雖然Žižek和許多學者早已嚴厲批判過這種大型國際NGO的敗壞，但除了策略上的自以為是外，沒想到在實踐上更是無法無天。
當這些「受害者」顯然都是「自願的」，但容我再提醒一次：性，一種權力的展現。不是純粹行為本身，而是你怎麼想像、理解、追求這件事，並使其發生。
不是沒有想到性工作的空間和可能性，但要說明這全然出於個人「契約自由」，我想需要更多證據——如果你也有聽說過聯合國維和部隊在剛果、蒲隆地等地方發生的「合意」性奴役、性暴力事件。
“Mr Van Hauwermeiren was found to have regularly paid for sex in Haiti (which is illegal there) and used Oxfam premises to host orgies with these prostitutes. It has been alleged that Oxfam staff had used under-age prostitutes. Furthermore, either Mr Van Hauwermeiren or one of the other Oxfam employees dismissed in the scandal made sex the precondition or payment for the giving of aid. This shows the real conditions that forced these women, or girls, into prostitution. Three of the men accused also physically threatened witnesses in the ensuing investigation.”
“Countries like Haiti swarm with NGOs. These powerful NGOs know full well exactly why these countries are so destitute. They know how they are enslaved by debt to the rich countries that they can never repay. And they know that these indebted countries have repaid these loans many times over through interest payments. But this is another, far bigger scandal, they would rather keep under wraps.”
“Anyone who’s viewed an Oxfam advert, or watched Comic Relief, knows that we are never told why this poverty continues, decade after decade, to blight the lives of most people on earth. Instead, we are simply shown images of heart breaking poverty and asked to stump up the cash by means of a massive guilt trip – as if working class westerners are to blame.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all this poverty is a natural or somehow unavoidable state of affairs for which no one is to blame.”
然後它們纔是國家和政府間國際組織少數認可、接受，並稍稍願意傾聽的「公民社會」時，不由得讓人心生畏懼。
當我們那麼努力在提升政治影響力、策略性博奕，與現有制度、技術官僚斡旋時，我們終將「失去」什麼，但希望不是良知——難怪，莫忘初衷，是一句那麼難說出口卻又老掉牙的勸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