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朝是清代最強盛的時代，也是清帝國與世界強國逐漸拉開距離的時代。其中有很多經驗教訓需要總結。

1853年7月8日（嘉永六年六月三日）美國海軍准將佩裏率領艦隊，強行駛入日本江戶灣的浦賀及神奈川（今橫濱），向德川幕府提出開國通商要求。面對佩裏艦隊的巨大壓力，德川幕府內部發生了激烈爭論。美國艦隊強大的武力，迫使幕府接受了開港要求，於1854年3月31日在神奈川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日美神奈川條約），日本被迫同意開放下田、箱館（今函館）兩港口，美國船可以在這兩個港口加煤上水，並得到糧食等物品的供應。此外，條約還允許美國在上述兩港派駐領事，並享有最惠國待遇。不久，英、俄、荷等國援例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簽訂了類似條約。日本被迫結束鎖國時代，幕藩體制也隨之瓦解。

作爲亞洲小國，日本在無可抗拒的壓力下被迫對外開放。恰恰是由於清朝“國力強大”，加上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使得乾隆皇帝傲慢自大，不屑於與英國人通商。滿清皇帝自我標榜的“康雍乾盛世”，並且在乾隆時期的社會輿論中逐漸形成所謂的“盛世”意識，不僅讓乾隆志滿意得，而且經過文字記載流傳至今。如果把這100多年放到秦代以降2000多年的皇權專制統治中來看，它確實有其可取之處。但是，從橫向來看，這一時代和歐洲發達國家的差距已經越來越大。

電視劇《康熙微服私訪記》圖片

首先，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科技水平是決定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而不是經濟總量和人口數量。更不必說，康雍乾三朝普通民衆的生活水平，與英國民衆無法相比。

其次，在歐洲工業革命爆發之際，清政府爲了“江山永固”選擇閉關鎖國的政策，限制中國與世界的經貿往來，並且使用禁海等種種手段把中國與世界隔絕起來，導致中國人無法接觸到西方的先進思想與科學技術。這種閉關鎖國不僅體現在外貿和外交領域，而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它導致相當多的中國人與世隔絕，盲目排外。閉關鎖國與文化專制相結合，不僅形成了物理上的限制，而且體現爲一種思想的禁錮和束縛，導致了中國人思想封閉，眼光狹隘。

第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經濟長期增長的有效保障。康雍乾時期清政府閉關鎖國、禁錮思想以及輕視科學制度的封閉性、汲取性制度，主要對應於農業文明時期，而不適應於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在西方，這一時期正是工業革命的重要階段。清廷對先進的科技和生產方式極力排斥，使得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並沒有對我國產生多大影響，也使得我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從歷史上看，漢、唐、宋、明等皇權專制時代，每一個王朝在其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會呈現出興、盛、衰、亡等不同的歷史特徵。一般來說，在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統治者基於前代滅亡的教訓，往往會嚴格自律，約束自己，以避免重蹈覆轍。從順治到康雍乾時代，也有類似特徵。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君臣的更替，其後統治者的自律很可能逐漸降低，以致王朝弊病積重難返。

英國諷刺漫畫家詹姆斯·吉爾雷繪製的馬戛爾尼覲見圖

戴逸先生認爲，盛世應該具備的條件是，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國力強大、文化昌盛。在我看來，生活在現代的戴逸先生在評判“康雍乾盛世”時，所使用的仍然是前現代的評判標準。他完全忽視了個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就古代社會而言，與歐洲的封建制相比，中國的君主專制權力更爲集中，按照政治史家劉澤華先生的歸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王權主義，王權支配社會的一切方面。君主依靠兵、刑之權，武力支配社會，實現“五獨”，即“天下獨佔”、“地位獨尊”、“勢位獨一”、“權力獨操”、“決事獨斷”，擁有統屬、處置社會、經濟一切的決定權。

在政治和宗法制的壓迫下，個人權利受到嚴重束縛。清代皇帝最注重的是維護專制統治，防內甚於防外，朝廷高度集權。《大清律》集中國封建社會歷代刑法之大成，“謀反”、“謀大逆”、“不義”等被統治者列入“十惡”，一律處以極刑。禁止百姓集會結社、聚衆罷市、喧鬧公堂，禁止編寫歌唱違禁詞曲。清朝利用保甲制度鉗制民衆。不論城鄉，每10戶人家裏一個“牌頭”，10個“牌頭”立一個“甲頭”，10個“甲頭”立一個“保長”。每戶人家門口必須懸掛一塊牌子，寫明戶主姓名，成年男人數量並登錄在當地官府冊集上，便於歲時稽查。全國城鄉的店房、寺院等必須設立冊籍，記錄各地往來客商。地主、窯主或廠主必須對佃戶和傭工嚴格管束，或附錄在牌甲之末，或附屬於本戶之下。如果發生反抗事件，保甲制度下的有關人家要一併連坐，以此讓各戶互相監視。

譚嗣同畫像

此外，康雍乾三朝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專制，以及實施恐怖統治，大規模的“文字獄”和禁燬書籍，讓整個社會萬馬齊喑，知識人要麼潛心八股式的程朱理學，要麼潛心於考據。中國人的思想創造力被牢牢束縛，這不僅導致了科學技術的落後，也導致了思想文化，甚至中國人精神的全面萎縮。

即便與清代之前的朝代相比，康雍乾三朝在民生方面有所改善，經濟有所發展，但是，統治者可以僅憑這些就充當人民的牧者嗎？難道他們就能以此將民衆當做動物農莊中的動物嗎？譚嗣同在《仁學》中說：“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唯大盜利用鄉愿，唯鄉愿工媚於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二月河的小說對康熙、雍正和乾隆頗有讚譽，此番姿態與戴逸先生如出一轍。在歷史研究中，人們可以將康雍乾三朝與歷史上的漢唐盛世相比，但也要看到它在思想鉗制、閉關鎖國上危害極大。在價值取向上，今天的人們需要以現代的眼光反思康雍乾三朝，更需要反思的是秦代以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