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一位獨立紀錄片導演，談到此事，他說至今他仍然為怎麼養家而發愁。那麼國內目前體制內，體制外的紀錄片導演是怎麼樣的呢？

我不知道其他紀錄片製作人是怎麼活的，但是我可以分享下我自己片子九死一生的過程。

《出路》是我從2008年動念準備，2009年開始拍攝，到2015年底完成後期，到2018年6月上映院線，整整十年，因為是獨立製作，前期拍攝經費全部用的是個人積蓄，過程非常波折。我想，這可能是國內獨立製作人的常態，相比其他的同行，我可能還比他們幸運很多，某些時候我至少還能找到一些社會資源幫助自己，比如我的拍攝設備全程得到JVC的友情贊助，免費提供。可能還有更多的製作人艱難程度比我有過而不及。

即便這樣，《出路》這部片子基本也是哭著拍完的。我記得2012年去寧夏拍馬百娟的時候，十月份，我從四個地方借到拍攝設備和配件，JVC裸機，電池、三腳架和雲台，其中某一個環節的辦事人員態度非常不友好，回到家，我又收到攝影師臨時計劃更改的簡訊，我當時重感冒，人變得異常脆弱敏感，看著手上第二天要出發的機票，嚎啕大哭了一場，哭聲中，我在心裡問自己，你為什麼要選這麼難的一條死路？你可以換個方向做點別的嗎？……當然，這樣的質問永遠都沒有明確答案，但是，那一刻的難過和孤獨，至今記憶猶存。

到2012年最後一次拍攝完，心裡像是有一個魔咒似的，一心只想把這個片子做完。我把公司停下來，開始把全部精力轉向專註完成手上的片子。因為沒有錢， 我自己買了一台MacBook Pro, 又買了Final Cut Pro X，然後自己開始琢磨做剪輯，粗剪做了8個月，我幾乎快瘋掉了，周圍很少有人做這樣一類的片子，完全沒有人可以交流，也找不到任何專業資源可以幫助自己。於是我停下來自己老農似的閉門造車，花了半年時間找錢，希望跟專業剪輯師一起工作。幸運的是，找到了30萬做後期的錢，25萬是一個朋友的朋友的錢，作為投資，並因此獲得國內獨家發行權利，另外5萬是一個認識多年的朋友的捐贈。

帶著3個半小時的粗剪素材和幾萬字的採訪文字的中英文資料，在一個德國製片人的幫助下，我跟一個專業的德國剪輯師貼身工作了3個月，在2015年底，回到北京，我把電影的最終版本交給了國內的發行商，也是最初投資後期的那位朋友的朋友。然後在2016年又簽了國際發行給了法國人Michael Noll.

2年之後，這個片子在最初那個國內發行商手上一直死沉大海，2017年10月，我開始追問進展，結果那邊辦事人員都是一問三不知，各種推諉，連公映許可申請到了哪一步都不知道，接下來是否可能推進的含糊其辭更讓人心裡透涼，對於一個用生命和心血來投入做電影的人來講，這種完全沒有期待的被冷凍，簡直比殺我還要嚴重，我以為這已經是谷底了，然後催逼了Michael Noll半年才拿到的賬單，直接讓我崩潰了，發行一年時間，顯示，我倒欠Michael Noll 2300歐元！那一刻，想死的心都有了，拍攝時很艱難，但還有一些未明的指望在前面，至少把片子做完，圓滿完成一件事，也可能成為一個努力的目標，但此刻，這個達到的目標的後續種種，直接擊垮了我。

2017年下半年我陷入了非常低迷的抑鬱狀態，反正總是一死，我也沒什麼可怕了的。9月份，我開始以一顆將死的心，自己來申請公映許可，幸運的是，半年後，也就是，2018年4月份，我拿到了電影局的公映許可，我記得，我是上午拿到那種紙，然後下午就跟大象簽了發行代理合約，前面投資人的錢，也變成了借款，因為這個片子，我終於有了人生第一個欠款，25萬。

直到4月底交到大象手上，他們玩命的努力，才讓我看到一點點希望。

因為他們的努力，到2019年底片子居然有了2萬5千多名的觀眾，也感謝全國各地的組織點映的志願者和購票進影院的有心觀眾，因為他們，我在2019年年底歸還了投資（ 借款）人10萬（總欠款25萬，全部後期的費用），還有15萬的餘款，希望後續的網路銷售能變現一部分，能把後面的欠款再還掉一些。

國內紀錄片導演們按工作狀態，大概分為三種，體制內導演、市場化導演、自由導演。

按創作狀態的話，分為項目導演和獨立導演。

紀錄片類型國際分類分為詩意型、闡述型、參與型、觀察型、反射型、闡述型。國內分類則是以電影、歷史、科教、人文。

紀錄片導演日子好過，是從央視紀錄片頻道創立和舌尖上的中國火了以後，兩個因素加在一起，紀錄片導演的待遇與日子好過了不少。

無論什麼導演，一般都是先在單位或者被人聘請，在已經確定要拍的紀錄片里擔任導演，這種項目，資金已經提前確定好，導演過去之後與製片人或兼職，一起確定拍攝腳本。

目前紀錄片的類型，有時事、歷史、傳記、舞台、專題等，但是根據拍攝方式有再現，

以前只有體制內導演和少數紀錄片導演不愁創作的資金，央視內像周兵，體制外的金鐵木都是動用大資金進行創做歷史紀錄片，金鐵木曾經借著國內大規模視覺體驗展館建設風，拍攝過3000萬美元成本的30分鐘3D短片《大明宮傳奇》，這是一般電影導演都要流口水的經費。

最近這些年隨著dv普及，徐童這些獨立紀錄片導演，以參與型和觀察型紀錄片進入市場，並以獨特的視角贏得了國外獵奇心理，能以較好的價格賣給國外片商，獲取不錯的經濟利益，但是需要不斷繼續的從底層獲取素材，並且被海外市場取向左右，繼續拍攝社會底層來獲得國外片商的資金。

國內大型紀錄片之前一直都是電影紀錄片或者歷史記錄片天下，各地方台都有一大批紀錄片導演，八九十年代以地方資金拍攝地方歷史紀錄片，體制內沒有壓力，所以內容大多以本地歷史為主。

隨著舌尖上的中國火了以後，飲食這種人文紀錄片著實讓不少人忙活了幾年，無論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照著舌尖上的中國模式拍了無數這類紀錄片，都是有模有樣，經費也不錯，播出效果也不錯。

但是利潤最大一塊卻是各地各種旅遊配套的展館紀錄片，裡面各種新概念新技術使用極為激進，但是受眾僅為展館參觀人員，所以普及面極窄，一般人不會注意。

國內目前自然紀錄片這一塊比較弱，這一塊需要極大的敬業精神，還有專業技能以及巨大時間投入，還有海量資金支持。

國內多年都是通過購買方式來進行，近些年開始有人嘗試進入自然紀錄片領域，但是投入產出比極不成比例，涉足的人都是以電視台為主，而且沒有BBC那種巨量資金投入，以及髮型渠道和拍攝經驗。

這一塊目前還需要有人去填補，但是這個星球上目前能想到題材，都被BBC想到了。

BBC想到沒拍的，別人也拍不了。

詩意型紀錄片國內受眾較少，且需要極高內容表達技巧，投入資金也很高，這一塊目前也少有人拍攝。

很多人都被徐童的紀錄片所吸引，但是這類獨立紀錄片國內市場出價較低，基本都是獵奇的國外市場支持，並且這類紀錄片常年跟拍，需要較高交流技巧，一般出入社會的紀錄片導演很難勝任。

一般現在很多影視公司在紀錄片拍攝方面都比較謹慎，最後都是以項目製為主，年輕紀錄片導演都是以和公司合作為主。

除非有強烈的社會表達意願，一般不會有人去走獨立紀錄片這條路，太難太辛苦。

我從2009年開始拍獨立紀錄片，至今創作了9部紀錄長片，沒有一部是找齊資金再動手拍攝的。

頂多有那麼小几萬啟動資金，還主要因為是公益題材，好找錢了點。比如拍攝留守兒童，鄉村教育，當然，有些是很難找錢的，比如最近我公布的塵肺病題材的新片《礦民、馬夫、塵肺病》，前期跟拍八年沒找到錢，嘗試找過錢，沒成，後來也知道找錢難，後期找到那麼兩三塊錢，還惹了個麻煩。再個我很多紀錄片跟拍時間跨度大，很難找到資金。

我大部分紀錄片作品都是邊拍邊找錢，比如申請創投，眾籌，找贊助等，找不到資金就邊拍邊去掙錢貼補創作，拍攝商業短視頻，婚禮，商業拍攝等。

當然，很多時候，是我自己投入大量時間精力，所以逼著自己全能。有時是一個人的紀錄片，前期後期差不多一個人完成。因為外請人很貴，也沒預算，所以有時製作比較粗糙。

體制外做紀錄片，很難掙錢，特別是最近幾年，更難掙錢。你想免費在視頻網站公開都困難，網站審查很難通過。當然，視頻網站也有很多限制，所以我片子還常被和諧，其實題材內容並不敏感，可能太關注現實題材。現在感覺越來越不是一個市場行為，干預和阻礙太多。當然，這樣可能會惡性循環，所以做有獨立姿態的紀錄片越來越困難。

至於以後會不會變好，我也不知道，有時悲觀，有時又懷抱希望。希望我們創作自由一點，公開不要有那麼多阻礙。好作品應該被更多的人看到，也希望如大象點映常宣傳的一句話，希望好的電影，碰到對的觀眾。

我希望能有紀錄片導演，拍個片紀錄一下中國影視行業這幾年的癲狂，資本湧入的亂象，到現在稅收地震，資本退潮，影視寒冬，又來疫情......

特別特別有意義。

拍好了，能讓我們影視工作者以史為鑒。

拜託諸位紀錄片導演了！

有的紀錄片導演並不是以紀錄片為主業的，ta是有興趣有錢有精力才去做這件事的。

紀錄片專業出身的導演也未必都從事紀錄片行業，轉型的也有不少，比如《萬箭穿心》的導演王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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