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認為時間和文學之間關係是什麼？
時間對於文本有一種"根本"的規定性，這種規定在於對文字的寫作，對文字閱讀的時序性的約束。它構建了一種關於文字（符號）的秩序。合理性的秩序與敘述者感受到的現實秩序交相輝映。
如果說從海德格的層面上，把時間作為"此在"（人）的本質性的表現、人不得不從時間與人的在世關係去理解自身的存在，去理解自身的意義。那麼文本的秩序構建，則是敘述者通過文學語言去把握這一關係的過程。
這種把握在巴特看來是"自足世界"的構建，現實的人（被拋入這個世界）體察到的世界一定是有缺陷的，你絕無法看清這個世界的全貌。《寫作的零度》把自現實主義以來的寫作看做一個藝術世界的構建，它完滿而合理，它迫切的與社會歷史發生關係，實際上為資本主義言說自身的秩序構建了一個"神話"。其中我們看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時間，現實主義的作品大多是時序合理（情節環環相扣），敘事自然而可把握，人物也按照時間規規矩矩地發展情節。（巴赫金對時空的分析給了我們極好的參照。）
那麼如果這種神話已然被認為是一種幻想的合理秩序，一種對現實社會的維護，文學看似是在批判，實際上它不過是另一種意義上對人的規訓。它迫切地讓人合理。
於是自20世紀以來，文學對這種幻覺的破解依然落在對時間的操作。以空間的共時性去替代時間的縱時，以平面化的人物達到對深度歷史的消解。這是另一種對世界，人類在世狀態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文學因為失去了時間對文本的合理性的規約而難以閱讀，這又是另一重的困境。
至於文本之外，時間同樣扮演了合理性規定的角色。什麼是經典的文學，看似是時間沉澱之後"自然"浮現，但實際不過是學術共同體不斷闡釋中給出的權力的結果。在福柯看來，對文學的闡述，就是要使它合理化，就是要把這個無限的藝術世界，龜縮為有限，對它進行控制。
那麼處理時間對文學的關係，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某種"根本性"的問題。
在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之前，文學作品大多都以時間為線索，之後的文學作品開始轉向大量空間的描寫。
我們來看《包法利夫人》中有一段帽子的描寫格外引人注目：年少時的包法利初進學堂，卻因舉止笨拙打扮怪異，遭到了群嘲。透過學生們的眼睛，包法利是這樣的——不知道這個新生是沒有注意到我們這一套，還是不敢跟大家一樣做，做完課前的禱告之後，他仍把鴨舌帽放在膝蓋上。他的帽子看不出到底是皮帽、軍帽、圓頂帽、尖嘴帽還是睡帽，像是一盤大雜燴，反正是便宜貨，說不出有多難看，好像啞巴吃了黃連後的苦臉。帽子是雞蛋形的，裡面用鐵絲支撐著，帽口有三道滾邊；往上是交錯的菱形絲絨和兔皮，中間還有條紅線隔開；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頂是多邊的硬殼紙，紙上蒙著十分複雜的彩綉，還有一根細長的飾帶，末端吊著一個用金線結成的小十字架作為墜子的飾帶。帽子是新的，帽沿還閃光呢。
對空間的描寫在某種程度上更能增添對文學作品的想像力。
文學是筆
時間是紙
你我是墨水
共生共存互為因果關係。
文學作品有時代性，不決定他有永久性，但兩者有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打不上時代印痕的作品，通常也缺乏永久性，上焉者能紅極一時，而迅速衰歇，勢如花開花落；反之，缺乏永久性的文學作品，僅能行世，而不能傳世，我們的後人，又何從了解它的時代性呢？
這是說，僅僅時代性出色，不能保證作品的永久性；但有永久性的傳世作品，通常不會缺乏時代性。時間，就是這樣淘洗著我們的文學作品。
有人大約會問，金庸的武俠，瓊瑤的言情，有時代性嗎？很明顯這些虛構作品，他們的故事搬不到現實中來。但時代性還是有的，那就是我們的古人，寫不出這種語言，這種技法，他們藉助歷史的一些框架，尤其是作品的觀念，帶著明顯的時代印痕。
他們的作品或許永存，但就時代容量而言，老實不客氣的說，是不如魯郭茅巴老曹的。後人或會像看待《三俠五義》一樣看待他們，未必因了他們是新武俠，新愛情，他們在現當代文學中的地位，就給拔的更高。——這只是說，武俠與言情小說，亦能與時俱進罷了。
再一個例子是我們的課本。盛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哀以傷，這樣的時代特徵，還是相當明顯的。即便選了梁實秋的文章，他主張文學遠離政治（雖然他的文學評論，絕不遠離政治）抗日時期也在避免宣傳，但他的雅舍，漏風漏雨，不也顯現了，即便他是那樣闊氣的一個中產階級，逃難生活也不好受的。
若有心留意，還可以關注每一篇傳世之作，有多少比例，具有反時代的特徵。我是見識淺薄，很難舉出例子。不知周作人在鬼子入城當日的閑適之作，今後可能傳世？
提供一個角度，時間和文學是對手。
人只能生活在時間之流當中，一切都在變化、流逝，所以我們在文學藝術中嚮往永恆、追求永恆，與現實做掙扎。
俗話說: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而文學就提供了一個永遠也不會散的筵席。哪怕文學的主題是「永恆的不可能」，這個主題也是在文本中永恆的。彩雲易散琉璃脆，感嘆美好易逝的同時，這句詩永遠的留下來了。
比如紅樓夢，裡面的大觀園在我看來就是美好的烏托邦，長存在讀者心中。每當翻開書，我們就可以短暫的逃離時間、反叛時間，在文學中體會永恆的影子。而最後的「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也是永恆中的一部分，它和大觀園一樣，永遠在那裡，長久地與大觀園對應體現其意義。
這種與時間的對抗使文學世界像一個寧靜、穩固、晶瑩剔透又超越於時間存在的膠狀物，封閉但一點不讓人窒息，相反它使人感到安慰。
作家王小波曾說過:「手裡有本好書在讀的日子，就像是過節一樣。」
節日無非就是對日常生活小小的逃離，文學節日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更持久、更值得投入。
從形式上來說文學和時間也一樣是對手。
無論對於讀者還是作者，一個故事按時序從頭講到尾好像總有些平淡無聊。
從小學初中我們就開始學習「倒敘」「插敘」等寫作手法，如果某文章是倒敘，那第一句話基本要畫上波浪線，旁邊標註:吸引讀者閱讀興趣。
美國作家福克納曾說:「我認為藝術家很可以把時間處理一番。畢竟，人類不是時間的奴隸。」
在文學創作中，作家可以（個人覺得也應該）拋開根深蒂固的線段式的時間觀念，拋開「過去」與「未來」，拋開眼前的因果關係，以一種對抗時間的姿態講述故事、塑造人物。
這並不僅僅為了讓作品更好看，也是為了儘可能還原人的存在狀態。除了文學，再沒別的更好的方式和時間做對手了。
事實上作家也確實一直在嘗試這樣的對抗。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時序從頭到尾都是模糊的，死者隨時可能出來對話。略薩的結構現實主義，把時間掰成小碎片鋪開，讓讀者真切地認識到世界是一張充滿聯繫的大網。福克納做的實驗就更多了，看《喧嘩與騷動》的時候，我能感覺到他肯定認同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真正的時間是綿延。
所以，從文學提供的世界和文學創作手段兩方面來看，我認為文學和時間是對手，只要人還是人，還有自身的局限，我們就永遠需要用文學與之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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