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夕，日本民眾支持軍國主義嗎？
日本民眾會為了天皇而去玉碎嗎？
這是個開放性的問題，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盡量客觀就行，不需要你準確說出多少多少日本人反對或支持，多少人被裹挾在人群中多少人被周圍的民族主義情緒激發，說出當時大部分日本人對侵華戰爭的態度以及民眾對天皇的態度就行。盡量有依據。
當然支持了，不支持的都是非國民。
二戰前夕的日本國內社會生態：
政界反對侵略戰爭最堅決的日本共產黨遭遇嚴重打壓，國內黨組織基本癱瘓，僥倖逃脫的日共殘餘人員遠走延安堅持反戰抗爭。
日本陸海軍各批出驚人的經費，用於款待和收買各大報紙記者和專欄作家。跟軍部對著干，就有像小林多喜二一樣被害死的風險。順著軍部的意思寫文章，高官厚祿、美酒佳肴都來了。
日本著名通俗小說家吉川英治給舊日本海軍報道部門，吉川英治的小說版《三國志》和《宮本武藏》在戰時出版的版本有大量軍國主義宣傳語句，戰後統統刪掉。《肉體之門》原作者田村泰次郎加入過舊日本陸軍拼湊的「筆之部隊」，給日本陸軍充當肉喇叭。順便說一下，太宰治那篇描寫魯迅的《惜別》實際上是戰爭時期太宰治用來應付當局政治需要的作品，戰爭時期發表的初稿加入了借魯迅之口吹噓日本是「神之國」的段落，戰後版本統統刪除。
事實上受軍方領導的全國性退伍軍人團體「在鄉軍人會」把軍國主義思想灌進農村和城市基層社區，「不愛國的報紙」會被「在鄉軍人會」帶頭抵制。
軍國主義教育從娃娃抓起，充斥封建奴性色彩的各種歌曲和課文直接塞進小學語文課和音樂課。
《讀賣新聞》等報紙，以導致美西戰爭的報業大亨赫斯特為參考藍本，平日大力報道各種聳動的腥膻色新聞，一到對外政策上，就學赫斯特的模樣，要求政府對外強硬。
歷來不服皇國主義那一套的宗教界「硬骨頭」日本基督教會遭遇空前迫害，最後以日本基督教團主席通過參拜明治神宮向國家神道舉手投降而結束。
佛教界這邊日蓮宗乾脆主動向軍國主義靠攏，充當其肉喇叭吹鼓手。
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和基督教尚且如此，第三個宗教那更被控制的死死的，大日本X教協會的會長居然是陸軍派出現役將軍擔任的，然后里面被塞了一堆外務省、陸軍青島要塞、陸軍中野學校(特務培訓機構)出身的「日本人教徒」。
所以當時的日本民眾是完全失去了選擇餘地。
來、給你說個真事兒。
這個是某一次訪談黒柳徹子的時候，他說的小時候他的見聞。
說那個時候，正值對中國戰爭的時候，他們家鄉也在徵兵，然後入伍的新兵就穿著軍裝排隊上火車，兩邊是警戒的憲兵，再外面兩邊都是父母和鄉里鄉親的。
本來大喇叭還放著音樂，挺熱鬧的，這時候突然有個媽媽直接就衝過了警戒線，抓著他兒子的手說，不管怎麼樣，一定要活著回來！
然後後邊憲兵直接上去，一把給拉開，把那個媽媽給推倒在地。
黑柳說這個場景至今不能忘懷……
教育上全教軍國主義，宣傳上全都宣傳軍國主義，政治上不信軍國主義要被特高課警告，這種情況下問日本人支持不支持軍國主義就好像在問中世紀西歐人民信仰不信仰基督教，敢問有不信不支持的選擇嗎?
去看看當時日本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就能明白當時的民眾是怎麼看待的？
朱庭光主編的《法西斯體制》一書中，呂永和、孫仁宗分析日本法西斯思想文化統治，引用了矢內原忠雄對日本當年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的分析，反映出當年日本法西斯統治下知識分子扭曲的人格和恐懼思想症的表現形式。知識分子分為：
1、超國家主義者的知識分子。為軍部法西斯政治和侵略戰爭服務，提供法西斯統治、天皇神格論、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2、不喜歡法西斯政治和侵略戰爭，又害怕日本戰敗滅亡，不得已協助戰爭的知識分子。3、不贊成軍部的法西斯政治和侵略戰爭政策，但認為任其為所欲為，對國民非常危險，所以自己要置身於其中，儘力保護國民的自由，緩和軍部的法西斯政治，使之走上合理的道路，因而與戰爭合作的知識分子。4、積極或消極地不協助戰爭的少數人。第1類知識分子是少數，但作用極為惡劣，充當侵略戰爭的挑撥者、打手。第4類知識分子也很少，剛直、清醒地堅持自己的思想，值得尊敬，但命運悲慘。第2類知識分子有些不得己，實際隨波逐流，越陷越深，最後同流合污。「在時代逆流衝擊下，漸漸地或突然地向右傾斜。他們為了生存，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教養、技能、知識適應這種反動勢力。為不被溺死而抓住稻草。為了生存，昨日的馬克思主義者成了今天的國家社會主義分子，昨夜的自由主義者成了明天的國粹主義分子。搖身一變，淪落為『御用評論家』，這在學者、評論家中有之，編輯中有之，過去的左翼活動家中也大有人在。」（畑中繁雄：《日本法西斯言論鎮壓抄史》，高文研1986年版，139頁）這些知識分子認為不能自外於集團與國家，至於「舉國一致」的國家、集團的行為是非是次要的，只要自己是為了集團和國家而心安理得，甘願同流合污。最可悲的是第三種人，思想上明知日本對內外政策走上邪路，卻要極力從中發現某種積極因素，幻想加以引導，使之走上「合理」道路，保住知識分子良心的平靜。日本司法省1943年3月統計，被起訴的2440名共產主義者之中，轉向者1246名，准轉向者1157名，非轉向者僅37名。這些知識分子中，京都學派以德國史學家蘭克的「道義的生命力」，藉助道義力量創造新的世界史的觀點，為日本侵略戰爭辯護，認為日本打破西歐帝國主義統治亞洲的戰爭，建立「東亞共榮圈」的目標，正是創造新世界史的「道義的生命力」的表現，大東亞戰爭是超克西歐式現代的聖戰、義戰，意義在於全面清算過去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世界觀，創造一種成為新時代支柱的歷史原理，他們肯定了日本國防國家體制和國家法西斯化的正當性。京都學派的議論比官方的陳詞濫調相比，對青年知識分子有理論認識上的滿足和新鮮感、吸引力，產生了更惡劣的作用。影響了許多人自覺地支持戰爭和法西斯化。京都學派的知識分子力圖用讓人可以接受的方式，以「道義的生命力」去約束戰爭行為，使戰爭符合「道義」的方向，把國家引上合理的道路。而日本法西斯當局只是利用他們，並不認同他們的立場，他們最終遭到冷落、排斥、被攻擊為「反軍的、敗戰的、反國家的。」日本法西斯在國家權力和傳統力量編織起來的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極權主義統制網，同德意法西斯對待知識分子的具體做法不同，但統治的嚴密和嚴厲程度是一致的。而知識分子的思想在法西斯極權主義統治下被扭曲、被利用、被毀滅的命運是共同的。這樣，思想與其作為法西斯工具，還不如沒有思想，這是出現恐懼思想症出現和得以傳染、傳播、遺傳、流傳各國，直到今天的根本原因。（參考資料：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
在這裡，我們很清楚當時人的心路歷程，面對歷史的發展，個人顯著無力，即使你看到這是絕路，你也無從選擇。但是同時，只要你清楚他是錯的，這就是自身意志的彰顯。
知識分子是一個國家政策轉向的風向標，一個國家政策改變，知識分子是首當其衝面臨衝擊，只有把知識分子搞定，下面的工作才能進行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軍部為順利推行侵略戰爭，採用各種手段來鉗制日本的「不穩思想」，其中首當其衝受到監視的便是知識分子。在1932年8月上海戰事發生後，東京警備司令部發出命令，取締流言蜚語和反戰思想，開始注意知識分子的思想動向。為控制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日本軍部首先控制了知識分子思想傳播的渠道——新聞報紙事業，對新聞記事和報紙雜誌的文章進行了嚴格監督。
其次，日本政府還下達了「禁筆令」，在兩次對知識分子的大檢舉後，日本政府下令:「凡昔日因『思想不穩』曾被檢舉過或入獄的人的文章不論其內容如何與目下的論調如何，亦一律禁止刊印發表。
在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結語中，聖者克利斯朵夫在岸邊圍觀者的譏笑、諷刺聲中，穿過了激流險灘，終於攀登上了對岸的危岩，迎接黎明的曙光。聖者約翰克里斯朵夫詢問坐在肩上一直鼓勵他「往前走」的嬌弱又沉重的嬰孩：「你是誰？」嬰孩回答：「我是即將到來的日子。」也就是時代。聖者在河中艱難跋涉，肩負著時代的使命。時代是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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