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是朋友間開玩笑的，與觀眾撕逼是指當天斯斯與帆的主唱人聲太小，有一觀眾喊調音師人聲開大點後，但第二首歌人聲還是小，然後觀眾就罵調音師倆人互動起來了。最後斯斯勸得場)

以上內容除親眼所見外，皆是由網路了解後，由節目及微博印證後的結論，如有錯誤歡迎糾正補充。

其實他們說的不是經濟狀況不好。而是沒有辦法通過樂隊賺太多錢。

樂隊早就已經從明星化走向小眾化。除了那些老炮樂隊，或者五月天 linkin park這樣偶爾一兩支普及度很高的樂隊，大家想想還有什麼樂隊能開幾萬人的現場演唱會。樂隊的小眾化讓它回到了最適合他的戰場：livehouse；最大的場合至多是音樂節。從效果和氣氛來說，比萬人演唱會更適合樂隊這一形式的演出。

但是以上這些渠道能賺多少錢呢。首先能去音樂節的一般都簽了唱片公司，巡演專輯日程收入分成這些公司全部打點好了，不存在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問題。

我們來說livehouse：一個livehouse頂多塞幾百人。對這方面不了解的路人可以回想自己城市有哪些livehouse，一般人都數不出來，很多甚至都躲在犄角旮旯地方，不是愛好者根本留意不到。門票最多200，少的60 80都有。廣州的sd livehouse，全世界最好的前衛樂隊可以演，我們這些非職業的也可演，但是門票不是1888和100的區別，大牌來了就算滿場，是能多賺一點，但始終還是處在一個數量級，對於一個商業場所的運營並不算大數目。那具體分到樂隊的能有多少錢，再分到每一個樂手的，是真的很少。再倒霉一點，門票賣得不好，就更難說了。

還有專輯，數字專輯，樂隊總譜pdf，樂隊周邊這些雜項收入，和樂隊做音樂的成本來說都可以忽略不計了，真正買這些支持樂隊的人也不會有多少，至少沒辦法提供給他們可觀的收入。

能培養出一個職業樂手的家庭絕對是寬裕的，現在不是野路子抱著一把破吉他自己也能摸索出來的年代了。和運動員一樣，音樂人現代化，職業化，分工細緻的程度越來越高，都是靠科學合理的訓練方案培養出來的，就像球星也是靠先進的青訓體系培養，越來越少南美踢野球的小孩一鳴驚人了，樂手同理。其中的成本不言而喻了。

我看到很多十幾二十歲的年輕吉他手技術強的可怕，也用上了musicman/suhr/tom anderson這樣的好琴加上axe fx iii，一共好幾萬的設備，算上在家裡做編曲的音效卡midi鍵盤電腦和正版軟體等一套，一個吉他手光設備就值六位數，更不要說從小培養他所花的錢，而他們大部分可能還在讀大學或者剛畢業，還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源，家境不言而喻了。

所以一個樂隊的組成本身就是錢堆出來的。我相信不會有人天真到希望學音樂來改變家境。學音樂就是燒錢，培養職業音樂人更是如此。他們能做到職業樂手，本身就是不愁吃喝的。難道他們會和自己十幾萬的樂器設備，流浪街頭住出租屋吃不飽飯嗎。所以經濟狀況不好完全是誤解。

大眾對樂隊的理解總是期望他們像詩人一樣，覺得音樂人有風骨，思想深刻，品味獨特，每天都在鑽研音樂，寫歌像寫詩一樣，因為過於小眾所以賺不到錢。

其實現代音樂人的職業化和分工程度非常高，現在樂隊的樂手大多是音樂傳播者教育者，開琴行搞教育，收錢做編曲製作等，要麼就是有自己本身的職業賺錢。剩餘時間才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搞樂隊，而這些人都不愁吃喝。所以他們最多是無法通過樂隊賺錢，而不是本身就要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我相信他們搞樂隊也絕對不是補貼家用，純粹是一件熱愛的事。您可以問問樂隊的朋友，如果要倒貼錢玩樂隊，還會不會繼續下去，我相信他們都會給出肯定的回答。只要還沒解散的樂隊，基本是不存在經濟狀況不好的情況的。

因為搞音樂真的很難掙錢，火如五條人這種樂隊，倆個核心人物，沒出名之前一個賣盜版碟，一個賣盜版書。

2016 年 6 月 5 日，廣州大雨。鷺江商貿樓二樓的琴房，仁科和阿茂正在排練。

這是一間十平米的正方形小屋，沒有窗。阿茂擰亮夾在架子上的閱讀燈，光射向天花板；四周的牆壁工整地釘著紅白藍三色橫條紋的塑料袋，那是仁科和阿茂用一天完成的裝修。起初他們買來隔音材料貼在牆壁上，「估計甲醛超標」，阿茂說，「裝完後屋裡臭得進不去人。」

這二樓原本是個大排檔，每個小屋都是個鋪位。大排檔倒閉後，鋪位被改建成聯排單間，不少廣州搖滾青年租來做排練室，月租一千元。

雨打在鐵皮屋頂上，造成紊亂的鼓點。吉他、貝斯、鍵盤、手風琴、鼓和音箱站著，效果器攤在腳邊，音頻線整齊地掛在牆上。仁科和阿茂拿起琴，擺好架勢。此時屋裡剩餘的空間大概還能容下一隻貓。

「他是個畫畫的，他是個畫畫的，手筋斷了你讓他怎麼畫啊？」（《走鬼》）合著雨聲，抱著吉他的阿茂在唱。他們的現任鼓手小宇在深圳，架子鼓後面的凳子空著。唱到副歌，仁科停下手風琴，前跨一大步，倒拿鼓槌加上一串鼓點——在結尾，他乾脆將鼓錘丟向他夠不著的軍鼓，補齊最後一拍。

大股大股的雨水絞成粗麻繩，不管不顧地澆下來。一個濕漉漉的青年背著貝斯在走廊上經過仁科和阿茂。他們同時丟掉煙頭，相互點頭問好。隔壁是個重金屬樂隊，阿茂笑眯眯地介紹道，這裡隔音太差，「他們一開始排練，我們就只能休息了」。

2009 年，一張名為《縣城記》的唱片讓人們認識了這兩個用海豐話寫歌唱歌的青年。初版《縣城記》的 CD 裝在大信封里，信封內還有個戶口簿，紅色封面一本正經，內有仁科和茂濤（阿茂）的履歷和照片——仁科細瘦，阿茂精壯，兩人都是南洋青年的典型面孔。唱片的歌詞印在一張假報紙上，「縣城記」三個大字下面八字真言：「立足世界，放眼海豐」。他們的音樂古怪而才氣橫溢，像莽莽大地上忽然綻放出的一朵奇葩。那一年，「五條人」被譽為「廣東民謠音樂圈最大的驚喜」。

「條」在粵語中常被用為量詞。名為「五條人」，《縣城記》出版時，這個樂隊只有仁科和阿茂，共計兩條。關於樂隊名字，仁科有各種各樣的說辭，最為文藝的一個是，這個名字出自杜可風的電影《三條人》。

看《三條人》是在 2005 年，那時十九歲的仁科和二十四歲的阿茂一起住在石牌村。

石牌村是廣州 138 個城中村裡最大、歷史最長的。它位於繁華的天河區中部，周圍是 CBD 的高樓大廈和商業街。進得寫著「石牌」的牌樓，右手是池氏大宗祠；再往裡走，視野驟然收縮，目光所到之處全是樓。樓與樓之間距離不足一米，開窗便能貼面，當地人稱石牌村的樓為「接吻樓」。抬頭，密密麻麻的樓群之上不見天光，樓與樓間，一百多條羊腸古巷網羅無數商鋪、小飯館、燒烤攤、理髮廊、診所、修鞋鋪、碟片店、租書店、成人用品商店……這裡的空氣滋味曖昧，混雜著花香，飯菜香，泥土氣，汗味兒，還有各種生肉和熟肉的腥味兒。

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內住著五萬多人，人均居住面積 1.3 平方米。居民絕大部分是外來戶，他們之中有學生、IT 從業者、「走鬼」（擺地攤）的小販、作家、酒鬼……當然，還有音樂人。

在搬出石牌村的時候，廣州音樂人王磊寫過一首《石牌村》：「我樓下是防盜門的加工廠，生意特別好，聲音特別響……天剛蒙蒙亮，困意上了床，太陽是希望，白日夢緊張。」來到廣州的第二年，仁科和阿茂一起住進了石牌村。大半年後，仁科一個人租了個月租三百的單間，有時候他會在六樓的天台上俯瞰這個城中村落，彈著吉他唱歌。

2006 年，盤古樂隊的前貝斯手李文楓作為監製，將仁科這個時期的作品收錄進仁科的第一張個人專輯《春就很好聽了》。李文楓也曾是石牌村的居民。

十年之後的夏天，石牌村傳來消息，改造計劃又一次被推遲了。雨下起來的時候，池氏大宗祠的門口南方花朵開得恣意，年輕的姑娘撐起了雨傘，看宗祠的大叔們正在乒乓球台上激戰。接吻樓的牆壁上，房屋出租廣告仍然貼得里三層外三層。

仁科和阿茂結束排練的時候，雨已是尾聲。他們斯文的牛仔褲和帆布鞋都還乾乾淨淨的。阿茂將吉他收入琴盒，背上帆布包，擺手召車，回他大學城的住所去。而仁科沿著新港西路，一路向西。「我喜歡走路」，他說。

在博爾赫斯書店，仁科買了一本吉爾·德勒茲的《電影 I：運動—影像》。他熟練地在扉頁上蓋上博爾赫斯書店的鋼印。收款台旁邊的書架上擺著菲利普·圖森全集，封面是仁科的女朋友設計的。其中一本《急迫與忍耐》的封面上，一個人安詳地躺在遠去的公共汽車旁，雙手放在胸前。仁科說他是這幅畫的模特。

仁科雙子座，他說自己眼下 29.7 歲，還沒有人到中年的感覺。來了廣州近十年，他似乎活得很得章法。指著路過的學而優書店，他說他有打折卡。又指著不遠處的一家老牌酒店，他說他每天都去酒店裡只對賓客開放的泳池游泳。「我有辦法」，他平和地解釋。雨已經完全停了，他決定散步回家。夜幕降臨到廣州，路口此起彼伏亮起了燈，他左右望望，倏忽消失了，既像是一滴水，也像一尾魚。

仁科生於 1986 年，阿茂生於 1981 年；兩人都在少年時期隨家人遷居到海豐。

2003 年，阿茂已到廣州兩年，靠賣打口碟為生。從中學開始，他就在聽哥哥大茂從廣州帶回的唱片，國內的崔健、祖咒、舌頭、盤古；國外的平克、槍花、涅槃；各大牌搖滾樂隊還有港台音樂，阿茂混起來，什麼都聽。開始賣碟之後，他也聽自己進的貨，除了英文唱片，還有阿拉伯語的、法語的、西班牙語的，各種小語種都有。剛開始寫歌時他用普通話，歌詞叛逆又稚嫩，多是「我的兄弟，我明天要走了」之類。

忽然有一天，在買菜的路上，阿茂哼著一個旋律，發現自己自然而然地用海豐話唱了出來。

阿茂的哥哥大茂有個朋友網名「區區 500 元先生」。500 元先生比阿茂大四歲，當時在海豐中學當美術老師。有一次在廣州，阿茂跟 500 元先生聊天，提到他寫的海豐話歌曲，說打算在街頭唱著玩玩，500 元先生聽了說，那乾脆搞個大型的，聯繫一下其他有寫歌的本地人，搞一個「首屆海豐原創音樂會」。

那個時候，仁科十六歲，在工藝美術班裡學畫畫，老師告訴他，拿畢業證要交五十塊錢。他說：「還要五十塊？那我不要了。」聽到「海豐原創音樂會」的消息，又聽到 500 元先生說「只要是自己寫的歌就可以參加，什麼歌都行」，仁科馬上躲進房間去練吉他。

報名來參加音樂會的人不少。演出場地在定在文化局的門口，當時文化局的領導說，過年做這種活動是人民喜聞樂見的好事，節目可以搞得豐富多彩一些。另外，歌詞要交上來審查。有一首歌叫《海豐雷鬼》，某領導看了說：「過年過節的，雷鬼這兩個字看著很不吉利，改個名字。」500 元先生告訴他，雷鬼嘛，就是海豐天上的雷公……其他不知道歌詞的歌 500 元先生就現場瞎編歌詞，或者寫「純音樂」，報上去。

大年初三，海豐原創音樂會如期舉行。海報是 500 元先生和朋友們用廣告顏料手繪的，貼得滿街都是，像牛皮癬；音響設備也是 500 元先生四處搞來的。文化局的老式樓大門寬敞，門口兩隻大柱子，幾級台階，台階上就是舞台。怕社會上的人搗亂，公安局還派來一隊人坐鎮。

文化局在海豐的主幹道旁邊，趕上過年，路過的年輕人、中年人、阿公阿婆、摩托車、小孩貓狗，聽見熱鬧，又發現免費，都忍不住停下來看看。阿茂的演出曲目中有一首叫《高等教育》，那是他在番禺一所學校的宿舍里寫的歌，唱完之後全場興奮地一起高喊，還有觀眾衝上舞台一起唱。500 元先生在台下捏了一把汗：「幸好是過年，要不然被人舉報我們就慘了」。《高等教育》唱完，觀眾大聲問：「怎麼樣快演完了吧？後面還有沒有？」一邊吵一邊往台階上擠，包圍著舞台的圈子越來越小，觀眾和演員混在了一起，幾乎面貼面，場面極為混亂。在阿茂後面上台的仁科看著，心想這還能演嗎？——500 元先生一把拉過他說「到你了，趕緊去！」

這場音樂會讓仁科認識了阿茂。在他們的記憶中，那是一場很成功的演出。

那一陣子，仁科不上學也不上班，每日在家畫畫彈琴，還有就是跟一個神秘的朋友聊天。

汪峰不再是鮑家街43號那個汪峰了；

痛仰已經不是早年在樹村的硬核痛仰了；

五月天就是偽搖的代表；

流行音樂就特么的垃圾，搖滾樂堅決不和流行音樂同流合污；

李志不是搖滾，是民謠；

如果萬青流行了我就再也不想聽萬青了；

新褲子你們千萬別像大張偉一樣上綜藝啊，不然看不起你們……

有沒有很熟悉？

沒錯，這就是很多中國的搖滾人，包括樂手、樂評人、樂迷，對於搖滾樂的態度，我也曾經是這當中的一員，我們覺得這很「有態度」。

我記得某一年的「中國好歌曲」，著名民謠歌手馬條作為選手參加，他在節目說了一句詞叫「畫地為牢」，對我觸動很大，後來也時常想起這個詞，並且目睹了一幕幕的「對號入座」。

曾經有一部講述樹村裡搖滾樂隊生存狀態的紀錄片，叫《後革命時代》，一度被眾多文藝青年們當作壓箱底的珍藏，看完之後大呼「牛逼」，覺得這才是搖滾樂的精神。可是後來，這部片子里的眾多樂隊都解散了，眾多樂手甚至轉行了，因為做搖滾樂太窮了，連飯都吃不飽。

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生代流量明星們，似乎不需要任何作品，不需要廢寢忘食地創作和排練，不需要經歷任何淬鍊就能火得一塌糊塗。

憑什麼？中國的搖滾人們忿忿不平。小鮮肉們火也就算了，憑什麼鳳凰傳奇也能這麼火？憑什麼？

可即便是這樣，樂隊們一度還是對「主流」這個詞很敏感，即使他們知道「主流」能夠讓他們生活得更好。更有甚者，「主流」了的汪峰和大張偉被很多滾圈人士看不起。

中國的搖滾樂經歷過八九十年代的輝煌之後，似乎就患上了病，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差距，這個行業跳水般的命運，樂隊們組了散、散了轉行。

「後革命時代」的搖滾樂，便有了一種與生俱來的傲慢與偏見，在這個圈子裡，「鄙視鏈」盤根錯節。

滾圈無法適應時代的劇變，樂隊們都在硬扛，做的音樂必須要金屬、要硬、要叛逆、要狂躁，不撞南牆不回頭。而最硬核的樂迷們更是有著他們最嚴苛的要求，如果你們不反叛了，你們平和了，你們就不牛逼了，你們就流行了，如果你們去參加綜藝節目，你們和流行音樂同台，你們就妥協了，就給市場下跪了。我們現在管這種行為叫「出圈」。

汪峰出圈了，他過上了明星的生活；

大張偉出圈了，他也再也不用為吃飯發愁；

痛仰在把南牆撞出了一個洞之後，走出了硬核的小圈子，走到了一個相對更大的圈子，他們也解決了溫飽問題。

在一些人眼裡，他們都是下跪和妥協的代表人物。

形式上的憤世嫉俗，是一部分地下搖滾樂迷最鮮明的人格。他們熱衷於在新華字典里聽搖滾，黑金、死金、旋死、硬核、死核……彷彿是古老大學裡最保守的學者們，又像是法庭上嚴厲的法官，他們一旦認定了你是出圈了、妥協了，你們就在這裡被判了死刑。

這裡我想起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右翼資助了一個叫亞洲女性基金會的組織，他們找到台灣當時還倖存的慰安婦，要給他們每人五十萬台幣，前提是她們承認自願做慰安婦。此事一出，義憤填膺的台灣同胞們振臂高呼，千萬不要接受，不能妥協，不能丟了氣節，不要給日本人下跪！老人們也很不想做這樣的妥協，可風燭殘年的他們已是疾病纏身，又很需要這筆錢。這時候李敖看不下去了，他說你們這些人都是嘴炮，你們嘴上說人家不要妥協很容易，上下嘴唇一碰，就是民族大義，可人家日子都過不下去了。於是李敖把自己的藏品拿出來拍賣，所獲三千多萬台幣分給了這五十多位老人，前提是她們不接受日本人的資助，當然結果皆大歡喜，日本人灰溜溜地走開了。

我不是說中國的搖滾樂迷是嘴炮，這些人在搖滾樂隊最艱難的時候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但我們應該用更開放的心態去看待這些，出圈沒什麼不好，只要還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其實搖滾樂最火紅的那些年，也出圈了，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在一個晚會上第一次現場看到了黑豹樂隊的演出，同台的還有各種流行歌手和相聲演員，他們並沒有被看作是妥協。

傲慢與偏見拯救不了中國的搖滾樂，主流也沒有我們想的那麼不堪。

這個夏天對中國的搖滾樂來說是註定一個不平凡的夏天，「樂隊的夏天」這檔節目一石激起千層浪，許多「圈內」的寶藏樂隊終於走到了主流的舞台，我們發現他們的音樂其實可以擁有更廣的圈子，他們不需要去迎合市場，他們本身就能擁有市場。

剛參加節目時，樂隊們帶著好奇、緊張、疑惑，甚至有一些戒備心，可慢慢的，他們都把自己打開了，原來綜藝節目也沒那麼做作，原來我們在這裡也還是可以保持真實的自己，原來那個樂隊的音樂還不錯誒，原來那個人不像傳說中的那麼討厭啊……

因為經歷過輝煌，中國的搖滾樂隊這幫人比玩說唱的、跳街舞的有更高傲的心，這個節目讓他們，至少讓參賽的這些樂隊們終於放鬆下來了，他們或多或少地端了太多年了，他們對於主流的拘謹和不安終於得以釋放，最關鍵的是，他們終於看到了靠音樂吃飽飯的希望。

接下來的路是滾圈之前沒有走過的，需要樂隊、其他從業人員、新老樂迷一起摸著石頭過河，在出圈的過程中大家也會面臨很多的新的問題。

我建議各位樂迷，你喜歡誰的音樂，就去付費下載，你喜歡哪個樂隊，就買票去看現場。你不喜歡的音樂，你不聽就好了，沒必要去擴大所謂的「鄙視鏈」。

畢竟，傲慢與偏見拯救不了中國搖滾樂。

想靠樂隊養活自己真的很難，也就那些人氣高的樂隊可以做到。我朋友玩樂隊的，樂隊4個人有3個人都有正式工作，剛組兩年，各大音樂節都上過，出場費在1-3萬左右，經紀公司抽20%-30%，剩下的4個人平分。 然後小的演出大概是3k-5k，依然還需要抽成+4人平分。好在呢，來迴路費和住宿對方是給包的，那麼也就是說現在他們玩樂隊不需要貼錢。之前不太出名的時候可是連路費都要自己出的哦。所以樂隊夏天裡那些比較出名的樂隊情況會好一些，一個人一年幾十萬肯定有的，這相比很多普通人收入已經算多的了，但是也僅僅是那些很出名的樂隊，大部分樂隊的生存還是很困難的，能夠堅持下來真的值得敬佩。

玩樂隊帶來的收入和名氣是正相關的，和技術關係比較小。像click15，兩個人水平都很強，但是節目上好像說收入在4位數？這是真的，你開演出沒人買票哪來的收入，對嘛。但是經過這次節目。我估計這個情況會改善很多。我前兩天搜皇后皮箱的門票基本都是售罄狀態。

但是呢，這並不影響他們從事其他的事情。比如，開琴行，教學，給一些歌手錄音，給別人做編曲，代言產品等等。這些也是收入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