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介紹一個新興的跨學科研究方向——進化人類學（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進化人類學是一種以人類與其他非人類靈長類動物的對比的方法來研究人類心理和行為的交叉學科。其中最為常用的是人類與其他類人猿的實驗比較，通過實驗的方法來了解二者之間的關係和不同點，從而找出在進化過程中人類究竟是如何脫穎而出的。

進化人類學目前的研究前沿問題非常多。在此我就只介紹我所熟悉的，即來自原德國馬普所「進化人類學中心」的所長，進化人類學家邁克爾.托馬塞洛（Michael Tomassello）的研究成果。通過長期的整理以及自己組織實驗的方式，托馬塞洛提出了關於人類與類人猿之間根本區別的「集體意向性」假說（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hypothesis），即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擁有跳出自己的主觀意識，能夠站在他者視角思考問題並且和他人共同擁有以「我們」為主體的集體意向的能力。其研究成果集中展示在他的兩本進化人類學著作，《人類思維的自然史》和《人類道德的自然史》之中

這兩本書中托馬塞洛舉了大量的支持「集體意向性假說」的實驗數據。在此我就只列舉一部分進行介紹：即托馬塞洛通過一些實驗證據想說明，人類似乎是擁有一些天生的基於「合作」的道德意識或道德能力的，這種能力便是基於集體意向。

一般來說，我們往往認為，人類是唯一一個具有道德感的物種。一個老虎咬死了人我們不會怪罪於老虎，但是要是一個人殺了另外一個人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其行為進行懲罰，原因就在於老虎沒有道德感，但是人有。然而，「人是唯一具有道德感的物種」這一命題一直存在兩種極端化的回應。首先便是以《自私的基因》的作者道金斯為代表的一些進化論支持者認為，人的道德感只是以基因為中心的生物進化的產物而已。其本質與自然界的群居動物之間的合作互助的「利他行為」一樣，都只是基因為了自己延續的「自私」行為而已。而另外一種回應便是傳統的倫理學家們的觀點，即道德感與人的動物性或者生物本能完全無關，它完全只是人的純粹理性以及後天教化產生的。針對以上兩種極端觀點，托馬塞洛想避免以上兩種傾向，企圖用大量的實驗依據證明：1. 人類的一些具有道德意義的天性與其他群居動物的合作互助行為有本質不同，因為人具有集體意向而類人猿沒有。2. 這些天性的存在同樣證明了人的社會性和道德感有其生物本能作為基礎。

為了證明以上兩點，進化人類學家們會選擇做大量成年黑猩猩與三歲之前的兒童的行為對比實驗。之所以將成年黑猩猩和三歲前的兒童作為研究對象原因在於：首先，黑猩猩是與人類親緣關係最近的靈長類動物，並且成年黑猩猩一般的智力水平為3-6歲正常人類兒童，即普遍智力水平是高於三歲前的人類兒童的。另外，三歲前的兒童普遍語言能力尚未發展完全，且基本沒受過後天教育的影響，因此可以最大限度的體現人類最為原始的生物本能。而通過這一系列對比實驗，我們發現了人類兒童可以完成一系列智力水平高於他們的成年黑猩猩所無法完成的道德行為，由此大大增加了人類擁有一些天生的道德意識與道德行為能力的可信度。

一，合作後的分配行為

雖然為了某個特定目標合作是黑猩猩與兒童都會有的行為模式，然而一組實驗似乎說明黑猩猩幾乎沒有分享合作成果的意識，如Melis(2006)所設計的實驗中，如果在同時一塊只有兩個黑猩猩合力才能拉動的大木板兩段都放有食物時，兩隻黑猩猩會合作拉動木板並各自享有各自那一端的食物，然而，當把食物集中放在木板中間的時候，黑猩猩在拉完木板之後便會產生爭奪，勝利的一方會佔有所有食物。而當Warneken(2011)對三歲以下兒童進行同樣的測試時，所有兒童組的兒童都無例外的選擇分享放在木板中間的食物。這似乎表明，與黑猩猩不同，人類兒童似乎擁有參與合作之後應該公平享有合作成果的道德意識。黑猩猩的合作往往只是短暫的同盟行為，而人類則是有真正的共同協作的意願。

二，合作中的集體意識

托馬塞洛進一步說明，黑猩猩與人類兒童都能擁有合作行為，但是二者有著如此重大的區別。原因在於，在黑猩猩那，一個關於集體的「我們」的意識是缺失的。黑猩猩的合作依然是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場與角色的合作，但人類兒童則不同。如Fletcher（2012）的一項實驗表明，當我們訓練黑猩猩與我們共同完成一項任務或者一個遊戲之中扮演一個特定角色之後（比如讓黑猩猩給我們積木，我們來搭），如果我們將自己的角色與它的角色互換的話，黑猩猩是不會從事我們之前所從事的活動的，於是又要重新訓練。但是在三歲人類兒童那，角色互換不會帶來任何行動上的不成功。這種合作中的角色可互換性似乎說明，人類與黑猩猩不一樣，在合作之中人類能拋開自己特定的身份與角色，以一個更加全體的眼光看待整個合作行動，因此擁有天生的集體意識。

三，對於搭檔福祉的關心，

雖然同情心（sympathy）廣泛存在於高等哺乳動物之中，然而以黑猩猩等靈長類動物為代表，它們的同情同伴的行為僅僅局限於不存在直接利益衝突與不需要消耗極大精力的個別情況之下。而在合作之中，比如黑猩猩群共同捕獵猴子的情形下，至今沒有任何報告能顯示出黑猩猩在共同捕獵時會互相幫助（Melis Tomassello 2013）。於此相反，幼齡兒童對於同伴的關心與幫助的範圍要廣泛地多，比如14個月大的兒童就能在實驗中幫助他並不認識的成年人完成開門，搬書，跑去拿成年人想要的東西等對於他這個年齡段的兒童來說十分困難的任務（Tomasello 2006）。同時，這種幫助甚至是不需要任何外在鼓勵的，比如2歲兒童並不會在有媽媽的陪同下就會去完成更多的幫助他人的任務，甚至是一些根本不會引起被幫助者注意的幫助任務兒童完成的也不會比其他情況更差（Warneken 2013）。

四，行為的自我約束

集體意識的最高體現，便是將自我的行為放置集體的「眼睛之下」，自覺接受監督。人和黑猩猩一樣，都會主動選擇那些更加有力，更加具有合作精神的搭檔，但與此同時，和黑猩猩不同，人類知道當自己評估搭檔的同時，也會預料到搭檔也會評估他自己，因此人有主動約束個人行為符合集體要求的意識。比如Engekmann（2012）的實驗中顯示出，當一個兒童被要求照看另一個虛構出來的孩子放在桌子的物品時（「這些東西是屬於另外一個小朋友的，他暫時不在，幫個忙保管一下哦」），觀察人員發現，當受試兒童獨自一人在房間里時，不出意料，他會偷桌子上的物品，但是當房間里還有另外一個同齡人看的時候，受試兒童還會主動往桌子上添加物品。但是同樣的實驗在黑猩猩那結果卻是，不管現場有沒有另外一個黑猩猩在看，受試黑猩猩都會拿桌上的物品。這似乎說明，兒童在出於集體之中的時候似乎存在自我約束行為的意向。

五，對於「搭便車」者的排斥與懲罰

集體意識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對於「我們」和「他們」的區分。並且對於並非屬於這個共同集體的人的排斥。而這類行為也僅僅存在於人類之中。比如Boesch（1994）的野外觀察就發現，在黑猩猩捕獵猴子的活動中，即使是全程沒有出力追捕的黑猩猩最後也能得到相當一部分猴子肉，搭便車現象在黑猩猩狩獵行為中大量存在。同樣的結論在Melis(2013)的實驗中也能得出，在實驗中，模擬「捕捉者」的黑猩猩們在合作完成了一項任務後獲得的食物也會給全程沒有參與的「搭便車」黑猩猩分享食物，而且「搭便車」黑猩猩得到的量與「捕捉者」黑猩猩的量沒有差別。但是，在人類兒童那，扮演「捕捉者」的兒童們存在明顯的排斥「搭便車」兒童的行為，「捕捉者」兒童享有的成果量也明顯更多。（Melis 2013）

以上只是各類實驗的一小部分，但從這些實驗結果中我們發現，對比人類最近的近親黑猩猩，3歲以下的人類兒童擁有一系列高度道德化的行為傾向，尤其是公平分配成果，共同活動中的「我們」的集體意識，對於他人福祉的廣泛地關心與幫助，集體之中的自我行為的約束以及對於「不勞而獲」的排斥等等。而且基於受試兒童的年齡之小不足以說明這些行為都是教育和理性思維的結果。我們有理由相信，人類是擁有一些天生的道德意識與行為能力的，而這些意識與能力可能在長期的自然演化之中已經成為「智人」這一物種的生物本能了。而在托馬塞洛那，這些都是可以根據「集體意向性」假說加以解釋。人之所以為人，便在於人是唯一種能擁有集體意識，能站在超出個人的視角進行思考和自我行為監督的物種。

相關回答

在倫理學中，道德直覺（moral intuition）為何如此重要？是否有無關道德直覺的倫理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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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Boesch, C. (1994). Cooperative hunting in wild chimpanzees. Animal Behaviour, 48(3), 653–667.

Engelmann, J. M., Herrmann, E., Tomasello, M. (2012). Five-year olds, but not chimpanzees, attempt to manage their reputations. PLoS ONE 7(10): e48433.

Fletcher, G., Warneken, F., Tomasello, M. (2012).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lying the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of children and chimpanzees. Cognitive Development, 27(2), 136–153.

Melis, A. P., Altricher, K., Tomasello, M. (2013).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collaborators and free-riders by 3-year-old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14(2), 364–370.

Melis, A. P., Hare, B., Tomasello, M. (2009). Chimpanzees coordinate in a negotiation gam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0(6), 381–392.

Melis, A. P., Tomasello, M. (2013). Chimpanzees』 strategic helping in a collaborative task. Biology Letters, 9: 20130009.

Melis, A. P., Hare, B., Tomasello, M. (2006b). Engineering cooperation in chimpanzees: tolerance constraints on cooperation. Animal Behaviour, 72(2), 275–286

Tomasello, M. (2006). Conventions are shared (commentary on Millikan, Language: A biological model). Philosophy of Mind Review. (online)

Warneken, F., Lohse, K., Melis, A. P., Tomasello, M. (2011). Young children share the spoils after collabor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2) 267–273.

Warneken, F., Tomasello, M. (2013). The emergence of contingent reciprocity in young childre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16(2), 338–350.

@飛奔的馬達 大佬寫的內容剛好原來上課的時候學過，還是一門講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哲學課，剛好讀了好幾周Tomasello的這本書。我就補充兩個對Tomasello還有試圖通過進化論來解釋倫理學的理論吧，都是一些比較大的問題。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實驗數據的收集。這其實是個悖論，因為數據要麼是1）從野外觀察動物或者2）在實驗室設計實驗取得取得。在一個理想的條件下，當然1）是最好的，但這需要我們對很多內容進行一個先入為主的定義。比如說實驗者要研究動物運用工具的能力，那什麼算工具？猴子用石頭去砸椰子、水獺用樹枝建大壩、又或者企鵝叼石子，這幾個行為看似都是運用工具，但差別還是挺大的。尤其是這又涉及到consciousness的一個extension。現在的研究，對這些重要概念從理論上進行討論的還很少，大部分研究者還是比較熱衷於單純的記錄。我覺得這裡科學家可以從現象學或者其他哲學討論里獲益良多（逃。。

如果我們選擇2）的話，那最簡單的一個質疑就是，這真的能代表動物在自然世界裡活動的狀態嗎？比如實驗者設計了一個很複雜的機械，那麼一個猴子可以對這個機械運用自如，好像並不能準確地對應到它們在自然世界裡的狀態。這裡我就不展開談了。

第二個大的問題就是，動物和人之間的這種差異，可以作為道德觀（morality）的基礎嗎？我們需要用道德來解釋這種行為間的差異嗎？大佬提到的案例，我們完全可以通過猩猩和人類大腦，還有一些其他器官構造上的差異來解釋。最簡單的解釋就是人類天生就可以理解因果性（causality），而理解causality是一種無法後天取得的trait，目前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還存在其他可以理解因果的動物（這也算是我對「人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理解）。當然什麼是causality是另外一個哲學討論了。但是在人身上最簡單的體現就是我們不需要重複學習一個技能，而實驗室的猴子學會用工具以後（比如用鉤子鉤東西），如果不高強度的定期訓練，他們的技能會很快退化。

於此相對的，人如果學會了游泳或者騎車，是不用重複學習的。比如，我們把鈴鐺綁在剛出生的嬰兒的腿上，那麼嬰兒很快就會理解是因為自己的腿動而導致了鈴鐺的響，能夠通過控制自己的行為來操作鈴鐺。與此相對的，其他所有動物都是通過類似巴普洛夫的狗似的機械學習，才能學會這個技能。再比如，當我們用儀器測量人和猴子使用同一個工具做同一樣動作時的大腦活動，我們會發現人類大腦皮層的活動比猴子激烈的多。有的猴子甚至完全沒有反應，儘管它們能成功完成，並被我們認為「學會了」使用該工具。總而言之，我們需要注意黑猩猩（或者其他任何靈長類動物）和人類的差異比我們想像的大的多。光是手眼協調的準確性這一點上，人類和它們就不在一個量級上，比如猴子就做不了針線活兒，塗不了手辦。。。。那麼再來看大佬舉的例子，拿黑猩猩和人類做對比實驗，在一開始就是不合適的，儘管兩者看起來差不多。

總之，我對通過單純的biological evolution來解釋，甚至justify ethics theory的前途持比較悲觀的態度。我覺得我們可以獲得很多看起來很有道理，但其實缺乏科學證據的理論。主要的原因就是人類和我們祖先的evolutionary gap太大，而我們想要取得一些進化學上的證據幾乎是不可能的。另外一種比較受歡迎的說法是人類的生物進化和文化進化是一同進行的（可以參考Kevin LeLand）。比如隨著人類食品的精細化，智齒就退化掉了。當然這又很難解釋我們的moral intuition到底來自那裡，甚至完全迴避了這個問題。總之我對解釋猩猩是怎麼變人的這個問題的前景比較悲觀。。。

聽說不能從生物學角度解釋？

Paul W. Bingham 的一些研究和觀點，可能對我們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帶來一些啟發。

我曾經寫過兩篇文章以總結相關研究。下文為搬運。

小小的寂寞：遠距致死：人的起源，和階級社會的誕生 Part 1?

zhuanlan.zhihu.com圖標小小的寂寞：遠距致死：人的起源，和階級社會的誕生 · Part 2?

zhuanlan.zhihu.com圖標

下文主要是對 Paul M. Bingham 一些研究的總結。我並不完全同意他對階級社會—尤其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當然，我對社會科學不熟，所以我不準備討論階級社會階段誕生之後的事情。

Research " Death from a Distance?

www.deathfromadistance.com

親緣關係之外的合作—為什麼其他動物做不到？

相比其他動物來說，導致人的成功的因素，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間接的由這樣一點導致—人具有整個動物界罕見的一個傾向，與親緣關係可忽略的同類進行經常性的合作。無論是語言還是技術的持續積累—人的認知能力可能不如某些鯨豚類，是說—這些對人來說，以及之後對文明來說，必不可少的東西，都是這一超出親緣關係的廣泛合作的直接或間接的結果。

為什麼其他動物沒有做到這一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儘管與近親的合作可以由相互之間的親緣係數而受益，沒有親緣關係的同類由於不僅佔據相同生態位，還爭奪同一個基因庫的份額，彼此之間的利益衝突最為激烈。因此，對每一個動物來說，欺騙沒有親緣關係的其他動物，具有顯而易見的適應性。然而，不被騙比成功欺騙容易太多—這個動物只要簡單的不參與合作就好。

反之，為了實現非親屬的合作，動物必須有能力為不參與合作卻從合作者之中受益的叛徒施加最嚴重的懲罰。因為即使是威脅，也必然需要在真正的懲罰有現實的可能性被施加時，才會成為可信的東西。

只要叛徒得不到懲罰，非親屬的合作行為根本不會進化出來。即使合作行為真的—通過遺傳漂變，比如說—進化出來，叛徒也會立刻代替合作者成為絕大多數，從而終結這種合作。

當然，還有一個策略是，強佔合作參與者的勞動成果為己有，並且通過暴力阻止對方報復。如今，這個策略似乎並不罕見。我應該會在下半部分的最後一節之中再次討論這點。

為什麼這些動物無法懲罰背叛者的原因也很簡單。即使一群動物決定懲罰一個叛徒，由於動物之間打鬥的貼身肉搏之性質，也需要一系列一對一的搏鬥。但誰第一個懲罰這個叛徒，誰就相當於以一半概率去送死—這一概率不隨懲罰者數量而變化—所以沒有一個個體會真正上去執行懲罰。

如果這些動物可以同時懲罰一個叛徒呢？那麼，Lanchester 平方反比定律表明，一方面，這群小夥伴的存在就分散了叛徒的攻擊目標，也進而降低每個個體單位時間之內被攻擊的概率，另一方面，他們聯合的攻擊，也增加了成功率和縮短了總的攻擊時間。這兩者都降低了每個個體進行攻擊的代價，所以，對每個參與的動物個體來說，懲罰叛徒的代價與攻擊者數量之平方成反比。而對於任何一個來到現場的動物來說，無論是否參與攻擊，自己都會成為叛徒的靶子，但參與攻擊還有可能縮短總攻擊時間，自己反而更加安全。

但是只有遠距離攻擊武器能實現這種同時的懲罰。然而，絕大多數動物沒有一個可靠的方式，以在相對可觀的範圍之內有效殺死或傷害同類。

如果遠距離攻擊以某種方式被實現了呢？

在進化過程之中，早期的人屬 Homo 成員對所面臨的一個生態上的挑戰的適應，意料之外的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

然而，為了詳細說明這點，必須先從所面臨的挑戰本身開始。

為什麼我們的地球上，動物進化進化著，人類甩其他動物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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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骨骼肌的組成與其他哺乳類的並不完全一樣。骨骼肌的肌纖維可以通過肌球蛋白重鏈 MYHC 的類型粗略的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表達 MYHCI 的 I 型或者「慢」肌纖維，而另一類是表達 MYHCII 的 II 型或者「快」肌纖維。在絕大多數哺乳類中，包括狐猴，獼猴和黑猩猩等相當一部分靈長類在內，組成骨骼肌的肌纖維以「快」但易於疲勞的 II 型為主。然而，在另一些動物，如蜂猴屬 Nycticebus 和人之中，骨骼肌主要由「慢」而疲勞抗性的 I 型肌纖維組成。因此，儘管人的肌肉可以很好的支持長距離步行等耐力性的活動，在需要瞬時速度和/或力量的場合，人相比其他動物卻處於劣勢地位。

如何在具有較低的 II 類肌纖維含量的同時，產生極高的運動速度？早期的人屬成員通過解剖學的途徑回答了這個問題。

然而，人並不是全然沒有措施以產生高速運動。 現在仍然存在一些民族採用徒手投擲作為狩獵的方式。在專業的運動員和獵人之中，投擲物的速度是很可觀的。例如，對 Daasanach 族獵人的研究表明，投擲木棒的出手速度最高可達到 ~36m/s, 而 27 個受試者的平均速度在 ~29m/s. 有意思的是這個平均值很接近獵豹捕獵時的典型速度。 儘管高速和準確的投擲需要幾十年如一日的學習，投擲行為本身很可能是人的一種本能。在生命的極早階段，嬰幼兒開始操縱物品的時候，就開始展現出這一行為。對人來說，最開始的投擲行為是從手下扔出—這和很多其他靈長類所展現的行為類似，而在黑猩猩之中，從手下投擲的行為是一種有效的防禦手段，儘管難以用於進攻作用—但不久之後就自然而然的過渡到過手的方式。在不同文化之中，投擲行為的極早開始，和這一動作的發育模式，都是高度一致的。

特斯拉皮卡的防彈玻璃，為什麼會被小鋼球砸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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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工業化社會，未受訓練的普通人投擲速度非常低，正如上述鏈接之中的視頻所述的那樣。

在具有高度發達的投擲行為這一性狀達到接近 fixation 時，在一些小群體之中碰巧達到高頻率的「合作者」終於可以利用遠距攻擊的能力，以極低的成本對不參與合作卻瓜分勞動成果的叛徒進行懲罰。這進一步提高了控制「合作」性狀的等位基因頻率。在這些條件下，即使這些「合作者」仍然是自私和短視的個體，他們也可以達到對彼此都有利的合作。

於是，最初很可能用於狩獵或自我防衛的一個適應，完美的契合了在沒有親緣關係的個體合作時所面臨的「懲罰叛徒」的場景。這使得超出親緣關係之外的個體之間的廣泛合作終於從純粹理論的可能性變成現實的可能性。

語言之進化

無親緣關係的動物個體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這一衝突所通常導致的相互欺騙傾向，是限制動物交流的一個重要因素。

不妨設想一下這樣一種動物之中，兩個無親緣關係的個體試圖交流的場景。此時，每個個體都試圖通過自己所發出的信號欺騙對方—如果發出任何信號的話。並且他也知道，另一個個體同樣會對他這樣做。所以，他們不約而同的做法是，即使對方有發出信號，也不會理睬對方的信號—進而，不會浪費能量去甚至發出這個信號。

所以，在這種動物之中，無親緣關係的個體之間的交流很可能無法進化出來。但是，如果這個權力關係以某種方式被改變，使得即使是沒有親緣關係，完全自私和僅考慮自己短期利益的個體，可以實現廣泛和真誠的合作呢？

在前一部分之中，我已經討論過，早期的人屬成員所進化出的投擲能力產生了一個副作用，即權力關係之改變—當合作者處於絕大多數，而背叛者處於少數地位時，懲罰背叛者的代價得到了空前的降低。這使得背叛行為得到有效懲罰，進而使得個體，出於自己的短期利益，會經常性的選擇與無親緣關係的同類合作。

這終於提供了所需的條件，以使得合作的交流行為得以進化出來。而它確實進化出來了: 這種行為被叫做語言。

語言之高效性也為積累性的文化進化提供了條件。

原始社會之共產主義

人類學的研究已經表明，狩獵採集社會的成員之間往往極為平等，而在此階段的社會之中，明顯的階級區分是極為少見的例外。

為什麼存在此種現象的原因也同樣與早期人屬成員所進化出的權力關係有關。在很多其他多雄多雌的群居性動物之中，個體在群體之內的地位主要由個體的體力所決定。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Political Systems?

www.journals.uchicago.edu

黑猩猩之中，例如，alpha 雄性對群體承擔的職能僅限於嚇退捕食者和調停爭端，但是要不成比例的奪取其他群體成員的捕食成果。

當然，「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句話有時在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之中也適用。在壓迫過於劇烈時，地位較低的黑猩猩有時會聯合起來反抗 alpha 雄性個體之暴政。有意思的是，除了人之外，已知有組織的對壓迫的反抗好像僅限於黑猩猩屬。

然而，可能是因為反抗之風險過高，在黑猩猩之中，這種反抗行為通常僅限於壓迫程度過於劇烈的情況。與黑猩猩的情況形成對比的是，狩獵採集社會之中，若一個人企圖獲取剝削階級之地位，首先他會迎來其他群體成員的嘲笑，然後，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的話，那麼在最終得逞之前，他幾乎總是會喪生在致命的暴力之下。

原始社會之中，為什麼人們能成功阻止剝削階級之誕生的原因，很可能是持續不斷的階級鬥爭。

行為現代性

在小節「語言之進化」中，我提及了「積累性的文化進化」。這一過程的結果之一，是持續的技術進步—當然包括狩獵武器之進步。

Bingham 認為，武器技術之進步，是為什麼在幾萬年之前，行為現代性相對突然的出現在世界各地的解剖學的現代人之中的主要原因。引起這一「認知爆炸」之起源的主要因素，他認為，是遠程攻擊武器的射程有了質的提升，從而可以波及到不同初級群體 (primary coalitions) 的成員，進而，使得不同的初級群體成員之間也可以發生經常性的相互合作行為。

與最早的行為現代人一同出現的正是這樣的一種技術—light bolt 技術。他們是一種具有小而尖，並且黏有其他材料的尖端的杆子，因此更輕和有更強穿透力。他們不僅可以被扔出更遠還更加便於攜帶，所以每個人在一次攻擊之中可以攜帶多個，進而提升了有效射程之期望值。

行為現代性加速了文化進化和技術積累之進程。它也使得武器技術更加迅速的提高，例如促進了 atlatl 和弓箭等技術的誕生和發展。

然而，早期的武器技術，儘管所用材料經常與其原產地相距幾十公里，卻不算過於稀有，並且所需的製造工藝也在狩獵採集者可負擔的範圍之內。因此，在此階段，提升的武器技術有效增加了合作範圍，但尚未引起階級之分化。

剝削階級之誕生

隨著技術之進一步提升，然而，製造武器的材料和工藝都變得更加複雜。

例如，需要銅礦和錫礦，並且要求複雜的冶煉過程的一種合金，青銅，被發現是優異的武器材料。壟斷此類資源的少數人，由於在施加暴力之能力上具有絕對的優勢，獲得了已經在人之中消失幾百萬年的對暴力的壟斷地位。

因此，儘管有效的合作範圍增加了，社會卻分成了少數剝削者和絕大多數的被剝削者。

在其他群居性動物之中常見，但在人之中已經接近消失很久的一種權力關係—通過對暴力之壟斷以獲得剝削地位—又回來了。

Bingham 認為，社交網路對信息的傳播可以幫助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進而終結少數人的暴政。但是，隨著西方式民主最近的反覆失敗，而顏色革命更證明由於西方之操縱，只能從一種獨裁政權走向另一種獨裁政權，我不得不懷疑一點—

離開階級鬥爭，人終將失去一切。

以上。

人是一種群居動物，僅此便構成了人類的全部。

人與動物的區別到底在於什麼？

某位哲學家說，在於人能製造和使用工具。叔本華說，在於人有深厚的情感。宗教說得更簡單，只有人有不滅的靈魂，而動物沒有。

作者覺得，人並非有某種獨特的靈性，或是與其他生物所不同的本質。人只是具有群居動物的普遍天性，便發展成了至今的模樣。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拆解來說，群居決定了它擁有群居性，動物決定了它擁有獸性。（社群性是集體主義和公平正義之源。獸性是個體主義和自私本質之源。）（人類目前的認識，是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獸性是天性之本，如同群居動物仍舊是動物。人作為一種群居動物，並不具備人性本身，或者說與其他群居動物並無先天區別，唯有智力的不同。人沒有所謂的人類僅有的獨特的"人性"，人類本質上只是一種群居動物。而人類社會的所有發展是由天性推動的。）

（人類的本質是什麼，如果不加文明的影響、社會的發展，在人類純粹天性驅使下的社會會是什麼樣的。）

那麼首先人是一種動物，動物有獸性，獸性的目的在於利於個體的生存。體現在動物個體之間的關係是弱肉強食，而非平等。動物與事物的關係是趨利避害，而非迎難而上。這種獸性是一種天性，這種天性組成了自然賦予的一符邏輯:強大的個體生存下來，而弱勢的被逼至死。物種在這種過程中不斷進化，雖然殘酷，但最利於物種的繁衍和分化，有利於自然界。這是自然界的"正義"。

人和動物一樣都有獸性，這體現在人類的社會同樣是優勝劣汰，同樣是不平等的。高大，精明，美麗的個體都是需要保留下來的個體，他們得天之賜，在人類社會中居於頂層，擁有許多權力得以層層保證他們的存活。而不具備品質的個體，則居於人類的下層被統治，生命的保障沒那麼多。對個體來說，這不正義。但對自然而說，這就是天然的正義。

很多不公的事件由此而生:儘管小紅只有一副臉蛋，身邊總有好男人鞍前馬後；儘管小強又渣又丑，因為家裡有礦就女友無數；儘管有人智商欠費，但顏值在線前途無量。這都是自然中的野蠻正義。但人不只有獸性，還有群居性或稱社會性，讓我們能大大地改善這種不平等，實現公平。對此作者將另闢文章探討。

私有制

不過，在我們討論的原始社會末期，公平的顯現還為時尚早。在這走向奴隸社會的轉折點，正在發生的私有制正讓這一切更加不公。

在私有制誕生前的原始社會早期，大家集體狩獵採摘，得到的食物並不長期儲存，而是集體進食，如同動物世界中非洲草原上的獅群。這就是原始社會人類的生存模式，共同勞動，收歸集體，而後平等分配。個體寄生於社群中，從社群中獲得生存所需。個體之間親如手足，個體因社群而具有存在的意義，如同人的掉落的細胞並不能稱為人。

然而實際上，如果出力少的獅子餘力多，會在接下來食物的搶奪上佔據上風，出力少的獅子因此反而愈加健壯。從而使個體採取在出力時保存自己，在分配時奪取他人的策略。基於生存目的的動物天性推動這種策略成為現實。在人類原始部落的不斷發展下，這種情形越發緊迫，個體好逸惡勞的後果日益嚴重。只有每個個體能獲得與他勞動相稱的食物，才能發揮個體最大的潛能，因此人自然而然地逆集體化開始個體勞作，並享有個體所得，個體之間的關係僅是處於同一部落下的鬆散聯合。個體必須從個體的利益出發開始考慮問題。個人屬於部落的組成成分，但本質上並不具備細胞與人體那樣的一體關係，個體的生存所需不再單純仰賴社群的賜予。隨著個體與社群的相對分離，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私人關係使得組建獨立的家庭，而從群居群婚的公共關係中分離出來。私有制的出現在個體層次刺激了勞作，使生存狀況得以改觀，也使得集體更加壯大，個體和集體都受益匪淺。私有制的出現是自然而然的天性的發展，而其他群居動物的天性發展只能停留在私有制之前。

私有制的產生使個人的生產所得在家庭單位下不斷增加，最終達到需要積累和儲備的程度。物質的富足進一步使得家庭後代得以在高大、精明、美麗等緯度上更充分地發展，獲得更大的生產能力，而與其他家庭在日復一日中拉開差距。人類的不平等得以進一步展現。

"上交完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個體的富足越來越取決於自身的成績，而與集體無關，優先保障個人的成績不被剝奪才是頭等大事。對於個體來講，個人利益成為優先考慮，個人主義開始再度回歸，價值又開始以個人為基礎建立起來，獅群又破碎成了一個個獅子。從此，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纏鬥貫穿了時空，成為人類生活的兩大主題。

大愛

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誕生不分先後，或者說難辨先後。它們都誕生於人類出現以前，而並非人類的專利。

個人主義的本質是以個人優先，求自存，圖自保，是每個生物的必然天性，是獸性的引申，集體主義是以集體為重，講究的是守護集體共同領地，互相幫助地生活，協同配合地勞作，獲得收益後集體共享，目的是集體的自保，是每個群居動物的本性，是群居性的引申。

在群居動物的生活中，一方面，個體的生存需要群體的合作，才能捕獲大型動物，搞建築，以及抵禦猛獸和外敵。同時集體成員也需要保護每個個體，避免因傷病而折損群體生存能力，因此必然地出現了友愛，互助等屬性。

另一方面，個體的安全來源於集體的防護，沒有集體的防護個體就容易命喪獅口，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集體，個人也無法生存，因此集體利益只能優先得到保障。也只有當集體存在時，才可抵禦個體逝去的風險，幼小後代在集體中得以繼續生存，從自然正義的角度，集體的存在使得繁衍後代的使命更為成功，若生物果真以繁衍為使命，那麼集體的價值比個體更重要。總之，個體與群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個人的利益和集體高度重合，集體主義在此顯現。因此，人類的集體主義傾向幾乎是一種天性。

時

今日西方嘗嘗把自私作為人性的起點，亞當斯密說:"人天生,並且永遠,是自私的動物。"這與個人主義在西方的盛行是密切相關的。在這個自私的假設上，亞當斯密進一步構建了市場經濟。他說，在市場經濟中，"我們的晚餐並非來自屠夫、釀酒師或者麵包師傅的仁慈之心，而是他們的自利之心"。換言之，他們不需要喚醒某種對集體的無私奉獻，而是因為自私和自利，就足以使他們勇往直前，並讓集體利益最大化。

而在政治上，個人主義的觀點幾乎貫穿始終。英國阿克頓勛爵曾有個著名的斷論，"權力必然導致腐敗，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因此需要實行"有限政府"，讓政府不能擁有絕對的權力，三權分立的制衡原則為此出現；需要實行法治，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才能保護人民的權益；需要實行民主，才能抵制少數的精英階層對多數人利益的侵害。這些設置都源於一種假設：利己的獸性。在當今世界，個人主義並非一家獨大，但是在近代歷史的變遷中的確佔主流地位。

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中，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往往是相互依託的。作者認為，這不僅是古代中國的邏輯，這也是物質極大豐富後世界的邏輯。

勢

誠如卡爾馬克思說，人不僅為生存而鬥爭，而且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鬥爭。

這就揭示了一個事實，人在實現生存的基本權利後會追求更高的價值，人的慾望是無窮的。馬斯洛等社會心理學家也證實了這一點，既在滿足了生存和安全的需求後，迎面而來的是需要被尊重、獲得歸屬感、以及最後實現

"個體追求未來中最高成就"

林崇德等編．《心理學大辭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1349

，亦稱自我實現。有意思的是，生存和安全，是動物的基本需要，而尊重和歸屬是群居性的基本需要，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就這麼被馬斯洛辯證統一了起來。

但這需要條件，比如說馬斯洛的生存與安全，比如說物質和精神需要的充分滿足，大規模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統一才可能到來。只有在未來，當物質利益和精神需要得到全面供給和充分滿足時，當個人主義、個人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時，自然而然才會上升到對實現個人人生價值的追求。這是一種階梯式的邁進，正如"修身…平天下"，如果個體德行沒修到位，物質需求還慾壑難填，這時候讓人去平天下，必然落個腐敗橫生的結局。

話說回來，當個人的事基本擺平，就自然而然地要開始追求人生的價值，這無可厚非。而且也殊途同歸。譬如人生的無價值，體現在無論個體是否存在，都毫無影響。那麼相反，人生的有價值就體現在個體的存在的確有所影響，讓事物有所不同。而這，是以外物或集體為靶標的。這種集體包括家庭，社團，氏族，工作單位，企事業集團，利益集團，社會組織，地域，階層，民族，社會，種族，直至國家。正是老祖宗所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個人主義必然轉向到集體主義還有另一個理由。首先，個人主義是對個人價值的崇拜，在外在上，激發了人們對於個性化的追求，要獨特，被人注意，要與眾不同，追求"有我"就要與"無我"有所不同。把這方面追求體現在行為上，服飾上，其個人價值的被認可是短暫的，有限的。充其量也就是自己的小夥伴們或坦誠或違心的認可。而在空間範圍內追求讓更多人認可自己的獨一無二，乃至在時間上留下更久的痕迹，才是堅韌的，永恆的。這種個人主義的目標，實質上指向的是集體主義。換言之，個性的，意味著它是不同且有意義的，有獨特價值的。而價值，歸根到底是需要人評判的，這就與集體聯繫到了一起。因而在未來的社會中人們的追求，實則是某種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合奏。

從古至今，獸性和群居性構成了人類的天性或本質，貫穿人類發展的始終。而在未來物質和精神產品充沛的時代，將出現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合流。這是因為人是一種群居動物，這依然還是獸性和群居性的漣漪罷了。

那人就是一部生化VR虛擬現實裝置。

穿戴上之後就可以體驗地球人生了。設計壽命120地球年。但是實際壽命一般達不到，具體取決於維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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