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六鎮之亂有哪些深層次的原因？
524-499=25年。
這是從孝文帝元宏去世到六鎮之亂爆發的25年，也是北魏王朝由遷洛後的鼎盛向北亂帶來的紊亂滑落的25年。我們需要系統性梳理這25年北魏王朝是如何「自由落體」的，方能更好地認識六鎮之亂背後的所謂「深層次」。
首先，我們必須從公元499年一代明君孝文帝元宏的去世談起，這一年的孝文帝元宏還不到32歲，這個終壽年齡甚至比北魏王朝皇權尚且沒有被嚴重衝擊時九位皇帝壽命的平均水平26.8歲還要高。
- 道武帝拓跋珪：371年~409年=38歲
- 明元帝拓跋嗣：392年-423年=31歲
- 太武帝拓跋燾：408年-452年=44歲
- 文成帝拓跋濬：440年-465年=25歲
- 獻文帝拓跋弘：454年-476年=22歲
- 孝文帝元宏 ：467年-499年=32歲
- 宣武帝元恪 ：483年-515年=32歲
- 孝明帝元詡 ：510年-528年=18歲
如果把獻文帝時期與孝文帝前期的實際當政者文明太后馮氏（441-490=49歲）也算上，北魏皇權穩定時期的十位統治者的平均壽命也才29.1歲。也就是說，北魏王朝只有在公元五世紀的攏共加起來只有13年的時間（448-452；481-490）被一位年齡40歲以上的最高統治者統治，而且其中有4年的時間，那位太武帝還不怎麼正常，屢屢給北魏上層造成不必要的紊亂。
北魏最盛時期的軍鎮分布 我在這裡並不是想說年齡大就一定有更豐富的政治經驗，畢竟這十位帝後在二三十歲的時候幹得確實不賴。但，過於年輕的君主年齡，難免在新君繼位後，為鞏固其政治威望付出時間，反而會擱置前代君主曾經憑藉其威望推動的改制，這也是北魏平城時代不斷在改制與保守中翻翻覆覆的一大原因。再加上保守派勢力確實很強，即便像道武帝、太武帝這樣的強腕人物也難免在改制過程中搖擺（道武帝離散諸部政策的妥協與反覆、太武帝時在各種矛盾衝撞下爆發崔浩案），甚至最終殞命在政治鬥爭之中。所以，北魏始終無法憑藉一位站在紮實功勛基礎上有強力威望推行改制的長壽君主去徹底改革北魏原有的部落制度殘餘。
從平城到洛陽 到了孝文帝元宏時期，雖然有馮太后的鋪墊，但馮太后開展的大多是因勢利導的改革，像三長制這樣的重大改革舉措甚至出現「漢人土豪反對、鮮卑權貴支持」的局面，而孝文帝在其親政的九年間試圖推行的，完全都是打破北魏百餘年搖擺在改制與保守之間政治習慣的激進舉措。遷洛、改籍、改姓、改服、改語、通婚，項項都是砸在鮮卑老派權貴的敏感點，只有個別相對而言比較明智的鮮卑新銳權貴才會支持孝文帝的做派。若不是孝文帝本人近乎當年趙武靈王的巧妙政治手腕，真不是一般人能夠鎮得住的。
可惜就可惜在孝文帝元宏及其兒子宣武帝元恪的英年早逝上，雖然從北魏皇帝平均壽命上來看，孝文帝與宣武帝都是32歲壽終，似乎也說不上是早逝-_-||。但北魏的這對兒父子皇帝在位的年限還是不太足夠，這一點就像是文帝、明帝父子之於曹魏一樣。孝文帝親政九年、宣武帝主政15年，從時間上來看，根本無法完成「太和改制」以來的頂層設計以及新政治習慣的形成。
而且，孝文帝遷洛，雖然南征只是一個名頭，但真正實現「南征一統」之目標未必不是孝文帝的心愿。而且完成「南征一統」才能徹底在威望上壓服逐漸退縮回北方的保守派，也能通過軍事行動的刺激盡量避免門閥化後帶來的「洛陽漢鮮權貴」的腐化墮落，再不濟也能做個第二「西晉」，何況以孝文帝、宣武帝的魄力，應該不會重蹈晉武帝的布置失當。問題在於，孝文帝沒趕上蕭衍代齊的政治波盪，宣武帝雖然趕上卻並沒有進一步推進，可能也是時機未到吧，使得局面再度回到南北對峙之形態，南征與北鎮兩大隱患都沒有徹底解決，這就為524年-535年間的北魏崩盤，埋下了在形勢上「兩線作戰」的隱患，即便不一定南北兩線開戰，也得把施政精力牽制在南征與北鎮兩線，必然顧此失彼。
北魏後期統治的基本格局 概括起來，北魏在六世紀初的深層次BUG主要有：
- 皇權無法穩定而長期地掌握在一位長壽的統治者手中，以至於皇帝必須把精力消耗在與政治傳統博弈之上，而非制度改革上，從386年到490年百年的糾纏反而成為一種政治習慣，形成一股很難適應太和改制Pro版的保守派勢力。
- 孝文帝在力推改革四五年（494年遷洛起算）後便去世，宣武帝在位15年間忙於威望積累、繼續南征、繼續改革，都沒有足夠的時間解決深層次問題。
- 北魏王朝在遷洛以後，不僅需要把軍政資源有一定傾向性地持續到南線戰事與洛京建設之中，還需要顧忌但實際上並沒有投入精力給北鎮集團在制度改革產生心理落差後的待遇解決上。眼饞洛陽漢鮮權貴奢靡生活的一批或主動或被動留在平城的鮮卑舊權貴，還會參與到推翻現有政體的潮流之中。
- 關隴地區漢胡諸族群的吸納工作並沒有得到平城時代、洛陽時代任何一位君主的重視，以至於關隴地區從太武帝奪得之時，一直到北魏崩盤，都在不斷興起叛亂。這就為日後的六鎮起義擴大化，將北魏南北兩線隱患擴大為南北西三線隱患埋下了伏筆。
宣武帝去世後，公元515年-524年間，北魏的皇權既無能、又無力，孝明帝元詡只是一個5-15歲的幼主，根本鎮不住權臣元叉與淫後胡氏，熙平、神龜、正光年間的北魏最高權力就這麼被元叉、胡後的任用非人、淫亂後宮、相互攻擊中不斷消耗著，哪裡還顧得上去發現或解決孝文宣武二帝即便勵精圖治也來不及解決的上述四項中第1、3、4項的深層次問題？元叉與胡後在後宮與前朝的兩種胡搞，不僅沒有解決上述深層次問題，還錯失了上述深層次問題解決的最後時機，進而激化了上述深層次問題，並且使得北魏中央決策層的昏庸迷亂，也成為了促成六鎮之亂的深層次問題之一。
所以，六鎮之亂即便被鎮壓，也無法挽回北魏王朝的崩盤趨勢，之後相繼掀起的河北亂局（六鎮之亂的餘緒）、關隴亂局（關隴長期貌合神離的餘緒）、爾朱榮霸業（新一批霸主崛起的序幕）便是對北魏無力解決前述深層次問題並喪失解決時機的全方位絕佳回應，而公元528年的河陰之變與陳慶之北伐，更是徹底宣告了北魏政權的名存實亡。528年之後的元魏皇帝，無論是在洛陽、鄴城還是長安，已然只能拱手讓位給更有可能通過軍政手段解決深層次問題的爾朱榮、高歡、宇文泰了，由爾朱榮掀起的又一波雙雄爭霸便由此拉開了序幕！
從孝文帝駕崩，到六鎮之亂爆發，這其中一共經歷了二十五年。
這二十五年間，北魏政局急劇敗壞。也正是因為這些年的荒政，北魏喪失了重大戰略機遇、軍事實力遭受巨大損失，朝政敗壞、內部矛盾激化……因此種種，才有六鎮之亂的爆發，而且，最終，演化為北魏滅亡的先聲。
想要釐清楚其中的因果關係，需要先對這1/4世紀以來北魏朝廷歷史做一個梳理。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孝文帝元宏因病去世。同年，十七歲的太子元恪繼位，是為宣武帝。
宣武帝繼位時，有個天然的缺陷：他當太子的時間太短了，只有兩年時間——這意味著，北魏傳統上對於太子的嚴格教育，可能在他這裡並沒有起到多少作用。
北魏從第二代君主明元帝開始，對太子的培養就是朝廷的大事。而且，從北魏幾代皇帝的實際表現來看，這種教育是成效卓著的。自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至孝文帝，他們都可以稱得上是合格的君主。聯繫他們的鮮卑人背景，再對比一下五胡十六國時期其他胡人對於繼承人的培養模式，那麼北魏的成績可以稱得上是一騎絕塵了。
但偏偏，到宣武帝這裡卻出了點意外。
前太子元恂，因為反對孝文帝的漢化改革而被廢。之後，元恪是作為二子補位，才成了太子。而且，只當了兩年太子，便繼位成了皇帝。
在入主東宮之前，元恪可能並沒有怎麼入父親的法眼，因為史料中僅有的父親對於他的誇讚，很像是事後補記的；而且，他自己也沒有參與朝政的經歷。很有可能，元恪的童年就是自由生長的，只不過是到了十五歲時，天上突然掉下個大餡餅，正好砸到他頭上。
但問題是，十五歲的人，如果已經有了一定的世界觀，那麼再想糾正是很難的。這一點，元恪在後來的用人上體現得尤其明顯：他特別喜歡重用與自己關係親密的人，而不能像他的父親孝文帝那樣恢宏大度，不計前嫌，量才錄用。
他都喜歡用些什麼人呢？
外戚。
尤其，是在看到輔政大臣名單以後，就更加堅定了元恪信任外戚的決心。
孝文帝在病逝前，曾經給宣武帝指定過六個輔政大臣，這當中，元氏宗室佔了四個。但面對著這些自家長輩，宣武帝的態度卻是：
防備。
他先是罷免了孝文帝的堂叔父、自己的堂叔祖父、任城王元澄，讓這個漢化改革中的重要人物在整個宣武帝年間都毫無作為。
然後又害死了孝文帝元宏的弟弟，自己的親叔父，彭城王元勰。這位元勰年少時即有令名，成年後儘力輔佐兄長，在孝文帝去世後竭力遠離朝政，但依然沒逃脫被毒殺的命運。
借著外戚高肇的手，宣武帝在 排斥宗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些年，折在高肇手上的，先後有孝文帝之弟、北海王元詳，被殺；孝文帝之子、京兆王元愉，逼反被殺；孝文帝之弟、彭城王元勰，毒殺；並且，他還與孝文帝之子、清河王元懌當眾發生過爭吵。
這個高肇，正是宣武帝年間敗壞朝政的罪魁禍首。他不僅對親王們痛下殺手，所打擊的另一個目標群體還有位高權重，但不歸順於自己的人。
而且，這位高肇還是風氣惡化的始作俑者。史書記載，太和年間清正的政治風氣，到宣武帝年間已經變得結黨營私，腐化墮落，臟臟不堪。
朝政之外，宣武帝一朝在戰場上的表現，就更不如人意了。
其中對後世有深遠影響的有兩件事：
其一，第二次魏梁鍾離之戰，北魏損失二十餘萬兵力，此後再也無力南征；
其二，蜀中之役，因為宣武帝的猶豫，永遠失去了佔領蜀中的機會。
而除了以上這些因自身能力不足而導致的亂局外，宣武帝的運氣也不大好。
北魏在道武帝開國之初，為了防止其他部落插手拓跋氏內部事務，設立了「立子殺母」的殘忍制度。以保證在與其他部落聯姻的同時，不讓其他部落有干涉本族事務的提供可能——尤其，是在少主年幼之時。
如今隨著時間推移，拓跋氏的北魏已經越來越強大，其他部落也已經紛紛沒落。在這種情況下，再維持這個殘忍的制度，變得毫無意義。
但是，沒有意義的制度，卻不意味著一定能夠被革除。「子貴母死」再怎麼說也是祖制，雖然已經沒有任何人受益於這項制度，但這頂大帽子就是它的保護傘。
還在孝文帝時，就有很多人希望能夠革除這一制度。冊立廢太子元恂之時，孝文帝希望能免除其母林氏之死。但當時由於馮太后不同意，最終還是將林氏賜死，追贈皇后。
如今到宣武帝這裡，在太子元詡被冊立時，這個問題又一次被提了出來。此時宣武帝對朝政已經能夠完全掌控，也不再懼怕有什麼反對力量藉機生事了，於是便順勢廢除了這項制度。
也就是說，北魏一百五十年以來，太子元詡的生母胡氏，是唯一從這項殘忍制度中逃出生天的人。
然而世事就是這麼無常，在宣武帝去世後，太子元詡繼位，這位胡氏得以聽政，是為胡太后。正是這位胡太后，用自己的後半生精彩演繹了一個禍亂朝政的女主是怎麼給一個國家帶來無窮災難的——這恰恰是當年道武帝在創設這項制度時，心心念念想要避免的情況。
宣武帝想要放飛一隻和平鴿，不想手一揮放出的卻是一個女巫師。
延昌四年正月，33歲的宣武帝去世，太子元詡做為他唯一健在的兒子，毫無懸念的繼位，是為孝明帝。
在一番明爭暗鬥之後，胡太后聯合朝臣，除掉了宣武帝時期的權臣高肇。在趕走了宣武帝的皇后高氏以後，胡氏順利升格為太后。隨後，又罷黜權臣於忠。一時間，北魏朝廷竟然隱隱有了振作的跡象。
但可惜，這只是假象。
胡太后當政時，朝廷的風氣已經大壞，而這在胡太后時期又進一步惡化。洛陽城裡，甚至出現了兩百年前出現過的場景：鬥富。
而在宗王們以奢侈為競的同時，胡太后也不甘示弱。她的追求是 崇佛。
胡太后喜歡佛教已經到了痴迷的地步，她造的永寧寺，據說裡面有九十丈的高塔，夜裡鐘聲響起時，聲穿十里之外。史書記載，「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如今永寧寺早已被毀，盛況如何我們無從得見，但胡太后還有別的所造遺迹留存了下來：龍門石窟——這不僅是中國石窟之首，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規模最大的石刻群。透過它，我們足以一窺北魏當時造佛的盛景。
這位胡太后的執政，前後可分為兩個階段。
這兩個階段前後不銜接，中間曾經中斷過。因為權傾一時的胡太后，竟然被軟禁了五年。而且主謀之一，還就是她一直以來信任的宦官劉騰。
這也算是歷史中的荒唐趣聞，胡太后生性淫蕩，以清河王元懌為面首。同是宗室的領軍將軍元義以及宦官劉騰，因為和元懌政見不合，害怕遭到報復，便先下手為強，發動了政變，幽禁胡太后，誅殺元懌。堂堂一國太后，就這麼被關了起來。
直到五年以後，胡太后才重新獲得權力。此時，導致北魏滅亡的導火索——六鎮起義已經被剿滅。
這裡先來交代一下六鎮起義之後的事情（至於事情的起因和經過，會在下面講到）：
起義爆發後，北魏上下已經完全是一副末世景象：朝廷里，文恬武嬉，腐敗不堪；地方上，狼煙遍起，危急四伏。疲於應對的孝明帝朝廷，此時已經無兵力可調。還在宣武帝一朝時，因為與南方作戰大敗，北魏就損失了二十餘萬兵力。如今又逢國內反叛不斷，焦頭爛額的朝廷哪裡還抽得出兵去平叛？
最終，北魏還是藉助柔然的勢力，才剿滅了叛亂——柔然當然樂得借這個機會拔掉這些存在了一百多年的眼中釘。 同時，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所謂的六鎮之亂，其實都是中下層鎮民的反叛，他們一沒有組織紀律性，二缺乏有軍事素養的將領指揮，三來彼此之間還缺乏聯絡，因此很容易就被北魏大軍逐一攻破。 整個平叛過程，相對比較簡單。叛亂只持續了一年多便被攻滅。也就是說，胡太后一復出，要面對的就是該如何處理善後的棘手考驗。
六鎮之亂被平定後，牽涉到的鎮民有二十萬之多，這些人該如何安置才好？河間王元深在前線平叛，他的意見是「改鎮為州」，把邊鎮改為州縣，取消軍戶，分給鎮民土地，就地安置。
事後來看，這應該是解決北鎮問題最簡單也最穩妥的辦法。因為大部分的反叛者並不是對北魏的統治有異心，而只是因為剝削嚴重，生活貧困，才憤然反抗的。在叛亂被鎮壓以後，解決這些北鎮貧民的生計問題，無疑是釜底抽薪之計，能徹底斷絕後顧之憂。
但朝廷卻沒有批准這一設想，反而是將俘虜的20萬鎮民安置到了河北的瀛、冀、定三州就食。元深在看到這份詔令後喟然長嘆：
「此輩復為乞活矣！」
這個邏輯再簡單不過：三州之地早已人滿為患，如今再把北鎮貧民安置其中，勢必會激化矛盾。這些鎮民既有同鄉之誼，又曾經結成過軍事組織，以後若要再行反叛之事，不會有任何的技術困難和心理負擔。
但元深在這件事上並沒有堅持己見的反對朝廷，因為他也有自己的顧慮：朝廷之所以會做這個決定，是胡太后聽從了城陽王元徽的意見所致。而元深與元徽互為政敵，此時，元徽正在散布流言，說元深想要積攢個人勢力。因此，元深只能噤聲。
更糟的是，鎮民在遷入河北後，恰逢河北大旱。因為生存矛盾愈發尖銳，僅僅在幾個月以後，北鎮鎮民便裹挾河北難民，爆發了更大規模的民變，葛榮之亂——此亂最終由爾朱榮平定。
而爾朱榮的出現，才是真正導致北魏走向滅亡的開始。
然後來說回六鎮這邊。
所謂六鎮，是指北魏設置在邊界的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等六個軍鎮。這六個軍鎮的主要作用，就是攻擊柔然，防備首都——當時，北魏的首都還沒遷到洛陽，而是在北方的平城（今山西大同）。你可以理解為，六鎮當時所駐軍隊，就是國家的中央常備軍——主要作用，就是防備柔然。
在北魏早期的歷史中，皇帝都有親自領兵出征的習慣，所以六鎮軍隊是最容易接觸到皇帝，也最容易建立軍功的地方。因此，大量的鮮卑貴族子弟進入到了軍中，以求晉身之階。
此外，還有另外一些人也進入到了六鎮軍中，比如，死囚。
為什麼這些人也能混入其中呢？
首先，是能「廢物利用」。畢竟是一條漢子，就算不能打仗，做個苦力也是有價值的。
其次，在於有歸屬感。死囚一旦進入北鎮，就是開始了一段新的人生。這對於很多人，尤其是對那些兇狠好鬥充滿故事的人來說，簡直就是給他們提供了一片可以大放異彩的廣闊天地。
這種情形，自北魏開國以來，一直持續了約一百多年。直到孝文帝遷都。
其實在遷都以前，就已經有些苗頭了：為什麼要遷都？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柔然在北魏的不斷打擊之下已經勢弱，不再是北魏的主要作戰目標。
而隨著孝文帝正式頒布遷都的詔令，這支中央軍的地位一落千丈，一夜之間就變成了「雜牌軍」。
了解民國史的人，都知道這當中的差距能有多大，更何況身在當時，你還處處都能感受得到對比：本來，身在六鎮的鮮卑貴族們也是這個國家的上等人。但自遷都以後，他們遷入河南的親戚、同族都變成了羽林、虎賁，與勛貴士族同列；而他們這些當年的「國之肺腑」，卻突然淪為身份低下的鎮戶。
同時失去的，是未來與希望。
站在朝廷的角度上，六鎮的作用依然還是防備柔然，但既然已經不是中央軍了，那待遇自然就得相應下降。可六鎮的存在，本就需要朝廷不斷的提供資源。如今資源越來越少，人卻還是那些人——進入六鎮以後，鎮民便被轉為「府戶」，屬於軍府，世襲為兵，不準遷移。
這就意味著，隨著時間不斷推移，這種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缺口，會變得越來越大。
到孝文帝的兒子——宣武帝時期，北鎮曾一度引發過朝廷的關注。景明四年（公元503年），因為邊鎮百姓貧困，宣武帝命尚書左僕射源懷巡視北邊。史載，源懷的任務是「賑給貧乏，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而源懷去了以後，處理了一大批的貪官污吏。
這其中，有兩條細節上的記載很有意思：
第一條，是「時細民為豪強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
老百姓被豪強所欺壓，案件積年不審。如今源懷前來，幫助百姓伸冤，案子每天有上百件之多。要注意，這是發生在六鎮之亂二十多年前的事，可見當時六鎮的內部矛盾已經嚴重到何種程度。
第二條，是源懷的上奏。
他說，「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源懷認為，邊鎮事少而官多，沃野鎮自將以下，有官員八百多人，裁掉五分之二正好。朝廷批准了這個建議。
話本里一向很喜歡這種青天大老爺為民做主申冤情的故事，但放在現實中，源懷的辦法卻一點都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只要北鎮鎮民無法離開的死結打不開，矛盾就會一直存在下去。如今官多是不假，但一下子裁掉五分之二，這種做法並不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加劇競爭矛盾。
源懷自己做了一次青天大老爺，但從根本上講，他一來沒有解決六鎮的問題，二來還加劇了北鎮的內部矛盾。此後，六鎮又一次被朝廷所遺忘，直到六鎮之亂爆發。
最後點燃炸藥桶的那一點火花，迸出得很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懷荒鎮的鎮民因為怨恨鎮將不發糧廩，殺鎮將而反。不久後，沃野鎮的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殺鎮將，佔領沃野鎮稱王。
六鎮起義爆發。
歷來有一種聲音，認為六鎮起義是導致北魏滅亡的罪魁禍首，並因此而對孝文帝的漢化改革持否定意見。
但通過上面的回溯，你會發現，北鎮之亂只是肇因，不是原因。
「肇因」和「原因」的差別，就在於它到底是導火索，還是火藥桶？
六鎮之亂其實是導火索。
六鎮之亂本身並沒有引發北魏的滅亡，真正導致了北魏末年政局大亂的，其實是葛榮在河北的叛亂，是這場叛亂引出了爾朱榮，激化了孝明帝與胡太后之間的矛盾，才讓北魏危若累卵的局面徹底崩潰。
它只是肇因，不是原因。
這就好比我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一場感冒的後果有多嚴重，要取決於患者自己的身體素質。如果患者年輕力壯，那可能感冒也就意味著一個星期的咳嗽流涕，過了就好了；但如果染病的是常年卧床的老年人，那秋冬季的一場感冒就能要了他們的命。
在孝文帝之後，宣武帝、胡太后兩任執政已經讓整個北魏進入到自由落體式的衰敗之中。這個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強壯的機體因為生活習慣等各方面的原因而迅速老化的過程。
如果非要把北魏的滅亡歸罪於孝文帝，那麼應該這麼說：他沒有考慮到六鎮問題，這確實是原罪之一。但是，還是那句話，六鎮只是導火索，不是火藥桶。
孝文帝若泉下有知，大概也不會想到僅僅在他身後三十年，一個蓬勃向上的帝國就會忽然間失去生機與活力；一場內部叛亂，就能引發全局性的潰敗。
最後，再說回六鎮的問題。
並不是說因為六鎮的存在，北魏便不能改革。還是那句話，北魏是因為對六鎮問題處置失當，才最終造成了這種局面。
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對六鎮的解決思路應該是這樣的：因為它本身不能造血，需要外部輸血。那麼，在首都南遷以後，既然要減少資源投入，就必須開放退出渠道，通過內部的激烈競爭促使成員流出，以此來減小其規模。
溫柔而堅定。
這個過程，是緩慢而漫長的。如果進程順利，那麼兩三代人之後，北鎮就會縮小到一個適宜的規模，既能防備勢弱的柔然，又不至於消耗掉國家太多的資源。如此，問題就能夠順利解決。
在這當中，需要的是時間和耐心，手段不能太激烈，但大方向一定要堅持：需要持續推進。
然而，當時北魏的情形卻是：在孝文帝病逝以後，北鎮逐漸被人遺忘。宣武帝時期，還有源懷北巡。但到了孝明帝時期，朝廷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這片土地的存在。
這期間，北鎮成員的退出通道一直都沒有開放過。當資源越來越少，成員卻越來越多，那麼最後的結果，只能是矛盾越來越大。
所以，漢化改革不是問題，六鎮並不是問題，漢化改革間接造成了六鎮的問題，朝廷卻沒有相應的解決策略和規劃，這才是真正的麻煩問題。
回看南北朝的歷史，漢化確是歷史的必然，融合也確是歷史的必然。但是，這個使命是不是一定要由鮮卑拓跋氏來完成，這是要靠元氏自身努力的。
而從實際表現來看，孝文帝之後的北魏帝王，並沒有很好地完成這個歷史使命。這種沒有完成，特別的讓人惋惜。因為這不是一輩人的功業，而是近百年來數代人的積累與傳承，但卻被斷送掉了。
從道武帝開國以來，北魏歷代君主或快或慢，一直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到了孝文帝時期突然提速，眼看就要迎來最後的輝煌。但偏偏就是在這樣的好趨勢里，兩個偶然性事件的出現——宣武帝的才具不足與胡太后的禍亂朝政，就戛然截斷了整個進程。
北魏一百多年來的上升趨勢戛然而止，急轉直下。此後，你在這個王朝中將很少再能看到進取和奮發，留在史書上的，只有勾心鬥角的齟齬與苟且，直至一步步走向滅亡。
宣武帝自己沒有做亡國之君，這只是因為他運氣好，在位十幾年即便病逝，所以沒有看到自己治下的衰退進程繼續進行下去，也沒有等到矛盾積聚並爆發的那一天。他把這個「任務和使命」，交到了北魏的下一任掌舵者——胡太后手上。胡太后「再接再厲」，終於保證了僅僅通過兩代人，就把一個強盛一時的大帝國帶進萬劫不復的深淵。
北方民族融合、孕育更強大政治體的過程，並未因此就終結，但是，元氏卻從此失去了站在時代潮頭上的機會。
這正是歷史有趣又殘忍的一面，它把偶然藏進必然之中，讓你扼腕嘆息，不能自已。
回答完畢。
以上，節選自：
兵變與內卷
後政治強人時代：衰二代的急轉直下
被歷史困住的她們
延伸：
軍事，永遠是政治的延續
我們 和 你們：一場關於民族認同的征途
雲州遠秋月，洛上開龍門
個人公號：喻以流年
手邊沒書，隨手一答。有很多專著和論文討論這個問題，看一些比較新的應該比知乎回答更有用。
六鎮武人團體在遷洛前後都不是什麼國之貴戚、高門子弟，大量鎮民的來源是政治鬥爭失敗的酋豪（艾特獨孤信的祖先）、被北魏所滅國家的貴族（艾特高歡祖先）、中原士族的破落戶（艾特李虎祖先），這從其婚姻、官爵等等方面都能得到佐證。元淵和魏蘭根的上書有為了增強說服力加以虛飾、誇張的嫌疑。當然不能說遷洛完全沒有影響了，畢竟像高車羽林後來可能就被撤銷了。
六鎮的經濟模式極大程度依賴於中央的轉運輸血與對柔然的戰爭掠奪。伴隨北魏戰略重心的轉移，這種經濟模式的衰敗可能是難以避免的。（而且宣武帝的南征最終失敗了）
需要謹慎的區分六鎮的各類團體。後來開創周齊政權的六鎮武人，與最初起義的破六韓拔陵在六鎮體系中的地位可能就有很大的區別。值得關注高車部在六鎮下的生活狀況。
以上
這個問題很大，先說一句，我們不能把六鎮武人和代並豪強混為一談。此外六鎮內部也有很大分化。
表面原因，孝文帝遷都之後，因為六鎮對於地位下降種種不滿，引發兵變。
更深層次的原因
漢化政策，是一貫的政策，不是孝文帝若獨創。漢化是北魏統治者所必須面臨的問題，要明白，鮮卑要在中原立足，就必須涉及漢化，這是維護統治的必然之舉，北魏統治時間長，也與漢化是密不可分的。如若不漢化，鮮卑部落只能返回塞外。
但是漢化必然會遭到保守勢力反對，崔浩的死就是最好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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