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雅典城邦是農業為主還是工商業為主?
本人高三黨,近日看了一些國內學者的著作,發現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農業是雅典的經濟基礎,甚至還推導出土地私有制的確立是城邦政治的開端等,但就目前的高中課本來看,似乎想要向我們灌輸的是古希臘發達的工商業,而對於農業卻幾乎隻字不提,還強調多山多島少平原的地勢制約了農業發展.希望諸位可以就此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最好有相關史實論證.
太長不看版:現在的主流觀點應當是,古典時代雅典是一個以農業為主、工商業為輔的城邦,在肯定農業是城邦的根本和經濟基礎的同時,也承認工商業在雅典經濟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並對城邦社會生活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這其實是學界爭論已久的一個問題,在國外學界一般分「現代化派」、「原始派」和「馬克思主義史學派(蘇聯史學界)」三派觀點,原始派和馬克思主義學者,都反對現代化派將古代社會比附於現代社會,強調古今的差別。其中,原始派從經濟的主要生產部門出發的。他們認為,在古代的那種生產條件下,生產水平比較低,所以工商業的發達被過分拔高了,佔主要地位的應該是農業。馬克思主義學者,主要是從經濟生產模式出發。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特點是資本家依靠僱傭自由的勞動力,靠剝削工人階級,獲取剩餘價值。古代雅典的奴隸,不是自由勞動力,這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是完全不同的;雅典的工商業主,從階級屬性上講是奴隸主,他們生產賺取利潤的目的是滿足自己需求,而不是獲取剩餘價值。
現代化派和馬克思主義學派,不贊同原始派將農業作為雅典的經濟基礎,認為雅典的經濟是以工商業為主的。從考古所得材料和保存下來的文獻來看,有關工商業和海外貿易的材料明顯比農業方面多。所以,從這些材料出發,他們得出雅典的工商業比之農業更為發達,也更為重要。馬克思主義學派,認為雅典的經濟是發達的奴隸制工商業,強調奴隸主階級同舊貴族、奴隸主階級同奴隸之間的階級矛盾。
現代化派和原始派,反對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階級鬥爭觀點,雙方也囿於當時的政治背景,將學術研討變成了一場意識形態的政治論爭。[1]
而在國內史學界,一般分「農本派」和「工商派」兩派觀點,顧名思義,農本派堅持農業是雅典經濟的支柱和根本。工商派堅持傳統的觀點,認為希臘文明是一個工商業高度發達的文明,梭倫是代表工商業階級的利益,其改革是工商業階層對貴族階層的勝利;雅典民主政治是工商業奴隸主的民主政治等等。這些觀點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普遍存在於各種論著和大學教科書中。[2]
實際上,在討論「古希臘雅典城邦是農業為主還是工商業為主」這個問題的時候,首先應該在時間上做出區分,古風時代雅典人口不多,農業生產大體可以自給自足,手工業水平也不夠高,對於這個時期應該可以很肯定的說是農業佔壓倒性的主導地位。
而到了古典時代,尤其是前五世紀,隨著勞里昂銀礦的發現和雅典海上霸權的逐步確立,雅典城邦迅速走向繁榮。應該說,只有在這個時期,討論農業和工商業誰處於主導地位才有意義。人口的急速增長帶來的是各方面需求的大大增加,雅典開始從海外進口巨量的糧食和用於城邦建設的各種原材料。據我個人看來,此處才是各派學者爭論的焦點所在,單純的巨量進口不足以將雅典定性為一個「工商業」城邦,核心問題是雅典究竟用什麼來平衡巨量的進口,換言之,雅典究竟出口什麼。
傳統觀點一般將葡萄酒、橄欖油和陶器作為雅典出口的三大項,有時候還捎帶上石材。然而這幾項里沒有一項是沒有爭議的。
首先是葡萄酒,一派認為阿提卡地區似乎從未出口過葡萄酒,阿提卡的葡萄種植始終不佔主要地位,葡萄園也只佔耕地的很少一部分。加恩西(Garnsey)甚至認為雅典生產的葡萄酒無法滿足自身需要,必須從黑海地區進口。[3]這一時期(公元前五世紀)不僅沒有發現雅典出口葡萄酒和橄欖油的證據 , 反而發現當時出產上等好酒的塔索斯和開俄斯裝酒的陶罐的殘片。[4]
另一派則截然相反,認為雅典曾經大量出口葡萄酒。「薩摩斯島、羅德斯島和克尼多斯(Cnidus),都有把印章蓋到泥土壇上的傳統,這些泥土壇被用於盛裝出口的本地酒。從這些酒罈子的碎片當中發現的印章,可以清楚地知道這些城邦酒貿易的情況。考古發現了許多這樣的遺址,包括雅典也發現了這樣的遺址。雅典出口到外邦的葡萄酒也是把印章蓋到雙耳陶罐上。從公元前 5 世紀末到 3 世紀末,這些裝酒的蓋有印章的陶瓶從雅典運送到薩索斯島;還有公元前 3 世紀末 4 世紀初(原文如此,疑為筆誤)出口到羅德斯島的葡萄酒,這些酒的出口量都很大。還有出口到開俄斯島的葡萄酒,只是作為一種奢侈品,數量很少。總之葡萄酒貿易的發達,表明了雅典商業貿易的發展,對商業的興旺發達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5]
然而,不管是哪一派觀點都有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雖然兩派都以考古發現來支持自身的觀點,但是這些考古發現最多證明雅典存在同時進行葡萄酒進出口的現象,卻無法說明這種貿易的規模,連工商派也得承認「從庇里尤斯港出口的酒的數目尚不清楚。」農本派在這個問題上真正的殺手鐧應該是,在雅典糧食尚且不能自給,而葡萄酒在東地中海許多城邦都有能力生產的情況下,將寶貴的耕地用於大量種植葡萄並釀造葡萄酒出口是否真的划算。
類似的質疑也出現在橄欖油的問題上,成樾《論古典時代雅典橄欖經濟與社會功能》一文即從橄欖的種植與加工、雅典所面臨的海外市場和其所具有的航運能力、雅典的土地狀況、橄欖油出口的利潤、世俗生活的需求對橄欖出口產生的分流、橄欖神聖性的來源和神聖觀念及其所帶來的觸碰禁忌和食用禁忌對出口的制約、宗教生活的需求對橄欖出口的分流這數個方面入手分別進行闡釋,並最終得出結論:古典時代,雅典出產的橄欖更多用於內銷而非出口獲利,橄欖在雅典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更多體現在文化層面而非經濟層面。[3]
在陶器這個方面,不可否認的是雅典的制陶業非常發達,同時必定存在陶器出口的情況。「進口紡織品主要來自迦太基,進口木材大部分來自大希臘、馬其頓、色雷斯和黑海;進口奴隸大都來自東部地區、滂都,以及愛琴海北部,尤其是色雷斯地區。進口紙草、象牙、油膏等來自埃及。進口珠寶主要來自北方。食鹽來自義大利。進口金屬材料等主要來自南部高盧和伊特魯里亞等。為了彌補因大量進口而造成的經濟虧空、平衡貿易。雅典就不得不向域外輸出本國的特產商品,如葡萄酒、橄欖油和精美的陶器等。以至,我們今天依然可以在這些地區發現大量精美的雅典陶器。」[6]
農本派也承認這一點:「從公元前 6世紀早期起 , 雅典生產的彩陶就控制、 甚至幾乎壟斷了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市場 , 出口到遠至黑海沿岸、 法國南部和北非的廣大地區」,但是同時又指出「但制陶業在雅典經濟中所佔的位置卻是十分次要的。根據考古專家們的估算,即使在制陶業最興盛時期 , 雅典從事制陶業的總人數也不超過 200人。而且到公元前 4世紀 , 由於海外市場對彩陶需求的消失 , 雅典的制陶業也隨之迅即衰落下來。 除彩陶外 , 雅典城邦似乎很少出口其手工產品。 也就是說 , 雅典手工業的主要目的是滿足自給的需要 , 因而其規模也就十分有限 , 希臘其它城邦的情形也大致如此。」[7]
綜上,其實我們可以看出,幾乎沒有人否認雅典存在商品出口的情況,然而核心爭論在於這種出口究竟有多大的規模。工商派認為這種出口規模必定很大,因為需要和進口進行平衡;而農本派則從雅典的客觀條件出發,指出根本不可能有大規模的出口。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農本派如何為雅典平衡進口提供一種有說服力的解釋。
一般來說,農本派認為雅典平衡進口依賴的不是出口農產品和手工業製成品,而是直接以貨幣進行支付,而貨幣的來源主要有銀礦收入、從屬國收取的貢賦、雅典作為貿易和旅遊中心獲取的額外的商業稅和港口稅。「公元前4世紀,雅典失去了巨大財富,色諾芬為雅典增加收入提出的建議是:鼓勵外邦人移居雅典,旨在增加外邦人向雅典交納的外邦人人頭稅;鼓勵外國人到雅典進行貿易和旅遊,以增加港口稅和商業稅等;鼓勵開發銀礦,增加銀礦歲入。雅典的收入主要就是他所列的幾項,即來自於銀礦收入和被芬利稱之為『無形出口』(invisible exports)的作為商業中心和旅遊中心的收入。」[4]徐松岩就雅典城邦的經濟結構類型作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專門撰文指出古代世界不存在工商業城邦。他認為,古典時代的雅典來自海外那部分金錢收入並非依靠貿易,而是雅典的屬邦通過海路運抵的貢賦,屬於剝削和掠奪所得;雅典在古典時代,在阿提卡之外直接和間接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它能從這些地區獲得充足的財源和糧食供應。[1][8]
據此,我們可以做出如下梳理,雅典發展的轉折點在於勞里昂銀礦的發現,銀礦帶來的額外收入促成了雅典強大海軍的建立,促使雅典迅速走向強大繁榮,這種繁榮一方面極大地拉動了內需——這也是農本派論述不可能存在大規模的農產品和手工業製成品出口的重要論點之一,一方面又產生了對海外進口的巨大需求,雅典的海上霸權一方面保證了進口航路的安全,一方面又通過收取貢賦獲得了大量收入以平衡進口。也就是說在農本派看來,雅典平衡進口的根本在於銀礦收入和海上霸權,而並非依靠大量出口,從而否定古典時代工商業是雅典的經濟支柱的說法。
此外,還有學者從古希臘人自身的觀念入手進行研究,分析「本末觀」,得出古希臘人以農業為「本」,以工商業為「末」的結論,從而強調城邦的農業屬性。[2][9]
綜合來看,現在的主流觀點應當是,古典時代雅典是一個以農業為主、工商業為輔的城邦,在肯定農業是城邦的根本和經濟基礎的同時,也承認工商業在雅典經濟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並對城邦社會生活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點可能歪題的題外話,關於古希臘雅典城邦是農業為主還是工商業為主的爭論不僅僅是學術爭論那麼簡單,還有更為複雜的背景,即「國內的學者往往有意識地或下意識地將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乃至古希臘文明相比。由這兩大文明的現代特徵入手,由今而古,想當然地推出一個對立的結論,即現代中國經濟的欠發達應歸咎於古代中國文明的農業特徵,而現代西方文明的工商業特徵則起始於它的根源,亦即古希臘文明」。[7]甚至還一度出現了《河殤》這種「不是用唯物史觀、用生產方式的變革以及各種社會因素的變化的觀點來解釋中國歷史,而是用唯心史觀、用地理環境決定論、用中國人天生愚劣等觀點來解釋中國歷史」[10]的產物,把現代西方文明社會的起源歸因於所謂的「海洋文明」、「藍色文明」,認為作為西方文明起源的古希臘文明就是工商業文明。而中國這樣的「內陸文明」、「黃色文明」是失敗的文明。
因此,對於古希臘雅典城邦是農業為主還是工商業為主的爭論,某種意義上也是關於正確認識東西文明起源和發展道路的一種爭論。正確認識古希臘城邦的經濟屬性,也就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
參考
- ^ab李成樹《百年來雅典史研究述論》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401filename=1013263148.nhuid=WEEvREcwSlJHSldRa1Fhb09jT0pmNExrbzBoM3pqc3FacDBTT2J0WjFWa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 ^ab韓薛兵《學術界關於古典時期雅典經濟屬性的探討及反思》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01filename=1013008845.nhuid=WEEvREcwSlJHSldRa1Fhb09jT0pmNExrbzBoM3pqc3FacDBTT2J0WjFWa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 ^ab成樾《論古典時代雅典橄欖經濟與社會功能》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802filename=1018028177.nh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XaEdzT1MvcmlUMDltWGlrSlpRYTZvK0FJS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 ^ab裴雯《試論古典時代雅典的糧食進口問題》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2001filename=LDSK200103007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XaEdzT1MvcmlUMDltWGlrSlpRYTZvK0FJS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 ^苗碧源《古典時期雅典工商業研究》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2filename=1012340500.nh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XaEdzT1MvcmlUMDltWGlrSlpRYTZvK0FJS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 ^宋婷婷《雅典城邦的制陶業研究》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01filename=1012506543.nh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XaEdzT1MvcmlYTnZ2UDFxSk9ZSk8zY1pxY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 ^ab黃洋《希臘城邦社會的農業特徵》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9697filename=LSYJ604.008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XaEdzT1MvcmlYTnZ2UDFxSk9ZSk8zY1pxY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 ^徐松岩《古代世界不存在「工商業城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9899filename=CQSB801.017uid=WEEvREcwSlJHSldRa1FhdXNXaEdzT1MvcmlYTnZ2UDFxSk9ZSk8zY1pxY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 ^王大慶《本與末:古代中國與古代希臘經濟思想比較研究》
- ^《河殤》宣揚了什麼? http://www.cnbksy.com/search/detail/0bbec1d410968dd827d5365bd4e5ac63/8/5d61ef7123b099523d0fa671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解答一下這個問題
原始派(Primitivism)和現代化派(Modernism)的爭論說是上世紀70年代之前希臘羅馬經濟史領域最重要的爭論也不為過,畢竟這牽扯到研究範式乃至對希臘羅馬社會性質的理解。這場爭論可以一直上溯到十九世紀末,始於德國經濟學家卡爾·布歇爾(Karl Bücher)1893年出版的著作《國民經濟的發展》(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布氏在該書中將經濟史分成三個階段,「封閉的家庭經濟」(Geschlossene Hauswirtschaft)、「城市經濟」(Stadtwirtschaft)與「國民經濟」(Volkswirtschaft),分別對應古代社會、中世紀與現代工業經濟。布氏認為希臘羅馬社會封閉的家庭經濟是一種原始的自給自足與非市場的經濟形式。原始派的核心觀點是從古代到現代的社會經濟處於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中,古代社會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不成熟、不完備的原始階段。布氏之後持原始派觀點者多為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最著名者莫過於提出了「消費型城市」與「生產型城市」的韋伯。
布歇爾的觀點遭到了德國古典學家梅耶(Eduard Meyer)與貝洛赫(Karl Beloch)的強烈反駁。梅耶在《古代世界的經濟發展》(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rklung des Altertum)中認為,在希臘羅馬社會極盛時期已經預示著現代資本主義的降臨,古代經濟與現代經濟之間沒有根本性質的差別。基於這一論斷,梅耶與布洛赫將許多現代概念引入到古代經濟史研究中來,用現代理論和模型分析希臘羅馬社會。現代化派的觀點在古代史家中產生了很大影響,二戰前幾乎為現代化派壟斷,俄裔美籍歷史學家羅斯托夫采夫是其代表:
羅馬元老院議員和騎士這兩個特權階層曾共同構成一個半封建的大地主和商人階級,他們的物質財富是從開發國家的資源得來的,而他們的政治權力又是從他們的財富得來的。可是,義大利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形成了聯盟,這個聯盟在野心勃勃的政客和軍閥的領導下終於摧毀了上述兩個特權階層的統治政權。奧古斯都的活動體現了中下層羅馬公民的這一勝利,同時也表現了敵對勢力之間的一次妥協。尤特留氏和克勞迪亞斯氏又恢復了這場鬥爭:他們的政策是要建立一個以整個帝國城市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國家,他們用殘暴的恐怖手段對共和國晚期的顯貴們的餘威和願望予以致命的打擊。爆發一次新的內戰,證實了由帝國所有城市裡的中產階級所支持的新型政府已經鞏固無虞,於是,弗拉維攸斯氏就把舊顯貴階級的殘餘分子以及曾一度取代這個階級的皇家幸臣統統清洗乾淨。這個力量雄厚的中產階級構成了國家的經濟骨幹,這是皇帝們有意識地發展起來的,他們在東方行省和西方行省中都同樣地一貫推行促進城市生活發展的政策;但是,資產階級通過首都中代表他們的團體(弗拉維攸斯氏的新帝國元老院)和外省自治市的權貴們表達了他們不願意支持這種由奧古斯都的元首制經尤留斯—克勞迪亞斯蛻化而形成的個人武力專政制度,這種制度在韋斯帕西安一度企圖重建奧古斯都的元首制之後又在多米提安的獨裁政體下復活了。資產階級不願意支持這種制度的結果是建立了安東尼努斯氏的君主立憲專制政體,這個政體以整個帝國的城市中產階級和各城市的自治政府為其基礎。君主雖有專制之權,但他被視為羅馬人民的最高長官。在他的旁邊,有代表城市資產階級的元老院作為一個諮詢機構。皇家的官吏和軍隊與義大利和各行省的自治團體是平列的。
M. 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馬雍、厲以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5-6頁。
但是到了70年代,現代化派的範式遭到了芬利(M. I. Finley)的沉重打擊。國內學界在介紹芬利的時候常常將之歸入原始派的範疇,但芬利的學生Alessandro Launaro在芬利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集中認為芬利同他的老師波蘭尼(Polanyi)一樣屬於實質派(Substantivism)。三者的區別見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