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一直以來無數關於架空歷史——或者更將它們稱為「不同的歷史故事」——出現在各種各樣的主題上：納粹贏得了二戰，美國革命失敗，耶穌沒有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南方贏得了內戰，原子彈沒有投在日本，希特勒躲進了戰後的藏身之所，還有很多其他的主題。它們以多種多樣的文化形式出現：小說、短篇故事、電影、電視節目、漫畫書、歷史作品和散文，以及網文。架空歷史的出現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於大眾媒體對此進行了報道，甚至連最具敵意的批評家——歷史學家——也不情願地承認了它。其中一些人甚至通過收集歷史論文、激發專題辯護和學術分析，滿腔熱情地將他們職業中一度不受歡迎的私生子合法化。簡而言之，從這一連串的活動中可以看出，架空歷史在當代世界文化中已經成為一種真實的現象。

那如何看待人們對另類歷史推測的新熱情？到目前為止，其實學者和記者已經適時地報道了「架空歷史」的重要性，但他們在解釋或探究它的歷史方面做得很少。可以肯定的是，架空歷史出現的基本年表已經很清楚了。提出反事實的歷史問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西方史學本身的出現，當時像修昔底德和李維這樣的歷史學家想知道，如果波斯人打敗了希臘人，或者亞歷山大大帝發動了對羅馬的戰爭，他們自己的社會會有什麼不同。然而，作為一種現代文學體裁，架空歷史可以追溯到更近的過去，追溯到19世紀中期，當時第一部架空歷史小說在拿破崙統治後的法國出版。然而，直到20世紀很長一段時間裡，這樣的作品仍然很少見。除了在通俗科幻雜誌上發表的零散的時光旅行短篇小說，以及在更大的文集中發表的學術論文之外，直到20世紀60年代，很少有架空歷史出現。然而，從那以後，科幻小說作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創造性表達形式的合法化，幫助提升了其不太為人所知的架空歷史的財富。20世紀末，其他文化和政治趨勢推動著架空歷史從邊緣走向主流。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因為它模糊了事實和小說之間的界限，它對「其他」或另類聲音的特權，以及它對既定歷史真理的嘲弄式的重新配置，鼓勵了架空歷史的興起。戰後世界政治意識形態的逐漸敗壞，社會主義蘇聯的死亡和冷戰的結束，也侵蝕了西方社會歷史決定論世界觀的力量，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核心的架空主義原則，即一切本可以是不同的。科學世界的新趨勢，如混沌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決定論思維的力量，從而鼓勵了架空歷史。最後，信息革命通過網路空間和虛擬現實將人類從現實時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也使我們有信心突破現實歷史的束縛。

這些趨勢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出現了這麼一種風氣，但它們無助於解釋為什麼人們一開始就被激發去寫架空歷史小說。當然，作為人類，我們的天性就是想知道「如果……會怎樣？」這類問題。在個人層面上，當我們推測如果過去發生了或沒有發生某些事件可能會發生什麼時，我們實際上是在表達我們對現在的感覺。我們要麼對事情的結果一如既往心存感激，要麼為事情的發生沒有改變而感到遺憾。同樣的擔憂也存在於更廣闊的歷史領域。架空的歷史本質上是一種先見之明。與其說它是為了探索過去的可能性，不如說是為了有目的地利用過去來評論現在。由於它是建立在推測的基礎上，架空的歷史必然反映了作者的希望和恐懼。因此，歷史的架空在很大程度上以兩種形式出現：烏托邦的架空場景和噩夢的架空場景，這並非巧合。烏托邦場景把過去想像成優於現在，因此表達了對今天事情的不滿。相反，噩夢場景將過去描繪成不如現在，從而表達了對現狀的滿足。此外，烏托邦和噩夢場景具有不同的政治含義。烏托邦的場景往往是自由的，因為通過想像一個更好的過去，他們認為是現在需要的，因此含蓄地支持改變它。相反，噩夢場景往往比較保守，因為通過消極地看待過去，他們認可現在，從而拒絕改變的需要。當然，這些政治含義並不是鐵板釘釘的。噩夢場景可以用於自由主義目的的批評，而烏托邦場景可以趨向於一種保守的逃避主義形式。然而，總的來說，幾乎所有的架空歷史都是探索過去的工具，也著眼於更大的當今議程。

通過意識到架空歷史的本質存在，我們可以認可它最重要但卻最不被承認的優點之一——它有能力闡明歷史的集體記憶的在人類歷史中的演變，這恰好是它的歷史性。毫無疑問，架空的歷史很適合作為記憶文獻來研究，其原因與歷史學家認為它們對歷史研究毫無用處——即它們的基本主觀性——是一樣的。對過去的文化描述是由許多同樣的心理力量驅動的，這些心理力量決定了過去是如何在記憶中形成的。偏見、恐懼和願望、避免內疚的願望、尋求辯白的願望——這些以及其他相關的情緒，都影響著架空的歷史如何代表過去，就像它們影響著人們如何記住「真實的」過去一樣。這些力量在塑造對過去的架空描述中所扮演的角色清楚地表明，它們從根本上植根於主觀的推測。然而，儘管架空的歷史是主觀的，但它們絕不是沒有客觀性的。自1945年以來，關於各種話題的架空歷史很少以孤立的方式出現，而是通常在特定的時代中以浪潮的形式出現。一言以蔽之，它們展示了集體的投機趨勢，揭示了社會對過去更廣泛的看法。當然，僅僅研究過去在其他歷史作品中的表現是不夠的，還需要更廣泛的理解。發現某一敘述在關鍵方面是成功還是失敗，是暢銷書還是失敗作，是被忽視還是引發爭議，可以讓我們更廣泛地了解它的歷史影響。

理論部分結束，現在讓我們舉一個耳熟能詳的例子——納粹贏得二戰

納粹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景是整個架空歷史領域最流行的主題之一。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到現在，西方作家一直在猜測，納粹可能會在這場衝突中取得勝利。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架空的敘述在描述納粹勝利的後果時出現了明顯的分歧。在戰後的前30年里，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大多數架空敘事都一致地將納粹戰時的勝利用道德主義的術語描述為給地球帶來了一個反烏托邦的地獄。然而，自從那時起，這種現象就越來越普遍，人們已經不再那麼恐懼了，並將其描述為一個相對可以容忍的事件。正如我們將看到的，西方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戰後動蕩的歷史。20世紀70年代，西方進入了一段他們自己認為的停滯時期，架空歷史的功能從炫耀勝利變成了自我批判。儘管戰後早期的反烏托邦式敘事具有一種必勝的功能，即證明美國決定干預對納粹德國的戰爭，並最終擊敗納粹德國，但對20世紀70年代後納粹勝利的日益正常化的描述，反映出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在戰爭中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紀80年代——尤其是1989年冷戰結束後——制度自信心的回歸，再次將架空歷史的功能從自我批評轉變為炫耀勝利，因為描述再次回到了代表納粹戰時勝利的舊模式。

納粹戰時勝利的架空敘述的最初作用是說服讀者支持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亨德里克·威廉·房龍的《入侵》(1940)、弗雷德·奧爾霍夫的《夜晚的閃電》(1940)、馬里恩·懷特的《如果我們失敗了》(1942)等小說，以及阿爾弗雷德·貝斯特的《可能的人》(1941)等科幻短篇小說，都通過對失敗後果的慘淡描述，強化了美國需要打敗納粹的觀點。這些作品將納粹德國描繪成一個無情的敵人，向美國的羅切斯特、克利夫蘭、印第安納波利斯等城市投下炸彈，將納粹描繪成對馬薩諸塞、塞勒姆等全美國城鎮的平民犯下殘酷的戰爭罪行，並構想了未來納粹統治世界的反烏托邦性質，這些作品清楚地強調了納粹主義的邪惡，重申了在希特勒獲勝之前打敗他的必要性。

然而，隨著1945年盟軍擊敗第三帝國(Third Reich)，有關納粹勝利的架空記載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暫時消失了。在冷戰時期的第一個15年里，西方對蘇聯的恐懼超過了對德國人的恐懼，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是公眾焦慮的源頭。然而，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國際事件喚起了人們對第三帝國的回憶。在1959年西德科隆的新納粹主義團體流氓事件、1960-1961年在逃的黨衛軍官員阿道夫·艾希曼的被捕和隨後的審判，以及1958-1961年的柏林危機的背景下，對第三帝國的普遍興趣在整個西方恢復，並為架空歷史的新作品的出現提供了有利的環境。這些敘述重新喚起了納粹主義作為罪惡縮影的戰時形象——但卻有了新的目的。這些記述激勵人民與德國人作戰，起到了一種說教的作用，既保留了德國人的罪行以紀念，又成功地斷言了擊敗德國人的正確決定。因此，著名科幻小說家C. M. Kornbluth的短篇小說《兩個末日》(1958)；記者威廉·l·夏勒(William L. Shirer)在《Look》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如果希特勒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61年);以及傳奇科幻小說家菲利普·k·迪克的經典作品《高堡奇人》(1962年)，都對納粹佔領美國時期進行了高度反烏托邦式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文本表達了人們對德國人重新抬頭的擔憂，但納粹戰時勝利的陰冷特徵的主要作用是證明歷史的真實性。因此，《高堡奇人》將美國在戰爭中的失敗歸咎於孤立主義(書中，羅斯福遇刺，他的繼任者忽視了讓美國為即將到來的衝突做好準備)證實了真實的歷史記錄，就像《兩個末日》描述的那樣，如果美國沒有研發出原子彈並用來對付日本，它將如何輸掉這場戰爭，從而使OTL的冷戰社會成為所有可能中最安全的社會。

1967年著名的《星際迷航：原初系列》(Star Trek: The Original Series，由哈蘭·艾里森[Harlan Ellison]編劇)的一集《永恆邊界之城》(The City on The Edge of Forever)就體現了這種勝利主義觀點（永恆邊界之城是《星際旅行：原初系列》劇集中獲讚譽最多的一集，曾獲1968年的雨果獎的最佳戲劇表現獎）。劇情中，進取號的船員發現了一個時空之門，柯克和斯波克來到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紐約。他們偷了些衣服以混入市民中，並遇到了一位名為伊迪絲·基勒(瓊·科林斯飾)的女士。伊迪絲管理著第21街佈道所，柯克和斯波克請求在這裡工作以換取住宿。而斯波克則製造了一個處理器來顯示三錄儀記錄到的麥科伊對歷史的影響。柯克了解到伊迪絲的傑出才能，並因此愛上了她。然而，麥科伊隨後到達紐約，在柯克不知情的情況下，伊迪絲救助了發病的麥科伊。終於，斯波克完成了處理器。從他用三錄儀記錄的「永恆之守護者」給出的歷史線的影像中，柯克發現伊迪絲本應在真實歷史中死於交通事故，但這次事故卻因麥科伊的到來而未能發生。活下來的伊迪絲髮起了和平主義運動，其後果是延誤了美國參加二戰，從而納粹德國贏得了時間製造出了原子彈並取得戰爭的勝利。柯克意識到只有伊迪絲的死亡才能修補時間線。簡而言之，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對納粹戰時勝利的架空描述將過去描繪成一個反烏托邦，目的是為了維護現在。

然而，隨著20世紀70年代的到來，對納粹統治世界的架空描述發生了巨大變化。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敘事都以反烏托邦的語言描述了納粹戰爭的勝利，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出現的敘述則把納粹的勝利描繪成一種遠沒有那麼可怕的趨勢——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溫和的趨勢。簡而言之，這一前提不再被認為是一場噩夢，而是越來越多地被視為一種幻想。對納粹戰時勝利的架空描述的轉變，反映了納粹歷史在集體記憶中的日益正常化。20世紀70年代，納粹主義的恐懼開始消退。納粹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倖存下來，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又死灰復燃。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今天的新關切取代了過去的恐懼。由於越南戰爭的創傷、民權運動的劇變、水門事件的醜聞、經濟衰退的開始以及美蘇之間冷戰緊張關係的升級，一種制度衰落感產生了一種悲觀情緒，這種情緒將架空歷史的功能從勝利的自我慶祝轉變為自我批判。

一些作家表達了對孤立主義立場的支持，認為美國應該袖手旁觀，冒著讓德國人打敗蘇聯、贏得戰爭的風險。毫不奇怪，這是保守派的立場。因此，歷史學家約翰·盧卡奇(John Lukacs)在他1978年的文章《如果希特勒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會怎樣?》(What if Hitler Had victory the Second World War?)中認為，通過確保納粹的勝利，美國的中立立場將阻止冷戰的到來，並將在阿爾伯特·斯佩爾(Albert Speer)【TNO並感】等務實的納粹領導人的指導下，帶來歐洲統一這樣的良性趨勢。自由意志主義作家布拉德?利納韋弗(Brad Linaweaver) 1982年的中篇小說《冰之月》(Moon of Ice)樂觀地描述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立將導致實用主義者戰勝空想家、全面改革納粹政權。左翼作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在1972年的美國左翼研究《沒有明確和現實的危險：對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持懷疑態度》中，政治學家布魯斯·拉塞特認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將使美國能夠消除共產主義的威脅(他認為共產主義比納粹主義更「危險」)，並避免越南的災難。通過描繪一個結果優於真實歷史的架空歷史，這樣的場景表達了對現狀的明顯不滿。重要的是，他們反映了在美國人的記憶中，納粹主義的邪惡在逐漸減少。

冷戰後，這種辯論在其他歷史著作中繼續展開。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威廉?福斯陳(William Forstchen)在1995年的小說《1945》(1945)中，通過再現邪惡的納粹轟炸美國國土(這次是在橡樹嶺(Oak Ridge)的核設施)的戰時刻板形象，並將膽小的孤立主義者描繪為犧牲國家的未來，來支持干預主義。1995年，HBO電視台將羅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的暢銷小說《祖國》(Fatherland)改編成電視劇，對孤立主義進行了類似的批評。在這部電視劇中(與英國原版形成鮮明對比)，一名美國記者通過揭露納粹大屠殺的證據，成功地說服美國總統約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在1962年終止了與老獨裁者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關係正常化的計劃。同樣，利奧·拉特曼1990年的小說《鷹的衝撞》和亞瑟·羅德斯2001年的小說《最後的帝國》也是如此，這兩本書都描寫了納粹對美國等中立國的入侵。所有這些作品都反映了冷戰結束帶來的一種復興的必勝信念，以及對當下的一種重獲新生的信念。相比之下，保守的孤立主義者繼續哀嘆歷史的真實結局。因此，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在其1999年出版的《一個共和國，而不是一個帝國》(A Republic, Not A Empire)一書中指出，美國對二戰的干預最終只是將世界拯救給了共產主義。但在感覺良好的20世紀90年代，這樣悲觀的作品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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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通過對納粹戰爭勝利的不同描述既反映了當時人們對過去的看法，也反映了他們對現在的看法。對納粹主義的看法隨著國家戰後的命運而起伏不定。在穩定和繁榮的上升時期，納粹勝利的情景被用來驗證當前的現實，而在危機衰退的時期，它孕育了一切本可以不同的烏托邦。這也驗證了文章開頭所論證所謂架空歷史小說的歷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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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時候，架空比歷史好寫。

起點有歷史區的作者，為了寫書都會翻閱大量的資料。

可以說人家每場戰鬥都會查找縣誌，言行舉止都會找同時期小說借鑒。

筆者認識的一位寫歷史的作者，人家為了寫清末津門混混的規律，言行親自走訪了舊社會在青樓做過的老人了解。

而那樣架空就不必了，什麼說話規律，稱呼，輩分乃至你吃飯吃的啥都不需要考究。

寫歷史的作者就算是寫無腦小白文也得查查資料，總不能你連敵將都是瞎編的吧！

所以說，架空一是寫作方便，二是讀者舒服，不必出現一些不符合時代的話語或者事物而感覺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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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愛看你就看，不愛看你就不看，反對你還能咋滴，扯個條幅上天安門哪？蛤都要資詞一下，反對一下，累不累蛤?

2.我本身就很愛看架空歷史小說，我發現歷史小說有個趨勢，就是越來越注重資料和歷史的細節，很多成功的書和成功的作者，都是如此。

也許隨著網文的發展，當年那些天馬行空純粹依靠想像力和YY的道路已經行不通了。或者說，老白已經無法滿足了。

所以，佳作必然會越來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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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是很喜歡架空類歷史小說，但是港真，如果一個作者寫的是半架空且完全不尊重史實，那麼讀起來也還是很尷尬的。自己近期看的幾本半架空歷史小說，王晴川《大唐辟邪司》《樓蘭》都還可以，以我淺陋的史學水平，並沒有發現有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真實歷史背景的小說，對作者的要求很高。作者對自己將要創作的時期歷史，不說得對現有史料或是嘗試了解個百分之八九十，那也得了解個六七成吧。查閱史書、翻閱史料、捋清時間線、人物關係，就得花費大量的時間。就更不用說還要將史實與故事、腦洞什麼的結合起來了。

最近這段時間歷史正劇又有圈粉的趨勢，雖然在製作上還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小bug，但還算是精良。再次弱弱地給大家安利一本超好看的書，《史記》，沒錯就是司馬遷的《史記》，你會發現，古人的生活真的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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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歷史小說，寫起來比穿越或者歷史小說要容易很多，有助於小說的發展，量變最後產生質變，雖然可能有的不好，但數量多了，總有好的，在這一點上應該是支持的，但架空歷史么，就應該完全架空，不要一時空一時真，容易讓讀者混亂，在這一點上我是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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