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還是商品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土地經濟和貨幣經濟的衝突,動搖了幕府統治的根基。
中世以前的日本封建社會,封建領主除了收取穀物地租之外,還收取手工製品作為年貢,此外自家也組織生產手工製品,很大程度上處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下。但江戶時代則不同,大名們一般在收取年貢後,去掉自己和家臣所需部分,其餘都要出售來換取貨幣,購買其他生活用品。家臣和武士從領主那裡領到的俸祿也是大米,最後也要換成貨幣,這就促進了貨幣經濟的發展。
同武士階層一樣,農民最後也被納入商品經濟中。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分工,農民對自然經濟的範圍逐漸縮小,因為農民差不多要將十分之四五的年貢上繳給領主,在努力提高生產集約化的同時,生產手工業商品也成為另一種維持生活的方式。各地區的名品生產和手工業製品種類繁多,頗具地方特色,比如京都的醬油,攝津的伊丹酒等等。各地手工業發展也為商品經濟提供了交換的可能性。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全國性市場的形成,人們對貨幣的需求逐漸提高。德川幕府控制了全國主要的礦山,依靠鑄造慶長金銀幣作為流通貨幣。江戶時期的貨幣體制,是西國地區的通貨銀和東國地區的通貨金並存的雙重體系。隨著市場的繁榮,貨幣數量供應不足,金銀比例也開始失衡。1695年德川綱吉接受了荻原秀重的建議,下令重鑄金銀含量較低的劣質元祿金銀幣。通過改鑄貨幣幕府獲得巨大經濟收益,貨幣的流通量增加也促進了市場繁榮。但是通過發行劣質貨幣的行為也可看出此時幕府面臨巨大的財政危機,傳統重農抑商政策受到巨大挑戰。
傳統社會商人是最低賤的,但全國性市場下,市農工不參與商業活動的話,商人就把持了貨幣經濟的主體,開始在經濟生活中佔主導地位。商人地位雖然低下,卻在社會生活具有很大勢力和財富。在江戶,大阪,京都等地,也出現了鴻池,三井,住友等商業家族,從事商業和金融活動的機構也逐漸完善。幕府為了將年貢米出售來換取錢財和奢侈品,紛紛設立年貢米銷售點和藏屋敷(倉庫),並承包給特權商人管理。此外,還有札差(中介)為御家人和旗本提供服務。商人們通過繳納冥加金(商業稅),運上金的方式換取幕府對商業行會的庇護,從而壟斷市場價格牟取暴利。富裕起來的商人也通過向幕府和大名發放高利貸來控制幕府的財政命脈,有些商人還利用資金成為荒田承包商,成為土地所有者,攫取更大利益。
由此可見,雖然江戶時期仍然主要是封建經濟,生產關係卻與商品經濟密不可分,已經不是純粹的土地經濟,具有了貨幣經濟的特徵。幕府和諸大名在收取上依賴土地上的年貢,但在消費上完全落入到貨幣經濟中。為了維持封建統治關係,大名們無法將自己從土地經濟中脫離開來,因為離開了土地和農民,等於喪失了武士階層的地位。但在商品經濟大發展的浪潮中固守土地經濟帶來的固定收入,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入不敷出。可以說商品經濟從根本上腐蝕了幕府和大名賴以生存的土地經濟基礎。這一矛盾的結果弱化了與封建土地相關聯的階層的經濟實力,商人階層實力不斷增強。
在商品經濟下,武士們的生活費用不斷加大,同時,年貢米在國內市場的商品率比重不斷下降,不再是主要流通產品,米價不斷下跌,不再是能決定其他商品價格基礎的商品。再加上德川綱吉時期發行大量劣質貨幣使得流通的貨幣增多物價上漲。最終導致依靠土地經濟的幕藩領主所擁有的財富銳減,面臨財政危機,最後不得不向商人借貸。在德川吉宗就任將軍時,幕府甚至已經無力發放俸祿給旗本和御家人了,武士階層日益貧困,世風日下。一些下級武士不得不與商人通婚出賣武士家系,或者被迫從事教師,醫生,手工業者或是小商販,有的乾脆去做商人的養子。
由於經濟過多的集中到商人手中,武士只能通過壓榨農民提高地租來緩解貧困。此外,商人的勢力也通過發放貸款,經營商品和土地投資的方式侵入到農民階層中來。農民對商品糧的依賴性越來越強,許多農民依靠購買糧食而不是自給自足度日。封建社會的基層構造——農村經濟受到巨大衝擊,幕府的政治,社會組織基礎也開始動搖。直接表現就是離村,溺嬰和百姓一揆逐漸增多。再加上頻繁的自然災害,農業歉收,商人囤積居奇,米價上漲,農民階層生活日益困苦。各地接連爆發一揆。1837年爆發的大鹽平八郎起義影響力波及全國,被推崇為民權的開端,極大的鼓舞了各地武士的武裝倒幕鬥爭。
豪農豪商逐漸成為幕藩體制強有力的反對派。他們擁有大量財富,卻無法參與到政治生活中。幕府頻繁的向商人徵收額外賦稅,而且通過頒布《棄捐令》免除武士對商人的各種債務。商人稍有不慎就會被幕府下令沒收財產。所以在幕末的倒幕運動中,豪農豪商雖然無法直接領導運動,卻很容易地參與進來。比如釀酒業出身的豪商藤田傳三郎就通過參加高山晉作的奇兵隊來為倒幕派提供資金支持。從事販賣軍火業務的大倉喜八郎在戊辰戰爭幫政府軍置辦物資和軍火。作為回報,新政府會利用官僚在政治上為其提供便利和庇護,使他們從政商變成財閥。
江戶時代的貨幣經濟——商業和高利貸資本,原本是以土地經濟——封建的生產關係為基礎,依存著封建經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商人依靠與幕藩領主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擴充了自己的實力,破壞了土地經濟和貨幣經濟的平衡,對封建生產關係起到了破壞作用。隨著貨幣經濟的比重不斷增加,商人掌握了大量財富,以土地經濟為財政支柱的幕藩體制最終崩潰。換言之,幕藩體制已經制約了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必須要通過改革解決制度問題。
首先是德川吉宗實施的享保改革。改革鼓勵開墾新田,推行新的農業政策,改革物價整頓通貨,管制商業抑制不正當利益的取得政策,取得了一定實效,德川吉宗也被稱作中興將軍。但是許多改革措施,比如要求各藩大名上繳幕府貢米的「上米令」、允許武士賴賬不還的「相對濟令」和命令債權人將抵押過期的土地還給農民的「流地禁止令」,都因大名、商人和新興地主的反對沒有貫徹到底,提高貢租的「定免法」和對工商業的嚴格統制引起了農民和町人的強烈不滿,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危機。
十代將軍德川家治上台後,幕府權力被田沼意次所壟斷。他的改革措施比較特別,是積極利用商品經濟來改善幕府財政。首先,鼓勵設置壟斷性的工商業行會組織「株仲間」,通過收取商業稅「冥加金」來增加幕府收入。其次,發行統一貨幣,擴大對外貿易。最後,鼓勵商人開墾新田,同時準備開發蝦夷地區。雖然田沼意次的改革順應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緩解了財政危機,卻無法真正阻止幕府走向崩潰。他的政策推動了商業資本的發展,只會加劇幕藩體制的問題暴露。貧富差距加重讓-底層武士和平民生活動蕩不安,持續6年(1782--1788)的天明天明饑饉使得農民和市民暴動在各地發生。此外,田沼意次父子獨斷朝政,賄賂公行,也引起了松平定信等保守派的不滿。隨著德川家治去世,田沼被迫辭職,改革隨之終止。
松平定信上台後,實行「寬政改革」。這次改革依然延續享保改革的方針:穩定農業的同時,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幕府三次頒布歸農令,命令進入江戶的農民回鄉務農,由政府提供口糧和資費,並可提供土地。,同時頒布圍米令,命令大名儲備糧食,以備荒年。設立「江戶町會所」,將有財產的町人和地主上繳的市政費用的一部分儲存起來,購買米穀存入「義倉」,多餘部分低息借給窮困的町人和武士。此外,幕府取消了田沼時代給予商人的壟斷權,廢除行會,免除窮困武士的債務並打擊高利貸資本勢力。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但嚴厲的統制和財政緊縮政策引起了將軍和社會各階層的不滿,1793年,松平定信被迫辭職,寬政改革受到上下各階層的抵制,就此失敗。
然後就是第十二代將軍德川家慶任命的首席老中,水野忠邦實行的天保改革。改革從肅正風紀,節儉禁奢入手,嚴禁買賣高價物品,通過這種方式強行降低物價。然後,幕府向鴻池等豪商收取「御料金」用於維持幕府的開支。在農業方面,再次頒布人返令,敦促市民歸農,有意禁止農民進入城市,鼓勵墾荒儲糧,還是延續前兩次以農為本的方針。為了加強幕府統治,削弱地方大名,幕府還頒布了「禁止藩國專賣令」和「上知令」,禁止各藩的商品專賣並要求大名和旗本把江戶和大阪周圍的土地上繳為幕府直轄地。這些改革又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株仲間解散令」引起了商品價格混亂,使得商業蕭條物價上漲,只能終止,「禁止藩國專賣令」和「上知令」遭到各大名和旗本的強烈反對而撤回。1843年,水野忠邦被幕府認為獨斷專行,罷免了老中職務,改革宣告終止。
總之,天保改革內容始終沒有超越傳統的重農抑商的範疇,解決不了商品經濟發展帶來的問題。建立在土地經濟之上的的幕藩體制,不改革制度而用強制的手段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只能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其次,幕府內部爭權奪利,意見不一,改革缺乏連貫性,該且由於改革的諸項舉措涉及利益重新分配,引發了社會各階層的抵制。
此外幕府直轄地,本是日本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但在幕藩體制的束縛下,矛盾最為激烈。而且直轄地分散在日本各地,幕府派去的代官又很少,導致統治力相對較弱(有的地方乾脆沒派官員,因為幕府不知道這塊地方歸幕府管)。1842年,近江甲賀郡爆發了反對幕府檢地的一揆,雖然水野忠邦初始態度強硬,但最終還是屈服了。這說明幕府的地方統治力已經十分薄弱,無法將改革貫徹到底了。與此同時,為了克服危機,薩摩,長州,土佐,佐賀等外洋藩卻取得了成功的改革,成為了實力較強的「雄藩」,幕府和外樣此消彼長的實力對比也為幕末的倒幕運動奠定了基礎。
謝邀,這個問題是一個專業性極強的老問題,涉及到經濟學、財政學、江戶時代幕藩體制的內在矛盾及相關史料。所以憑我的能力只簡單概括幾個原因及幾個注意點:
將幕府財政的崩壞歸因於統治階級的驕奢是十分淺顯的說法。實際上,占統治階級絕大多數的中下層武士在江戶中後期已經節衣縮食至與平民無異。高層的生活水準也不得不經常節儉。財政的崩壞伴隨了幕府二百年,僅這一條是無很強的說服力的,而幕府一時的節儉與賢明僅僅只能略緩解幕府惡化的財政危機,卻無法改變這一趨勢。
相較於上文的原因,幕府作為實際上的全國政府,其收入與支出不成比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德川幕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於其直轄領地的租稅收入,若細分則大致可以分為年貢、口米、三役、運上和小普請金。幕府每年的徵稅約為米50-80萬石,金30-60萬兩,銀2萬貫。對於地方大名,一般是僅徵發軍役。
而幕府每年需要支出大筆款項,包括因天災減免及救助、軍費及全國建設均需要幕府投入大筆資金。而幕府一年的定額支出(為維持幕府正常運轉的費用)則需要金十萬兩以上。而定額之外的支出更加可怕。僅島原之役,幕府耗資就達到金398000兩,相當於一年的收入。隨著時間推移,所需幕府開銷之處只會多而不會少。可以說幕府在財政收入方面並不是一個全國性的中央政府, 而只是一個佔據全國近七分之一領地的超大型地方政府, 但在支出上則完全是中央政府性質的。
但深層次的原因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隨著佐渡礦山的枯竭與日本金銀的外流,幕府的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新田的開墾在17世紀後陷入停滯,也就令幕府的稅收增長陷入停滯。僅憑日本列島的自然經濟不足以支撐幕府的消耗,為此幕府以貨幣貶值緩解危機,卻造成了大幅通脹,導致後來的財政進一步惡化。
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幕府,在商品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形成了對商業的強大阻礙。商業的發展始終未能改變幕府以實物徵稅為主的成制。1809年,幕府向江戶所收商稅僅八千餘兩,與當時的經濟規模極不成比。而為了維護武士的利益,幕府默許了大量壞賬的產生,進而損傷了商業。為維護因商品經濟發展而衰落的鄉村,幕府禁止農民異地做工,最後則導致了鄉村出現大量失地農民,也深深地動搖了幕府的統治基礎。德川幕府無法適應時代的潮流,頑固地維持幕藩體制,最終讓財政危機成了死局。
中國民間人士往往將國家的興衰原因歸結為天災或者一些主觀性的:
- 社會奢靡之風盛行
- 官員腐敗墮落
- 最高統治者失德、昏庸無道、寵信奸佞、荒淫無度、暴虐殘酷、優柔寡斷等等
這些原因也不能說錯,但是許多問題的解決是充滿了技術性挑戰的,在嘴上可以用一句簡拔人才、勵精圖治、勤政愛民、遠離奸佞小人、開源節流、殖產興業、明正法律、重用XX等等來回答,實踐中並不是你想解決就能解決的,朱鎔基時代中央就已經明白房地產泡沫的危險了,可是用了近20年的時間化解了嗎?
關於江戶幕府財政困難原因的觀點也是五花八門,以下列舉幾篇參考文章吧!
德川幕府後期日本財政改革的正當性悖論-中國社會科學網?ex.cssn.cn日本貨幣史:德川幕府時代的貨幣改鑄、貶值掠奪、物價暴漲?c.m.163.com[博客討論室第12期]荻原重秀的貨幣改鑄改革(作者:本博客管理員)-張五常-財新博客-新世紀的常識傳播者-財新網?zhangwuchang.blog.caixin.com德川幕府財政崩潰研究_端木迅遠.pdf496.4K · 百度網盤以下是上念司關於江戶幕府財政崩潰的觀點以及其反對者引用進行反駁的古田隆彥的兩篇文章。
「デフレ経済」が江戸幕府の崩壊を招いた
上念 司(じょうねん?つか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