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一點：她要是沒毒死武大郎是否可以跟西門慶傳成一段佳話?(感覺會死)

關於殺夫這個，我認為是為了活命作出的選擇(武大郎已經人身威脅了)，當然我並不是給潘金蓮洗白，我只是覺得出軌就是出軌，沒什麼好說的

再補充一點：她如果從了張大戶不比嫁給一個又矮又窮的人好嗎？

另外，如果性別互換，七年之癢，男的受不了家裡的黃臉婆，在外面有了個情人，不顧妻子和孩子的苦苦挽留，拋妻棄子(兩部小說的小孩好像剛好都是七八歲)，是否算勇敢地追求愛情?

1、請看《金瓶梅》。潘不會有好結果。

2、《水滸傳》和《紅與黑》、《安娜卡列尼娜》的成書時間，差了四百多年。四百多年啊！大明都亡了，大清都要在鴉片戰爭里被吊打了！你還跟我說這些？

3、歐洲，尤其是法國，有一種貴婦用身體和金錢倒貼俊男才子的交際風潮，甚至她們會公開炫耀收到的情書、贈詩之類的東西來比拼誰斬下的小帥哥比較多；而俄國的社交基本是照抄法國，甚至這類派對上都會裝模作樣說一些法語（就像我國某些人半英半中、半日半中那個尷尬勁）。尤其是假面舞會上乾的那些事……說是亂什麼club都是美化他們。畢竟我們都知道，富貴人家的婚姻是沒有「自由戀愛」的（所以貴族特別喜愛那些自由戀愛的小說），而西方又不像東方這樣有合法納妾的可能性，所以結婚後雙方各找情人這種事，算是心照不宣的默契，社會潛規則而已。貴族已婚婦女和未婚的青年英俊風流一下，實際上算不得什麼大事，權貴們無聊的日常而已（已婚和已婚搞就不太好，會傷及兩家的和氣，所以就保留到假面聚會上再說）。安娜和瑞那夫人的問題，在於她們居然真的愛上了這些毛頭小子——而且是「平民式的」死纏爛打的愛，這就很不體面了。當然，還是會讓讀小說的貴族婦女們覺得很刺激，所以對此評價極高。

4、歌頌是沒有歌頌的…這種事歌頌了還了得？那豈不是混淆了尊卑之分？就像我剛才說的，這類故事的關鍵並非是出不出軌，而是體面人幹了不體面的事（死纏爛打）。但這種不體面是出於純粹的愛情，所以雖然不體面，但是體面人應該有包容這種不體面的肚量，不應該因為愛得不體面，就覺得有傷於貴婦人尊貴的身份。所以，在小說里，這種不體面也就等同於體面了，甚至還讓權貴們有些葉公好龍式的羨慕。至於潘金蓮——你一個丫環出身的奴婢，就想跟太太們站在一個平台上比較，是不是太過分了？好漢們本來也不是體面人，不耐煩跟你講那些體面人喜歡的愛啊自由啊解放啊之類的鳥事。

殺便殺了，你要怎樣？

這和經濟有很大的關係。

水滸傳的話本小說在宋代就已經有了，宋代的時間是960——1279，而章回小說水滸傳的成書推測是元末明初，明代是1368年建立。

而關於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故事緯度又不僅僅在水滸傳中，《金瓶梅》正是水滸傳這個故事的同人創作，一時寫出，推測是明代隆慶至萬曆年間，也就是1567——1620。

兩本書的成書時間最小差兩百年。而明代恰逢商業經濟發展的特殊時間，也存在資本主義萌芽。

因此，水滸傳的思想基礎是農業農耕經濟，而金瓶梅已經是市民文學。所以，水滸傳的潘金蓮該殺，放如今的農村思維里仍然是一致的，而金瓶梅里的潘金蓮卻往往存在著複雜性，而以潘金蓮、李瓶兒等人幻化而成的情慾也存在著一種市民態度的複雜，放在如今的城市文化中仍然是通行的。

至於西方，安娜創作時間是1873——1877，距水滸成書差了五百年。此時西方的工業革命已經發展了兩百年，安娜的思想基礎是資產階級思想，是工業化之後的男男女女在城市世界裡的矛盾與困惑，也是農業倫理道德隨之崩潰而在傳統道德與城市道德中的搖擺，還沒有建立起權威與統一的認知，實際上，這個思想與你的思想是最接近的。

又比如，盧梭的《新愛洛綺絲》，這是一本同樣講出軌的故事，但卻是一本更鮮明的道德故事。不論是女方還是男方都堅守了道德，沒有因為情感與愛欲而做出違背當時道德觀念的行為，創作在1749年。此時法國大革命還沒有開始，統治階級仍然是國王與封建地主。

新愛洛綺絲和安娜不過差了一百年的時間，但是其中發生的事件不可謂不多。

而中國古代小說中有沒有歌頌至情的作品呢？其實是有的，我的閱讀量比較少，只能偏頗的拿京藩的《風流院》來舉例。此傳奇是由牡丹亭和小青為藍本創作的，成書年代必然晚於牡丹亭，既1617年。

這個故事是小青作為富商妾室卻被其妻子虐待，傷感而亡。有一書生舒潔郎慕小青才華，因知小青已死，故願與小青做死夫妻。此二人感天，還陽成婚。

小青是有婚姻在身的，但是這件事不需要大做文章。牡丹亭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風流院》同樣是對至情的歌頌，情至死，死而生。

還有一個角度就是，作為讀者，即便是在同一個時間與空間中，對出軌的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有人偏認為潘金蓮該殺，因為這是最接近普通群眾的故事，也是維護普通群眾的道德秩序的故事。換做網上很多的女孩子捉姦也是一樣的。而安娜的故事則是一個貴族故事，貴族或許從古至今一直都在道德困境之外。

至於瑞那夫人沒看過，不清楚。

瑞納夫人不了解，安娜有被歌頌嗎？總不能《安娜卡列尼娜》這本書以安娜命名，她就是一個正面角色了吧。

我個人的感覺，在整本書里托翁都保持著對安娜的道德審視，這種道德審視偶爾會借孩童的目光表現出來，只是他掌握著尺度，不讓道德審視壓倒情感敘事，而是在這兩者之間保持一個平衡。

所以安娜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女人勇敢追求愛情，但被某種落後力量殺死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犯了錯誤的女人，最終在道德和個人情感的力量下生命崩解的故事。

1.作者思想不同，寫作傾向也就不同。

2.讀者思想基礎不同。

3.作者設置的主題不同，情境也不同。同時後面兩部的作者側重描繪了一個社會環境，但水滸傳並沒有強調社會環境對人心的侵蝕。

4.時代不同。在十一世紀的歐洲，中世紀通姦罪特別嚴重的。往後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人的地位才一步步上來的。托爾斯泰是有同情女性的觀點在裡面的，水滸的作者顯然就沒有。

5.現代人的眼光去看，也沒有特別歌頌她們。只是考慮時代環境，可憐她們的追逐愛情的勇氣。

6.潘金蓮在故事水滸的里是殺夫了，安娜和德瑞納夫人相比於潘金蓮，她們並不是特別過分的一方，她們的出軌並沒有給對方帶來極為惡劣的影響。一個是罪，一個是過錯。

文學革命後，歐陽予倩寫了一部話劇叫《潘金蓮》，把潘金蓮塑造成一個女性意識覺醒、大膽追求愛情的新女性。潘金蓮在性關係上的「放蕩」被描繪成性壓抑下、出於人性自然而發生的解放。裡面有一句台詞大意是：願意被男人折磨的就是貞女，被男人折磨死的就是烈女，不願意被男人折磨的就是淫婦。

當然，這一改編有其時代背景。但我想說的是，「為潘金蓮翻案」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安娜或瑞納夫人，或者我再舉一個和潘金蓮有點關係的例子，即包法利夫人（馮小剛那部電影特意翻譯成了「我不是包法利夫人」），我們之所以會覺得她們是被「歌頌」的，是因為在故事裡她們似乎不是被批判的對象。因為作家寫了她們許多不得已，許多人之常情，比如卡列寧對上流社會的沉迷，物化妻子的態度。有回答說托翁保持著對安娜的道德審視，這句話說對了一半，托爾斯泰的確這樣做了，但他同時也認為安娜是個可憐人。而且這種強烈的情感因素從根本上影響了《安娜》的寫作：我們都知道，安娜是個雙線的小說，但如今呈現的結果是，安娜這條線不管從哪個角度都蓋過了列文那條線，托爾斯泰自己表示，安娜這個人物越來越有她自己的行事動機，越來越像一個活生生的人，超出了他的控制。所以，最後安娜成為了這部小說的標題。

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包法利夫人》里。還是講一個耳熟能詳的小故事，有一天福樓拜的朋友來看他，發現他嚎啕大哭說：「愛瑪死了。」他朋友說：「你可以讓她活啊。」福樓拜說：「她不得不死。」在道德上恐怕愛瑪更沒有什麼「優勢」，但為什麼福樓拜這麼悲痛呢？因為愛瑪的墮落不是她個人的道德問題，而是整個時代的錯誤。愛瑪的價值觀是被不負責任的文學和社會生活塑造的，她只是一個被結構了的可憐人而已。

《紅與黑》的故事更長一些，而且這本小說和前兩者根本性的不同在於，它並非一部女性視角的小說。瑞那夫人令人憐憫本質還是因為她對愛情很純粹，大概是小說里最純粹的人，最終也是她的純粹真正撼動了於連。事實上，大多數讀者不會為難一個執著於愛情的女性，就算是不忠的愛情——更何況市長也並不是真正愛她。

我們說回《金瓶梅》，實際上通過上面的列舉可以看出，一個比較關鍵的問題就是作者對這種背德女性的態度。關於蘭陵笑笑生是誰猜想有很多（不過這種學術方向近些年已經被否定了），甚至有人說是王世貞，但總體而言主流意見（我指會被寫入文學史的意見），認為《金瓶梅》是用「審丑」的方式表現道德墮落。但是潘金蓮並沒有成為一個平面的角色，在《金瓶梅》的敘事里存在非常多的「縫隙」：比如她堅決拒絕了張大戶，比如「美麗的、健全的女性嫁給性無能的男性」這樣的母題。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張愛玲的《金鎖記》，曹七巧在性壓抑下出現的人格扭曲可憐也很可恨。但這種可恨並不來源於她們個人的道德水準低下，而是一種結構性的悲哀。

因此，歐陽予倩抓住了這種敘事的縫隙，就著五四以後萌發的女性意識和性愛意識，把潘金蓮塑造成了一個大膽、自由的女性。潘金蓮本身自然沒有這樣的思想高度，但這卻說明了一個問題：一個出軌的女性、違反道德的女性給人帶來什麼樣的感覺，其實源於人們有沒有看到她的可憐。實際上她們的形象無所謂正面或負面，也談不上「歌頌」與否，只是人之常情罷了：你會指責一個可憐人嗎？不但不會，大多數人還會為之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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