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西方則是另外一種模樣，著名的英國「光榮革命」，把老爹趕跑讓女兒和女婿當國王，這種奇葩事只能出現貴族政治的土壤中，中國春秋時期也有這樣的事，換人不換血，血統不能亂，生來是貴族永遠是貴族，所謂民主只在貴族之間，老百姓從生下來就沒有參與的權力。西方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民主，還要好多年以後才慢慢出現。

所以這其實是兩條線。

在中國，老百姓是一切政治的基石，因為天人感應的利益鏈接，君主不得不為了自家利益而重視百姓利益。表面上看秦以後皆行專制，但這種專制是要為百姓服務的。

而在西方，貴族是一切政治的基石，君主是貴族公推的首領，他不需要向百姓負責，只要向貴族同夥負責就行，光榮革命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貴族階層發生了變化，以資產階級利益為依託的新貴族取代老貴族，這種變革傳導到整個政治體制的方方面面，導致了王朝更迭，而不是什麼約翰·陳勝和托馬斯·吳廣振臂一呼的結果。

這才是當今對於所謂「西式民主」各種爭議的根本。也就是說自古以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對「民」的定義就不同，更何況「民主」。

在我們的定義中，「民」就是廣大底層群眾，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那幫人，而在西方世界的定義中，「民」的概念是從當初的貴族逐步下沉到中產階級再到市民階層，至少也要是有體面工作和生活的人們。新中國以後我們的扶貧政策延續幾十年搞下來，三農問題年年上兩會報告首要位置，在西方是沒有這種觀念的。西方沒有政府主導的系統性的扶貧傳統。

在這個問題上其實還可以擴展到中西方國家概念的全然不同，這裡就不展開了。

因為對「民」的定義不同，對「民主」的認識當然也不一樣。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注重的是服務百姓，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注重的民眾參與。

這就涉及到「民主」的第二個概念，「主」是什麼。

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服務百姓，是政府為公僕，百姓是主子（雖然在執行上有很多問題，這個不展開了），新中國成立時所謂老百姓翻身做主，這個「主」，指的是國家的主人。

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民眾參與，是古代貴族參政的簡單擴大版，民眾通過選舉和政治運作直接參与到國家治理中。

區別在哪兒呢？

如果把國家比喻為一個企業，民眾是企業的所有者，政府是企業的高管，那麼前者是一個一門心思多賺錢讓企業越來越強盛的經理人，而後者是一個重視老闆心情好不好、有什麼想法、有什麼要說的統統滿足的大秘。

經理人會不會因為權勢太盛功高蓋主偷偷佔有企業利潤呢？有這樣案例。大秘會不會反過來誘導老闆胡作非為自己大把撈錢呢？也有不少。這裡不過多涉及政治制度的討論，也就不深入探討兩種制度失常的時候，比如賄選、個人崇拜等等。

這兩種不同思維方向，對「民主」的定位側重不同。前者側重於將民眾定義為需要照料的主人，後者將民眾定義側重為主導者。

前者的問題有很多，對於大政府的好處和弊端也有很多討論，總的來說是家長作風過於嚴重，常常會出現為了民眾的利益而強按牛頭不喝水的情況，甚至有時候出現按錯了牛頭的情況。

而後者的問題在於，民眾是否可以成為主導者。

《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是一本研究大眾心理學的著作。在書中，勒龐闡述了群體以及群體心理的特徵，指出了當個人是一個孤立的個體時，他有著自己鮮明的個性化特徵，而當這個人融入了群體後，他的所有個性都會被這個群體所淹沒，他的思想立刻就會被群體的思想所取代。而當一個群體存在時，他就有著情緒化、無異議、低智商等特徵。

以上引自百度百科。

目前的社會學、心理學、公共管理學基本的共識就是，群體在絕大部分時間是低能的，容易擺布的。

的確，偉人說過，「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其背景是在涉及根本重大利益的情況下，在那時群體會猛醒，會作出正確的對集體有利的抉擇。而在西方政治中，很少有這樣的緊迫時刻，大部分時候是溫水煮青蛙，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愈發嚴重，卻找不到真正的問題所在。

依然把國家比作企業，民眾就是一個涉世未深的繼承人，在西方政治體系中，他固然可以參與政治，卻完全不具備參與政治的素養，因此實際上成為了任媒體擺布的木偶。

所以西方政治家會說，我已經把選舉權、公投權交給你了，是你自己沒有做出正確的選擇。

然而大眾從根本上就不可能做出特別理智的選擇。

這樣的「主」，依然是被引導的「主」，實際上做主的仍然是精英。

西方政治體系下，往往到最後會出現民眾可以自由表達，自由投票，卻失去了利益的情況。

所以回到問題，什麼是真正的民主。

首先當然是要確定，民主的主體應該是廣大人民群眾，而不僅限於中產階級。

其次，民眾的長遠利益必須優先。（以上這兩點顯然是西式民主還沒有解決的）

最後，在決策上必須有民眾的參與，以確保不會出現家長作風過於嚴重以致作出錯誤決策的情況。

還是回到管企業的比喻上，能讓民眾這個老闆賺到實惠，同時各種利益又不會受到損害，就是真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