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生命不應該高於自由」,德國司法最高層的分歧與辯論

據德國生活報報道整個德國都在討論「鬆綁」,在《明鏡雜誌》最近的一期討論里,前憲法法院法官于爾根·帕皮爾(Hans-Jürgen Papier)和聯邦司法部長蘭布雷希特 (Christine Lambrecht )關於自由和生命進行了精彩的唇槍舌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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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我就是奇怪,到底啥是他們口中的比命更重要的「自由」?

戴口罩就會被剝奪的自由?那麼你穿衣服倒是自由還是不自由?零下30度,你穿上羽絨服,到底是自由還是不自由?

那麼我為了降低感染病毒可能性,而戴上口罩,是自由還是不自由?

他們口中的自由與不自由的邊界,到底是個啥?


原標題是自由與安全那個重要。。。

不安全不等於放棄生命,原文沒有討論放棄生命來換取自由。。。


關於自由權與生命權的取捨問題,應該交給民主來決定。


整個德國都在討論????身在德國完全沒感覺到……5月開始,到處都復工了………


謝邀,這個問題我想過。對於問題本身,我出的答案是 自由。特別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自由超過生命的部分不斷增大,且自由被賦予更多新的內涵。

其實這種討論是很有意思的,這是解開中國人與德國人思想差異的其中一個結。展開說可能有些無力,那我就用我自己的感受來說明。

1.年輕男女吸煙且對吸煙的態度。

2.更傾向於技術工人而非體制內人員。

3.兩代之間的關係,德國人兩代之間關係比起中國很疏遠。

4.交規。及噩夢般的駕校考試。不過話又說回來,我還真不確定哪邊的交規效果好,現實情況差距太大了。

當然,形成這些事情的原因不單單只有我們對於自由和生命兩者偏重的選擇,只是或多或少會讓我感覺到他們更傾向於哪一方。


這個問題分幾個層次回答。

第一,這是不是個問題?

直覺上,人的生命高於一切,生命還是自由本不是個問題。在疫情之初,對病毒的特性還不清楚的時候,用飽和式緊急措施,甚至是戰時措施,那時候不存在生命還是自由這個問題。

但是在疫情發展到今天,三個多月過去了,我們對病毒都有一個基本的了解,那麼這就成了一個問題。

第二,為什麼這是個問題?

因為客觀上存在一個後果風險收益不平衡就是所謂的外部性。這是由病毒的特性決定的,我們面臨的SARS2是一個什麼病毒,基本特性已經比較清楚了,1. 年輕人風險小到類似於流感(死亡率萬分之5到千分之一)2. 老年人風險大 (死亡率百分之5到30 不等,尤其是在醫療擠兌的情況下)。自由模式付出生命成本的主要是70歲以上的老年人。

如果我們選擇生命,年輕人會付出較多成本,失業風險,房貸房租,家暴風險,心理健康風險,包括生命風險,比如兒童會因為出行管制措施推遲接種疫苗,推遲癌症篩查和治療。

相比較而言,生命模式是年輕人付出老年人受益,自由模式是老年人付出年輕人受益。當然,年輕人跟老年人不是利益對立的,絕大多數家庭既有老年人也有年輕人。這裡只是方便討論。

既然存在風險收益不平衡,那麼這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社會問題。

第三,這個問題還有更深一個層次?

一般來說,文明社會對上一個答案,總有一些基本的原則,比如 i)任何一方都不應該承擔全部成本 ii)生命成本大於經濟成本 iii)兒童優先。那麼總能達成一些共識,無非是偏年輕人一點還是偏老年人一點,這根據文化經濟條件的不同,各地的平衡點略有不同,無可厚非。

我們假設有這麼一個平衡點,但是總有個別人會有搭便車的行為,比如一些年輕人不守紀律,因為他們受益很大,風險卻由別人(老年人)承擔。由於這些自私者的存在,這個平衡點的維持就需要一個外部強制力的存在,這就是zf在社會治理上的意義。

倒霉的是,這個強制力也不是免費的。當我們觀察德國和歐洲的歷史,這個強制力總有自我擴張的慾望。不管當初的願望多麼多麼美好,這個強制力一旦存在就很難取消,它總有這樣那樣的借口不僅停留在那裡,而且向更多的領域進發。甚至當問題本身已經不存在了,這個強制力還存在,最後這個強制力本身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那麼更深一個層次上說,生命還是自由這個問題並不是老年人和年輕人的利益分割問題,而是共識,自私者,和強制力的一個三角平衡關係。

共識如何產生,如何產生最少的自私者,從而需要一個最少的強制力。

這個包含一系列的子問題:

  1. 公民如何參與利益分割共識的產生
  2. 共識如何不忽略沉默的聲音
  3. 公民如何成為有自治力的道德主體
  4. 公民之間如何互信
  5. 公民和zf之間如何互信
  6. 。。。。

任何一個切面都會產生討論,越發達的社會越需要充分發揮每個人的能力,越需要每個人都發出聲音,從而社會系統就越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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