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可依靠的變革勢力只有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無論兩者哪個造反成功了都會形成個新的封建漢族王朝，也就是加強版的洪秀全或者第二個朱元璋！難道這個新的王朝無法引領地主階層強行轉化成資產階級麼？

同時期的日本也是中下層武士（相當於中國的地主士大夫階層）通過革命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來強行將地主階級轉化成資產階級，畢竟日本之前的資產階級和一眾開化團體並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

所以說哪怕是新的封建王朝也依然和晚清半斤八兩？就必須像TG那種將地主階級徹底消滅才會讓中國走向富強？地主士大夫階級難道是近代史落後的主因？首先題主不是地主後代，只是特別好奇憑啥日本的地主士大夫階層就可以通過革命建立個新王朝走向富強而中國的就做不到？這樣看來中國近代史的落後看來是必然的結果，想強盛必須等到地主士大夫階層徹底消亡的時候，對吧？

所以哪怕1860年之前來個「朱元璋第二」起義成功了，也依然是個偏保守的封建王朝對吧？如果不改革制度，那就總是免不了近代的落後捱打！可是如果以制度為核心從各個方面改革，那中國可就不像中國了，新王朝怎麼面對這幫頑固的地主士大夫階層？況且新王朝會真的放下自己幾千年天朝上國的架子脫亞入歐，全盤西化？

所以很納悶晚清導致的近代百年屈辱是歷史的必然還是說就是中國特別點背遇到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末期？相反日本就是命好，遇到個新王朝開始了明治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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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

晚清的屈辱，既不是王朝末期，也不是封建制度的原因。

因為你會發現，當今的制度，除了皇帝每屆都在換，其它的一切跟以往兩千餘年的歷史沒有什麼區別。它有一個專業名詞，叫「中央集權制」。

清末的屈辱原因很複雜，它複雜在人性和權力。

解決清末屈辱之道在三點：

一、加強中央集權，清末，「八旗」和「綠營」的腐爛，已經讓清廷喪失了對地方的統治權。整個國家的力量不能集中起來運用，地方各自為政；

二、擴大對外開放，引進科學技術，增強工業實力，發展市場經濟；

三、加強法治建設，法治是社會公平公正的基礎，是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

但，這三點，清廷一項也做不到。

首先，偉大的領袖說過一句話：槍杆子裏出政權。滿清朝廷的槍杆子「八旗」和「綠營」已經爛泥扶不上牆了，先後崛起的「湘軍」和「淮軍」又不被朝廷信任，相互猜忌之下，最後逐漸與滿清朝廷相互利用、相互掣肘。加強中央集權這一項，滿清朝廷做不到；

其次，擴大對外開放，清廷倒是做了，清末朝廷選派大量留學生赴歐美日留學，民間自費留學的人數更多。但是清廷錯失了對外開放的最佳時機，清廷沒有為自己爭取足夠自強的時間，也就是說清廷對外開放的時間晚了。歐美日俄列強憑藉強大的軍事實力，紛紛欺凌侵略滿清帝國。那些出國留學開眼看世界的青年，首先感受到亡國滅種的危機，逐漸成了反清的主力。

再次，清廷也意識到法治建設的重要性，清廷開啟了「憲政」的大門，也就是清末的「預備立憲」。但是，中國歷史幾千年的經驗告訴清廷統治者，大權旁落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比如秦末皇權旁落，官宦專政；漢末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曹魏末期，權臣司馬懿誅殺曹爽，奪得朝政大權……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皇權一旦旁落，皇族必受血光之災。所以，清廷在「君主立憲」這件事上猶猶豫豫，婆婆媽媽。最後連「憲政」派都失去了耐心，紛紛倒向革命派。

所以，清廷的問題是相互矛盾的，是悖論，無法解決，它的結果是必然的。

其後的中國要解決的也是這三個問題：

一、加強中央集權；

二、對外開放，引進科學技術，增強工業實力，發展市場經濟；

三、加強法制建設。

這三點是有先後順序的，缺一不可。

中華民國政府在第一項都沒有成功，所以它失敗了。

後面嘛，眾所周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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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在193X年的決議中特別提到【日本依舊是封建國家】。

——其實這個觀點在遠東勞動者大會上就有人提出，但那時候日本相當一部分左翼還抱著不反天皇的幻想。

北一輝在他的國社綱領中論及日本人民的狀態時提到【日本的人民是農奴和工奴】。

——以上，日本根本不能算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政權。

日本的社會結構慣性實際上比大清或者說中原自古以來這套體系的慣性要小得多，想讓大清自發改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麼到底是封建制度的系統性落後還是大清剛好輪著王朝末期衰落所以被吊打，其實意義不大：重點在於改革的難度和對抗整個社會結構的難度，換成大明的士大夫並不見得更簡單。

日德這兩個靠新舊貴族結合實現改革的國家都有整個國家常年分裂割據這種歷史背景，如果是高壓狀態的朝廷一言九鼎估計沒有可能性。

那麼所謂的地主階級改革富強的結果，也就是二德子和日本，落到什麼下場大家都很清楚。

——什麼叫富強？二德子後方餓死幾十萬人叫富強？日本戰前連青年將校家裡的女人都要出去賣身才能苟活，這是富強？日德這種不把人當人看的富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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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康熙忙著「再活五百年」、雍正忙著整人、乾隆忙著宮鬥時，歐美如火如荼的工業革命已經把紫禁城的主人遠遠甩在了身後。

一

乾隆的爺爺康熙，自稱歷代皇帝中最懂科學的人。

據說為了了解人體解剖學，他親自解剖過一頭冬眠的熊。

他曾任用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作為自己的天文學和數學老師，還向兩名法國傳教士學過幾何、代數等課程。

誰能想像，300 多年前，當幾乎所有中國人對地球的概念還一無所知的時候，他們的皇上已在紫禁城的深宮內玩對數機、開平方根。

但這正是康熙所要的效果：科學這玩意兒，我知道就好，你們不用知道，也不能知道。

他要壟斷權力，也要壟斷新知。

對於真正意義上的科技書籍，他不僅不鼓勵翻譯傳播，而且設法禁止，尤其是禁止流向民間。

早在康熙二十年（1681），南懷仁就做出了蒸汽驅動的玩具。康熙始終將其鎖入宮中，作為自己的玩物。

與康熙大帝同一時期的俄國，出了個彼得大帝。

彼得對科技也很著迷。他刻意隱瞞帝王身份，像個普通人一樣去西歐遊學。

在瑞典，他扮做一名普通遊客，爬到這個國家的制高點，去測繪人家的要塞形勢，為此差點和守軍發生肢體衝突。

在英國，他又搖身一變，成為學者，上門拜訪牛頓，還和數學家弗哈森交上朋友，一起探討學術問題。

最重要的是，他將個人對科技的癡迷，化作了國家的決策和行動。他仿照西歐模式創辦學校，開設數學與海洋學校、炮兵學院等等。

科技，不是帝王用來玩、用來壟斷的，它終究要服務于振興國家的抱負。

彼得有句名言：「作為君主，落後於自己的臣屬，會使我感到非常慚愧。」

這句話，康雍乾三人聽了都會懵圈。康熙會問「落後」是什麼，雍正會問「臣屬」是什麼，乾隆會問「慚愧」是什麼。

順著康熙的道路，順著彼得的道路，中俄兩國走了兩條平行線。當它們在近代再次交集的時候，一個被逼連連向另一個割地求饒。

（圖：康熙和彼得大帝，也是同時代人）

二

康熙和他的子孫，都害怕海洋文明。

當英法擴大造船工業，大力開展海外殖民貿易的時候，清廷規定：

「如有打造雙桅五百石以上違式船隻出海者，不論官兵民人，俱發邊衛充軍。」

中國本來能製造巨大的帆船，出航遠洋。到康雍乾時期，世界各國的航海業突飛猛進，船隻越造越大，中國的船卻越造越小。

康熙的晚年一直擔心東南沿海出現「鄭成功第二」。他下過一道諭旨，說他南巡的時候，微服私訪蘇州的一些船廠，才知道每年出海貿易的船隻多達上千艘，但回來的僅有十之五六。這可不行，要嚴禁。

雍正繼位後，曾發表講話，說當今世界局勢複雜多變，北有俄羅斯，南有歐西各國，西有回人，都可能是影響我國政局的不穩定因素，所以我們的海禁政策「寧嚴毋寬」，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防範辦法。

到乾隆末年，中國的造船和航海技術，還停留在康熙初年的水平。這中間，至少延誤了 100 多年。

在這三人眼裡，造大船等於造反。

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他們採取禁海和遷界政策，不惜犧牲沿海經濟，導致國防戰略上長期「有海無防」。

對待武器，他們同樣戰戰兢兢。

三藩之亂期間，康熙曾指派南懷仁造神威戰炮。仗一打完，戰炮便被棄之如敝屣。

火器專家戴梓發明瞭「連珠銃」，從原理來看，絕對是近代機關槍的鼻祖。康熙鳥都不鳥，還聽信讒言，以私通日本之罪，將戴梓發配遼東。

同一時期，彼得大帝下令，全國每三個教堂就要貢獻一口鐘出來鑄造大炮。

什麼都可以為武器讓路，包括宗教。

而康熙將很多有遠見的熱兵器成果雪藏，以至於後來斷絕。他的想法很簡單：這些東西可不能讓漢人學去了。

國衰兵弱，全在這根深蒂固的一念之間。

後來的事我們都知道了。當西方的巨型戰艦出現在中國沿海的時候，我們的祖先稱之為「怪物」；當他們挺著長槍大炮跟中國開撕的時候，我們的祖先認為這是「妖術」，於是採用馬桶陣和女人的穢物「驅邪」。

難怪史學家說，康雍乾三人統治時期「窒塞民智」。

（圖：到清末，我們還在宣傳刀槍不入的護體神功）

三

乾隆與他的父親、爺爺，三代領導核心，都在深入研究一個治國大問題：

如何讓這個國家的人民更好控制？

他們想到的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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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提一點，西方部分資產階級的躍進和國家建設，民族國家發展是同構的，這還是簡單化了的。

而沒有能做到同構的，無一例外表現出極強的撕裂和不適應，只不過因為國土和人口的規模沒有中國大沒那麼顯眼。

以一種什麼方式和內涵建構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或者說階級的利益是根本。

一開始不是，必然內戰，無一例外。

這種問題不能想得到一個籠統的答案，只有大量一定歷史時空的特定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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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天朝的崩潰》)

其一，晚晴時中國對「天朝迷夢」的沉醉並非虛言。首先，由上到下，道光帝到沿海海防官員，甚至林則徐，都死守所謂「禮儀」，提防「夷人」入華，不論好壞；其次，晚晴武官的軍事思想還停留在「人多力量大」的初級階段，對英國軍隊的現代軍事戰略完全沒有防備；再次，由中央到地方，軍隊所用武器均為明朝「技術」，甚至就是明朝遺留的武器，就連這些武器，也無法大量配備，多數軍隊使用的還是冷兵器。

其二，晚晴官員和道光帝之間的溝通令人目瞪口呆。一方面，各級官員「伴君如伴虎」，加上沿海到紫禁城消息溝通不暢，導致從英軍入侵虎門開始，各級官員沆瀣一氣哄騙道光帝，編造勝利的童話；而另一方面，道光帝雖然心急如焚，在「剿」「撫」間遊移不定，卻逐漸不想聽到失利的信息。這就造成：越是戰事節節敗退，道光帝越是瑟縮逃避，要麼就一道聖旨把主責官員查辦流放甚至處死。這裡，從貴胄伊裡布，果勇侯楊芳，叛徒牛鑒一直到外交軟蛋奕山、耆英，全部費盡心機哄著皇帝玩，絲毫不顧及什麼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只要道光帝龍顏稍緩，他們就能平安度日。

其三，歷史課本中暗藏的「忠奸」思想和所謂的「民族英雄」。忠奸思想妄圖對複雜的國家形勢進行單一化的解釋：某事敗了，就是其中奸臣作祟，若此奸臣能像某忠臣一樣，必勝可期。這種簡單的二分法忽略了思想上，技術上的因素，實際是民間最容易令人接受的「好人壞人」，然而對分析歷史總結經驗毫無意義。比如琦善，大多數歷史著作都認定為賣國賊，而《天朝的崩潰》中開篇分析得知，他並不比一般的官員更賣國，僅僅是做了大多數官員都做的事，而相比在前線的將領，琦善起碼還沒有胡編並不存在的勝利。至於林則徐，我們都學過「虎門銷煙是鴉片戰爭的直接導火索。」這裡，歷來的傾向是將林則徐塑造為抗英的悲劇英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是，茅海建老師經過分析史料卻得知，林則徐虎門銷煙時，對英國瞭解甚少，也絕對不曾預料虎門銷煙會引發「邊釁」，也就是說，林則徐是「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將鴉片這種實際上算是貿易衝突，上升成了國家衝突，演變為鴉片戰爭。我們得知了這樣的史實，是否還能安然把林則徐當做民族英雄？

茅海建老師在書末尾寫道，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有人說是中國人的世紀。可我們看看現實，我們做了什麼，能夠配得上這個世紀？

(節選自《天朝的崩潰》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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