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謝邀!

因為他們不符合孔子對於「仁」的定義。

定義就是標準,有了標準才能分類,胖、瘦、矮、高等這些概念是不能作為分類標準的,因為不能確定什麼是胖、瘦、矮、高。

如果我提前定義了160斤(含)以下是瘦,以上是胖,1.80(含)以下是矮,以上是高,那麼就很容易確定某個人在我眼中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了。(這個標準能否被他人接受是另一個範疇的問題)

判斷一個人是不是「仁」和判斷一個人是不是「胖」的道理是一回事,得先有標準才能判斷。

孔子對於「仁」的定義是面向所有人的,令尹子文能為了楚國做出犧牲,對於同時期的其他國家並不能做到像楚國一樣,打個比方,我每個月把工資都交給我老婆,對我老婆言聽計從,這個能算對所有人好嗎?

在「奉公守法」層面,孔子定義的「仁」是既要「守法」,又要「奉公」,陳文子只能做到不違法,對社會無害,不能做到對社會有益,做出貢獻,所以不能稱為「仁」,打個比方,不犯法的人多的是,有錢有勢的人不犯法並不代表就比其他人高尚?


這章書有個往往被忽略的關鍵詞:子張。

為了解開謎團,我們不妨關聯另外一章書來解讀:

12.6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5.19章孔子教子張忠清,12.6章孔子教子張明遠。

讀者要留意,忠對遠,清對明。

忠以致遠,清以致明。

忠於心者其行遠,清於意者其言明。

未知,焉得仁。知,讀智。

論語智仁對稱,則智統攝智信,仁統攝仁義。

智信在言,言有明暗,智明,信暗。

仁義在行,行有遠近,仁近,義遠。

子文舉子玉而敗楚,不賢其當賢,雖近而暗,忠而不清,失在賢賢。

陳文子棄違而不救,不親其當親,雖明而遠,清而不忠,失在親親。

親親,忠以事上;賢賢,清以待下。

不辯賢親,失於暗遠,故曰:未智。

為政在得人,賢其當賢,親其當親,乃可謂之仁。(雖未充分,起碼必要)

子文文子皆有蔽於賢親,故曰:未智,焉得仁。

12.14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邦有道,則仕;行之以忠;言行相顧,危言危行,忠之始也。

邦無道,則隱;居之無倦;雖隱不離,危言孫行,忠之終也。

如此看來,行之以忠不易,居之無倦更難。


以下只是筆記,與答題無關。

中庸將智仁與勇並稱三達德。

智仁勇並稱,則勇統攝禮樂。

禮樂在動。動有弱強,禮弱,樂強。

智仁勇對應言行動,智仁勇並稱三德,言行動並稱三見。(見讀現。)

德統攝道德,見統攝中庸。

性中於道,情庸於德。

中庸分解為明暗,遠近,弱強。

明暗配天,配高明,李天之道曰陰與陽,陰暗,陽明。

弱強配地,配博厚,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弱,剛強。

遠近配人,配悠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近,義遠。

舜智,揚善隱惡,通於明暗。

回仁,片刻不違,通於近遠。

由勇,禮止義舉,通於弱強。

言行相顧,謂之動;言行不相顧,謂之見。

動在心,見在意,言在性,行在情。

性情混而濁,謂之心(intention);

性情分而清,謂之意(attention)。


耍得一手好太極。

但事實上,有些東西是很難說的。

就像宰我找孔子討論,守喪三年。孔子最後跟他說,你安心就好。

春秋雖微言大義,但是細細品讀,一些褒義詞用在不同的背景底下可能是貶義詞,而有些貶義詞用在特定的環境中也會是褒義。

假設,有些對話講的不是過去而是暗指現在呢?那回答起來自然也就要小心了。

從這些角度上來說,春秋亂也,也不是那麼難理解了。端看你怎麼想。

我覺得一些話,說不好會閃了舌頭。


關於此段,歷史上先儒有多種解釋,引文太繁,摭要如下:

一是孔子認為子張不可只看人一時的表現就遽許以仁,蓋就事而事而論,令尹子文可謂「忠」,陳文子可謂「清」,但此僅可知之事而言,仁為全德,未知其人是否一貴,不可輕許。故夫子亦言「君子而不仁有矣夫」,此言全德難守終生,又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個標準是極高的,故不知其人生平,亦不足斷定其為仁。若忠清如比干、伯夷,則夫子許之為仁矣。蓋比干之為忠,伯夷之為淸,皆千迴百折窮畢生之力,至死不渝。而子張述子文、陳文子之事皆是一時之行狀,不可輕許以仁。

二是知字與智相通,此句應為「未智,焉得仁」。子文舉子玉為令尹,子玉有勇無謀,城濮之戰大敗於晉,足見子文之不智。陳文子直言有勇氣而少涵養,「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故二者皆為不智,亦不得仁道。「猶吾大夫崔子」一句《魯論》作高子,乃齊大夫高厚,其人昏暗無識,崔氏殺之,乃弒齊君。子為敬稱,崔氏弒君之後還稱其為子於禮不合,且陳文子若如是說,豈非友邦之大夫皆如崔子欲弒君,於理不合,故應作高子。陳文子欲他國執政大臣為齊討崔氏,但見他國大夫亦多無能寡德,故謂如大夫高子。亦見陳文子無容人之道,所謂「邦無道,危行言遜」,陳文子則出言不遜,不能團結友邦,不足擔討逆大業,非智者也。且陳文子後來討逆不成返齊,與崔氏同朝,足見其為人前後不一。齊魯近鄰,夫子對齊國是很了解的。此外,《論語》有記陳文子後人陳桓弒齊簡公,夫子朝見哀公請討之。此有否影響夫子對陳文子的看法?此無實證存疑。

三是認為此文有「三仕」、「三已」、還有三個「違之」,非一時之事,子張與夫子俱是知道此二人經歷的。子文雖忠但過於執著,陳文子雖清但傲氣太甚,故不許以仁。仁者需把握中道,尤其是可「守經而達權」,即堅持原則亦能靈活運用。「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又說:「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夫子對知者,賢者亦是不許的,過於求知,過於求譽,失其中道。夫子亦言「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過於執著自己好惡而各成黨類,亦如知者仁者之過也。過於拘守規矩,或為情所困,是不守中道的,如子路喪姊,過了喪期亦不除喪服,因感情太深。夫子亦非之。子文與陳文子拘於一邊,未達「發皆中節謂之和」。亦如人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對於一點私慾也沒有的人,夫子也不輕許以仁,畢竟克服私慾是向內的功夫,須「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具備既克服私慾又可惠及民眾的中道,即「克己復禮為仁」,此乃大節。

以上解釋各有道理,參看有互相發明之處。也足見《論語》之微言大義,玩味之處甚多,學者可從容潛玩,一時有會於心,則自然有得。


孔子對高官的要求其實只有一個,鼓搗出政績。

比如管仲,品格沒這兩位好,既不忠也不友,被孔子吹上天。

餵飽更多的人,就是仁。官員品格高潔,作風清廉,只能講思想品質好。

某種意義上,中國現在的目標也依舊是達成仁的範疇。形式是次要,重要的是實質。


令尹子文是春秋戰國時代,楚國的名宰相。姓斗,名谷於菟。楚國是當時南方新興的國家。研究春秋戰國的歷史文化就知道,北方大概偏重於傳統守舊;到了南方,楚國是後起的國家,氣象就不同,文化思想都有新興開展的現象。同時他也有很好的政治家。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於後世所謂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號。他的道德、學問都很有修養,而他當時在國際間的聲望,大致相當於近代日本明治維新的名相伊藤博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他三次上台做首相,並沒有覺得了不起,一點也沒有高興過。「三已之,無慍色。」三次下台卸官,他也沒有難過。人在上台與下台之間,儘管修養很好,而真能到淡泊的並不多。一旦發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個神氣,馬上不同了。當然,「人逢喜事精神爽」,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難免。如果上台了,還是本色,並沒有因此而高興,這的確是種難得的修養。下台時,朋友安慰他:「這樣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這不一定是真心話。事實上一個普通人並不容易做到安於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詩說:「逢人都說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這是描寫當時在朝做官這種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樣,不足為怪。不但中國,外國也是一樣。「不喜不慍」,這是很重要的修養。此其一。

其次,上台終有下台時。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時固然很難,下山的時候更危險。因為向上爬很費力很痛苦,一定會小心。走下坡的時候,就滿不在乎了,但往往在這時出毛病。我們可以從爬山體會人生。人「上台終有下台時」,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遠演上去就沒有意思了。和電影、電視界的人一接觸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歡迎了。大家看慣了的面孔,就會生厭,必須要換新人。所以有時下來,換個面孔,蠻好!同是一個人,到別的地方站站,蠻好!此中也其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權位、名利之間,大家都說對富貴功名不在乎,但有人問我喜歡什麼?我一定說喜歡錢。問我有錢沒有?我老實回答沒有錢。當然,不應該要的錢不會去拿,危險的錢不敢去拿,所以一輩子也沒有錢。但錢是人人喜歡的,所以要講老實話。如果說「我絕不要錢」,這個話真不真?很難說了。同樣的說「我絕不要做官」,這個話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難說。富貴功名我很喜歡,可是絕不亂來,絕不幸致。這是坦白話、良心話,我喜歡,但不苟取、不亂來,這已經了不起,是很好的素養了。如果說我絕對不喜歡,那是假話。人要誠懇。所以做官,必須要學學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慍。我們看書時往往把這種地方很輕易帶過了,如果自己切實一體會,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應該的,你交給我做,只要能夠做的我儘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給別人做,心裡無動於衷。這還不怎麼難,最難的是:「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詳詳細細告訴後面接任的人該怎麼辦。普通交接,只說:「這事我辦了一半,明天你開始接下去。」就這樣了事,令尹子文,則把事情的困難、機密,全部告訴來接印的新人。多數人都會有經驗,新舊任交接,在交印時總不是味道,多半不願把困難的所在告訴新任的人。即使雙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樣。甚至原來兩個好朋友,一個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個到醫院去探望,關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時好轉。看了幾十年人情,頗恨眼睛還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頗靈光,這真不是件快樂的事!

這裡是說令尹子文對國家的盡忠負責。對來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他這種態度,在表面上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在外面做事的人,對這些要牢記,這是對國家盡忠,對自己盡職。在一個團體,就為團體盡忠,不為私事。所以子張問到令尹子文時,孔子便說:「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國家的忠臣,因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丟開了,完全為國家盡忠。「曰:仁矣乎?」子張又問到像令尹子文這樣的做法,他的學問修養,有沒有達到「仁」的境界?「曰:未知,焉得仁?」孔子說,「仁」是什麼他還不知道,他怎麼能算得「仁」者?他只是忠臣,仁還不夠。

對於孔子說的仁,我們在《里仁》篇中曾提到過的,這裡不再重複。

崔子弒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 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 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事情。齊國是魯國的鄰邦,當時有一大臣崔杼叛亂,殺掉了齊國君王莊公。孔子寫《春秋》的微言大義,前面已經說過,他常用一兩個字標明,衡論是非。這裡的「弒」字,就是《春秋》大義的微言。凡是叛變的人殺了上面的都稱為「弒」,所以在歷史上看到弒,就知道是叛變殺了上面,在歷史上永遠留下叛變的罪名。這是中國歷史哲學的精神,也是歷史的道德觀。無論怎樣成功,如果做了不對的事,千秋萬世都要負這個歷史道德的罪名,弒就是弒,殺就是殺。對敵人打勝仗就是克,不是敵人就不能用克。這是一定的、刻板的,所以崔子叛變殺了齊君就是弒。

陳文子也是齊國的大夫,和崔子是同事,地位相當。古代的交通工具,一部車子為一乘,用四匹馬駕駛。有馬十乘,就是有十部馬車,一共四十匹馬。以現在來說,小轎車就有十輛以上了,直升飛機幾架不去說他。「棄而違之」,對崔子的叛變看不下去,把自己的偌大財產都丟掉不要,逃離了齊國。「之於他邦」,又流浪到別的國家。春秋戰國時,每個國家都很亂,到別的國家一看,「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他說,這個國家的大臣們,也都是混蛋,和齊國的崔子一樣,都不是好東西。「違之」,因此又走。周遊列國,到處走。「之一邦」,又到了另外一個國家,「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又是感嘆!整個世界都是一樣,都在混亂,大臣都和崔子一樣,沒有好東西!「違之」,離開了。這個陳文子,後來不知到瑞士或者非洲的什麼國家去了(一笑)。子張就問孔子,老師,像陳文子這個人,你看,了不起吧?「子曰:清矣。」孔子說,好!很清高。清高的人往往比較自私,只顧自己,不能算是忠臣。否則,為什麼自己國家有難,棄而不救,到處亂走?這裡看不慣,那裡看不慣,難道國家太平了,就非要你來住嗎?

絕大多數清廉之士,最高的成就只到這個地步。他們清,很清。他們批評什麼事情,都很深刻,都很中肯,很有道理。但是讓他一做,就很糟糕。高尚之士談天下事,談得頭頭是道。不過,天下事如果交給他們辦,恐怕只要幾個月就完蛋。國家天下事,是要從人生經驗中得來。什麼經驗都沒有,甚至連「一呼百諾」的權勢經驗都沒有嘗過,那就免談了。否則,自己站在上面叫一聲:「拿茶來!」下面龍井、烏龍、香片、鐵觀音,統統都來了,不昏了頭才怪,你往地上看一眼,皺皺眉頭,覺得不對,等一會就掃得乾乾淨淨。這個味道嘗過沒有?沒有嘗過,到時候就非昏倒不可。頭暈、血壓高,再加上心臟病,哪裡還能做事?一定要富貴功名都經歷過了,還能保持平淡的本色,最了不起時是如此,起不了時還是如此;我還是我,這才有資格談國家天下事。不然去讀讀書好了。至於批評儘管批評,因為知識分子批評都很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只能做到清高。嚴格說來普通一般的清高,也不過只是自私心的發展,不能做到「見危授命」,不能做到「見義勇為」。所以古人的詩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也是從人生經驗中體會得來,的確大半是如此。屠狗輩就是古時殺豬殺狗的貧賤從業者,他們有時候很有俠義精神。歷史上的荊軻、高漸離這些人都是屠狗輩。雖說是沒有知識的人,但有時候這些人講義氣,講了一句話,真的去做了;而知識越高的人,批評是批評,高調很會唱,真有困難時找他,不行。

講到這裡,想起一個湖南朋友,好幾年以前,因事牽連坐了牢。三個月後出來了,碰面時,問他有什麼感想?他說三個月坐牢經驗,有詩一首。是特別體裁的吊腳詩,七個字一句,下面加三個字的註解。他的詩是:「世態人情薄似紗——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交了許多好朋友——煙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我聽了連聲贊好。這就和「負心多是讀書人」一樣,他是對這個「清」字反面作用的引伸;對社會的作用而言,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孔子對於陳文子這種人的評論只給他一個「清」字。總之,「水太清則無魚,人太清則無福。」這話很有道理。子張又問陳文子這個人,夠不夠得上「仁」的程度?孔子就說,他對仁的觀念都還沒有,怎麼可能達到「仁」的修養?

……

居、里的意義就是「自處」,「里仁」的意思也就是一個人如何處在仁的境界。處世,處人,尤其是自處,都要有「自處之道」。再明白點講,什麼叫「里仁」呢?就是我們隨時要把修養、精神放在仁的境界。現在討論「仁」。說到仁字,孔子學問的中心來了,頭大的問題來了。上面三篇中,第一篇學而時習之,學的是什麼?學的是仁。「仁」是什麼?兩千年以來,莫衷一是,這真是一個大問題。

最近,有位立法委員提出一篇質詢,就談這個「仁」字。前一個禮拜他把這質詢給我看,問我的意見,我說無可奉告。因為他已經提出來了,我們又何必再作討論?不過我認為「仁」字的確很難談,我這樣說也就是「微言大義」的精神吧!我們現在討論到這裡,全部《論語》的中心談「仁」,「仁」是什麼?過去有幾種解釋法。最有名的是「博愛之謂仁」,許多人談到仁的意義,都會這樣答覆,而且以肯定的語氣說,這是孔子的意思。其實錯了,這句話不是孔子說的,也不是孟子說的。孔家店的兩大股東——孔、孟都沒說過,這是孔家店的夥計——唐朝的韓愈講的。在唐代大家也討論什麼是「仁」的問題,而韓愈下的定義:博愛叫做仁。後世以訛傳訛,就認為這是儒家思想了。這也是有問題的。韓愈為什麼會下這個定義?雖然稱他「文起八代之衰」,他的定義不一定也是起八代之衰的。真理是不能夠用名氣壓住人的,韓愈的思想,並不都是孔、孟思想。他是研究墨子的專家,墨子的思想就有「兼愛」,大家現在忘記了韓愈是研究墨子思想的專家,所以他把墨子的思想,融會到儒家思想中去,把「兼愛」換一個字改為「博愛」,等於把長袍脫掉穿上西裝而已。後世不明真相,就以為博愛之謂仁是儒家思想的解釋。我們並不一定說韓愈這個定義下得不對。我們的態度要客觀,真理只有一個。我們拿哲學觀點來說,宇宙萬有的那個最原始的東西,哲學家說它是本體,西方的宗教家叫他作上帝,印度人叫「佛」,叫「如來」,中國人叫「道」。名稱不同而所指的是同一東西。等於饅頭與麵包,名稱不同,一樣是用面做成,可以吃飽的東西。所以我們不要被某一名詞捆住,各個表現的方式不同而已。

其次,漢代以來一直到唐代,對仁的解釋,漫無限制。古代書上不管說什麼,都「仁呀!仁呀!」的大談仁義之道。孔子講仁,孟子講義,最後連起來就是仁義;仁義即孔孟,孔孟即仁義。如果我們作八股文就這樣大作文章了:「仁義者,孔孟之說也,孔孟之說者,仁義之道也……」這篇文章通了。實際說了半天,如果以邏輯來批評,只有八個字:「陳言顛倒,不知所云。」等於清代乾隆年間才子紀曉嵐批評文章的一個故事,有一個學生拿一篇文章請他看,他引用了兩句古詩來評語:「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說這個學生的文章「不知所云,越說越遠」了。所以漢唐以來,一般學者講孔子之仁的,都可借用紀曉嵐這個批評,也是「不知所云,越說越遠」了。那時的學者,討論這個仁字的文章,有多達一百萬字的,這樣一個字會扯得那麼多,孔子何嘗有這個本意!所以我常說,老子寫了五千言,後世解釋老子的文章,古今中外累積起來,有幾千萬宇,到目前為止,外文翻譯有好幾十種《老子》之多,如果老子知道了,會把大牙都笑掉。大家講了半天,是不是老子原來的意思呢?張先生講的張老子,劉先生講的劉老子。誰的老子才是老子?

到了宋代的理學家,自認為繼孔孟之心傳。孔子傳心法與曾子,作了《大學》這篇書,曾子傳心法與子思,子思寫了《中庸》。子思傳心法與孟子,孟子以後失傳了。宋代理學家自認為又得了這個心傳秘訣。中間事隔千把年,不知道宋代理學家們在哪裡拿到這個秘訣的。其實他們把佛家、道家的東西挖了來,然後還要罵佛家、道家,所以宋代理學家的學問態度很有點不對勁,這種作法實在不大高明。其次,他們拿心性——哲學的道理解釋「仁」說:「仁者核之心也。」如核桃的仁、杏仁。同時他們又加上佛家的思想,認為萬物的果實,都是陰陽兩瓣,中間空心的,所以仁便是道體的心空境界。

宋儒另一個解釋,他們說醫書上麻木就叫不仁,可見仁是講心的知覺性的,他們這樣一來,暴露了身份了,這完全是佛家的話,不過硬將光頭的和尚,拉來戴上孔子的帽子。在唐代以後講孔孟的心法,而傳承孔孟之心法者,就是這些宋儒——理學家。

漢唐之學講仁,到底講什麼?我們勉強可以說他們講用。宋儒講的仁,則扯到哲學裡面講體。我們講了他們的缺點,也該說他們的好處,宋代及漢唐的儒家,各有所長,漢唐以來的儒家,了解孔子心法「仁」的用,宋儒借用佛道兩家之學,了解孔子心法「仁」的體。他們都有劃時代的創見,但每家都是不同的孔子。

講到體用,我們要順便提一下,拿中國唐代以後佛學原理來說,萬物只有三個理則——體、相、用。如這茶杯,玻璃為「體」,「相」就是它的形狀,「用」就是它的功用,即是可以盛液體的東西。抽象的思想,也是一樣。譬如我們現在講的,以孔子的《論語》思想為「體」,「相」就是二十篇《論語》,我們來研究、解釋。「用」是了解孔子以後,該怎樣去弘揚中國文化,其「用」就在此。

漢唐儒者對於仁都講用,而孔子當時講仁,也多半是針對那個時代講用。宋儒扯到哲學裡講仁的體,從現象來探究體,不能說在見解上沒有一點進步,但可惜的也只是各執一端,閉戶稱王而已。

了解這些資料以後,再迴轉看這個「仁」。「仁」是什麼?中國古代「仁」字就是這樣寫:人兩足走路旁加個二,為什麼不就旁加個「一」?「二人」是兩個人,就是人與人之間,有我就有你,有你我就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社會。一個人沒有問題,有兩個人就發生了怎樣相處、怎樣相愛、怎樣互助的問題,就是仁。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事,這是文字上的解釋。

南山當歸公眾號摘自《論語別裁》


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善守臣道,其處則不同,令尹子文三任三去,任而無喜去而無慍,可謂善治官之道也,孔子稱之曰「忠」崔子弒君陳文子以為亂禮,羞與崔子為伍,遂去之,孔子名之曰「清」邦有道,不居焉,孔子非之,邦無道,居焉,孔子恥之。此二公可謂君子也,然焉得仁,孔子曰不知,不知孰得爲仁,仁難言也。又曰「焉得仁」明只此二公之忠、清,不可不謂之依與仁,得仁則未也。先儒曰「仁者,人心之全德也」忠、清人之德,而未全之也。全之者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必不若二者之勉力也。邦安自然爲忠,邦亂自然為清,無可無不可,無為無不為,自然和順積中,自然有所爲有所不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仁矣哉!


看一下孔子評價的比較多的管仲,修齊治平是要分開的,差不多影響越大權重越大

孔子自己的學生,你看孔子評價誰是合乎於「仁」的?

而斗榖於菟和陳須無的事迹在春秋、國語、戰國策是有記載的看完了你可以自行評價


孔子自己說 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

他評價符合行仁的只有六個人 最有爭議的是 管仲

因為他身為齊國宰相 卻照顧了天下百姓

這就是仁的具體實現 所以活著的人一般孔子不評價


孔子自己掌握了仁的解釋權 活脫脫一個學閥 他算個屁啊 大成至聖先師都是後來封的 無他 統治階級需要他做牌坊而已 看當時的實際狀況 人家楚國這麼大一國家的令尹 比孔子高到不知道哪裡去 孔子做過什麼?魯國大司寇?錯了,《史記》是這麼寫的,但是人後面考證出來,他當時只是當的賓相,屁的大司寇。儒家學說聞名於當時,九成靠他的三千弟子這麼多的流量,九成裡面有九成靠他那位可與諸侯分庭抗禮的子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他以為顏回是最接近仁的,那是他瞎了眼,沒有子貢給他車馬費,周遊列國不用等到困於陳蔡之間,早特么餓死了。


推薦閱讀: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