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了一下历史资料,香港在被英殖民前属于宝安县,那一片区域以客家人为主,本地人没有说广府话的,可为什么现在和这地方八竿子打不著的广府话成了官方语言呢?


在1974年广州话获得香港官方语言地位之前,其已经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通用语言。数据如下:

根据1961、1971年的香港人口及住房调查报告,原籍广州、澳门等泛广府地区的比例一直最高,且1961年香港居民将广州话作为常用语言的比例已达八成:

1971年报告的原数据(全英):

△1971年将广州话作为常用语言的比例已经高达88.13%

更早年的人口调查报告没有包含详细的祖籍和语言统计数据,只有学者的估算数据,显示1949年香港以广府粤语为母语的人口比例为48.8%,仍显著高于其它方言:

而香港流失速度最快的方言也不是围头话、客家话,而是四邑话,锐减速度最快。

在一个移民社会,语言的替换有诸多复杂的因素,但在香港的例子中,以广州话为母语的移民数量长期占据压倒性优势,且在粤语区广州话也具有类似通语的地位,因此广州话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语言合情合理,并且有较长的历史了。

资料来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1971 Main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72

Fan Shuh Ching, The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4

刘镇发,苏咏昌,「从方言杂处到以广府话为主:1949-1971年间香港社会语言转用的初步探讨」


香港在开埠前,渔民说疍家话,香港本岛上有限的人口就是这些疍民居多。疍民讲的语言是一种乡下广府话,没有oe、yu,Hong Kong 应该就是他们的语言。新界的平原农民讲的是围头话,是一种莞宝片粤语。客家人相对这些人是后来者,形成的社区基本分布在丘陵山地进行山地农业,清代因为新作物和人口过密化,山地农业是一个新的发展点,所以现代统计到的客家围跟本地围基本能平分秋色。

不过问题跟这些关系都不大,明清全球化进程展开,海洋贸易的发展催化珠三角人口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清代广州一口通商,更让他如虎添翼。广府话由此占领了一个围绕「现代」形式的贸易产生的商人、市民的生态位。目前可以观察到的材料,在这个时期里,在整个西江流域的广府粤语逐渐驱逐了这个区域传统的政治消费型城市里的权威语言平话、乃至官话,这个趋势一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普通话挟另一种权威与粤语在现代城市语言的生态位里展开争斗。

回到香港,英国人租借香港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他当对接广州的贸易站,中国人都是广州商人背景和其周边产业的人口,新生香港城市的语言成为广州话自然而然。与此同时,新界农民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新界太公和客佬的围头话、客家话在1970年代以前,使用情况没有怎么萎缩,此后香港经济起飞,大量年轻人口被吸纳进城市转用广州话,香港各种乡下本土语言才逐渐枯萎。


经常出现「客家深圳」的谬论。不排除有不了解深圳(宝安县),以讹传讹,但更多的是某些人的别有用心,妄图达到「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是真理」,将广府和客家混居的深圳染成「客家」色!

真实的情况是,历史上的宝安县(包括香港)属于广州府,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县治一直在南头镇(今南山区)。宝安县城南头镇的居民都是讲广府白话,宝安县(包括香港)土著居民以讲粤语围头话为。自古以来,广府白话就是宝安县的主流语言。1957年以前,宝安县的广府人占居民的绝大多数。而现在的客家人主要聚居地——龙岗区——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属于惠阳县,不属于宝安县。另一个客家人聚居地——观澜镇,还属于东莞管辖。客家人是清朝康熙年间「迁海复界」,从兴梅、归善等地迁到现在的聚居地。

排除1979年成立深圳市后的新移民,原深圳(宝安县)土著居民约30万人,客家人和广府人的分布如下:

1、

深圳镇(1957年后的宝安县城,居民3万人,讲广府白话为主,客家人约2000人)

2、

附城公社(约1.5万人,粤语人口1.4万,包括湖贝、黄贝岭、向西、田贝、罗湖、渔民村、蔡屋围、南塘、笋岗、上步、福田、赤尾、泥岗、水库新村。除水库新村客家人口约1000人讲客家话,渔民村居民是解放后的海上渔民定居村,籍贯不一,但以白话为主要语言,其余的村都是粤语围头村)

3、

沙头公社(约1.1万人,岗厦、水围、皇岗、上下梅林、埔尾、渔农、沙嘴、上沙、下沙。除上梅林约800人讲客家话,其余的讲粤语围头话)

4、

南头公社(约1.8万人。除了蛇口几个渔业队,语言混杂(海陆丰话居多),其余的粤语白话1.3万人)

5、

西乡公社(1.6万人,除了靠近石岩的九围等两三个村。其余的都是讲粤语。粤人1.4万,客家人2000人)

6、

福永公社(1.2万人,广府人)

7、

沙井公社(1.2万人,广府人)

8、

松岗公社(1.3万人,广府人)

9、

公明公社(1.3万人,广府人)

10、

石岩公社(1.1万人,客家人)

11、

龙华公社(1.2万人。客家人1万,清湖、白石龙等3个粤语围头村2000人)

12、

观澜公社(1.3万人。客家人1.2万。樟阁坑、岗头、新田(半)等几个村粤语围头人2千)

13、

平湖公社(1.1万人。粤语围头人1万,唯一的客家木古村1000人)

14、

布吉公社(1.3万人。客家人)

15、

横岗公社(1.3万人,客家人1万人,广府村有荷坳村、黄阁坑、长表等村3000人)

16、

龙岗公社(1.5万人。客家人1.45万,围头话村500人)

17、

坪山公社(1.2万人。客家人)

18、

坪地公社(1.1万人,客家人)

19、

坑梓公社(1万人。客家人)

20、

大鹏公社(包括南澳,10000人,客家6000人。军话2000人)

21、

葵涌公社(1.1万人。客家人)

22、

沙头角公社(10000人,客家人)

23、

光明华侨农场(5000人,籍贯不一。以粤语白话为主要语言)

以上数据,是1979年以前,深圳原居民民系分布的状况。粤语人口15万略强,客家人口接近15万略弱,其他语言人口不到1万。深圳镇、附城公社、沙头公社即是如今的深圳市中心城区福田、罗湖两区,粤语白话人口占绝大多数。


先说一下宝安县,即今天深圳市的前身如果是说带有香港的宝安县,那是广州府的地盘,现在深圳客家人集中的龙岗、坪山等地区,那时候还没有划入宝安县,还在惠州府那边的惠阳,龙岗一带划入宝安县,那是后来的事了当时的宝安县县治在南头镇,即今天的南山,那一带是围头人集中区,几乎没有客家人,围头人属广府民系分支,说围头话,属粤语莞宝片,与东莞口音接近,是香港和深圳的本土粤语当时的宝安和现在的深圳一样是粤客混居,但是不同的是,当时围头人占多数,主流语言也是围头话,客家人在当时属于少数群体建国后,宝安县曾短暂划入惠阳地区,后来又把客家人占多数的龙岗一带划入宝安县,才导致客家人的数量超过围头人的,现在深圳的原住民广府(围头)和客家的比例大概是4:6再说回,割让前的香港,是围头人和客家人混居,一个广府(围头)客家混居的地方怎么就成为了以客家人为主的区域了?你当广府(围头)人不存在是吧?

因为组成"香港人"的人大多都不是本地人(使用客家话、围头话的人),而是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在这些移民各自的方言都不占优势,但因为早期华人社会中上层人士主要是使用广州话,所以广州话很快成为香港市区的通用语

***

香港开埠后,市区除原住民外,更涌入来自四邑、东莞、潮州等地的人民,各族群没有形成统一的交际语。至太平天国战争漫延至广州,大批广州市民涌进香港市区,才使广州话开始立足香港。

由于当时说广州话的都是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加上来港定居的广州人中不乏商人和知识分子等上流社会人物,使广州话很快成为香港市区的通用语这种情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基本定型。然而,在新界和今日九龙北部的农村和海上艇户,各种方言依然是当地的主要语言。

二次大战后至国共内战后的一段时期,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其中包括数量极多的非广州话人口,使香港市区于1950年代变得方言纷陈,其中以随资本家来港的上海话和随政要来港的官话势力较大。

由于平民社会中各种方言都不占优势,因此彼此间要以广州话为交际语,而本地出生的移民第二代便多转用广州话,使广州话逐步从不具垄断地位的主流语言变成占绝对垄断地位的华人惯用语言,而各种方言(客家话、围头话、蜑家话、四邑话、潮州话、闽南话、上海话)则只保留在家庭内部使用。

***

个人并不同意匿名用户的观点(港英政府为了割裂香港与大陆,防止大陆对香港的意识形态渗透再次发生。因此独尊粤语,禁止国语)。

如果港英政府真的想禁止国语,在1974年香港通过《法定语文条例》,订明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语文的时候,就应该会将中文定为"粤语(广州话)"。但是该条例并没有定义哪一种"中文"(国语/普通话/广州话/其他方言)。

港英政府只是为了普及教育,而采用社会上的最普及的通用语作为沟通、教学和广播的语言,其中政治的考虑应该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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